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同龄人：在深圳，什么时候追梦都不晚
“深二代”吴大雄：我们是深圳特区的同龄人
正如计算机科学家吴军在《浪潮之巅》一书中所说：对于一个弄潮的年轻人来讲，最幸运的莫过于赶上一波大潮。诞生于1980年8月26日的深圳经济特区赶上了中国发展的大潮并引领潮头，一波波的年轻人也赶上了深圳发展的大潮，绘就了更加精彩的人生画卷。
1980—2015，与特区共同成长的同龄人中，有将无人机卖到全世界的大疆创新创始人汪滔，有在大山深圳支教多年的“最美深圳女孩”孙影，有从全国乃至全球各地聚集而来、在不同岗位上追逐着梦想的个体……
他们在这片快速变迁的土地上书写着不同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折射出深圳35年的变化，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深圳人”。
策划/统筹：江强 马芳 撰文：卓泳 刘芳宇 曲广宁 崔洁 穆玉洁 马芳 财经周刊统筹：江强 曲广宁 摄影：鲁力 朱洪波
深圳的文化非常特殊
吴大雄，1980年出生于广东惠来，1994年来深圳，现为深圳市眼界科技有限公司CEO。
“走，去深圳！”这句话的本意应该是从别的城市出发前往深圳，可对于不少在深圳长大的人来说，这句话的意思却是从深圳的宝安、龙岗等原关外地区出发前往福田、罗湖、南山这几个区域。这样的观念在几乎所有深圳长大的人心中都是根深蒂固的，至今也依然常常挂在嘴边，吴大雄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今年35岁的吴大雄在1994年时随父母从潮汕地区迁至深圳，从初中到大学一直在深圳就读。在他眼中，深圳就是从布吉关到上海宾馆这片土地，边防证以内才是深圳经济特区。
“深圳的钱很不值钱，深圳的文化非常特殊。”从和本地孩子一起上课，到看着外地人不断涌进来，从传统贸易行业转型为新一代科技新星，在深圳生活了20多年的吴大雄对深圳的经济发展和文化氛围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公用电话摊也能一年赚十万”
1994年，吴大雄来到深圳读初中，爱玩游戏的他发现，深圳的游戏币要一块钱一个，但在自己家乡一块钱可以买4个，这顿时让他感觉到“深圳的钱真不值钱”。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初期，深圳经济已经开始腾飞，“一阵风把电线杆刮下来就有可能砸中一个老板”是那个年代深圳人对深圳经济社会的集体印象。
“那个时候在深圳经营一个公用电话摊，一年都能赚十万元。”吴大雄回忆，那是深圳最不理性消费的时代，资源和金钱高度集中使得财富来得很快很容易。更夸张的是，当年深圳股市迎来第二波牛市，吴大雄的父亲和其他潮汕老板雇佣了几百个民工、开着四辆大巴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
“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炒股很容易赚钱。”在吴大雄的记忆里，上世纪90年代是深圳居民财富疯狂积累的年代，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外来人口，都冲着赚钱的目的去从事各种劳动和参与资本活动。
这么多年过去了，无疑深圳的人均财富累积越来越多，可在吴大雄看来，深圳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变化，“虽然工资比家乡的高，但消费水平也在提高。”然而，在几个经济特区中，深圳的发展无疑站在领跑的地位，“深圳的创新能力和某些节点抓得很准。”2000年，深圳产业结构开始转型升级，部分产业迁出深圳，网络上一度出现“深圳被抛弃”的言论，但跑过多个城市后，吴大雄至今仍然认为“深圳是值得留下的城市”。
在多数深圳人的记忆中，深圳有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区分了“关内”和“关外”，在深圳生活20余年的吴大雄，一直看着这两个片区从“疏离”到“融合”的变迁。“2005年以后，深圳人已经逐渐淡化了关内外的概念，经济和人文方面的差距已经在缩小。”
吴大雄发现，2003年以前，麦当劳这些洋快餐只开在关内，而2003年以后，逐渐进驻关外，这一定程度反映关内外的人口和消费水平已经趋同。
“创客文化是深圳独一无二的文化”
2003年，吴大雄从深圳的传统贸易行业转行进入了IT界，随后创办了深圳市眼界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眼界VR系统装备设计。
吴大雄的个人转型和深圳的产业转型有着相似的轨迹，“传统制造业和贸易行业明显下滑，但我身边进入腾讯的朋友在行业的活力和收入上却直线上升。”
吴大雄就此看到了深圳的未来优势产业，认为“科技会是近20年造富最疯狂的渠道。”吴大雄的公司很好地印证了这点，仅仅用了18个月的时间，估值翻了一百倍。
“深圳的转型整体来说是非常成功的，未来会成为物联网和大数据智能制造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总量上可能会超过硅谷。”吴大雄认为，支撑深圳科技的人才发展还在上升通道中。
创客的到来似乎加速了深圳科技人才的发展。近年来，深圳吸引了大量来自全球的创客，创新创业成为深圳发展的主旋律，吴大雄也是这波浪潮中的其中一个弄潮儿。
回过头看自己的创业经历，吴大雄认为创业离不开两个关键的因素：物质和人才。对于人才，吴大雄认为深圳相较于北京和上海的优势在于人才的性价比很高，“顶级人才都留在北京和上海，但是深圳的人才抓来就能用。”
有了科技产业的支撑，深圳的经济结构和产值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一直被外界视为“文化沙漠”的尴尬如何破局？在吴大雄看来，深圳正在沉淀一种很特殊的文化，即“创客文化”。
“十几年前，深圳的特产可能是山寨手机，现在却是一些高精尖的东西，比如智能穿戴设备等。”他认为，深圳正在形成的创客文化不仅给深圳带来层出不穷的创新产品，更重要的是沉淀了创新创业的独特文化，这或许是深圳未来文化发展的方向。
深圳“土著”吴向春：
见证深圳35年变迁
吴向春，1980年出生于深圳，毕业于中山大学，现为北京玖富时代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副总经理。
在深圳的大南山脚下有一条村落叫“南山村”，先于如今的南山区而生，这条村本姓陈，吴向春随父亲从西丽的吴姓长源村迁至母亲所在的南山村，也就成了本村人，一家人从种荔枝到盖房子、收房租，见证了这条小村庄在深圳经济特区35年发展史上的变迁。
今年35岁的吴向春生长于深圳，作为村里第一批大学生考上中山大学，毕业后赴京踏进金融领域，从事银行、财富管理工作。多年来，他从村里到村外，从特区内到特区外，用不同的视角观察着深圳这35年的风云变幻。
“一个村庄的故事同时也是一座城市的历史。”在吴向春看来，35年来，深圳在经济、社会、人口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无论怎么变，作为一个以外来人口为主要生产力的移民城市，让这座城市里的人们安居乐业是其最根本的使命。
从种荔枝到收房租，外来人口让村民走向致富之路
如今，深圳西丽的荔枝颇为外人称赞，可在十多年前，上好的荔枝却产于吴向春所在的南山村。“我小的时候村里还在种荔枝，可近十年土地被征收后就不种了。”当时的南山村，每家每户都靠卖荔枝、种田来维持生计，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村民的收入来源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吴向春看来，这是外来人口给村民带来最大的影响。
上世纪90年代初期，越来越多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开始聚集深圳，多数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一波又一波的来深务工人员带来了强劲的住房需求，当时拥有土地的深圳原始村落开始嗅到这一商机，利用村里的集体用地或者自家门前的土地建起厂房、盖起高楼，出租给这些“打工仔”。
“以前村里没什么人，自从盖起了房子，村里人越来越多，每家每户楼下都有了小卖部，但一到过年村里就空了。”吴向春坦言，大量外来人口的到来转变了村里原本的经济模式，原本每家每户只有两间平房，但随着他们的住房需求日益增强，村民即使借钱也要盖起高楼，“到了2000年前后，村里每户人家一年的收入有近20万元。”有时候，房租收不过来，村民开始雇佣外面的人做“二房东”帮着自己打理房子。
然而，伴随着村民的致富，一些问题也开始显现。“村里的原村民越来越少了，大家都住上了高楼，而且管理缺位村里的治安就令人堪忧。”这一现象也常受外人诟病，而村里年轻人工作意识薄弱的问题也是早年所有深圳本地村落的通病。吴向春告诉记者，他是村里第一批大学生，那年一共有5个人考上大学，但大多数年轻人都靠收房租为生，或者做点小生意过着较为安逸舒适的日子。
在深圳1500多万常住人口中，本地人口大约为200万，归属于深圳本地各条原始村落，南山村只是深圳众多村落中的一个例子，而事实上，各村的发展足迹都大致相似。在深圳经济社会风起云涌的35年来，依靠土地致富的生产方式养育了村里的数代人。
从生存到圆梦：年轻人扎堆深圳实现梦想
在吴向春的印象中，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35年来变化最大的是房价。2002年大学毕业后，吴向春在深圳民生银行做了四年的个人贷款业务，见证了2003年—2008年这几年深圳房价的变化。
“2003年深圳房地产市场比较平稳，当时后海的楼盘最贵的才五六千元每平方米，可短短的几年间已经翻了七八倍，如今更是天价了。”吴向春讲述了身边的一个小故事：两个同事一个爱炒股，一个爱炒房，可在2006年时爱炒房的那位同事赚得远远比爱炒股的那位同事多。吴向春在2006年时买了一套均价1.1万元/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到了2007年房子已经涨到3万元/平方米，可到了2007年年底房价又开始下跌，甚至跌回刚买时的价格也少有人买。“那两年房价就像过山车，整个经济形势的变化都折射在房价上。”
说到深圳在人才方面的发展，吴向春有个很直观的感受，如今来深圳的外来人口结构变了。“我们公司招了一些从外地来深的‘90后’年轻人，他们普遍生存压力不大，吃苦耐劳能力也比较差。”吴向春说，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来深圳的人大多是在家乡一穷二白，希望通过努力打拼赚钱养家糊口的，而现在来深的年轻人家里环境都不差，有的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有的想来大城市工作长长见识，而这与深圳产业结构的调整关系甚大。
创业者王锋：
给员工送房送车的“土豪”老板
王锋，1980年出生于江苏盐城，2003年7月来深，曾在富士康、华为工作，现为深圳市苏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8月28日是王锋提前选好的乔迁吉日。他2014年在深圳百花片区购买的学位房已经装修完毕，房价一年来翻了一番，均价已超过10万元/平方米，未来，4岁的女儿、半岁多的儿子将就近进入深圳最知名的公立小学和中学学习。
王锋对于房产的增值似乎不是特别在意，与太太创业近十年，他们已经实现了当初的梦想，过上了经济自由的生活。为了回馈老员工，他甚至还给员工送车、送购房首付款，两位优秀的老员工直接获得了价值数百万元的深圳房产。
未来十年，他想做些不一样的事情，做一些没人做过的、有核心技术优势的产品。
白手起家的华为系创业者
创业多年，王锋身上有生意的人老练，同时也还有一些书卷气。他认为这归结于江苏人温和敦厚的群体性格和自己接受过的大学教育，在南京大学的四年，让一个没有背景、没有依靠的年轻人更好地融入了主流社会。
2003年7月13日，王锋从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后来到深圳，先在富士康龙华园区工作了15个月，后在2004年底加入华为，在华为终端公司先后做过硬件开发工程师、硬件经理、代理开发代表等职务。他对富士康严格的层级制度印象深刻，更喜欢华为平等协商的工作环境，喜欢每个人都重视自己的工作、哪怕是很小的事情都做得很精致的氛围。
2009年3月9日，即将30岁的王锋放弃华为每年30多万元的稳定收入和职业上升通道，放弃大公司照耀在头上的光环，正式成为一名创业者。为此，在老家生活的父亲特地给他打了三次电话，让他慎重考虑。
“如果不是创业，我应该还会在华为一直干下去。我喜欢集体作战、做一些大事情的感觉。”王锋说，当年创业的动机原始而朴素，就是想未来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太太2005年创办的苏仁箱包有限公司进一步发展，家庭也需要一个孩子，所以才决定从华为辞职，全身心地投入创业。
王锋最初的创业领域是笔记本配件出口。早期，电脑包市场属于快速上升期，王锋夫妇白手起家，在摸索过程中开拓海外市场，认认真真地对待好客户的每一个需求，将公司慢慢做大，如今年产值已约1亿元。
创业的过程自然辛苦，第一年尤其艰难，作为从大公司出来的名校毕业生王锋还要学会与武夫甚至无赖打交道，对他来说有不小的落差，苦闷的时候甚至考虑过放弃创业，重新到大公司找份工作。不过，骨子里的不服输支撑着他一步一步的闯过来，创造和经历了一个从0到1的过程，这一年里，他认为自己积累到了最宝贵的财富。
想做出下一个大疆创新
王锋心目中的榜样是任正非，尤其是经历了创业的艰辛之后，更加理解任正非创办华为的不易。
如今，2005年成立的苏仁箱包有限公司已进入第十个年头，下一个十年，王锋想做些不一样的事情。他是工程师出身，欣赏的是类似腾讯的微信、大疆创新的无人机那样的创新，想做出没人做过的、有核心技术优势的产品。
“很多中国的东西都是从国外特别是硅谷移植过来的，但我不迷信这一套！我更喜欢华为这种模式，艰苦奋斗，掌握实实在在的核心技术，一定能做出别人做不出来的东西。”王锋说，做企业需要机遇，而机遇可以创造，如果选对了行业，努力会更快变现。
他看好的是智能睡眠领域，新成立的苏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用智能产品监测、改善人们的睡眠，正在引进相关人才。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领域，做得好的话完全有可能出现下一个大疆创新。
“在深圳这么多年，不搞出点新东西出来都不好意思在圈子里混。”王锋说，35岁对任何一个男人都是黄金年龄，现在自己该有的都有了，家庭幸福，财务自由，未来10年将是服务社会的10年。
家家顺营销副总经理王桂新：
地产中介的地位、收入提高了
王桂新，1980年出生于广西百色，2005年来深圳，现为房地产经纪机构家家顺营销副总经理。
王桂新个子不高，说话带着点广西口音，十年前从一名普通的置业顾问开始起步，现在是深圳家家顺地产中介的区域副总。来深十年，他一直在宝安工作，眼见着宝安大道旁从只有“好望角”一套楼盘，到宝安中心区高楼林立。
王桂新说，想要生活好一些，又没有别的技能，“做业务多劳多得，上不封顶，才能有这个可能”，在深圳，努力就有出头的机会。
中间人的辛苦是大家想象不到的
2005年，老家的小酒吧经营不下去，王桂新来了深圳，起初对职业没什么规划，只想学门手艺改善生活，“想去比较发达的地方打打工，学些东西，看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带回乡下做”。
2006年春节后，王桂新在宝安片区成为创辉租售的一名置业顾问。他从前辈那里知道，更早前很多地产中介都是“吃差价”，把卖家的价格提了几万元报给买家，买家再一还价，买卖就撮合上了，行业乱，从业人员的地位也不高。
刚做业务，王桂新跟前辈“跑盘”，十几天下来把门店周边的地块都弄熟，把宝安区西乡、新安一带的楼盘记得烂熟，自己画地图，当活地图，“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跑，只翻翻手机看电子地图了”。
当时房地产中介市场清淡，佣金少，提成不多，业务员的收入相对微薄，但多劳多得的可能性对王桂新很有吸引力，况且“自己不懂别的”。“底薪只有800元，平时一个月只有一两单，好一些的月份才有五六单”。明知道艰辛，但王桂新心想，能买卖房子的都是比自己成功的人，多和这些人接触，也能让自己学习成长。
“有时候刚签完一单感觉好兴奋，但细算算每一万元佣金，五个人的团队每人只能拿到2000元，再按15%的提成一算就只有300块钱。”失落之余，王桂新只好继续努力。
2007年，地产中介市场火起来了，而王桂新也成为一家门店的店长。据他回忆，2007年一、二季度市场非常火爆，是深圳投资客最多的时候，而创辉租售也开到全国1800多家，“觉得公司挺牛的”。但好景不长，到了2007年底，市场走下坡路了。中天置业倒闭事件给行业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影响，加之银行贷款紧缩，行业的艰辛一直持续到2008年。
“2008年，是地产中介最艰难的一年。”在王桂新心目中很牛的公司，也紧缩到只剩下五六十家，宝安中心区的标杆楼盘，在2007年最贵的时候每平方米能卖到1.8万元至2万元，到了2008年，价格降到1万元都很难卖，房价腰斩，业务员的日子也不好过。
“做中间人的辛苦是大家想象不到的。”王桂新说，自己当时基本上是24小时待机上班，有时谈买卖，撮合双方，一个想少一个想多，中间人很难做，生意谈到凌晨三四时也是常事。这样的情形一直到2009年，政策放松，市场才好起来。
哪怕一只苍蝇飞进来也要热情接待
2009年以来，地产中介从业人员的收入大为提高。房价涨了，佣金涨了，提成也高了。王桂新有些“羡慕”现在新入行家家顺的年轻人，“家家顺给他们5000元的底薪，业绩还有45%到80%的提成，比我那时好太多”。
更重要的是，公司推行“真实房源”、“不吃差价”的保障后，王桂新感受到，客户对他们的信任度也提高了，虽不是一蹴而就，但中介们的社会地位比以前提高了许多。有人劝他，你有创业的资本为何不自立门户？王桂新的回答是，有了有保障的平台，自己才能做好擅长的事情。
从2010年开始，王桂新管理的范围，从一家店扩大到宝安区的部分区域，从一家店的店长，提拔至区域经理、区域总监，现在是管理10来家店的区域营销副总。
地产中介是外向服务型产业，没有很成熟的管理模式。王桂新说，人最难管，投诉反馈处理不好，突发事件不及时处理好，负能量就会蔓延。“盯人、盯单、盯氛围”是管理者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员工失落了要给他打气，团队氛围不好要及时沟通。他常对员工说，“除了自己，其他人都是客户，哪怕一个苍蝇飞过来，你都要热情接待”。
“谁努力，谁就有出头的机会。”王桂新认为，在深圳和家家顺的平台上，勤奋的人一定会得到回报，即使是他这样“家底、出身都不太好的人”。现在，35岁的他已在深圳成家立业，为了孩子能在深圳上学，正在逐步办理落户深圳的手续。
求变者黄丽芬：
在深圳，什么时候追梦都不算晚
黄丽芬，1980年出生于广东韶关，2001年来深圳，现在雪丽阿姨洗衣屋负责业务开发。
从国企到外企、中港合资企业，从通讯行业、护肤行业洗衣行业，21岁来到深圳的黄丽芬有着丰富的从业经历，也见证了深圳的变化。
黄丽芬17岁时考入江西无线电通信学习无线电通信专业。在那时的她看来，寻呼机（BP机）依然很先进，因此无线电通信专业很“现代化”。2001年，刚走出大学校园的黄丽芬怀着对现代化大都市的向往，与同学们一起到深圳工作。她进入了位于南山科技园的国企中兴通讯，那一年，南山科技园也开始投资建设。
在黄丽芬的印象里，中兴通讯到了2003年开始大力发展手机，那一年，中兴通讯签约“功夫皇帝”李连杰。中兴通讯早在1998年就开始研制手机产品，但直到2003年，它的手机没有什么负面消息，也没有多少好消息——它受到的关注太少了。
2004年，中兴手机全年总销量突破1000万部，比2003年增长超过100％。作为中兴基层员工的黄丽芬也明显感觉到，2003年到2005年是个手机用户的爆发期。她回忆说：“当时中国人还没有普遍使用手机，手机销售商和修理工程师非常缺，很多人都是从BP机转型做通讯手机的。”
回忆起人们从BP机、大哥大时代到手机时代的历程，黄丽芬感叹深圳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几年间，黄丽芬也随着中兴通讯一起成长，从基层的物料管理员工，成长为小组长，养成了规范化的做事风格。
不过，国企长期稳定的生活并没能让黄丽芬真正安定下来。2006年，她就被更充满激情的销售行业吸引，在朋友的鼓励下加入一家美国化妆品牌做销售代理。“外国公司的工作氛围和国企完全不一样，过去国企没有那么强调企业文化，中国人不喜欢大肆宣传，但外企是很开放的，人的个性得到释放。”
两年后，黄丽芬的工作遇到瓶颈，她开始考虑自己的发展方向，甚至也动过心思做生意。在人才市场，28岁的黄丽芬又选择了家政行业的中港合资企业雪丽阿姨洗衣屋有限公司，先后从事人事工作和业务开发工作。“原来人们概念里都觉得干洗衣服是比较高端的，只有贵重衣物才会拿去干洗，有闲钱才会去干洗。现在不一样了，干洗成了很家常的事情，像白领工作一天回来T恤一脱拿去干洗一下是很平常的。”
黄丽芬说，洗衣家政行业从2003年开始火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变化。2011年，深圳大运会召开，这场盛事不仅让黄丽芬熟悉的深圳变得更加现代化，她工作的“雪丽阿姨”也成为大运会的候选供应商。为满足大运会的要求，公司对原来ISO工作流程的细节加大力度，加急洗衣的时间从24小时、12小时缩短至4小时。她回忆说：“大运会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练内功的过程。”
在深圳生活多年，黄丽芬很喜欢深圳便捷的城市交通。2004年，深圳第一条地铁线路通车，黄丽芬也见证了深圳地铁的发展，2004年建好了第一条线路，周末经常能和同事们去东门买衣服，去华强北逛电子市场。
目前，黄丽芬依然单身，与父母、弟弟一同在深圳生活，把深圳当作自己的家。在她看来，深圳人口流动性大是一些人“剩下来”的主要原因，此外，这个开放包容的城市，也给了人们足够的空间去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
7年前，独立的她在布吉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如今房价已经翻了一番。谈到未来的生活计划，她表示会继续在洗衣行业工作下去，希望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交圈和好的生活方式。“说不定再过20年又会回到热爱的销售岗位，在深圳，什么时候追梦都不算晚。”
徐庶，1980年出生于贵州省遵义市，2003年来深圳，现为畅享咨询人力资源公司合伙人。
资深“猎头”徐庶：
企业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竞争
我为企业定制人才“奢侈品”
徐庶的工作被俗称为“猎头”，“学名”是人力资源销售，主要为企业引入高端人才。十余年来，她专注于深圳房地产领域，见证了从现场招聘到社交网站招聘的招聘渠道之变，也伴随深圳产业结构的调整，见证深圳对人才高需求从高科技、房地产到对金融、互联网的转变。
服务深圳房地产的“猪头”
和如今来深圳的年轻人一样，想“闯一闯”的徐庶来到了深圳，2003年毕业后入职智联招聘。“我自己都觉得‘猎头’一词很陌生，企业也觉得遥远神秘，甚至有些反感。”徐庶回忆说，有一次她打电话给企业，却被反问道：“什么，猪头公司？”
徐庶爱和人打交道，也擅于沟通，渐渐发现自己适合猎头这一行，也喜欢做。十年前，网络招聘只占一部分，求职途径主要是现场招聘会和报纸媒体。“当时《南方都市报》和《深圳特区报》每周都会有很大的版面发布招聘信息，大家经过写字楼楼下就顺手拿一份免费报纸看招聘。”
2003年，深圳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坚力量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工业，对计算机、电子、通信技术方面的专业人才需求量很大。徐庶还记得资深的软硬件技术人才是当时比较热门的职位，工作5年左右的专业技术人才在华为就可以拿到8000元人民币的月薪。
得益于深圳地产行业的高速发展，像徐庶这类服务于房地产领域的猎头，逐步被一些企业认可。当时，深圳的房地产行业如火如荼，上市公司、本土开发商、外资企业大批量涌入深圳。很多开发商人才培养跟不上，就通过外部的渠道，寻求猎头引进高端人才。“我们与很多央企合作，比如中航地产、华润置地，很多央企是第一次从外部引进高管，也是第一次通过猎头的渠道招聘。”
2011年，徐庶与朋友合伙成立了畅享咨询人力资源公司，以房地产企业为主要客户。小时候帮家里做生意，徐庶就想着什么时候也能成立自己的公司。她说，自己是个很有规划的人，职业规划、人生规划都会提前运筹。
基于长期对人力资源市场的观察，徐庶也形成了自己的职业观，“有的人才之所以能成为优秀的人才，是因为他们对待工作有一颗淡定的心和负责任的态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职业化。”
猎头工作为企业个性化定制奢侈品
10余年来，深圳的产业结构不断进行调整，金融、互联网行业成为继高科技、房地产行业后人才招聘的两大热门领域。
经过五六年的沉淀，徐庶所处的招聘服务领域由原来的大而全逐步朝细分、专业的趋势发展，而社交类招聘网站、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也让这个行业的竞争进一步加剧。人力资源猎头这个行业，则从简单的高级人才寻访，演变为了企业长期合作的战略伙伴。
“我们不光能够帮助企业找到合适的人才，还要了解企业的发展趋势，提前帮企业进行重要人才的储备工作，要站到企业的角度去更长远地思考一些问题。”徐庶说，现在不少合作企业都把猎头纳入了常规的招聘渠道，在每年年初就制定全年的战略计划，确定重要岗位。甚至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基础职位也在尝试通过猎头引进。“这也说明，企业也越来越重视人力资源，真正认识到了企业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
对于互联网，徐庶说她“又爱又恨”，一方面可以借助互联网拓宽渠道，但另一方面去中介化、去中心化的互联网特质对招聘服务又是一次颠覆。“在愈演愈烈的互联网招聘冲击下，未来公司发展想往更高层次的服务，摒弃规模化、工厂化的招聘。猎头工作应该是个性化定制、不可取代的手工奢侈品。”
在徐庶看来，深圳是一座比较新兴的城市，充满了活力，也充满了机会，所以很多年轻人愿意来深圳发展。和北上广深相比，这几年深圳在落户的政策上大大放松，求职者能享受到深圳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条件。对南方很多高等院校的学生来说，毕业后去深圳是不错的选择。
徐庶认为，和北上广等老大哥城市相比，深圳人力资源市场更有生命力。首先，深圳的人才结构更年轻化，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融汇在这里，以25岁—35岁的年轻人为主，地域隔阂和文化差异小。其次，民营企业、股份制公司、外资企业、港澳台企业用人占整个市场的主体，达到70%的份额，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等在深圳的人力资源市场上的用人需求则较少，人才的流动受到的约束更少，显得更加自由。
徐庶补充说，深圳良好的市场竞争氛围，简化的行政手续，如商事登记制度让在深圳注册一家公司成为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以及对于小微企业的税收政策优惠等一系列的市场机制，也让深圳这座城市的人才对于创业有了更高的热情。
创客基地CEO丁春发：
踏实做企业最具价值
期望有更多机会走上国际舞台
丁春发，1980年8月出生于江西宜春，2004年来深，现为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副会长、大公坊创客基地CEO。
1980年出生的丁春发在24岁来深圳闯荡之前，对深圳并没有好印象，因为了解到深圳需要边防证、暂住证等，感觉它是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城市”。
在深圳生活十几年，他见证了深圳渐渐成长为国际化大都市的过程，经历了股市和房市的“冰火两重天”，更依靠自己的拼搏和深圳给予他的机遇，在这个城市安家立业，落地生根。
从设计师到创客基地CEO
2003年，大学毕业的丁春发进入了佛山一家设计公司工作，一年半以后，他发现隔壁的深圳环境开放得多，于是在2004年7月背着行囊来到了深圳。
那时，深圳还没有成为全国工业设计的龙头。不过深圳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创业氛围非常好。一年多以后，丁春发与同学凑了5万元从南山区的深南花园起步，创立了自己的设计公司。经过创业初期的艰辛，公司慢慢地有了起色。
丁春发创业的那几年，正值深圳的手机、电子数码产品风靡世界，乘着这股东风，深圳的工业设计行业发展迅猛，渐渐占据了全国百分之七十的市场，加上政府和行业协会的推动，深圳形成了“设计之都”的文化氛围，各种设计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出现。
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丁春发又把目光投向了工业设计供应链，决定把公司由单纯的工业设计公司转型为不仅提供工业设计，还能为客户实现小型化产品生产的企业。2006年，丁春发和朋友合作，正式开始了工业设计供应链的探索，4年后，他克服了资金、技术、管理等多种困难，在2011年成功地建立起了自己的产品供应链，成为一家工业设计供应链公司。
转型的成功不仅让公司营业额增长10倍，还让丁春发成功地度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2008年深圳有将近一半工业设计公司都倒闭了，但我们因为已经建立起了供应链，客户粘合度比较强，也遇过货款推迟或者客户跑路，但绝不至于让公司撑不下去。”
2012年，丁春发发现，有很多的年轻人开始找到他，想借助他的供应链做产品孵化，更可贵的是，这些年轻人大多非常有想法，孵化的产品也独具创意。几年前，“创客”这一提法还未兴起，但这个群体早已存在。为了找出最有价值的想法把其变为产品，丁春发在网络上发起了“创客联盟”，征集有创意的方案并挑选出最有价值的方案孵化落地成产品，并陆续孵化出了体感平衡车、网球储存罐等一系列产品。
今年的“创客大潮”把丁春发和他的公司推上了“风口”，凭借几年的积累，丁春发创办了大公坊创客基地，如今在深圳已小有名气。
告别股海，扎根实业，期望走上国际舞台
算起来，35岁的丁春发来深圳已经11年了。11年来，除了工作和创业，丁春发也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经历着人生的各种起伏。
2007年，中国股市迎来了最大的一轮牛市，在经济触角极为敏感的深圳，“全民炒股”几成常态。在周围人的影响下，丁春发当起了股民，公司的流动资金除去一部分备用外，大部分都被转到了股票账户上，一有空余时间，丁春发就盯大盘、逛股吧、听大师分析，可是好景不长，大盘突破6124点后急速下挫，陆续跌破5000点、4000点、3000点……
“跌破5000点时，朋友告诉我坚持住，一定会反弹的，然后我看着大盘跌破4000点，又破3000点，我的本金亏损近半。直到有一天，我醒悟过来，决定退出股市，专心经营公司。”痛定思痛，丁春发告别股海，一门心思地扎根实业。七八年过去了，股市又经历了几轮沉浮，他仍旧丝毫不为所动。
随股市浮沉的，还有楼市。与丁春发刚来深圳的时候相比，深圳的房价已翻了几倍。长期混迹于投资圈的丁春发身边不乏炒房者。“我身边大概有百分之五十的朋友从公司里抽资金去炒房，公司需要钱时就把房子卖掉，然后再买再卖，循环往复。”
丁春发从未参与过这个游戏，虽然他承认炒房的朋友确实赚到钱了，但他觉得从长远来看，踏踏实实做企业才最具价值，“做企业不仅是财富的提升，更是个人能力和价值的飞跃。”
11年，深圳已从昔日的“制造工厂”变成了“国际都市”，10年前花费大半天时间才能到的西乡、布吉已成城市次中心，曾用一纸边防证就把人拒之门外的二线关口已成过去，丁春发们也从毛头小子变成今日深圳发展的中流砥柱。
“深圳是国内创新精神最强、创新做得最好的城市，她有今天的样子，也有我们的一份力量。”丁春发对深圳有着更深的期望，希望深圳更多地参与到国际化的竞争中，让本土企业有更多的机会走上国际舞台，参与国际竞争。
08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