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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潮商档案丨罗氏家族历经三代而成香港地产巨富

    被香港商界尊称为“罗伯”的罗氏家族上一代大家长罗鹰石,出生于潮州府普宁县(现属揭阳市)泗竹埔村。1963年他创办了鹰君集团。70年代,罗鹰石将旗下的酒店、地产等产业上市,积极发展住宅物业。后来,亏损约20亿港元的他培养继承者罗嘉瑞和罗康瑞携手东山再起,使罗氏家族历经三代成为香港地产巨富。他们给香港地产业留下的不仅仅是几座地标,或是几段商业传奇。 朗豪酒店 鹰君中心 从鹰君中心顶楼的会议室的整幅落地玻璃向外眺望,隔着一个维多利亚港,可以看到旺角朗豪坊那圆球型的屋顶,往南面看,中环的花旗银行广场屹立在花园道半山之上,这两座罗氏家族的地标遥遥相对,见证着自80年代起鹰君集团的辉煌成绩。而这个位于鹰君中心总部顶层,由罗嘉瑞一手设计的会议室内,英伦风格的装修,搭配随处可见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包括绘画与雕塑,这种风格与由他投资的朗豪酒店一脉相承——朗豪酒店是香港最多当代中国艺术收藏的酒店,每个月都有当代艺术展,被视为香港的中国艺术重要展厅,酒店收藏了超过1,500件艺术品,基本都是由罗嘉瑞本人亲自挑选。 67岁的罗嘉瑞步入会议室,依然显得步履轻捷、身材挺拔,他50岁才开始学骑马以及弹钢琴,至今仍坚持每天弹钢琴1-1.5小时以锻炼手脑协调,他笑说“虽然有时弹着弹着很想睡着,但定下的目标一定要执行”——他的自律与严谨从中可见一斑。 罗嘉瑞 罗嘉瑞是鹰君集团的主席,也是父亲罗鹰石为家族精心挑选的继承者。从1980年以心脏科医生的身份回港协助父亲运营公司产业开始,至今在实业投资上他从没出现过失误。而他的哥哥罗旭瑞,弟弟罗康瑞、罗启瑞均是商界精英,当中二哥罗旭瑞主理世纪城市、百利保和富豪酒店等上市集团,四弟罗康瑞的瑞安集团及其上海“新天地”成为了国内典范,是内地著名的旧城改造专家,六弟罗启瑞主理以大型建筑工程见长的新福港集团。长姐罗慧端及长兄罗孔瑞也在建筑和地产业资历深厚,数十年来一直担任鹰君集团执行董事。五弟罗鹰瑞虽然没有涉足商界,却是著名心脏科医生,在中环有自己的诊所,还和多名专科医生合办医疗网站,提供医疗健康资讯。在香港,财阀家族有很多,但像罗氏家族这样一门俊杰、每个都能独当一面的并不多。 罗氏家族的上一代大家长罗鹰石,被香港商界尊称为“罗伯”。罗鹰石出生于潮州府普宁县(现属揭阳市)泗竹埔村,祖上世代务农。到了其曾祖父那一辈,由于种种原因,欠下了巨额债务,仅靠在当地种田,根本无力偿还。罗鹰石的父亲罗功贤是长子,为了还债也为了全家人的生计,他带着几个兄弟以及妻儿一同来到泰国,最初是当小贩,贩卖土产之类的农副产品,后来又做点杂货之类的小生意。直到数年后,罗家才还清了债务。 也是因此,罗鹰石一直到10岁才在泰国上私塾接受启蒙教育,曾短暂回到故乡到汕头读中学,后来因中国内战开始,罗鹰石再度回到泰国。从17岁开始,罗鹰石开始跟随父亲学习做布匹生意,年纪轻轻已走遍上海、天津甚至日本替老父买货。1938年,罗鹰石到香港开设「罗瑞兴」布匹行,当时他只会说泰国话和潮州话,还要聘广东话翻译。到了1951年,罗氏家族分家,罗鹰石分得十万港元,继续做中、泰两地布匹、染料贸易生意。到了1955年,罗鹰石已经赚得第一桶金100万港元。而从1956年开始,罗鹰石看好香港工业发展,开始进军工业地产,他进军香港地产甚至早于李嘉诚、霍英东、郭得胜等大亨。1963年他创办了鹰君集团。鹰君集团的名字是罗鹰石在自己的名字与太太杜莉君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寓意是“鹰中之王”,这个名字也是警醒后人,不要只看近处,而是放眼长远。 到了70年代,罗鹰石将旗下的酒店、地产等产业上市,并趁1978年内地移民大量涌入香港的机会,开始积极发展住宅物业。到了1981年,鹰君旗下上市公司市值超过9亿港元,成为香港20大地产公司。但由于过快扩张,到了1982年的股灾,香港地价、股票大跌,鹰君系一度陷入困境,到1983年9月,鹰君系三家上市公司亏损约20亿港元。 也在此时,罗鹰石急召在美国做医生的三子罗嘉瑞回港协助经营。罗嘉瑞说,在36岁之前,他没想到自己将来会从商,因为“7岁起我就想做医生”。他27岁成为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医学博士,在密歇根大学担任内科及心脏科医生,并从事核子心脏素描研究。1983年他回港前,对香港地产律例认知很少。 罗嘉瑞回港后第二年,协助父亲以壮士断臂的手法,将账面原价4.64亿港元的富豪酒店业务以0.9亿港元出售给亚洲证券公司,进行债务重组,迅速降低了负债额。后来富豪酒店被罗鹰石次子罗旭瑞收入囊中,罗旭瑞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活跃于香港资本市场,以收购兼并见长。 1985年,在罗鹰石和罗嘉瑞主持下,鹰君集团集资2亿多港元,进一步减少债务,而且该年地产市道复苏,鹰君集团仅用了两年时间便实现了扭亏为盈。到了1986年,鹰君盈利比前一年增加4倍,重新活跃于香港地产市场。 到了1989年的敏感时段,当时适逢中环花园道地王拍卖,此前曾被预测成交价将达57亿港元左右,而当时香港众多大亨对后市失去信心,地块起拍价下调至25亿港元左右仍无人敢举牌。罗嘉瑞却在1989年6月拍板以27亿港元的价格,购入该地块,耗资约20多亿港元建设为如今的花旗银行广场,目前物业估值高达379亿港元。同一年,鹰君集团与香港市区重建局签署了一项协议,在旺角破旧的红灯区合作重建四幅地块,这就是朗豪坊的前身。1996年,罗嘉瑞力主集团购入英国伦敦朗廷酒店,并于2003年开始建立朗廷酒店集团及旗下品牌。11年后,朗廷酒店集团已经跻身全球豪华酒店集团之列。 这三件事也是罗嘉瑞一生感觉最为自豪的事迹。尽管以上三项投资的投资收益比差别很大。罗嘉瑞表示,花旗银行广场项目,主要是看准了时机,不用太费心,收益率已经超过了本金的6倍。而朗豪坊项目是鹰君产业里做得最辛苦的,在鱼龙混杂的旺角,拆迁用了10年,耗费了40亿港元收购土地,才拆迁出约1.7万平方米的地块。而为了将老旧的旺角区融入现代都市全景之中,设计与建筑也花费很多心思,整个工程耗费了5年,开业前又遇到非典袭港,不被业界看好。但最后这个项目获得空前成功,改造了旺角的形象,也成为公司的优质资产,罗嘉瑞认为它虽然投入产出比不及花旗银行广场,但那种成就感非常激励人。 而从旁观者角度来看,自从朗豪坊落地,砵兰街的商铺店租开始10级跳,从每平方英尺10港元上升到200多港元。因为租金上涨,昔日红灯区的霓虹灯也日渐黯淡,夜总会、麻将馆、桑拿按摩等也慢慢迁出这一区域。更重要的是,朗豪坊日渐弥合了弥敦道两边的发展不平衡。很多外地游客宁舍传统中心区的酒店而来这里,因为那些地方感觉不到身处香港,而这里每天一开窗就是扑面而来的本土风物。有新旧、中西、中产和草根的一个杂交生物,才像香港。当罗康瑞在上海破败不堪的旧城区上建造了上海“新天地”时,其兄罗嘉瑞也在香港旺角这个出名的“红灯区”,打造了香港最繁华的中高端商圈之一“朗豪坊”,旧城改造所需的创意、耐心与细致,也许出自罗氏家族一脉相承。 朗廷酒店集团及旗下品牌则用了10年才确立起来,这是中国人首次在以欧美品牌为主的世界优质酒店品牌中拥有一席之地,这种感觉就像香港从前的制造业只是做代工,但后来香港的设计与品牌已经越来越获得世界认可一样。 罗鹰石晚年一直牢记70年代末因为看错一次地产循环周期而导致公司遇到重大危机的教训,时时告诫子女要稳扎稳打,做生意首重诚信,不要贪心,不要冲动,一定要衡量后果,计划周详而后行事。 罗鹰石与妻子杜莉君结婚70余载,育有六子三女,一直不离不弃,罗鹰石还不时写诗哄太太欢喜:“杜家玉女闺里藏,不扫娥眉不尚妆”。而罗鹰石一直到晚年,如非身体不适,仍坚持每周五天回总部鹰君中心33楼上班。这种重视家庭、勤勉自律的性格也同样遗传给了罗嘉瑞。罗嘉瑞每天准时6点半起床,游泳一小时后,看过当日的时事报纸就会回公司工作。到了晚上六七点下班,每周最多应酬两晚。而每个周日,罗氏家族的成员都会集体回到罗家大宅聚餐,与90多岁的杜莉君共享天伦之乐。 也许由于前半生颠沛流离,受教育机会不多。罗鹰石对子女教育很上心,六子三女均是名校毕业,学习能力强,对新事物上手很快。罗嘉瑞回忆,父亲给他们的印象一直是一个严谨而有要求的人,母亲则十分贤惠慈爱,对他们的创意永远持鼓励态度。这种家庭环境下,每个孩子都自幼对新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及探索愿望,不乏闯劲但一直有着原则上的坚持。 罗嘉瑞自称是个非常热爱学习的人,他要求自己学医要成为技术人士,学弹琴要弹得好,骑马要骑得好一样。他幽默地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自己的心态:“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一个物种必须学会积极的创新,并把最好的东西代代相传以改变种群的特质;放弃学习和自我更新,意味着让优秀的基因失传。” 罗嘉瑞前半生致力于医学事业,而回香港后,除了担任鹰君集团的管理层,他还曾担任香港医管局主席、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委员会理事,他创办了香港创业板并成为首任主席,同时也是香港上市公司商会主席。虽然卸任创业板主席多年,但至今他仍对香港的金融事务很热心,他曾为自己创办的创业板沦为小企业转到主板前的“过渡板块”,而不是像美国纳斯达克一样扶持创新、孵化潜力公司的板块深觉遗憾;也曾为推动阿里巴巴到香港创业板上市而向金管局荐言。 而在罗鹰石的儿子中,四子罗康瑞是最早自立门户的一个。罗康瑞70年代从香港建筑业起家,1985年成为最早进军上海楼市的香港开发商,后来以上海“新天地”成名,而成为内地各大城市争先抛出橄榄枝的旧城改造专家。1971年罗鹰石给他10万元创业,也是有息贷款。罗嘉瑞说,父亲从来没有要求所有儿子都要接班家族事业,他会根据儿子们的不同性格,放手让他们去闯出自己的天地。 上海“新天地”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当潮州人罗鹰石在香港创出一片天地时,他膝下九个子女也在演绎着各自不同的商业传奇。如今兄弟们各自执掌一方事业,罗嘉瑞十分强调“家族的力量”。他认为海外的家族企业,会更偏重于数字和报告,令企业更关注短期的业绩以及资本市场的声音。而东方的家族企业有着家族的文化传承精神,更立足长远,长辈和兄弟之间经常交流,企业掌舵人要学会更好地平衡和控制未来的方向。 从旁观者角度,罗氏家族给香港地产业留下的不仅仅是几座地标,或是几段商业传奇,而是它为狂飙突进的地产业提供了另外一种发展的可能:有长远打算的公司,应该不那么分秒必争。

    0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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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印顺大和尚:要在经济发展中找到内心的幸福

    博鳌亚洲论坛·宗教领袖对话,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印顺大和尚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如何面对新挑战发表自己看法。 印顺大和尚:当我们希望的是,不要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间迷失了自我,制造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制造了人与环境的对立,经济的发展可以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我们对经济发展中也希望能够找到我们内心的幸福。 在谈到中国进入对外开放新阶段,文化如何助力构建国家软实力,印顺大和尚表示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包容互鉴是基础。 印顺大和尚:加强与周边国家地区沟通和联系,增进与各国人民的感情,是丰富和完善我们各自的文化体系,共同应对我们人类在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0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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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慈诚罗珠堪布:命由己造 别让内在硬盘感染病毒

    文:慈诚罗珠堪布 完全是一样的道理,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各种各样储存在我们的内在的硬盘上面的东西,这个数据,个人化的数据,跟我们的感官和所谓的外在的世界接触了以后,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现象。 电脑,实际上就像模拟我们的阿赖耶识制造的一样,当然不是模拟的,很像是一个电脑的原理,数据,还有显示器,等等,就像是一个完全模拟我们的阿赖耶识和现实生活一样的,但是我们相信这个不是模拟它的,但是看起来,就是很像是一个模拟制造出来的一样。 这时我们看到了以后,叫做现实生活,已经变成了现实生活,已经变成了屏幕上的东西了,而屏幕上的东西怎么去删呢?没有办法删,就是要从文件上删,就是要从硬盘上去删,屏幕上那样去删,没办法去删,我们去摧毁这个屏幕嘛,没有办法删。 同样它已经变成了现实生活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菩萨怕什么呢?就怕硬盘上不好的数据,他知道,它会导致非常非常不好的命运,所以,菩萨很怕硬盘上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他时时刻刻都去检查硬盘上有没有这样的数据,如果有,他及时地删除,他特别地关注这个硬盘上的数据。 然后,我们凡夫,我们普通的人根本就不在乎这个硬盘上的东西,我们只在乎这个屏幕上的东西,他屏幕上出来了以后,然后我们想拒绝它,但是不成功,怎么去拒绝?没办法拒绝了,都已经变成了屏幕上的东西,除非闭一只眼,没办法的,这个时候已经没办法的,已经变成了。 但是我们凡夫的想法是这样的,他不去关注这个硬盘上是什么样的,他不管,硬盘上不能储存不好的这些数据,他也不管,如果已经有了这样子的数据的话,那还有一个办法是删除,他也不删除,他尽量地储存各种各样不好的数据,他不去删除,他只怕屏幕上的这些东西,这个是没有用的。 菩萨就不怕屏幕上的东西,为什么?菩萨就知道,如果已经变成了屏幕上的东西,怕了没有用,这个时候不用怕,这个时候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唯一的办法就是这个,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勇敢,已经变成了屏幕上的东西,你必须要,这个时候你闭着眼睛没用的。 你用眼睛去看,但是看的时候,你也可以有一种办法,虽然是看到了,虽然是听到了,但是它不会影响到你有一种这样的方法,听到不好的声音,但是它也不会影响你的情绪,看到了不好的东西,他也不会影响到你的心情,有一种这样的方法去转变它,但是屏幕上的东西你要拒绝,这是没有办法的,已经是没有办法拒绝了,所以我们只能想办法把屏幕上的这些图像不要影响到我的心情,不要影响到我的情绪,就要想这个办法,这个时候要勇敢地面对。 这个时候不面对,逃避是最愚昧的做法,时时刻刻不断地储存太多太多太多的不好的信息,然后呢,根本就不管它,然后在这个屏幕上出来的时候,然后想拒绝,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幼稚的做法,是永远都不会成功的。所以,菩萨或者是有智慧的人,是倒过来的,已经变成了屏幕上的东西的时候,勇敢地面对,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还没有变成屏幕上,还在硬盘上的东西,我去把它删除,就对了,这是佛菩萨的选择。 佛的教育就是这样子,这个叫做命由己造。命运是我自己造成的,不是造物主给我的安排,也不是佛菩萨给我的安排,是我自己的,当然,比如说我要做打坐修行这样的好事,播下一个好的种子,我需要一个帮助是什么呢?就是佛菩萨的指点,连这个都没有,那我可能是没办法,只要有这个,真正的播下种子是我自己去播的。

    0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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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太厨具董事长茅理翔:家族企业传承现实与未来

    家族企业传承现状折射出来的,不仅仅是二代接班的能力与意愿的问题,更多的是代际沟通与理解的心理问题。这是关系到能否“富过三代”的百年大计。 长青的梦想与传承的现实 在中国大陆,虽然10年前人们还不怎么提“家族企业”这个概念,每每提起,也联系到保守、守旧。但经过这么多年的进步,国人又重拾家族传承的理念,越来越意识到,拥有一个百年老店是荣耀,而不是负担。 但从家族传承的现实来看,目前的主要问题出在两个方面。第一,家族两代人之间理念和意愿的分歧:究竟谁来接班,怎么接,什么时候接。第二,家族里亲戚太多,介入家族企业过多而导致矛盾太多,人情问题难对付。 有的家族儿女太多,人人都想接班,矛盾频发,众口难调。有的家族,独生女儿生性内向,对家业毫无兴趣,也迟迟找不到有商业头脑的女婿,头疼后继无人。有的家族,父母抱怨儿子贪玩不上进,儿子却因为父母常年累月的训斥让他感到不被信任和尊重,所以破罐破摔。 这种种矛盾折射出的,不仅仅是能力与意愿的问题,更多的是代际沟通与理解的心理问题。这关系到能否“富过三代”的百年大计。 因为此问题的重大,所以我捐款2000万元给浙江大学,希望通过3个5年的实践,形成一个针对家族企业特殊人群的特殊教学、培训、咨询、跟踪服务体系,找到“家业长青”的答案。 我眼里的“二代” 那么,目前探索的二代传承问题有哪些共性解决方案呢? 创一代通常出生于1950、1960年代,艰苦朴素、吃苦耐劳,有强烈的使命感,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看重实业。而二代普遍拥有高学历,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有海外留学经历,见多识广、创新意识强,比较看重文化创意和互联网相关的产业,在90后二代身上,这一点极为突出。 但是,和父辈相比,二代缺少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以及对企业生死攸关时刻的把握和敏感,缺少面对危机时的应变魄力和能力。尤其对仓促接班的二代来说,因为没有经受过挫折,而对创业持有想当然的懵懂和乐观。 另外,看不起父辈的二代也不在少数,对有些人来说,父辈的基业是一件并不喜欢的礼物甚至负担。 尽管有种种问题,以我对二代的观察,虽然2010年以前,创二代被贴着“富二代”和“负二代”之类的标签,其实这个群体有很多精英。他们与没有受过“创业家教”影响的年轻人相比,更成熟,更早接触到社会真相。他们有父母打下的基础,实现创业梦想更容易,也更有保障。因此,未来30年必然是创二代的天下,他们之中将诞生很多伟大的企业家。 而二代接班者在我的经验里,没有留过学的人创业更容易成功。不是说通过留学开阔眼界没有用,而是说长期在国内的人更懂得国情,准备得更充分。留过学的二代中也各有不同,一类人回来以后已经看不上旧的产业和模式,高不成低不就;还有另一类谦虚好学、洋为中用,对新产业模式和机会有更多思考,这样的海归容易成功。 二代的最大对手是没有创业经验的同辈年轻人,他们有强烈的创业愿望,擅长创新,因为没有资源,所以也不害怕失去,敢豁出去,简简单单搞一个产品就能上马。 对二代要有耐心 二代能否延续前辈的成功,保持基业有效传承,需要一个宏观完整的体系,从战略眼光、经营管理能力,到道德素养、健康的心理等,缺一不可。而使命感、能力、责任感、道德品质,都是可以培养和磨练的,所以成功的创二代是一定能够被带出来的。 IBM的二代“小沃森”,年轻时是个纨绔子弟,后来的从军经历让他内心发生了巨变,他以军人的意志和魄力来创业,成了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意大利的菲亚特,是爷爷传给孙子。那个孩子也是一个败家子,但后来出了一次车祸,突然醒悟开始专心事业,最终成为一代工业楷模。 谁能传承家业,是需要时间来证明的,老一辈需要传承,而新一代需要闯荡,需要验证,他要追求自己梦想,需要先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梦想可以和家族梦想联系在一起。 5年,10年,15年,经过严密持续的培养和言传身教,优秀的二代企业家是能够产生的。你要相信时间和家族的影响力。如果时间不能给予你想要的结果,那就是后代的志趣不在这里,只好另谋他法。 方太传承中的“口袋理论” 我女儿创业在先,她的凌克电器公司由她全权管理,我儿子没有权利参与。同样,方太是我和儿子一起创建,让儿子交班是顺理成章。他们两人能力都很强,各做各的是最好方式。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传男不传女”,“传给长子”。但时代变了,观念也应该有改变,应该是谁优秀,谁适合,就把家业传给谁。 有的二代可能是家族的唯一继承人,但不一定具备创业者的素质或创业意愿,属于被动传承家业。与其强行把使命交给他,留下衰败隐患,不如选择更适合,也更愿意接班的人。 我有一个“口袋理论”:把最多最重要的钱放在“一个口袋”里,否则会给企业埋下“定时炸弹”,最终导致家族和企业的分裂。 两个子女以上的家庭,儿女能力有高低,意愿也不同,那么按照“口袋理论”,应各自立户互不干扰。能力不强的则不必自立门户,原有公司里给他一定的职位或者股权,但不让他参与决策。而对同一个“口袋”的继承,儿子不行就培养孙子,没有儿子,女儿又没有能力继承,那就选一个女儿喜欢也有能力的女婿,让女婿改姓来传承,生了孩子,必须姓你的姓——日本的松下幸之助不就是这么做的吗? 1996年我和儿子一起创立方太。“带三年”过程中,我将研发权交给他,他研制出第二代抽油烟机,1998年销量全国排名第三;然后在“看三年”过程中,我又把营销权交给他,他把公司原有体系改成股份制,销量做到了全国第一;“帮三年”阶段,我基本上看都不看,已经彻底放心了。 儿子茅忠群对方太的改革,从管理理念、制度优化、品牌更名等各方面都很成功。我的心得是:对接班人要信任,要放手,要帮助。要全心全力的鼓励和帮助他,让他有试错的机会和进步的动力。 “富不过三代”的最大挑战 “人情”、“血缘”是中国人做事业绕不开的一种情结,中国人做企业难以富过三代的最大软肋,就是让人情和关系凌驾于制度和规则之上,凌驾于企业发展规律之上。很大程度上,家族事业的成败都与之相关。茅家人格外齐心协力,很好地平衡了亲情、人、制度和规则之间的关系。 当一个企业做大做强后,职业经理人的引入是必然的,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家能够解决和预见所有的问题和危机。经理人能帮助企业走向更远更高的地方。二代要信任他们,给予他们权力,但又要慎重放权。要保障职业经理人为你所用,更要加强企业制度的保障。避免遇到职业经理人水土不服、不起作用的情况。要平衡考量他们的专业能力和道德品质,这不容易。要练就长期长远看人的眼光。 我能给后代留下的财富,更多是创业精神和做大企业的梦想,而不是钱。我们方太,宁做500年,不做500强。即便有一天科技发达,人类的生活方式改变到不需要抽油烟机的程度,或者说后代中有人想做汽车,想造船,产业扩大或改变形态了,也一定不能丢掉方太的牌子,方太一定要成为百年品牌,一代一代传下去。

    0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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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佳副董事长谢萌:探讨企业传承之路与融合之道

    横跨广州新城市中轴线, 雄踞天河商圈中心——行走在华南最繁华的商业圣地,你也许不会错过正佳广场。这一城市商业地标的背后,有着商业地产领军人物谢铁牛与谢萌这两代企业家共同创业、父子之间价值传承与无间合作的故事。 近日,谢萌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这位新崛起的最具领导力和影响力的二代领导者,举手投足间,展现出东西方文化融合后的自信、热情与睿智。 从0到1,融贯中西   2002年,获得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金融学士学位后,谢萌已经进入顶级投行美林银行工作。彼时,父亲在广州天河路投下40亿人民币(6.4831, -0.0249, -0.38%)的资金,展开正佳广场的项目,需要一名得力干将,希望儿子能够回到家族企业帮忙。面对父亲的召唤,谢萌毅然辞去美林的工作, 2003年回国正式加入家族企业。这一年,他刚满22岁。   “任何行业都有从0到1的过程。很多人说我上来就从一开始干,这干不好,要从最基础做起。”在谢萌看来,即使没有经历过基础工作,也要早晚回来补这堂课。起初进入企业, 从股票经纪转到商业房地产的他对企业毫无头绪,需要一个能够深入观察并了解企业运营的机会。这次,他选择从工地做起。   谢萌开始在工地上学看各种天花板、地板材料,了解最基本的土建与基础装修,和工人一起呼吸漫天尘土,鞋子也曾被地上的钉子刺穿。就这样,谢萌在工地工程第一线磨练了一年,随后负责物业管理,经历招商运营部、市场部。从正佳广场刚刚封顶的土建,到如今开始接手全面管理,谢萌完整地经历了商业地产项目的每一个环节。   在谢萌看来,30年改革开放之后,很多民营企业第一代尚未放权退出,但相当多数已经面临运营瓶颈。第一代往往对市场就把握得准,因为他们是最了解中国国情的,但后续管理急需解决系统化、体系化的问题。   谢萌坦言,起初归国后也有很多不适应, 在国外的他习惯了按照固定流程和规则办事, 为人行事也具备很强的专业性。突然转变到国内的环境之下,会觉得什么东西都看不惯,中国人在思路上往往比较抽象模糊,行事起来也较为随意。“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就是中国的国情,需要慢慢适应才能做事,所以做生意也先从做人开始。”   “事实上父亲给我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做生意首先要学会做人,把人做好了才会有别人帮助,才能跟他人合作。”谢萌对此印象深刻。“很多事情用简单方法处理不了,着急并不能推动进程,要学会‘等’,但并非是消极拖延,而是积极等待转机。在复杂的过程中实际上创造了时间和空间的缓冲,最后会发现新的解决之道。其实,这就是东方人的智慧。”   谢萌认为,凡事必须经历从0到1的过程, 实际上也是在训练自己的内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000年开始建正佳广场这个占地面积5.7 万平方米的项目,所以那时就是和工人同吃同住,体会工人的生活才知道如何去与工人打交道,才能扎扎实实地把一个大家认为不可能的项目变为可能。”谢萌回忆道。30万平方米的单体规模,也让正佳广场一度成为全中国最大规模的购物中心。   三次蜕变,融汇想象   从和工人们在正佳广场的工地上干起, 开业后谢萌带领团队仅用六年,就使42万平方米的正佳广场商铺出租率达到97%以上,商铺开业率超过90%以上,打破了大型购物中心最少守5年的行业惯例。随后的5年间,从为这个华南地区最大的购物中心策划展会活动,再到启动正佳艺术中心,正佳已然由“亚洲体验之都”蜕变为“家庭时尚购物超级体验中心”。   肖伯纳说,历史的进步往往需要狂人的推动。循规蹈矩便没有了创新。谢萌认为,“做商业最重要的是想象力,想象力最重要的是在于跨界,正佳不断在做挑战想象力的事情。” 谢萌坦承,零售行业正在面临着挑战,由此, 大家更多地也在思考“未来的购物中心是什么样的”。   市场越来越细分,越发需要抓住消费群体。从开始对于市场杂乱无章的认识,到利用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抓住目标客户群体,这是任何一个企业都会经历的阶段,正佳也是如此。起初“亚洲体验之都”定位,需要所有层面的人群参与,到后面调整定位为“家庭时尚体验式购物中心”,聚焦于家庭人群、时尚年轻人的市场。   出现这一战略定位观念转变的契机,正源于谢萌对于上海正大广场的借鉴与观察。司徒文聪于2005年8月接手正大广场,成为第四任总裁。当时的正大广场,一直力图成为整个华东最顶级的购物场所。但调查发现,整个华东地区最缺的是以家庭为核心的,有大批的娱乐项目和餐饮项目的购物中心。“司徒文聪给我上了一课,商业体首先要有极大的客流能力,正佳就适时引入了快销产品、娱乐项目,增加餐饮,集中大人流。”   在谢萌看来,现阶段正是一场继续深化的“零售革命”,正佳经历了三次定位改进, 从“亚洲体验之都”到“家庭时尚体验式购物中心”,而现在要打造的,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世界人民都喜爱的“超级体验中心”。   “在零售业态之外打造一个海洋馆,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对于新式业态重新学习的过程。”对于正佳广场而言,极地海洋世界将成为其商业运营模式的最大创新。在谢萌眼中,这也许将是正佳商业运营的新蓝海,“我们一旦拥有了世界级的体验设施,也预示着我们开始摆脱单一的商业租金模式,拥有更加广阔的成长空间”。   此前,正佳演艺剧场也已开业亮相。“正佳不仅仅是要成为城市商业地标,更要成为城市的文化地标、艺术地标,海洋世界的落成将成为正佳广场重构商业生态,从Shopping Mall转变为Shopping Park最为关键的一步。”谢萌满怀自信。   商业+文化,融合智慧   如今谢萌将正佳广场定位为“家庭时尚超级体验购物中心”。而这背后的逻辑,正是商业和文化的融合之道。   “物质最大化让我们得到暂时满足,但是也会带来心灵空虚。所以必须融合文化,文化是一个人或一座城市的精神坐标和灵魂皈依。所以正佳希望创造出来更多能够带给别人快乐的体验,这是我们的使命。”   谢萌认为,正佳广场一直以来的体验核心就是商业与文化的融合之道。把梦想变为现实,把快乐带给别人,是一直坚持的事情。为此,正佳广场建设了一个58000平米的海洋馆, 海洋可以说是所有生命和文化的起源;设立了“离天空最近的音乐剧院”——正佳文化艺术中心,这是全世界最高的一个剧院,上演音乐剧,可容纳580人;此外,将韩国“乱打秀”引入正佳,驻场表演一年。   谢萌也在尝试不断将各类技术解决方案引入正佳广场,来解决企业痛点问题,比如互联网招商平台——方橙科技,是专门设在北京的平台;提供服务于商业地产运营链的互联网金融服务;此外还有第三方支付牌照。谢萌认为,互联网技术只是各种科技创新中的一类, 此外还有各种3D技术、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都在不断实现着技术革新。科技也会把正佳变成多屏互联的O2O平台,可即时下单、送货,利用科技来优化体验。   无论是科技革命还是创新,无论有什么样的商业新模式、盈利新模式,都离不开“以人为本”。如何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求,这其实就是工作中值得关注的。在谢萌看来,技术革新可以帮助人类实现愿望,在让生活更加便利的同时,也会让人们觉得身边的一切都是唾手可得,反而不加以珍惜。在这个过程中,物质化的最大满足反而刺激了心灵的极度空虚,人与人之间缺乏贴近的交流。   “一定要寻求心灵上的平衡,创造和心灵贴得最近的东西。”谢萌认为,之所以建设海洋馆、剧院,就是因为这些都是可以打动心灵的东西。当人们带着孩子或朋友、伴侣去海洋馆的时候,实际上创造的是一种心灵上的交互,共享一个成长空间。“我认为生活中不仅要有科技的翅膀,心灵上还要有羽毛般柔软的翅膀。万物生长皆遵循平衡之术,中庸之道, 这是中国人的东方智慧。”   对于中国家族企业而言,掌门人是否有心胸去放手,创造一个更包容和多元的环境,是能否吸引到更多人才的重要因素。   企业常青,融昭内外   谈到家族企业的百年长青,谢萌认为, 无论是一代还是二代,思想上都在慢慢发生变化。企业更加透明化,更加健康,市场更加细分。企业的主要责任表现就在于对外创造就业、税收,对内实现员工的共同富裕。企业只有解决好创富、共富的问题,人人都觉得企业的事是自己的事,才可以维系基业长青,实现百年传承发展。   此外,要给职业经理人创造适宜生存的“土壤”。血缘是家族的凝聚力,但是想要保持基业长青,不能光看血缘关系。尤其对于中国家族企业而言,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掌门人是否有心胸去放手,是否能创造一个包容和多元的环境,这是能否吸引到更多人才的重要因素。   而职业经理人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因为职业经理人往往出身于体制化较好的企业。按民企体制去适应他,或会出现兼容问题。谢萌举例,“职业经理人站在十层,你站在二楼,职业经理人问,你们怎么总不上来?这就出现问题了,职业经理人站得太高。所以这时就需要职业经理人走下去,将大家从二楼一层一层带上来,这才是一名职业经理人应该做的。”   同时,企业家不能只关注物质,还要关注心灵上的辅导。下一代的传承规划、国学智慧、家族祖训等精神上的诉求也非常重要。   谢萌提到令其印象深刻的著名版画家、独立艺术家徐冰祖上留下来的“进士第”三个字和两句祖训——“孺子所居道德服乡里,修仁有训清白遗儿孙”,这对于子孙后代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企业有兴衰,历史有更替,企业家要思考一百年后企业是否还存在,要多为未来做谋划。   自我归零,融通内心   “我觉得每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每年都应该给自己一个归零的过程,重新设定一条起跑线,和一个新的对手或是新的伙伴一起重新起跑,如果跑输了,说明自己能力还是不够,跑赢了则说明自己是有运气的。”谢萌会心一笑。   事实上,从回到家族企业开始,谢萌就没有以企业继承人的身份享受特殊待遇,很多二代生在富有家庭,但运气不会陪伴一辈子,最终还是要凭实力。作为家族成员,反而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作为一个‘二代’,最重要的是找准自己的定位,只有依靠自己的实力, 靠为人处事的风格,才能服众。”他坦言,在企业管理上,父亲的不予支持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支持,因为不会产生依赖心理。   谢萌坚持不懈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并不断改善、提升自己,这或许与其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从小对父辈耳濡目染所培养出的坚忍不拔的性格有关。“我希望未来可以做到的,是成为一个‘Standing Man’,一个屹立不倒的人,而不是一个时代过客,这需要精神上和内心足够强大,训练自己钢铁般的意志力。”在他看来,人为克服困难而生,逃避是最容易的选择,但往往也是错误的选择。   正如谢萌谈到他最近在看的《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讲述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主要监管机构如何做出选择, 各大投行如何在人人自危的环境下力求自保, 雷曼是如何一步步地自断生路。谢萌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选择,正确的选择往往也是最难的选择。而正佳十年来的蜕变,也是在不断创造宏大愿景的过程中,不断重塑自己。   “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看似艰难完成不了,但也会因此带动团队想方设法完成,这就是一个重塑自己的过程。”谢萌谈道。 “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看似艰难完成不了,但会因此带动团队想方设法完成,这就是一个重塑自己的过程。”谢萌说。

    0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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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化腾:共享数据需先解决用户的隐私保护问题

    创新需要数据的共享,在这方面如何打破垄断?今天,在2016中国(深圳)IT领袖峰会上,一位女嘉宾向台上就座的IT大佬们发问:“在数据方面,各位准备如何共享?我们与腾讯沟通,腾讯说 我们的数据资源是最宝贵的,不能给你们 ,与阿里巴巴沟通,同样也是这样的说法。数据如果不流动就不会产生价值,为什么不能实现数据共享?” 对此,腾讯公司CEO马化腾表示,不只是数据给全社会共享是个难题,即使是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也是个难题,因为涉及用户隐私保护的问题。现在很多人都受到垃圾短信的困扰,原因就在于一些用户的个人信息被“共享”出去了,因此如何解决用户隐私保护问题是个关键。 马化腾说,每个企业的需求不同,如果需求方要的是统计型数据,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是要具体信息,我们无权给他们,因为很多是用户自己的信息。”因此解决数据共享,首先要处理好法律问题。另外,企业之间对数据的需求也不同,“你想要数据,你的竞争对手也想要,怎么给?我们也在思考”。

    0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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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CL李东生:不放弃行业整合 还要把彩电卖到非洲去

    TCL 李东生 摘要:李东生表示,面对全球家电业新一轮重组,TCL不会放弃行业整合的机会。“要成为整合者,自身能力要更强,否则就消化不了”。今年TCL的国际化水平、工业能力、互联网服务能力都将继续提升。 3月29日下午,在TCL集团2015年报业绩交流会上,TCL集团董事长、CEO李东生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面对全球家电业新一轮重组,TCL不会放弃行业整合的机会。 “要成为整合者,自身能力要更强,否则就消化不了”,李东生说。他告诉记者,自己现在90%的精力用于TCL未来三五年的计划。今年TCL的国际化水平、工业能力、互联网服务能力都将继续提升。 发力新兴市场:非洲彩电项目启动 最近,海尔收购美国GE家电业务,美的收购东芝的白色家电业务,鸿海洽谈收购夏普。对于这一轮行业重组的影响,李东生认为:“未来几年可能会有一批企业被淘汰,产业集中度会提高。无论国内还是全球,收购、合作、重组的案例越来越多。TCL有这样的机会,也不会放弃,目前没有可公布的计划。我们会继续关注这一块。” 李东生接受采访 随着一些日本、欧美企业衰落,海外市场机会突现。今年,TCL国际化的重点是发力新兴市场,并强化海外的工业能力。李东生透露,TCL在非洲的彩电投资项目已经启动,印度、巴西项目还在研究中,而俄罗斯由于时局因素TCL暂时没有在当地的投资计划。 “新兴国家对产品进口关税比较高,所以当地要有工厂,否则把产品卖进去很难。TCL会采取‘三军联动(彩电、手机和家电业务联动)、品牌领先’的策略,在当地建立核心能力,因为过去OEM、ODM、品牌代理的模式很难做得长久。”李东生说。 2015年TCL集团1045.79亿元的营业收入中,有47%来自海外市场。李东生说,TCL海外收入主要来自北美、欧洲和拉美市场,因为在发达国家市场,手机免税,彩电有税,但TCL在墨西哥、波兰的彩电工厂分别支持北美和欧洲市场。所以,希望在新兴市场有更大突破。 押宝印刷显示:暂不推OLED电视 当然,新一轮行业重组也会带来挑战。比如,一旦鸿海成功收购夏普,对中国大陆的面板业可能会构成更大的竞争压力。加之,目前全球电视面板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而作为国内的面板业龙头之一的华星光电,是TCL集团近年最大的利润来源,像2015年TCL集团净利润32.3亿元,其中华星光电的净利润就达到20.7亿元。 对此,李东生表示,“今年一季度面板产业已到谷底。”他说,去年第四季度许多面板企业没钱赚,预计今年二季度面板业的情况不会再往下走,三季度将有所回升。在这种情况下,华星光电在去年四季度、今年一季度都有盈利,虽然利润同比减少。而且,华星光电的效率、效益指标依然处于行业领先水平,深圳8.5代线一个厂一个月可以达到15万张的投片量。 从长远看,李东生对半导体显示行业仍然充满信心。中国彩电市场的销量平稳,但平均尺寸不断增加。全球市场也增长很快,去年印度市场只卖了1000多万台电视,平均尺寸不到32英寸,而印度的潜在需求应该与中国差不多,目前中国市场一年卖4000多万台电视。“如果印度彩电市场达到中国的规模,将要多建七八家面板工厂。” 至今TCL集团已在半导体显示行业累计投资了660亿元,在深圳建设了两条8.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主要做电视面板;在武汉建设了一条6代LTPS背板的LCD/AMOLED面板生产线,主要做手机面板。李东生透露,TCL在显示面板行业有可能还会增加投入。 其实,TCL正在押宝印刷显示,它服务于下一代显示技术OLED。李东生说,因为OLED目前的真空蒸镀技术投入大、良率低、成本高,如果用印刷显示技术取代,未来OLED理论上的成本比LCD(液晶)更低,还可做柔性显示。“我们在印刷显示领域已投资了三年多,在广州、美国有三家公司,美国公司是做印刷显示设备的。”华星光电武汉工厂今年投产后也可以少量生产中小尺寸OLED屏。 最近多家彩电厂也加入OLED电视阵营,但李东生表示“TCL目前没有计划推出OLED电视”。因为量子点技术,让液晶电视的色彩饱和度达到OLED电视的效果;今年还会导入HDR技术,实现高对比度。“按目前OLED的工艺,液晶电视在价格上还是有优势。我们等印刷显示技术成熟后,才推OLED电视”。 与乐视的合作落地:引爆大屏价值 2015年12月,TCL与乐视战略合作,乐视以每股6.5港元认购TCL多媒体3.49亿股股份,交易完成后持股比例约为20.1%,今后乐视将成为TCL多媒体的第二大股东。这本身就是行业整合的一个例子。 谈及与乐视合作的进展,李东生透露,3月30日TCL与乐视将在北京发布一款双方联合研发的智能电视新品。“我跟贾总(乐视董事长贾跃亭)说,大家以开放的心态来合作,围绕提高竞争力、提升用户体验。明天发布会将有更详细的情况介绍。” 外界担心双方的磨合效果,比如用户平台归谁所有。TCL集团互联网应用及服务事业本部副总裁梁铁航说,双方合作关键要把智能电视的生态链建设得更完善,任何单一厂家都很难,乐视电视的数量不够,这是TCL的强项,大家强强联手,TCL借此提升服务运营能力。“同时,我们各自还是独立公司,TCL有TV+平台,乐视有乐视平台,运营、用户归属清楚”。 梁铁航透露,TCL、乐视今年的电视开机广告已经联合一起统一销售。“光这一点带来的红利,TCL今年将新增5000万元的电视开机广告收入,同比翻1.5倍,大家互利。” 业内认为,2016年是智能电视大屏价值引爆的一年。梁铁航认同地说,去年开机广告市场还不成熟,而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别人追着他要电视开机广告位,开机广告的价格上升得很快。目前,开机广告占TCL智能电视服务收入的三分之一;视频占TCL智能电视服务收入的40%-50%,包括与腾讯视频、爱奇艺的收入分成;游戏、电商的收入也有了增长。今年TCL智能电视的用户数目标是,日均活跃用户数达到650万。 在今年行业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下,李东生希望,通过努力,2016年TCL集团的收入增速超过去年,并超过10%。

    0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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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瑞置业董事长张章笋: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

    1991年,从部队转业到机关工作的张章笋开始下海做贸易,并先后在汕头市区、澄海建起花园宾馆、花园酒店。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抓住北京崇文区旧城改建商机,张章笋在京城大手笔开发建设富贵园、国瑞城两大名盘,被业界视为是商业地产改革家。2007年,张章笋把国瑞城一座价值2000多万元的四合院免费提供给商会作为办公会所。2014年7月7日,带领国瑞置业(02329.HK)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0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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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博鳌论坛宗教领袖对话 印顺大和尚阐述“南海梦”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海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印顺大和尚发言 尊敬的班禅大师、布格里僧王、净因法师、田薇居士,尊敬的各位嘉宾和朋友: 大家好! 因为你们的到来,使海南这片美好的土地平添了一份吉祥和安宁,也因为你们的到来,而使本届的论坛,大家在经济和政治之外感受到一份慈悲和爱的力量。 我与在座的三位,都认识很久了。净因法师前不久刚刚从我的师兄智慧长老手里接任天坛大佛所在地、宝莲禅寺的方丈,我相信他一定会把宝莲禅寺和香港佛教带入一个全新的局面。 布格里僧王是我们中国佛教界熟悉的老朋友,他和狄旺僧王为了柬埔寨的“百年预言”,多次亲赴深圳商讨本焕长老的舍利迎请事宜。这个预言说,百年之后,将有一位中国百岁高僧的舍利,永久安奉在金边西北的乌廊山,柬埔寨将会大兴。去年3月19日,柬埔寨修建好了本焕塔,成立国家庆典委员会,把本焕长老的舍利永久安奉在乌廊山的波莱波廊寺。祈愿这段非凡的佛缘与法谊,为柬埔寨人民带来无上福祉,中柬友谊万古长青。 我们的班禅大师是海内外佛教徒共同敬仰的藏传佛教领袖。我前不久刚刚从尼泊尔回来。尼泊尔的地标大白塔正在重修。有很多藏传佛教组织及藏民不停地询问班禅大师的身体、修行和工作情况,希望我能够给转达他们对班禅大师的敬意和爱戴。 我自己也是从尼泊尔开始,对佛法有了全新的认识。我第一次到尼泊尔的时候,是一个中午,满街都是大白牛,把我吓了一跳,因为在中国我们只见过黄牛,见过水牛,几乎没有见过白牛。而佛教经典中有500多部经典用大白牛做比喻。中午一觉醒来,两只梅花鹿在窗边看着我,我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我是人还是鹿?我在哪里?站在窗边,看着窗外成群结队的梅花鹿和羚羊在森林里很悠闲地漫步,我突然间醒悟过来,在佛陀的那个时代,鹿车、羊车和大白牛车早已是老百姓基本生活工具。 黄昏的时候各种各样的鸟铺满枝头,演奏出非常非常美妙的声音,可以说人类最伟大的演奏家都不可能演奏出这么美妙的声音来。这一刻,是净土还是秽土?是当下世界还是极乐世界?是圣人还是凡夫?我什么念头也生不起来。一问老百姓这什么鸟啊?怎么叫这么好听?原来这些就是迦陵鸟、频伽鸟,是佛经中记载的鸟。 晚上,一堆一堆的星星簇涌在你的面前,你仿佛一抬手就可以带一捧星星进入你的梦乡。早上你是被仙鹤拍打窗户的声音给叫醒的。你再到了释迦牟尼佛诞生的蓝毗尼圣园,佛经中记载的一切情形,宛如都还在眼前。这一刻,释迦牟尼佛不在了,你来了。你对佛的神秘感就一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信心、温暖和感动。就在这一刻,我才真正坚信人是可以成佛的。虽然我也经历了严格的宗教训练,有所收获,但对人到底能不能成佛这个事情,只有这一刻才给了我答案。 我们再回过头来想一想,释迦牟尼佛诞生在这个地方,学习、出家、修行、觉悟、弘法、入灭都在我们这个世界。他所讲的一切法都是针对当下世界、当下众生来讲的,离开了当下世界,离开了当下众生,一切佛法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再想想所有我们读过的佛经。这些佛经是怎么形成的呢?是释迦牟尼佛带着我们,走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发生了一种什么样的事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结果,在这个因果规律的背后,昭示了一个什么样的真理,我们从这个事件中,怎样重新反省、调整、丰富、完善、超越我们自己。后人记录下来就是一部经。“经者,径也”,道路的意思。之所以有八万四千法门,是因为每个人的根性不同,因缘不同,愿力不同,所以每个人选择的道路也不同。但所有的法门都是为了降服我们这一颗心,因为心生则一切法生,心灭则一切法灭,心平才能够天下平,心安才能够天下安,心净才能够国土净。 我曾到过那烂陀大学。那是一个黄昏,在无尽的夕阳里,那烂陀的废墟让人感伤不已。当佛教不能够引领一个时代,适应一个时代,甚至反而成为时代之累的时候,我们与其说它是被别人烧毁的,倒不如说是我们自己亲手把它给毁灭的。 在九华山的地藏菩萨道场里,有这样的一块碑,记载着地藏王菩萨的誓言:“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而马克思也讲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这两句话,一个是佛教的,一个是政治的,但在这两句话之间,却有一个微妙的相通,那就是共同的愿力。而此刻,我们站在博鳌论坛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也因为我们共同的愿力。 前不久,今年的2月2日,我们举行了南海佛学院的启建仪式,正式拉开了南海佛学院建设的序幕。班禅大师亲自挑选并参加了南海佛学院院址的选定和启建仪式,并向全世界宣布了南海佛学院的启建。明年9月,南海佛学院将面向南海所有区域开始招收南传、藏传和汉传佛教的学生。届时,不同国家的学生将在这里相聚,沟通,交流,探讨经典,丰富和完善更适应当下的学修体系,向世界传递至诚至真的信仰的光芒。我们也会邀请其他的宗教团体在这所高校里进行思想的对话和交流。一个宗教不可以代替另一个宗教,相反,“君子和而不同”,不管是哪一种信仰,哪一个宗教,我们都可以携起手来,增进众生的福祉,为社会传递正能量。 我特别高兴的是,班禅大师还是我们南海佛学院的名誉院长。我们期待着,因为班禅大师、布格里僧王和净因法师这些贤者、智者的到来,使南海这片区域成为人类最祥和、最美好的佛国净土。 南海佛学院建在南山。“南山”,对中国人民来说有着非同一般的内涵。我们对太平盛世的期许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们对生命最美好的祝愿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们对生活状态的渴求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南山这样的地方,建造一个佛学院,必将是一个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辉的祥瑞世界。同时,在南山寺旁边有一尊三面观音,寓意慈悲、智慧和包容,注视着东海、南海和黄海。而在东海、南海的黄海之间是我们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热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庭院,也是佛国的清波。这一片清波,承载和滋养着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我们的智慧和爱,也随着南海和东海的波涛传向三千大千世界。谢谢大家!

    0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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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柳传志式谦卑:关于一代民营企业家的成功之道

    一般意义上,如果将钱生钱的金融手段作为“虚拟经济”,国民经济中的其他产业可以粗略地认定为“实体经济”。由于金融领域主要是国有企业在主导,谈及实体经济,我们将更多面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崛起这个事实。由于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中的中流砥柱和领袖作用,谈及实体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和转型,就会更多谈及民营企业家的发展。 可以粗线条地将1979-1992年中国确定建立市场经济这段时间作为民营企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民营实体企业开始恢复与初步发展。第二个阶段是1992-2011年上半年,民营实体企业及其企业家队伍崛起,并因全球性金融危机遭遇挫折。第二阶段大浪淘沙后,民营企业进入第三个阶段,代表事件是中国全面进入信息时代和电商时代,很多民营企业站稳了脚跟,崛起的民营“新经济”表现出“完胜”国有同行的某种态势。 民营实体企业艰难转型 我们暂且搁置对民营实体企业发展第一阶段的讨论。民营企业发展第二阶段的典范事件是温州的金融风波。本来温州就是中国地缘政治格局中比较边缘的一个地方,直到1997年才因为金温铁路的开通而与外界有相对方便的联络。 这样,在文化相对落后的局面下,当房地产作为中国的支柱产业开始崛起之后,温州企业家纷纷卷入“炒房团”,企业资金被抽走,企业仅仅是作为融资平台在运转。这是后来地方性金融危机在温州发生的制度经济上的根本原因。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也是如此。 或许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无论温州企业家多么机智灵活,无论温州的地方性改革如何创新,第一流的民营企业不会在温州产生,而是在杭州、北京和深圳等地毅然崛起。 杭州的典范是淘宝和阿里巴巴的崛起。作为新科技的代言人,马云被很多温州民营企业主作为“公敌”来对待。北京的代表人物是柳传志。柳传志的优势是温州那些初中高中毕业就下海的企业家绝对具备不了的。这位1966年毕业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业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十院四所和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是他能将联想培育成国内一流企业重要的科学文化基础。在深圳等地的代表人物是马化腾。对比在浙江的马云,马化腾的性格要“内敛”很多。这种内敛多少是广东和苏南等地的企业家的典型特征。 另一方面,由于相对温州等地更居于中国的经济中心地带,广东和苏南的企业家队伍,整体上比温州企业家更加富有大都市气息。对比之,温州等地的企业家是草根社群性的。 草根社群亦有其优势。最近几年来,温州企业家非常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在第一代人的产业得到大体保存的局面下,温州人鼓励自己的孩子学习哲学、数学等基础学科。从这种格局中,或许我们能看到虽然温州日益回归中国作为一个三四线城市的本质属性,这块对比其他非省级政治中心城市更多具备思想和艺术个性的城市正在培育他们未来的“柳传志”。民营企业家的这种分化和转型还会继续发生,注定对中国未来产生缓慢却重大的影响。 客观评估民营企业家的作用 中国社会对民营实体企业家一直有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奠基于某种社会批判理论的,认为民营企业家不仅人品有问题,而且因其社会角色实际上所从事的就是“剥削”和“压迫”的活动。我们在东南沿海很多城市考察,若不是理性的社会科学制衡,这个感觉会更强烈。在这些地方,工人常常被安排一周从事超过八九十个小时的工作。 另外一种评价是将民营企业家作为中国未来政治文明的开路者来对待。在北京等地,一些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系统的学者对民营企业家的道德榜样的吹捧甚至到了一个极其令人震惊的地步,譬如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进步靠的就是柳传志这样的“社会立法者”,而不是靠一些有金融学、经济学背景的专业型官员。甚而,在一些从事房地产业等更加倾向依赖私人性政商关系的民营企业家那里,政治领域的不合适张扬也一度影响他们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无论是贬低或是抬高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的影响,都不对。在这方面,柳传志本人对自己的评价反而是中肯的。这位老人指出,“在商言商是说作为企业家,我们更多的是要做实事,比如把企业做得更大、招收更多雇员为社会解决就业、让雇员享受更好的待遇、将社会风气带动得更好,不是逃避社会责任”。 温州和潮汕等地的民营企业家多少也具备这种“谦卑”的品质。我们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发现,甚至对自己企业的工人被迫加班加点,他们会因为特定的价值观表达某种或多或少的内疚。在温州等地,他们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公司这样做是迫不得已;更何况,这些工人如果回到家乡,连这种接近小康的生活都很难达到。真正让很多企业家在行业竞争中遭遇挫折的是企业的家族化管理和个人对先进文化的知之不多。转型可能超出了这一代人的能力。 在社会分工合作中壮大民企 由全国工商联评选的“201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苏宁控股集团以营收总额2798.13亿元排名第一,联想控股、山东魏桥以2440.31亿元、2413.87亿元分列其后,华为、正威国际、江苏沙钢、华信能源、大连万达、吉利控股、万科,分列四至十位。2014年民企500强入围门槛为91.22亿元,较上年增加了13.5亿元,增速为17.38%。共有16家企业营收总额超1000亿元,27家企业营收总额在500亿-1000亿元之间。即便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民营实体集团仍然可以说是大财团。如果我们相信“食利阶层”有一天终究会因为其固有局限而面临困境,那么中国民企实体经济的强大似乎已经指日可待。 仅仅是在20多年前,中国民营实体企业没有这个地位。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民营企业不仅在法律上定位不够清晰,而且自身定位也颇为模糊。这个局面直到1997年私有财产权“入宪”之后才得以开始改变。换而言之,民营实体企业的成长,有赖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伴随着经济自由的拓展所带来的社会分工合作体系的形成。 坚持实体经济初心不动摇,是多么重要。例如清晰的产权、专业性的法治化保障、高等教育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强大支持(以高科技民企的教科研产一体化为典范),公司内部对职业经理人岗位的合理安排与再教育提升,如此等等,都是民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岂止需要“在商言商”。如果将时空切换到40多年前,我们会承认,因为计划经济,中国社会没有多少分工,也说不上有多么强大的合作体系。即便到了今天,在一个相对丛林法则化的市场里,分工不清楚、专业不精湛、合作无诚意仍然是中国比较严重的问题之一。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的学者不像学者、高校不像高校、官员不像官员、律师不像律师,“跨界折腾”的现象非常严重。有些参与者,看上去初衷不错,很快因为制衡和规范不足而陷入极深的被动,以至于多少宝贵时间和可贵资源无端地浪费于各种“折腾”之中。 如果说中国民营实体经济的第一代代表人物是柳传志,作为第二代民营创业者典范的雷军,根本上表现出了这种能够成全开放创新的务实主义风格。我们可以因为坚持社会批判理论的价值而不喜欢他们的“保守”,但我们最好承认谦卑是人类的美德。惟其谦卑,人才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进而感恩于他所得到的,进而在公司内部营建积极向上的社会分工合作体系。在对人才的尊重方面,那些从知识分子群体转变过来的民营实体企业家,对多样性和自由创新的真正包容远远超过浙江沿海一些企业家。当浙江这几年实体经济进一步走向调整阶段,而其他地域的民营差不多完成了转型。其逻辑性奥秘,值得我们深入体会。 在转型时期,如果说第一代、第二代民营实体企业家因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政商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处理中显得有些被动,对目前正在萌芽状态中的第三代民营企业家来说,选择一个相对独立于外界的喧嚣与嘈杂而更多依赖真正智慧的行业,趁他们的企业还小、还没有被外界不健康力量盯上,可以争取在源头上清清白白,避免国家反腐伤及自身。

    0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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