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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有心者，皆应摄佛戒（图片来源：资料图） 【经典原文】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怯，孝名为戒，亦名制止。——《梵网经》 【经文解释】此段文中，佛把戒的奥义说出来——戒以孝顺为义。 我们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即不作恶，凡是孝顺父母的人，不敢为非作歹，就是戒。师僧即师长，孝顺师长，而修一切善法，即是戒；孝顺三宝，要度众生，不度众生，不称为孝顺三宝，孝顺三宝，广度众生，名之为戒。 孝顺父母，止一切恶，至仁义之道。 孝顺师僧，修无为法，至涅槃之道。 孝顺三宝，度诸众生，至菩提之道。 孝顺父母，受五戒，名优婆塞、优婆夷。 孝顺师僧，受具足戒，名比丘、比丘尼。 孝顺三宝，受菩萨戒，名摩诃萨。所以孝名为戒，亦名制止，所有恶法，制而不起。（圣一法师浅释） 【佛经介绍】《梵网经》，姚秦鸠摩罗什法师译，上下两卷。上卷叙述释迦牟尼问卢舍那佛，问一切众生以何因缘得成菩萨十地之道等。下卷主要述说菩萨的十重四十八轻戒相，称《梵网菩萨戒本》，即现今汉地所受持的出家菩萨戒。
03月24日
互联网经济冲击下，曾经顺风顺水的商业地产，如今举步维艰，一方面需要慢慢消化存量过剩的苦果，另一方面又要应对互联网的冲击，仿佛互联网就是一根最后的救命稻草。 2015年以来，包括SOHO的3Q、毛大庆的优客工场、广东的酷窝联合办公、上海的方糖小镇等的，涉及到“互联网+地产”的各种全新的尝试模式，正在为困境中的商业地产探寻出一条适合发展的新路。其中包含了商业地产元素、金融元素、互联网元素、共享经济元素、Wework联合办公元素等诸多因素，纷乱复杂的商业地产借助互联网工具手段，进行业务转型和商业模式升级的大幕已经彻底拉开。 总结和分析当下的各种类型的创新项目和企业，其“互联网+地产”的核心逻辑也无怪乎以下几种基本模式。 诸多模式的尝试努力过程中由于参与主体基因的不同，其尝试打造的核心竞争力的不同，诸多的模式都有着细微的差别。 模式一：以租代售，综合运营 此类模式是基于一个基本前提，曾经将商业地产仅仅落实到具体的商铺和写字作为一种标准化的商品简单销售模式的时代终结了，或者说已经无法支撑起发展了，因此纷纷从曾经的售卖到如今的出租，从简单的出租到当下的综合运营。 浅层次的以租代售主要是进行一个概念的打造，包括所有时髦的概念都可以被使用上，诸如电子商务、O2O、创意、文化、跨境电商、联合办公、创业孵化器等等，其核心是以简单的租金收入为主，而其所谓的概念和配套服务都是吸引商家入驻的手段而已，往往仅仅是停留在营销的层面。 1、潘石屹SOHO的升级实验 以SOHO为代表的一些商业地产商，将其核心业务从曾经的商业地产开发销售升级成商业地产综合运营，从简单的出租式的运营1.0水平，向2.0、3.0运营升级。 潘石屹的SOHO中国开设的3Q空间，从创新创业概念入手，在其存量业务基础上，尝试吸聚一部分非其传统服务客户的关注和入驻，进而尝试用最小的代价吸引增量用户，尝试全新的运营模式。其中运用的手段包括媒体杠杆、联合办公概念杠杆、以及创业服务杠杆，甚至有一定成分的金融投资杠杆。其核心目的在于实现存量价值的再挖掘，以及全新模式的在探索。 采取以上模式的主体，往往都拥有过往的房地产行业的从业经历，其核心出发点在于存量经济的盘活。 2、3W的社交场景切入 而高级层次的综合运营，则意味着已经完全脱离了存量地产商的身份羁绊，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运营模式，往往能够从房地产外部重新审视这个行业，包括互联网视角，社交视角等等。 典型的包括3W，其核心价值在于借助创业咖啡的，搭建在地产场景模式下的社交场景，开始垂直细分人群的吸聚，并最终形成社群组织，开始进一步需求的挖掘。 而在围绕创业人群的需求挖掘过程中，成功发现了创业孵化器运营这条道路，最终成就了专业化的孵化器（物理空间）运营能力，并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扩展。 3、方糖小镇的一体化运营 在高级层次的综合运营模式中，方糖小镇的运营能力不仅限于联合办公和创业服务，更为创新的是突破办公场景的局限，通过连接背后的资本合作方和战略合作伙伴的力量，开始围绕服务人群对于工作场景（联合办公、创业服务）需求之外的，进行更多的生活服务场景的连接，包括在方糖小镇入驻的团队个人，可以在其合作伙伴华住酒店集团的相关酒店进行生活住宿，从而实现了更为一体化的服务。 4、优客工场的多元化尝试 而毛大庆虽然出身传统地产行业，但是由于其始终作为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因此当其从万科离职创办优客工场的时候，其作为职业经理人的身份一时半会儿还无法彻底被改变，因此其追求的依然是核心的运营能力。 从毛大庆优客工场的联合发起人、发起股东的身份可以看出，一方面来自传统的房地产行业的大佬，把毛大庆当做其全新商业模式的探索者和代言人；另一方面，更多的具有互联网背景、创业服务背景和风险投资背景的合作伙伴，意味着其作为互联网相关领域人士进入地产行业的一个突破口，毛大庆依然充当着代言人的角色。 高举高打的优客工场，通过资本助力，到处拿地进行综合运营，进而在锻造自身对于商业地产的综合运营能力，打造创业孵化器以及联合办公双重概念，正好适应了当下的发展现实。 此类模式中，实施主体往往都带有鲜明的跨界特征，要么是直接的跨界进入者，要么是掺杂着跨界者支撑力量。 模式二：垂直切入，地产O2O 此类模式，更多的参与主体来自曾经的地产运营领域的企业，以及那些纯正互联网基因的企业，通过技术平台的开发，来解决传统地产行业的互联网化问题，包括利用互联网数字化优势，实现更大范围内的信息对称服务，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连接。 典型的代表为一些以CBD写字楼出租为核心业务的互联网平台，诸如点点租、趣租等等办公室租赁市场的互联网平台，通过互联网技术手段，实现写字楼与提供方与需求方之间的信息连接，从而让地产行业也真正O2O了一把。 这类服务的典型特征是技术驱动、轻模式，但是由于其未曾涉及到地产行业的核心产品供应以及运营的核心层，往往面临着主导权的缺失，无法真正拥有撬动整个行业领域转型升级，未来发展还存在诸多的变数。一方面受到拥有强大线上数据的巨头互联网公司的挑战，诸如房多多等，一方面又受到拥有传统商业地产资源地产商自我转型互联网+的深度影响。 模式三：地产入口，社群运营 相比较基于传统地产背景的运营主体的以租代售综合运营，另外一部分的拥有传统地产运营经验的从业者，开始尝试突破地产行业本身的局限，拓展出以地产切入，最终实现从线下到线上，再到线下的3O（Offline2Online2Offline）模式，典型代表是酷窝。 虽然酷窝也被外界认为是Wework中国版的典型代表，通过共享经济手段来实现联合办公。然而透过其创始人莫万奎最近的表态，可以明显感受到其起于地产，却最终聚焦社群运营的核心逻辑，与国外的Wework模式简单纯正的商业地产运营模式相比，中国版的Wework酷窝，更具有中国特色，从地产入手，以联合办公为起点，最终却落脚于精英人群的社群运营，最终回归到中国特色的“人”情社会。 酷窝通过在城市的核心地段，提供联合办公空间的方式，在一线城市迅速聚集一群社会精英人群，并通过他们的社交互动（包括办公空间内部的社交互动以及外部互动主体的引进），实现更大的精英社群的吸聚。 在此基础上，通过开发线上APP产品，将线下社群拉到线上，实现更为广泛的时空层面的更多的社交互动和服务提供，进而形成更为广泛和用户粘性较强的线上社区，并将社区中的各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智力资源、资本资源、创意资源等，定向的挖掘出来，形成新的创新项目点，最终通过线下的实体办公场景在内的场景进行O2O落地，进而实现价值。 在此过程中，租金收入、服务收入、增值收入等都是支撑这样商业模式的基础收入，而更多的收入来自于社群运营的增值收入，其想象的空间巨大。 然而，通过线下实体的地产运营平台，进行人群的吸聚和经营，并最终形成线上更为体量规模大的社群，虽然模式清楚，但是线下地产切入口选择意味着其模式的厚重，成本负担十分巨大，如果不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每个线下实体的独自盈利，意味着社群运营最后价值变现之前，此种模式很难支撑下去。 虽然从地产切入，最终落实到社群运营，整个商业模式具有十足的创新性，曾经被视为主体的地产在此种模式中已经变身一种切入主体的方式手段或者说切入口而已，而非整个商业模式的核心主体，却是重要的支撑主体，然而这种切入口的成本代价相对较高也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商业模式实现的难度的加大。 “互联网+地产”无数条道路可以被选择，无数种模式可以被尝试，却未必都将实现其最终的价值变现，在互联网大潮冲击地产行业的大背景下，不同的参与主体所采取的不同特色的尝试路径，都是我们探寻地产行业全新升级转型的很好参照坐标。 无所谓成功失败，因为最终的成功模式，一定会来源于诸多的创新尝试的综合体。关注其各有不同的核心逻辑，才是真正洞察和更早发现通途的不二a选择。
03月24日
“家书”是曾国藩思想和人格的倒影。成功和追求成功的人士所十分关心的立志、为学、处世、治兵、从政、持家、教子诸曾氏心法，均详其内。与洪应明的《菜根谭》相比，它或许略输文采，但其所议所论却有曾氏昆仲的成就、子孙后嗣的出息及其本人的道德文章和事功作见证，亦非《菜根谭》所能比拟。不过，如果一定要将两书并举，最大的不同应在思想风貌上：《菜根谭》是儒、释、道、佛兼综并列（遂初堂主人认为它“属禅宗”），“家书”则对应于儒士大夫人格结构的标准模态，是以儒为体，以道、法为用。 这也正是我要提出向唐浩明先生请教的地方。他的“评点”认为，曾国藩一生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程朱到申韩到黄老”的转进。这一说法有所本，本于与曾氏相交甚久相知甚深的朋友欧阳兆熊所著《小窗春呓》中“一生三变”的文章。该文以贴身观察者的口吻叙述道：“文正一生凡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又变而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咸丰七年，奔丧回籍，得不寐之疾。予荐曹镜初诊之，言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盖欲以黄老讽之也。此次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欧阳似是按照自己的理解，直观地描述其所看到的发生或出现在曾氏身上的某种现象。其意义，是把曾氏思想和人格的复杂性强烈醒目地彰显出来了。而它的不足，则在于其以“其学问”三字统摄全文，不自觉地把解读的视角定位于认知层面，从而给人以这样的暗示：“一生三变”是线性的趋向真理的弃旧图新替代超越。认为“这是众多研究曾氏的材料中最值得重视的一份”的唐氏，其评点同样给人这样的印象。请看： “一生凡三变，指的是从词赋之学变为程朱之学，再从程朱之学变为申韩之学即法家，后从申韩之学变为黄老之学即道家。欧阳拈出的这三变，真可谓对曾氏生平轨迹的一个既简练又深刻而准确的概括。……欧阳认为，曾氏后来之所以成就巨功，靠的就是这种黄老之学。就笔者看来，这第三变的确是曾氏整个人生链条中至为重要的一环。（正因此）曾氏就成为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 儒道互补 天下无敌（资料图 图源网络） 由于儒家学说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不少人将中国文化与儒家学说等同起来，其实这是一个大误区。儒、道、法三家是鼎足而立的……将其中的精华恰到好处地运用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事情上，才可以称得上一个完整意义的中国文化的掌握者。” “完整意义的中国文化的掌握者”？这是老庄申韩，尤其是孔孟程朱与曾国藩一生及其事业的全部、真实的关系么？这一判定不仅与人们粹然儒臣的图象不合，与文正公本人立身行事的宗旨不合，即使置于“评点”那极富文化阐释学意趣的整体脉络之中，也颇显突兀。因为，这一定位意味着文化与曾氏只是一种外在的关系，知识性工具或手段。如果我们承认一个汉学家与一个儒者对孔门义理的知识掌握与生命体认之间存在某种区隔，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指出，它没有揭示事情的本质、要害。跟欧阳兆熊的叙述一样，唐的议论仍给人一种虽道其然却未尽其所以然的遗憾。 曾氏在追随唐鉴、倭仁懔然有悟之时，给四位老弟谈心得的信写得很明白：“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命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大学》之三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从人格心理学角度说，这次由词赋之学转向程朱义理的心力投注之关键，是将一种对情感的表达技术的琢磨，反转为对生命存在本身之意义的反思与重构。如果说为仕进诵读八股试帖闱墨文字是谋生所需的别无选择，吟风弄月伤春悲秋是青春难免的无病呻吟，那么这一次，则是自然生命在外部因缘作用下冲破混沌的文化自觉。人格心理学家艾里克森在对路德、希特勒、甘地等历史人物的研究中，都观察到了这一以“内部发展与社会发展之结合”为特征的人格重建。与动物的行为模式先天地决定于基因不同，作为社会性和文化性存在，人的生命必须超越自我才能求得其价值的最终完成。艾氏认为，这种“内部发展与社会发展之结合”对一个人的命运和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士尚志，志于道。”人格作为一种结构、一种行为控制机制，其支点是人生目标。正是以此为轴心，意识才得到整合，行为才获得某种同一性（用曾自己的话说就是“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在这个意义上，儒、法、道三足鼎立的格局是不可能成立的（“集大成”云云只在学问层面存在可能）。会不会随着岁月推移，这种身份的“三变”次第展开？从日记和书信材料，尤其曾氏一生的立身行事看，曾氏前面提到的具有转折性的“意义重组”未见再现。显然，儒、法、道诸家思想相对于曾氏之立身行事的意义，以及它们相互间的位置关系，只有从人格及其与社会的互动中才能获得清晰透彻的疏解说明。在《英雄、豪杰与圣贤》中，我们对曾氏与儒门的关系已有讨论，这里，且把重点主要放在如何理解曾氏的申韩之变（“欲著《挺经》言其刚”的亢进）与黄老之变（“丁巳戊午大悔大悟”的危机）上。先看几条材料： 明德 新民 止至善（资料图 图源网络） “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四境土匪发，闻警即以湘勇往。旬月中，莠民猾胥，便宜捕斩二百余人。谤讟四起，自巡抚司道下皆心诽之，至以盛暑练操为虐士”；“余平生制行有似萧望之、盖宽饶一流人，常恐蹈祸机。故教弟辈制行早蹈中和一路，勿效我之褊激也”；“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 申韩之法，申韩之术，为什么不叫申韩之道？因为它是讲法（驭下以法）讲术（应事以术）不讲道，没有形上学的价值追求，或者说只讲工具理性，不讲价值理性。《汉书》认为其功能是作为“礼制之辅”，因为主张教化的儒家长于道而短于术。熟读《汉书》的他，在奏折中放言治乱世用重典的时候，心底或许正是以盖宽饶、萧望之等社稷之臣自相期许。而其“以诸生起”，欲“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除开干云豪气，事实上也只有凭借申韩法术以应缓急之施。“工具（理性）”是没有“阶级性”的，就看掌握在谁手里（酷吏对暴力的过度使用，是另一问题）。从盖、萧的儒臣身份，以及“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的自我解释可知，申韩之法或申韩之术的引入在曾氏尚属手段性的，而谈不上“以程朱变而为申韩”的身份性转换。 “从申韩之学变为黄老之学即道家”的情形稍微复杂一点。其同治六年正月初二日信直接谈到了所谓“丁巳戊午大悔大悟”：“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年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反映这一悔的书信云：“圣门教人不外敬恕二字。天德王道，彻始彻终，性功事功，俱可包括。余生平于敬字无功夫，是以五十而无所成。至于恕字，在京时亦曾讲求之。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愎，不知不觉做出了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 立者 奋发图强（资料图 图源网络） 反映这一悟的日记云：“静中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 这些文字清楚表明，所谓悔，是由头脑中已有的儒家的“恕”等观念思想在宁静中凸显而发生的反思、检讨。所谓悟，则是由道家的人生短促而造化无穷、认识有限而知也无涯等智慧启示而产生的新思维。曾氏这里对道家思想的体认有两个层面的意含：一是作为手段引入，以柔济刚，变得刚柔相济（唐在“评点”中说曾“借黄老之谦抑来换取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就是例证）；二是作为信念接受，以虚静旷远之境抚慰生命不可思议难以至诘的藐藐之思。因为，“道法自然”、“以物观物”对于“取义成仁”的执着和“舍我其谁”的自负，无疑具有一种对症下药的化解作用。 儒与道是不是一种反对性、替代性关系？是，又不是。说“是”，是从逻辑上讲。因为儒家从“天之大德曰生”的人文立场出发，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持一积极肯定的态度，反映在人生观上，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而道家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自然立场出发，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持一消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反映在人生观上，就是弃圣绝智、非毁礼乐、小国寡民，上焉者逍遥游世追求精神解脱；下焉者炼丹修行幻想肉体成仙。说“不是”，是从实践上讲。因为在这些基本的立场和判断上面，并没有谁是绝对的正确或错误，虽然或偏于独断论或偏于怀疑论，但对于人类社会组织运作的维系却是各有贡献。个体层面，二者的互补特征更加明显：一方面，职场如战场，爱拼才会赢——儒家精神必不可少；另一方面，死亡以及理势冲突、德位分离等现象，又使理性的执着从根本上被动摇，生命的安顿不能不寄望于情感——道家智慧同样重要。“得意之时，积极进取，则归孔孟；失意之时，逍遥放旷，则归庄列。”古代士人就这样在进退出处之间维持着一种行为和心理上的微妙平衡。逻辑矛盾，实践统一，其间的理论关节，早在魏晋玄学中就由郭象以独化论打通了。 道家智慧同等重要（资料图 图源网络） 曾国藩这里的特异之处，一是其对道家智慧的接受主要不是起因于仕途本身的挫折，那通常表现为圣上不明或政敌陷构所致的怀才不遇、贬谪放逐。从字面知解到实践体悟这一飞跃之所以发生，首先是因为他在江西政事、军务均“郁郁不得意”，使他意识到个人力量的限度；而由父丧触发的死生之感，又使他的反思提升到宇宙人生的广阔背景。死生之事大矣哉！对生命的意义越执着，对事业的期望值越高，死，对他的震撼就越大，造成的幻灭感就越强。自然，其所引起的思考也就越深刻，其思考所得的智慧对行为的影响力也就越持久有效。二是在经此淬火修炼之后，他很快获得机会的垂青：“饬即赴浙办理军务”、“以尚书衔署两江总督”。——要知道，居京为官见不到升迁之象的时候，他写出的诗句是这样的：“好栽修竹一千亩，更抵人间万户侯”。儒道互补，双剑合璧，他自是“闻命即行”，从此不仅在沙场宦海举重若轻游刃有余，而且在情感内心高怀远志淡泊从容。“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难道能说以此为结果的“丁巳戊午大悔大悟”，对曾氏的儒者身份具有颠覆性影响？ 在我看来，“由程朱到申韩到黄老”恰似草蛇灰线，一脉相引。“一生三变”所真正意味的，表面看似乎是学术兴趣的转移或者价值理念的更迭，而深层却是一个传统士大夫人格结构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在与社会的互动中一步一步的丰富、成熟和完成。生命如四季。从懵懂的举子到自负的翰林，从谨悫的理学门徒到强悍的团练大臣，在诸事不顺的屯蹇之时因缘凑泊，终于一跃成为炉火纯青的湘军统帅，曾氏在改变着晚清历史的同时，自身也被历史改变。 当然，不是变得越来越好或越来越坏，而是越来越像他自己。
03月23日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资料图 图源网络） 守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史记》上记载，孔子年轻时曾经向老子请教做人的道理。老子告诉孔子：“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老子告诉年轻的孔子，一个头脑精明的商人非常懂得深藏财货，而外表看起来好像空无所有；一个品行高尚的君子非常懂得内藏道德，而外表看起来好像是愚蠢迟钝。你要去掉骄傲之气和贪欲之心，如此才能成为圣人。这便是所谓的“大智若愚”。 “难得糊涂”历来被推崇为高明的处世之道。很多人所追求的“糊涂”的智慧和境界，就是老子说的“大智若愚”。做人切忌恃才自傲，不知饶人。锋芒太露易遭嫉恨，更容易树敌。 守静，每临大事有静气。 静，这是中国古人推崇的大智慧。 守静（资料图 图源网络） 《道德经》上说，静为躁君。静能克服人身上的躁气。《大学》说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可以说，静是安定、思虑和有所得的基础。 “心收静里寻真乐，眼放长空得大观。”一个人内心不静，很难真正思考问题，做人做事也一定会骄矜、浮躁。安静的人会仔细观察中审时度势，更容易深入思考，获得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感悟人生道理。 只有守静的人，才能发现生活中的幸福和美。浮躁的人、脚步匆忙的人总是会错过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或许会经历人生岁月的蹉跎或道路的泥泞坎坷，但保持淡泊的处世态度，泰然处之，就能在纷繁中找寻心的超然和安宁，不受世俗的干扰和冲击，人生也更豁然开朗。 守时，君子待时而动。 守时不是准时，而是把握时机。 守时（资料图 图源网络） 《周易》上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意思是：君子有卓越的才能、超群的技艺，不到处炫耀。而是在必要的时刻把才能或技艺施展出来。这话也提醒我们，在默默无闻的时候，要加强自身修养，等到机会来时，就要充分展露自己的才华。 时机、时势是客观的，不是人为的。我们不能创造时机，而只能做好我们能做的，等待时机，把握时机。这就是守时，一个守时的人一定会做好充足的准备，不会让机会白白溜走。 守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论语》上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人要是没有信用，就像大车没有车辕与轭相连接的木销子，小车没有车辕与轭相连接的木销子，就无法行走。 守信（资料图 图源网络） 春秋时期，吴国季札第一次出使晋国，路过北方的徐国。徐君十分喜欢季札的剑，但是却没有说出来。季札心里却知道，但是他还要出使到别的国，所以没有送给他。后来他出使完后再回到徐国，徐君已经死了，于是解下宝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他的随从说：“徐君已经死了，这是要送给谁呢？”季札说：“不是这样的，我当初心里已经决定要把这剑送给他了，怎么能因为他死了而违背自己的诺言呢！” 季札只是在心里应允了别人，却仍然信守。相比我们今天，很多人说出的话，甚至写出来的凭证，又能做到多少？ 守信，是用钱都买不到的人格魅力！堂堂正正做人，明明白白做事！永远不要丢掉别人对你的信任，因为别人信任你，是你在别人心目中存在的价值！失信是人生最大的破产，守信方得人心。
03月23日
奈良唐招提寺（资料图） 文：空随风 鉴真（688—763），是我国唐代赴日本传戒并首创日本律宗的高僧。唐垂拱四年（688），生于扬州江阳县，俗姓淳于，十四岁从智满禅师出家为沙弥，神龙元年（705），从光州道岸律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707），游学东都洛阳，继入西京长安，次年，于长安实际寺从恒景律师受具足戒。这两位律师都是当时的律宗大德。道岸（654—717）是继承道宣的弟子文纲（636—727）大兴南山律宗于江淮的人（《宋高僧传》卷十四）。恒景（634—712）初从文纲受律学，后来又到荆州玉泉寺研究天台止观，有名于时（《宋高僧传》卷五）。 鉴真受了这些名师的熏陶，数年之间便通达了三藏教法。后来他又从融济研习道宣的《四分律行事钞》、《羯磨疏》、《量处轻重仪》；从义威、智全、大亮等钻研了相部律宗法砺的《四分律疏》。融济是南山道宣的高足，义威是道岸的弟子，大亮是法砺弟子满意的法嗣。这些师承关系和律学修养，是鉴真后来在传持律学上能有重大成就的增上因缘。 开元二十一年（733），鉴真四十六岁。这时他已经学成名立，于是自长安回到扬州，先后十年间在江淮地区努力讲律传戒，声名远播，成为当时道岸之后独步江淮的律学大师。《宋高僧传》说他有著名弟子三十五人，各自倡导一方，共弘师教。 他同时建造了许多寺院和佛像，书写过三部大藏经，又兴办救济孤贫疾病等社会事业，并曾亲自为病者煎调药物。在长期从事这许多活动中，他掌握了当时许多方面的文化成就，积累了不少实际的领导经验，团结和培养了一批有专门造诣的工技人才。这一切都为他后来东渡日本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日本的学问僧荣睿和普照等于开元二十一年随遣唐大师丹墀真人广成来中国留学。他们同时负有邀请中国传戒师东渡日本传戒的任务，乃先请洛阳大福先寺道璿律师（702—760）乘了日本副使的船先行赴日，为正式传戒作准备。 到了天宝元年（742），荣睿、普照留学中国已经十年了，他们始终不忘请师传戒的使命，为此做了许多努力。他们托宰相李林甫之兄林宗写信给扬州仓曹李湊，请他造船备粮，以备东渡，同时邀请了西京僧道航、澄观，东都僧德清，高丽僧如海，与日本同学僧玄朗、玄法同下扬州，访谒鉴真。这一年十月，鉴真正在扬州大明寺为众讲律，荣睿和照照前往参见，恳切祈请东渡传戒。 .当时鉴真回答，日本是“有缘之国”，便问弟子们有谁愿意应请到日本国去传法。大众默然良久，无人对答。于是弟子祥彦说，日本和中国，隔着大海，路途危险，前往者很少能够安全到达，而我等“进修未备，道果未克”，所以大家不敢表示。鉴真说：“为是法事也，何惜生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弟子们经他这样激励，祥彦首先表示愿意随师同去。接着表示愿意随去的有道航、思托等二十一人。 鉴真接受邀请，决心东渡之后，便立即着手筹划，于当年冬天进行造船及他他准备工作，其间得到了李湊的协助。到第二年春天定期出发之前，道航认为这次东行是为传戒法，去的僧人要求品行端严，提议不让如海等少学的人同去。这件事引起了如海极大的不满，便向淮南采访厅诬告道航造船入海和海贼勾结，因而闹出了一场大风波。经州官调查结果非实，只将所造的船没收，杂物还与僧人，如海坐诬告罪，荣睿和普照依例遣送回国。这是鉴真东渡第一次的挫折。 荣睿和普照因为没有达到目的，便让玄朗和玄法先回日本，他们二人在克服了许多困难之后再去恳求鉴真。鉴真便安慰他们，并表示要积极创造条件，以求达到目的。同时托人买得岭南道采访使刘臣邻的军用船一只，雇得乘务员十八人，备办大量的佛像、经典、法器、名香、钱币、罗袱头、麻靴、粮食、药物、蔗糖等，和祥彦、道兴、德清、荣睿、普照、思托等十七人，连同琢玉匠人、画师、雕镂、铸写、刺绣、修文、镌碑等工手共有一百八十五人，于天宝二年（743）十二月乘船东下。 船到了狼沟浦就被恶风急浪打破了。这是第二次的挫折。鉴真和随同人员涉寒潮上岸，经过一番艰苦努力，修理了船再走，到下屿山住一个月，待得好风出发，拟到桑石山，又被风浪打坏了船，幸而人员没有伤亡，但水米俱尽，饥渴三日，得到当地州官救济，被安置于明州（今宁波）阿育王寺，那时是天宝三年（744）的初春。这是第三次的挫折。 这时越州（今绍兴）龙兴寺僧众听到鉴真在明州，便首先请他去传戒；杭州、湖州、宣判（今宣城）各寺也都来请讲律，他依次巡游开讲授戒，然后又回到阿育王寺。有些越州弟子舍不得他出国，就向州官控告荣睿引诱鉴真要去日本，荣睿因而被逮，解送长安，途经杭州，以卧病假释医疗，经过许多周折，方得脱难。 鉴真看到荣睿、普照二人备历艰辛，毫无退悔，深嘉其志，就派法进等三人到福州去买船，并置办食粮用品。他自己率领祥彦、荣睿、普照、思托等三十余人离阿育王寺巡礼天台山，经临海、黄岩，想从温州到福州乘船出国。不料这时扬州弟子灵祐和诸寺负责人商议说：“我大师和上发愿向日本国，登山涉海数年艰苦，沧溟万里，死生莫测，可共告官，遮令留住。” 于是请得江东采访使下牒诸州，派遣差使，追踪拦截。鉴真于是在被严密防护之下送回扬州本寺。据《东征传》记载，当时诸州道俗，闻大和尚还至，竞来供养庆贺，独大和尚忧愁不乐，呵责灵祐，数月不见笑容，灵祐和诸寺负责人不断忏悔礼谢，始勉为开颜。这是鉴真东渡第四次挫折。 天宝七年（748）春，荣睿、普照从同安郡来扬州，这时年已六十的鉴真仍然充满信心，重作东渡准备，积极造船，备办百物，一如天宝二年所备。扬州道俗，一再受到鉴真的启发与感动，发心随行的，有祥彦、神仓、光演、顿悟、道祖、如高、德清、日悟、思托等十二人，连同荣睿、普照共十四人，水手十八人，及其余乐于相随的共三十五人。 六月甘七日从扬州出发，至常州界狼山便遇风浪，后来至越州界三塔山和暑风山各停住一月。十月间再行启航，不久怒涛又至，在海上漂流十四日，经过无数险阻，竟被漂到海南岛的振州（今崖县）。在那里得到地方官员的护送，东行经万安州（今万宁），然后取道澄迈渡海至雷州。从此经广西的藤州、梧州而至桂州，在这里留住一年，然后受请赴广州。至端州龙兴寺，日僧荣睿以屡经艰险，因患重病，奄然迁化，鉴真哀恸悲切，送丧而去。至广州住了一春，又往韶州，停住开元寺。 普照在这里辞别鉴真，向岭北去明州阿育王寺，临别，鉴真和普照执手悲泣。此时鉴真感慨过海传戒之本愿不遂，悼念荣睿之为法忘躯，葬身异域，加以受了旅途的热气，眼病突发，遂至失明，那是天宝九年（750）。后经大庚岭至江西虔州，次至吉州，他的高足祥彦又死于船上。北行经江州（今九江）乘船到江宁（今南京），弟子灵昇远迎到栖霞山，旋即重返扬州。此番水陆往返一万余里，费时最久，颠沛最甚。这是第五次的挫折。 鉴真夹纻坐像（资料图） 鉴真最后的一次东渡是天宝十二年（753）十月，这时他已六十六岁了。这一年日本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宿祢胡麿、吉备真备、安倍朝衡等到扬州来访鉴真，更请东渡传戒，他即毅然允许，乘日本使船出发。同行的有扬州白塔寺僧法进、泉州超功寺僧昙静、台州开元寺僧思托、扬州兴云寺僧义静、衢州灵耀寺僧法载、窦州（今广东信宜县）开元寺僧法成等十四人、藤州通善寺尼智首等，三人、扬州优婆塞潘仙童、胡国人安如宝、昆仑国人军法力、瞻波国人善听共二十四人。 带去的经像法物有：如来舍利、弥陀、药师、观音、弥勒等造像，金字《华严经》、《大佛名经》、《大品经》、《大集经》，南本《涅槃经》、《四分律》，法砺、光统《四分律疏》，天台《止观法门》、《玄义》、《文句》、《四教仪》、《小止观》、《六妙门》等，定宾《饰宗义记》，观者寺亮律师《义记》，南山道宣《含注戒本疏》、《行事钞》、《羯磨疏》，怀素《戒本疏》、《比丘尼传》、《西域记》、《戒坛图经》等共四十八部。菩提子、青莲华茎、天竺革履及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之真迹行书等。 这次搭乘日本使船出发，事先做了周密布置，避免了道俗的拦阻，是时日僧普照也从余姚赶来同行，十一月十五日由扬州出发，取道苏州黄涸浦航，十二月七日到了日本九洲西南的益救岛，二十日到达九洲萨摩国的秋妻屋浦。 日本天平胜宝六年（754）二月一日到难波（今大阪），中国僧人崇道等赶来供养。四日入平城京（即奈良）日朝廷遣正四位下安宿王于罗城门外迎拜慰劳，引入东大寺安置。二月五日，鉴真等人先往日本作传戒准备的道璿和印度菩提提仙那前来慰问。日皇的特使吉备真备宣读诏书对鉴真表示慰劳和欢迎，并请他就东大寺设坛传戒。同时又令僧都良辨录诸监坛大德名单送进宫内，特授鉴真为传灯大法师。 四月初，在鉴真的指导下于东大寺毗卢遮那大佛殿前筑了一座戒坛。这座戒坛是依南山道宣的《戒坛图经》建筑的，但在第三重坛上安置着多宝塔，塔中安置释迦和多宝二佛像，则是鉴真依据天台宗的教理而有所改变。鉴真传戒时，日本的天皇、皇后、皇太子以下都次第登坛受菩萨戒；又为沙弥证修等四百四十余人授戒；大僧灵祐、贤璟、忍基等八十余人都舍旧戒重受。 这是日本佛教史上正规传戒的开始。后来他在东大寺大佛殿西方造了一所戒坛院，四方闻名来学戒的渐多。天平宝字元年（757）日皇将故新田部亲王旧宅送给鉴真作为建筑伽兰之用。鉴真即指导弟子们开工建筑，至天平宝字三年（759）落成，这就是现在奈良日本律宗的本山“唐招提寺”。 鉴真从此在唐招提寺讲律传戒，极受日本朝野的尊敬。天平宝字五年（761），他又在下野的药师寺、筑紫的观音寺各造戒坛一所。这两所戒坛和东大寺戒坛并称为日本三戒坛。鉴真的律学正宗南山，旁兼相部，所以日人尊他为南山系的第三祖，相部系的第五祖（凝然《律宗纲要》）。天平宝字七年（763）五月六日入灭于唐招提寺，年七十六。 他的遗体荼毗后，即葬在这寺东北角的松林中。在鉴真生前，他的弟子们为他所制的夹纻坐像，至今还供奉在寺中的开山堂，视为日本的国宝。唐招提寺还藏有鉴真的《东征绘传》五个长卷，是日本名画家莲行为了纪念他们东渡传律而画的。 鉴真自从发愿东渡传戒，受了五次航海的挫折，第六次到达日本时，前后同伴已死去36人，道俗退心的二百余人；只有他和日本学问僧普照、天台僧思托始终六渡，不顾生命的危险，经过十二年终于达到了赴日传戒的目的。 1963年是鉴真圆寂一千二百年，中日两国佛教界和文化界同时举行了广泛、隆重的纪念活动，并互派代表参加，日本人士将鉴真事迹写成小说，编演戏剧。中国佛教界则在日僧荣睿示寂的端州地方（今广东省肇庆），建立了一座纪念碑。1980年，鉴真像回国探亲，在扬州和北京都受到中国人民和佛教徒的瞻礼。通过这两次纪念活动，加强了中日两国佛教徒和人民的友好关系。 鉴真和他的弟子除律学之外，对于天台宗义也深有研究，他们带到日本去的经典中以天台章疏为最完备。鉴真、法进、如宝、法载、思托等都先后在唐招提寺讲说天台宗义（《唐招提寺缘起略集》），因此，他们是天台宗传到日本的先驱者。 鉴真对于建寺造像又富有经验，随他东渡的弟子如思托、如宝、法力等人都是精于塑造佛像的雕刻家和建造寺塔的建筑家。唐招提寺的佛殿、讲堂、食堂、文殊堂、不动堂、地藏堂、影堂、开山堂、藏经楼、钟鼓楼及各堂佛像，都是鉴真及其弟子们所计划建造的。唐招提寺之建立，成为后来日本佛教艺术的范例，平安朝以后佛教各宗大本山的佛殿建筑几乎都受唐招提寺的影响。 鉴真到日本时虽已双目失明，但他博通三藏，而且记忆力极强。公元760年，日淳仁天皇令就东大寺校正一切经论，因为从中国传到日本的经论，展转抄写，误字不少，鉴真多凭记忆和理解加以校正。相传他在日本刊刻了戒律三大部。鉴真又通医学，精于本草。日本医药界遵奉为始祖。据日本史籍记载，当时日本人对于药物有不了解的，请鉴真加以辨正，鉴真以鼻别之，无一错误。藤原佐世所著《日本国现在书目录》中载有《鉴上人秘方》一卷，这是鉴真留在日本医学上的宝贵遗产。 鉴真弟子中多长于汉学诗文，这对于古代日本汉学的风行很有影响。其中思托的诗文造诣最深，他著有《鉴真和尚传》三卷、《延历僧录》一卷，可惜两书都散佚不传。与他同时的日本淡海真人元开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则是依据思托的《鉴真和尚传》所载事实而写的。法进也有著作，今尚流传。
03月23日
曾经有一个去过非洲的人问我，佛教是否是逃避现实的避世宗教，很多佛教徒追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选择离群索居独自修行，对世界上发生的苦难不闻不问，这是否标志着多数佛教徒面对苦难都习惯性的选择转过身去。而不是像基督徒那样去帮助他们，有很多基督徒跑到非洲帮助那些吃不上饭的孩子。佛教徒在这方面做的很差。 我对佛教徒被视为逃避现实者很感意外。我想在此提供一些我的看法，希望可以对那些对佛教抱有疑问的人有所助益。让非佛教徒了解什么是佛教是佛教徒的义务。我想从一个较远的话题开始说起。 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无比强大的敌人，一个战斗力超强的敌人，一个你现阶段绝无可能战胜的敌人。你要做的是什么？和他死磕吗？从第一滴血一直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这很悲壮，但绝对不是聪明的选择。 最好的方式是你先规避，作战略上的撤退，找个地方躲起来，练好武功，在你确定你可以战胜他的时候，再回来找他，战胜他，救回那些被他俘虏的你的亲人朋友，收复沦陷的故乡。大乘菩萨就是这么做的。 目前我们每个人都面对着一个共同的强大敌人，那就是我们的无明烦恼。它统驭我们年深日久，在烦恼面前，我们几乎不堪一击。我们丝毫不懂得如何反击烦恼，我们周围的那些人和我们一样，他们也被烦恼俘获，被无明习气左右，没有自由，如果你想要解放他们，首先要解放你自己。 所以你需要有个地方，可供你修行。无论你采取那种方式，出家也好，闭关也好，往生极乐世界也好，都可以视为准备工作。如果你连自己的烦恼都无法抗拒，也无法为其他人提供帮助。因此那些暂时远离尘世的人并不是选择了逃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他们需要时间来改变自己的不足。以便在将来可以帮助所有的人从烦恼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你可以在这段时间内熟悉你的对手的招式，他所有可能使用的手段，学习如何对治。佛教徒选择往生极乐世界并非一去不复返，他们只是暂时避开那些干扰他们的事物，他们会在此期间获取战胜无明的智慧和能力，这是战胜无明必须的武器，然后再回来解救那些缺乏这种智慧和能力的人。 因此，把此类行为视同逃避显然是一种误解。有些佛教徒对自己的能力评估不足，他们的刀磨的还不够利，手脚还不够利索，在这种时候去和烦恼交手，失败的可能性远远多于成功。这种事情在佛教里不被鼓励。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和一个比我更小的小孩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几个比我们大的大孩的欺负，当时那个比我更小的孩子乘其不备直接跑了，剩下我一个人像接受安检那样举起双手前前后后接受检阅（主要检查兜里有没有零钱或是吃的零食），正在我很幽怨的在内心谴责他一点不讲义气的时候，那个跑掉的孩子带着几个比我大好几岁的大孩子跑了过来，那几个检阅我的孩子见势不妙立马作鸟兽散，我这才明白，他不是逃避，只是去叫人了。 事实上，没有任何思想系统比佛教更加正视现实。佛教徒从不试图欺骗自己，佛教总是告诉你那些可能令你扫兴的事实，佛教告诉你：好的会坏，盛的会衰，鲜花会枯萎，白纸会变黄，美人会变老，所以，认为佛教徒试图躲避现实至少是非常的不了解佛教的表现。 一般人总是试图逃避现实，例如，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爱人结婚之后对自己和结婚之前一样。所以，我们注定要失望。佛教对于现实做出正确的评估，即不高估也不低估。只是如实的看待。 下面让我们回到正题，佛教并不认为在对方肚子饿的时候递给他一块面包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这只能解决他短期的问题，令他暂时免于饥饿。当然，仅仅是这样也是功德无量，我个人也很赞赏这些世间善行，但我更关心更关心如何让他们在未来漫长的日子里免于饥饿。这显然不是往她手里塞两块面包就可以解决的事。也不是发展经济就可以避免的事。如果你想让所有的人避免痛苦避免饥饿，你就必需有足够的智慧，向他们指出痛苦之因。让他们明白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如果非要让我在给他面包还是究竟安乐的启示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会选择给他究竟的安乐。这样看起来似乎残酷，但是从长远来看，对他的利益远超一块面包。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在提供面包的同时也提供究竟安乐的教法。无明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饥饿只是无明的结果之一，他只是无明的小喽罗。所以佛教徒更愿意去帮助这些人驱除无明，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相对于基督徒，佛教徒看的更远。如果不解决无明，你就必需不停的喂他们面包。让他们了解自己为什么会遭遇这些才是最大的慈善。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来获取美好的未来。当然，我也不否认确实存在着一些对苦难较为麻木的佛教徒。他们只爱自己。但这不是佛教的过错。佛陀并未要求我们爱自我。 因此，在你获取这种能力之前，这种暂时的规避不是懦弱的表现，相反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去躲避只是匹夫之勇，对自己和他人都无益。当你面对的是一个无比强大的敌人，在你尚无能力制服它的时候，躲避并不是耻辱，没有人会因为一个小孩避开老虎而谴责他。在这种时候和老虎硬碰硬只是缺乏智慧和理性的表现。 在佛教里，最初你要躲着老虎，然后，你可以试着降服它，最后，你可以骑着它。
03月23日
林礼腾：追梦路上 创新不停 不久前，中央电视台《真诚·沟通》栏目播出一则公益宣传片《追梦老人》，讲述潮州的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林礼腾“追梦圆梦”的故事。林礼腾一辈子跟陶瓷打交道，在陶瓷艺术中不断探索创新。林礼腾说，自己的每一天，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灿若星辰，变幻莫测。这些色彩斑斓的瓷器，就是在林礼腾手中复活的“曜变天目”。“曜变天目”釉烧制技艺自南宋便已失传，700多年后在瓷都潮州浴火重生，缘于林礼腾20多年前在日本的那一场“邂逅”。 【同期声】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林礼腾：当时去日本的东京博物馆，看3个窑变天目釉小碗，很漂亮。它的说明是说这3个小碗是福建建阳烧成的，这门技术到现在已经失传了七、八百年。我就心动了，失传的东西怎么做不成？一定要把它（研究）出来，自己再加以创新，这件事我的构思就是这样的。 复活“曜变天目”釉谈何容易！同行的人告诉林礼腾，国内好几个陶瓷产区都想尝试恢复“曜变天目”釉烧制技艺，但都没有成功。 【同期声】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林礼腾：中国人非常聪明的，怎么不能把它再造出来？我这个人比较好奇，也有一种爱好，我要做一些难度高的东西，你有我也有，做出来没什么意思，这是我一辈子做陶瓷的爱好。我想，既然做不成功，我就慢慢来试试看。 从日本回来后，林礼腾把时间都投入到“曜变天目”釉的研制中。他白天忙陶瓷厂的生意，晚上就和技术人员一起搞技术攻关，投入的精力和资金不知多少。 【现场声】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林礼腾：配方要配什么东西，研磨的时间要多久，都不能忽视的，做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没有亲力亲为，非常难。 “曜变天目”釉烧制极其复杂，原料调配的微小误差，窑炉温度的瞬息变化，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林礼腾只能自己一点一点摸索。 【现场声】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林礼腾：看，浆能拉丝，拉得直垂下来，不会断掉，能拉丝说明这些陶土的粘质，以及配方能达到我的（要求），这样做陶瓷才能成功，不然是做不成。 几年中，林礼腾遭遇了无数次失败，亲手砸烂的失败品不计其数。凭着对“曜变天目”的热爱，他咬牙坚持，反复调配原料、调整窑温，不断总结经验。2003年，第一个“曜变天目”直身瓶终于在林礼腾手中诞生，也宣告了“曜变天目”釉烧制技艺在潮州成功复活。 【同期声】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林礼腾：我整整花了13年，13年研制才烧出这几点（曜点）出来，我高兴了好几个月，非常高兴，心里说，对了！ 林礼腾并没有停下求变求新的脚步，之后，他继续潜心研究，不断创新方法，解决了传统釉易沾底、结晶不均匀等缺陷，并成功研制出“曜变黑天目”、“金天目”等新系列，大大丰富了“曜变天目”的艺术种类。 【同期声】中国陶瓷工业协会陶瓷艺术鉴赏委员会主任陈衡：(“曜变天目”)可以说是潮州陶瓷的一个名片，继承了传统的釉色，而且发展了、增加了很多品种。 【同期声】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副会长汤重熹：把天目曜变恢复到这种地步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国家传统陶瓷艺术里非常精彩的一面，得以再次呈现。 林礼腾还有另一项拿手的技艺——烧制巨型瓷盘。1.72米、1.98米、2.15米，近几年，他制作的瓷盘直径纪录不断刷新。最近，林礼腾又向2.35米的新纪录冲刺。而且，这一次他准备将“曜变天目”釉运用到大盘上，烧制出独一无二的 “曜变天目”巨型瓷盘。 【现场声】好，不错，成功！成功！ 瓷盘开模定型这一天，林礼腾亲自坐镇指挥。 再过几天，巨型瓷盘就要入窑烧制了，这是林礼腾追梦路上又一个崭新的起点。 【同期声】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林礼腾：现在这些东西做成功了，就要再创得更完美，不管70岁、80岁，我永远是无止境地的，难度再高，在哪里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如何来克服。中国（曜变天目）失传七八百年，重新把它创造出来，有这句话就足够了。 来源：潮州广播电视台
03月23日
张章笋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分享关于创办企业、经营商会的一些想法和经验。陈培娜 摄 人物档案 张章笋，北京潮商会会长，北京国瑞兴业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 1991年，从部队转业到机关工作的张章笋开始下海做贸易，并先后在汕头市区、澄海建起花园宾馆、花园酒店。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抓住北京崇文区旧城改建商机，张章笋在京城大手笔开发建设富贵园、国瑞城两大名盘，被业界视为是商业地产改革家。2007年，张章笋把国瑞城的一座价值2000多万元的四合院免费提供给商会作为办公会所。 而在潮汕大地，人们则把张章笋的名字和另一个荣耀联系在一起——潮汕星河国瑞科技发明创新奖。2006年，他出资1000万元设立潮汕星河科技发明创新奖，助力潮汕地区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2015年，第九届国瑞科技奖颁奖仪式在潮州隆重举行。 记者：张会长您好！不少人认为您是“潮商的财富榜样”，回顾自己这么多年的创业历程，您觉得成功的秘诀在哪里？ 张章笋：不，这个言过其实，我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我属于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干点事情。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们从汕头那里逐步发展走到北京来，始终立足于踏踏实实办企业，做点事情。所以我要纠正你——第一，我没有太多成功的业绩，第二，也说不上有什么心得。咱们这些人跟其他潮汕人一样，从潮汕地区出来，在北京这里踏踏实实做旧城改造，发展房地产行业。基本上做得还算可以。 记者：您当年在北京做旧城改造，在海南搞楼房建设，这是一般商人想不到的，或者人家一开始认为没有商机的，但反而最后证明您的选择是对的。您的这种前瞻性来自哪里呢？ 张章笋：（笑）这个（前瞻性的）说法不成立。咱们这些年在北京这里做旧城改造，做了一些项目，公司也在其他地区发展，在沈阳、郑州、石家庄、廊坊、天津、西安、重庆、广东和海南岛这些地区开发，跨地区多项目的运行做得基本上还可以，年度总收入能有一百来个亿，公司也在香港上市，基本上企业的运行还是比较健康的。 记者：现在房地产在国内不是很被看好，国瑞怎样保持良好的态势？ 张章笋：中国毕竟是很大的一个国家，人口很多，而且城市化的发展过程还没有结束。虽然现在，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开发基本已经完成，房地产业在二三线城市已经出现产能过剩。但毕竟在这么大的国家，城市基本开发完成之后，城市的更新改造还有一定的市场份量，还有将来的新农村建设，尤其是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还有一定的需求，还有一个过程。所以，现在还没有完全到整个产业都不能做的程度，在这个行业还能接着做个十年八年。当然，现在我们也在积极谋求往其他产业转型。 记者：潮汕星河基金会创会会长林兴胜评价您“有钱、有心又有情”，您在早年便设立了星河国瑞科技奖，这几年在潮商会也倡导科技引领，您是从什么时候萌发这个概念？为什么当年会设立科技奖？ 张章笋：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之后，从工业制造到城市建设这个发展过程中，传统产业一个阶段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今后国家的持续发展肯定是要靠新型产业，尤其是要很好地利用互联网去发展新的产业，才能够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传统产业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周期已经快要结束了，今后要应用互联网去发展新兴产业，逐步去提升、去转换、去替代传统产业，这是全球经济大势所趋，谁也逆转不了。我们一直倡导北京的潮汕企业要创新，也提倡粤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要依靠科技创新。不依靠科技创新，很难谋求新的发展，所以才设立国瑞科技奖。 当时设立国瑞科技奖的本意和初衷，是认为潮汕地区要摆脱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帽子，必须以科技创新去引领、去创造新的产业，这是第一。第二，潮汕地区的发展，必须要有大的规划，要有大的基础设施的投入去改善交通环境和条件，粤东才有可能取得新的崛起和发展。科技创新肯定是主导和引领，而交通基础设施大的投入是前期的基础工作，这两项工作要是做得不好，整个粤东地区要走出困境，要谋求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没有大投入就不能有大产出，没有科技创新就不可能创造新的发展空间。 记者：也正是基于您对产业发展趋势的判断，近期国瑞准备在潮州梅林湖建设机器人产业园相关项目？ 张章笋：这项目酝酿了一段时期。不久前我刚就梅林湖项目跟李水华书记做了汇报，考虑建机器人主题公园和机器人产业园，一个是把它做成旅游消费目的地，一个是从创新机器人产业的制造和研发这方面去做这个项目。做机器人主题公园，包括水乐园、儿童乐园，包括梅林湖湿地公园和生态景观。潮州梅林湖项目已经举行过签约仪式，前期已经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包括土地利用规划，总体规划、详细规划，道路规划编修这些工作也已经完成，但现在根据目前潮安发展和高铁站前期规划，会有新的完善——比如原来主要是做生态居住园区和梅林湖湿地公园，但从考虑对潮安、潮州经济、产业带动的角度，我们认为这个地方的湿地公园、山坡生态环境有条件做旅游消费目的地，这是第一。第二，从高端生态居住园区，同时也从机器人产业园的角度来谋划。目前方案已上报给市委，待市里批复后会正式启动这个项目。现在我们的工作正在积极推进当中。 记者：作为北京潮商会会长，您认为，随着时代发展，新时期商会会长首先要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张章笋：商会还是倡导在京企业应积极创新，以“互联网+”思维模式去提升新产业发展，谋求企业更大规模的发展，从这方面积极鼓励和引导，我们积极奔着这方面来努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商会谋求创办平台公司，支持会员企业发展。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走出来后再回看家乡，您对潮汕地区发展有什么建议？ 张章笋：自打1992年拆分潮州揭阳后，现在粤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就没有人去做顶层设计，没有人去统筹，没有人去做中长期的规划，这是目前导致经济落后的主要因素。粤东地区的发展必须有人去做顶层设计，去做中长期发展规划，首先粤东的交通网络，交通基础设施必须有大的投入，你才有发展的条件和空间。现在三个市同样都是严重缺失，仍是八九十年代的交通网络，你如何发展？这是最致命的问题。第二，粤东地区的软经济环境处于相对低效能的状态，敢担当、敢负起责任去进行开拓性发展的人还是不多。这两个问题是值得好好去反思，好好去解决的。也就是说，首先必须有粤东地区中长期发展规划，第二必须有重大的基础设施投入，三个市必须有几千亿的基础设施投入，才能为粤东地区加快发展提供条件。第三，是完善投资的软环境，要有创新产业发展的实际作为，一定必须站在比较高的高度去策划、去考虑、去招商、去引进项目。
03月23日
话剧《李白》剧组谢幕场面 周敏 摄 话剧《李白》剧照 周敏 摄 上周，汕头的观众终于在家门口欣赏到了北京人艺的话剧表演——由著名演员濮存昕领衔主演的经典话剧《李白》。跟这场演出同样受到关注的是，该剧的创作者、著名潮籍编剧郭启宏。《李白》演出前夕，郭启宏接受了汕头媒体的采访。 【人物档案】 郭启宏，当代著名剧作家。1940年出生于潮州市饶平县黄冈镇，1957年毕业于广东省立金山中学（今汕头市金山中学），196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先后在中国评剧院、北方昆曲剧院从事戏曲创作，1989年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代表作品有话剧《李白》《天之骄子》《知己》《男人的自白》，昆曲《南唐遗事》《司马相如》《李清照》《西施》，京剧《司马迁》《王安石》《情痴》，评剧《评剧皇后》、河北梆子《忒拜城》、京昆合演《桃花扇》，以及长篇小说《潮人》《白玉霜之死》《东周列国》等。多次获得文华剧作奖、曹禺戏剧文学奖，以及话剧金狮奖、老舍文学奖、金菊花奖，与郑怀兴、魏明伦并称，被誉为当代中国戏剧创作“三驾马车”之一。 在中国当代话剧发展史上，北京人艺无疑享有殿堂级的艺术地位，不论是《雷雨》《日出》《茶馆》《骆驼祥子》《龙须沟》这样经久不衰的代表作，还是《赵氏孤儿》《哈姆雷特》《白鹿原》等近年来引人瞩目的演出，每一次呈现的都是观众心目中最高创作及表演水准的话剧。 就在上周，汕头的观众终于在家门口欣赏到了北京人艺的话剧表演——由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领衔主演的经典话剧《李白》。该剧在演出前就一票难求，演出后更是反响热烈，刷新了汕头历年来高雅艺术的门票记录。而跟这场演出同样受到关注的是，该剧的创作者、著名潮籍编剧郭启宏。此次《李白》莅汕演出，也实现了他一直以来“带戏回乡”的心愿。 剧作《李白》在汕演出受瞩目 3月17日、18日晚上，话剧《李白》在汕头林百欣会展中心连续上演，濮存昕等人艺原班人马登临汕头，以精湛演技呈现诗人李白悲喜交加的晚年浮沉和暮年请缨的惊世壮举。演出谢幕时，台下的掌声经久不息，观众意犹未尽。 《李白》演出前夕，郭启宏接受了汕头媒体的采访。七十多岁的他仍然保持着一个作家应有的活跃思维，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慢条斯理、娓娓道来。 对于自己的作品首次回到家乡演出，郭启宏很有感触地表示：“我出生于潮汕，中学时就读于金山中学，大学毕业后就去了北京工作，离开家乡50多年了。这些年我的心里一直有个潮汕情结，我希望有机会报答家乡，让家乡父老欣赏到精彩的话剧演出。” 话剧《李白》是北京人艺首次来汕演出剧目。谈到自己在这中间起到的作用时，郭启宏告诉记者，“《李白》并不是我带回汕头来的，而是潮汕的观众希望它来，我只是起到了一个中介的作用，再加上汕头市政府、热心企业和北京人艺领导的支持，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所以在今年实现了我这个愿望。” 《李白》是郭启宏的代表作，也是他到北京人艺工作之后创作的首部话剧。据了解，当时《李白》剧本发表后，人艺老院长、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给予了高度赞赏，并将杜甫的四句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写成书法条幅赠予郭启宏，还对他说，“我在三四十岁的时候就想写李白，因为找不到满意的角度，一直没有动笔。现在你把戏写出来了，完成了我的心愿，我很高兴。” 1991年12月，《李白》首演成功，此后经过二十多年的沉淀，终于成为人艺扛鼎之作，并与《茶馆》等32部话剧入选中国“百年经典”话剧之列。而郭启宏也凭借《李白》获得了1993年文华剧作奖，这是国内舞台艺术创作领域的最高奖项。此外，该剧导演苏民、演员濮存昕也同摘文华导演奖和演员奖。 创作《李白》皆为展现其爱国情怀 李白是中国人妇孺皆知的“诗仙”，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他应该是一位放纵不羁、藐视权贵的形象，但在话剧《李白》中，他却有着“仕而不能、隐又不甘”的凄凉命运。郭启宏选取的是晚年李白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唐“安史之乱”后，年过60岁的李白满怀爱国热忱，投入了永王李璘幕府，虽壮志凌云却未能洞烛其奸。不久，永王骑兵篡位谋败身亡，李白获罪被执，诏判长流夜郎。途中抵白帝城时，因兵马大元帅郭子仪作保而遇赦，轻舟直放当涂。当涂的山水虽然淡泊了李白的入世热情，但平乱最后一战的召唤却再次鼓荡起了他心中报国的激情，最终他便作出了惊世骇俗之举：以垂暮之年请缨从军。 谈到创作《李白》的初衷，郭启宏表示：“我对李白的认识有一个从盲目的追星族到自觉心灵相通的知音者的过程。李白不是天外飞来的谪仙人，而是自古至今文人行列里的一员。在李白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历史命运。” 郭启宏回忆说，在古代诗人中，他最崇拜的是李白，李白的许多诗篇他都倒背如流。在他的想象中，李白是个伟丈夫，浓眉大眼含秀气，锦心绣口有侠气，吟诗时旁若无人，醉酒时玉山倾颓，青眼向朋友，白眼对高官……“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句诗也一直是郭启宏立身处世的座右铭。 30多岁的时候，郭启宏重读李白写的《与韩荆州书》，并渐渐挖掘出自己以前从未了解过的李白的另一面——他也曾为追名逐利而谄媚权贵过，最终却壮志未酬、沦为阶下囚。尽管如此，郭启宏却认为，李白晚年的这段经历反倒更能体现他做人境界，当时他都60岁了，却还想参军、平乱、报国，但又由于性格上很天真、没有政治经验，所以并未察觉到永王的阴谋，这段经历虽然后人讳莫如深，但却恰恰流露出他矛盾的精神世界。 “我希望这部戏能打破人们心中对李白的固有形象，将他的积极入世和爱国情怀展现给大家，也希望能给观众一些人生上的启发，因为李白身上折射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进不能、退不甘”，郭启宏说。 淡泊名利全身投入戏剧创作 郭启宏是当代中国戏剧创作公认最有实力的编剧之一，有着“潮汕骄子剧坛奇才”的美誉，与郑怀兴、魏明伦并称为当代中国戏剧创作的“三驾马车”。他出生在饶平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从小饱读诗书，大学考上了中山大学古典文学专业，师从著名戏剧史学家王季思教授，并由此慢慢喜欢上了戏剧。 毕业后，郭启宏被分配到北京从事戏剧创作工作，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笔耕不辍半个多世纪，目前已发表剧作、散文、诗歌、小说等作品一千余万字，获奖作品达33部、73次之多，其中三获文化部最高奖“文华剧作奖”、四获中国剧协最高奖“曹禺戏剧文学奖”、三获中国电视艺术最高奖“飞天奖”，还有中国话剧个人成就最高奖话剧“金狮奖”、北京文学艺术最高奖“老舍文学奖”。 除了《李白》之外，郭启宏还创作了话剧《天之骄子》《知己》《男人的自白》，以及昆曲《南唐遗事》《司马相如》《李清照》《西施》，京剧《司马迁》《王安石》《情痴》等多种形式的戏剧。从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出，他其实很偏爱历史、文人类的题材，而且每部作品都倾注了深深的人文关怀。 对此，郭启宏认为，“我们常说人文关怀，这并不是说要像救世主那样去关怀什么，而是要真正地将自己置身在生活中，让自己投入进去。”其实，郭启宏自己也是一位文人气息浓厚的、学者型的剧作家。他曾经这样讲过自己在创作时的状态：“以前我在家写作的时候，都会把自己的房门关起来，因为我写作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有时候又会埋头痛哭。我在创作中一直非常投入，有时候看自己的戏都会被感动，看别人的好作品也肯定会感动。我有时候给别人讲一段动人故事，先把自己感动了。” 谈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看话剧、喜欢搞戏剧创作，郭启宏表示，他非常高兴看到年轻人喜欢话剧，因为其实国内真正用心搞戏剧创作的人并不多，出类拔萃的人才更少，“希望这些喜欢话剧的年轻人都甘于寂寞、经受得住孤独，同时还要淡泊名利，如果抱着追名逐利的想法踏入戏剧这行，就很难出得了优秀的作品。” 本报记者 张艳红
03月23日
陈经纬在小组讨论上发言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香港中国商会主席、香港经纬集团主席陈经纬对《慈善法》立法称，“这是我们积极参与慈善事业的企业家们，长期以来的期待。”他指出，《慈善法》的制定为规范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基础，对鼓励更多有条件的企业家积极参与慈善事业，有着促进作用和现实意义。 他表示，《慈善法(草案)》从立法上强化信息公开制度，将会形成一个更加规范和透明的捐赠环境，对捐赠人的合法权益有了法律保障，同时严格规范了慈善组织的法律行为，提升了慈善事业的公信力，能够更好的鼓励有能力的捐赠人积极参与慈善事业。 此外，该草案明确提出用税收优惠促进慈善捐赠，“对扶贫济困的慈善活动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而且明确税收优惠额度可以结转使用”。他认为，这激发了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并能更好的作出财务安排。 但草案也并非十全十美，陈经纬认为，里面对于慈善组织的设立条件过于宽松。“应该对此进行严格审核控制，以防在设立后不合格的组织偏多，防止给慈善事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他建议，“另外，对慈善组织在善款中所提取的’管理费’，应该明确规定合适提取限额，以非赢利为目的。”
0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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