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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兴田:全产业链是“互联网+中医药”发展基石

    康美药业董事长、总经理马兴田24日表示,“互联网+中医药”是中医药继承与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全产业链则是“互联网+中医药”发展的基石。 马兴田同时透露,康美药业着力打造的全国第一家“智慧药房”,当日在广州正式启动。 马兴田是在“2015健康中国与中医药发展高峰论坛”上做出上述表示的。 马兴田说,康美药业从1997年创立至今,一直坚持发展中医药全产业链,并于近年率先结合“互联网+”,遵循“健康中国”战略,以中药饮片生产为核心,全面打造“大健康+大平台+大数据+大服务”体系的“互联网+中医药全产业链”,成功地在全国多个重点省市推行平台网络医院、智慧药房、智慧养老、健康智库、健康管理、第三方支付和健康保险等构建的互联网大健康平台。 据了解,目前,康美药业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的全国首个、也是唯一一个中医药信息化医疗服务平台试点单位,同时凭借康美医院成为全国首家民营网络医院的契机,已经率先推出网络医院、康美医疗、智慧药房等远程医疗项目,建立健康云服务团队,形成国内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优势,对全国200多家公立医院药房进行智慧托管,利用15万家合作药房渠道,实现药品自主配送上门。“康美医疗”“康美医生”等APP终端已经有全国各地1000多家医院实现挂号,并有3000多名医生实现在线服务。 “更令人振奋的是,我们着力打造的全国第一家‘智慧药房’今天在广州正式启动,近期还将推动在深圳、北京的落地,到年底合作医院达到50家,预计至少每月服务人次将达到15万。”马兴田透露。 马兴田说,康美药业打造的中医药全产业链“互联网+”模式取得了明显成效,企业成为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上证50成份指数股、全球企业2000强、中国企业500强。6月,与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成立健康大数据项目公司——新华康美健康智库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搭建中国权威的健康大数据平台。 在论坛上,康美药业还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联合推出了《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报告(2015年二季度)》。据了解,“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是国家发改委授权康美药业独家编制、发布和运营的唯一一个全国性的中药材价格指数。

    0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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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富不过三代”成为魔咒 家族传承为什么如此之难

    家族传承的问题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在未来5-10年内,家族传承的需求将产生爆发式增长的态势。而“富不过三代”依然成为困扰一代企业家的魔咒。中国的家族传承为何成为难以衔接的纽带? 随着第一代企业家财富积累的完成,家族传承已经成为迫切需求。根据《2012胡润财富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底,我国共有102万个千万富豪,其中有6.35万个亿万富豪。这些富豪中大部分都面临着家族传承、企业交班的问题。报告中显示,这些富豪中,千万富豪的平均年龄为39岁,亿万富豪的年龄为41岁,由于年龄的关系,众多知名的企业家如王石、柳传志、宗庆后、马云等等纷纷开始隐退或淡出管理层。企业如何接班?家族财富如何传承?这些问题已经鲜明地摆在“创一代”的眼前。 “富不过三代”成为魔咒 “现在我和下一代无法沟通,很多理念都不一致,他们也不愿意继承我的衣钵,就算愿意管理我的企业,交给他们我也很不放心!”一位不愿具名的知名企业家的感慨,道出了第一代企业家对于家族财富传承的焦虑。 事实上,家族的传承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难题。麦肯锡曾做过的一项调查表明,“全球范围内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为24年,其中大约只有30%的家族企业能延续到二代,而传至第三代的比例少于13%,只有5%能在三代以后还继续为股东创造价值。” 在中国,这一比例更是大幅降低。根据2011年的12月公布的《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中指出,由于家族企业两代人在交接班意愿的契合度上存在较大差异,超过3/4的中国家族企业在未来可能面临较大的传承障碍。事实上,随着家族企业核心创始人的离任或离去,二代无意继承家族企业、对家族企业的经营不善、或陷入家族纷争的事例多如牛毛,这些传承的弊端直接导致了家族企业的失败。“富不过三代”、甚至“富不过二代”的魔咒成为中国家族传承挥之不去的噩梦。 在这点上,无数家族传承失败血泪史就是例证。就在今年5月,深市上市公司海翔药业的董事长罗煜竑清空其持有的海翔药业所有股份5940万股,败光了所有家业。作为“创一代”罗邦鹏耗费了40年将一个乡镇日化工厂打造成上市公司,而二代罗煜竑只用了4年时间就把这来之不易的基业败给了别人。 不仅如此,随着家族内部掌门人的离去,后代争夺财产也成为家族财富传承的“硬伤”。2011年的澳门赌王何鸿燊的家族争产战,四个妻室和至少17名子女,为了32亿美元的巨额财产打得“头破血流”,使得家族财力、人力损耗无数,家族形象尽毁,简直成了一部丑闻的连续剧。在内陆,真功夫集团因家族企业股权结构不合理,导致家族内部成员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最终升级为家族内斗,限制了企业的发展,也成为业内的笑柄。太多的家族在根基未稳时就开始有“倒塌”的迹象。 文化精神的传承才是关键 一幕又一幕的传承悲剧,充分暴露了家族财富传承的软肋。是什么原因阻碍了家族传承? 由于中国一代企业家财富积累的时间才短短三十年,社会的诸多因素使得家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花费太多心血和精力。诸如私有财产保护措施的不足、竞争环境的激烈以及企业运营成本的高企,使得一代企业家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如何让企业生存和发展上。“大多数第一代企业创始人到现在还在非常辛苦地工作,靠着勤勉和奋进维持着家族企业的发展壮大。”一位家族企业负责人介绍。 在这样的情况下,目前中国的一代企业家所谓的传承,大多只是家族企业的传承,他们主要依靠企业股权、资金等利益要素作为家族传承的载体。利益当前,家族内部的群体在利益失衡时容易引发战争,不仅会两败俱伤,甚至连第一代企业家打下的江山都难以保全。 “第一代企业家为下一代提供非常好的教育条件(比如送子女到欧美发达国家留学深造),但是家族的文化并没有建立起来,第一代企业家的精神并没有流传下去,导致二代与一代的理念和行事风格相差甚远,在家族传承的问题上易产生分歧。” 事实上,全球知名的洛克菲勒家族、杜邦家族、沃尔玛·沃顿家族等名门望族,无论是在动荡期还是平稳期,都能传承数百年,顺利实现家族财富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对于家族精神和理念的传承。而对于中国家族企业而言,这种依靠感情、文化和一种家族的精神作为家族传承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也正因此,一位正面临家族传承难题的第一代创始人的话似乎道出了家族传承之所以难的“真谛”: “第一代太过忙碌于企业,使得没有时间顾及家族精神的建立,而二代早早就接受了西方先进教育理念的熏陶,对第一代的诸多做法并不赞同。两代之间情感和理念的‘失联’,是当下阻碍家族传承的主要原因。”

    0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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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家族企业接班中的“第三者”问题

    企业接班过程中,除了父子两代之间的关系,每天与他们有互动的其他人群,或火上浇油,或锦上添花,这些接班中的“第三者”,影响之大往往超出当事人的想象。 虽没有血雨腥风,但在某一点上,企业接班与历朝历代的皇位传承是一样的,那就是——接班,从来不是两个人的事。 大概是由于年龄比较接近的原因,我曾经“荣幸”地被若干企业大佬选中担任“钦定太子党”的角色。尽管性格导致我基本不可能演好“伴读”这出戏,但是这并没有阻挡他们坚持将子女送到我所工作的这间“迷你小庙”里来接受接班“预备役”训练的决心。我想这是因为咨询或者投资机构能够为接班人提供很好的视野,让他们在正式进入自家产业之前可以尽量多地观察和接触到其他类型的企业。因此,几年来我的前同事名单上曾经出现过的名字,如今有好几个都出现在各种财富榜单上(当然,这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继承人,而万万不是因为他们当过我的同事)。而截至今天,我们所服务的客户中,大约有1/3的项目是由正在交接班期间的企业发起的,无论项目主题为何,彼此都明白,作为顾问,其中一项潜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协助他们完成交接班的过渡工作。 正因为与这个人群有朝夕相处、同出同行的深度交往,所以每当我听到大部分对所谓二代接班、传承问题的讨论,总觉得隔靴搔痒。这些讨论往往只集中在父一辈、子一辈这两者之间,却忽略了人的行为是环境和关系的产物。在接班过程中,除了父子两代之间的关系,他们每一天都还分别与其他人群发生互动,这些互动产生的影响都会反作用于接班过程,或火上浇油,或锦上添花,这些接班过程中的“第三者”,其影响之大往往会超出当事人的想象。 空谈无益,看几个实例。 企业A 20世纪80年代下海的企业家创立的老牌上市公司,年营收过百亿元。董事长60多岁,事业大成。独生子是1970年代初生人,基本上算是大陆的第一波“富二代”。在此董事长那一代的创业者中,这老爷子算是教育程度、个人素质比较高的,因此对独生子的培养也有自己明确的想法:大学毕业先是扔到最基层的车间里干了两年,然后远派到市场白手起家开拓贸易业务,两件事都干得不错,送到国外读MBA,又从无到有地建立起公司在海外的诸多合作关系。老爷子60岁那年,把公子召回国,授予副总裁职位,公司内外口碑很好,两年后升任总裁。一切看上去都很完美,但是,就从这一天开始,噩梦来了。 老爷子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每到年关,会拿出两周时间专门与内部的中高层人员进行一对一谈话,有调查、有批评、有指点、也有勉励,但除了当事人,谁都不知道具体的谈话内容。每年最后一个谈话对象都是总裁,而每次谈话之后,总裁就会悲愤地找人喝酒:“为什么他宁愿相信别人,却偏偏不相信我!”当然,这个问题总裁每年都会悲愤个七八次,我们也已经习以为常。 总裁搞薪酬改革,汇报时,老爷子同意,推行一段时间后,老爷子生气;总裁调整组织架构,老爷子看方案也觉得没问题,待人事安排时就突然出手干预;总裁从跨国公司请来空降兵,干了三个月老爷子大怒:为什么他不穿工作服?为什么不在食堂吃饭?  总裁很奇怪,如果说是两代人之间领导风格和经营理念的差异,那为什么在方案设计阶段时没问题?为什么总是在新生事物推行一小段时间之后,老爷子开始改主意?为什么总是会盯在很多细节上面,而这些细节老爷子又是从何知道的呢? 当然,这些冲突从本质上来说一定是由于接班过程中的信任度不足造成的。但是父子连心,当众削儿子的面子、泄总裁的威信,何以至此?因此,如果只是从这父子二人本身着眼,你很难发现导致信任度加剧衰竭的催化剂到底是什么。 老爷子给总裁不仅打下了江山、留下了产业,还打造了一个高层人员的铁桶阵,留下了一个老班底。而作为已逐渐在交出权力的创业者,面对自身影响力、控制力的缓慢减弱,以及伴随着体力和精力的衰退,其神经变得高度敏感—信任换尊重,这是必须的!我给你多少信任,你就必须报之以多少尊重,那么,我把基业都“给”你了,你拿什么来体现对我的尊重?因此,二十几年摸爬滚打过来的老班底就成了一个测试器:不尊重我的人,就是不尊重我!而总裁的种种变革往往正是无论从利益上还是从感受上,都动了老班底的“奶酪”。此时,只要老班底向老爷子绘声绘色一番,这种创始人尊严被侵犯的愤怒就极大爆发:你所谓的创新,就是要“打倒”我和我的做法!而这种事情,只要发生过一次,被人摸到了窍门,父子二人就都会很容易被利用。 所以,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父子二人回家各自生闷气,各看各的电视剧发泄。老爷子看《康熙王朝》,琢磨康熙帝怎么把自己班底里的能臣忠臣留给接班的儿子;儿子则看《走向共和》,还专挑戊戌变法那段儿看—慈禧是怎么从置身事外到翻脸翻盘的。在清宫戏的阴谋论指导下,亲生父子反倒比外人更难坦诚沟通。 比“为什么”更重要的是“怎么办”——怎么解决好接班中的“第三者”之一——父辈的老班底? 到目前为止,我见到的最佳解决方案是一家山西民营企业的做法: 在确定接班人之后,创始人、董事长在全国范围内甄选了一位具有知名外企工作背景的高级职业经理人,许以高薪、聘以高位,请到公司担任总裁,任期3年,接班人则担任副总裁。这样,一是借明星经理人之手推行内部变革,来解决老班底的问题,或安置或调整,但父子都可相对置身事外,即使产生问题也可以很超脱地出手解决,特别是屏蔽了接班人与老班底之间的直接冲突; 二是3年后如果仍然在位的老班底,就充分说明他们还能跟得上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方式的步伐,是真正的“顾命大臣”,堪当重任,这能防止对老班底“一刀切”,浪费人才; 三是用职业经理人来担任父子交班过程中的润滑剂,缓和冲突,同时作为“师父”来进一步训练接班人的专业化职业化能力; 四是用职业经理人让创始人本身开始建立与他人合作决策、对他人高度授权的习惯,并且对更时髦的工作方式有所了解。职业经理人因为是外人、是雇员,反而更容易直接沟通。当然,找到这样一位既具备能力、又非常“明戏”的职业经理人,非常不容易,这需要董事长思路清晰、决心坚定、目的明确、舍得投入。 晋商的传统智慧,了不起。  企业B 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迹,草根创业者,起点不高、起家艰苦,然则抓住了行业爆炸式增长的机遇,所以短短10年之后,年营收就已经达到十几个亿,企业盈利状况非常好。创始人年过六旬,儿子30岁出头,正是干事儿的好时候且亲身参与、跟随了后半程的创业。因此,3年前,创始人在公司内外部正式宣布进入半退休状态,把公司交给儿子打理。但是,当接班人真正开始进入操盘状态时,发现阻挡他以及公司前进的,不是外人,全都是自己的骨肉至亲。财务总监是自己的亲舅舅,采购总监是自己的亲姑姑,五个业务单元中,有三个是由自己的表兄妹担任第一负责人。这还都是关键岗位,略外围一点的岗位,1000多人的企业中还有十几个亲戚在管理职位上,其中包括三四位长辈。 接班人算是海归,又在国内一流商学院读了EMBA,自然不大瞧得上自己这群土鳖亲属,尤其是对这几位占据高位的长辈,又要敬重又要管理,但他们又是迟钝又是摆谱,诸侯割据,实在是头疼。自己惹不起,只好动用各种力量游说老爹,希望由长辈来解决长辈的问题。创始人也能够充分理解儿子的难处,因此,虽然很享受半退休的生活状态,但为了让儿子完全接班,自己还是不得不出山着手解决遗留问题。 这一下不要紧,真是捅了马蜂窝。本来想自己起个带头作用,拉着大家一起退休的,但是没想到哥哥妹妹的想法还真是不一样,他们不要高额退休金,甚至不要更加可观的数百万元的一次性奖金,他们想的是“我们这一辈一起创业这么艰难,最早创业的5万块钱还是我们几家子分别借给你的,我们什么都不在乎,就为了帮帮你。可是,现在怎么这产业就变成你儿子一个人的了?我们的孩子都还年轻,也很能干,你儿子留学的时候他们就都在公司里出力了,怎么就跟这事没关系了?!” 真正是有家就没理,有理就没家。在这一节骨眼上,对于一家草根家族企业来说,别扯什么法律、产权的大帽子,这是骨肉至亲,道理拗不过人情,而且提出这一诉求的人都是关键岗位的负责人,掌握着公司的命脉。此时,接班人猛然发现不仅仅是自己的发展计划推不动了,搞不好连自己的股权利益都可能重新洗牌。 创始人一方面觉得这群亲戚对股权的诉求超出了自己的预期范围,过去只考虑过在上市前后对管理层进行期权激励,还真没有想过亲属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亲属们确实出了不少力,但是以苦劳为主,不代表未来的发展力量。可是另一方面,他又非常看重亲情,倘若因为创业把家人感情都赔进去了,实在是他所不能承受的。因此,他忍不住责怪儿子在这个问题上太沉不住气,逼得太紧,导致操之过急,引发了问题。如果能够再妥协几年,等老一辈岁数都大了,不得不从岗位上退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更容易解决这些问题? 对此,接班人觉得也很冤枉:我要把公司做上市,这两年是最好的时机,如果不把这些关键岗位腾出来让给专业人士,公司怎么能够走上规范化的道路?而且,公司到底是谁的,这在法律上是十分明确的事情,有什么好拉锯的?再说,既然他们有这些想法,那么今后他们如果任凭年龄大了精力不济仍不肯退出,那又怎么办? 没有想到自己的家族成员有一天也会成为接班过程中的“第三者”。现在,这家公司需要一个面面俱到的解决办法:既要保持公司稳定,不能出现内讧的声音和经营波动,又要推动公司向一家上市公司快速发展,为上市公司搭建一个健康干净的股权结构和专业职业的管理团队,还要解决好创业家族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让亲属们特别是长辈们能够心甘情愿地退出来,维护家人之间的亲情纽带,分家而不伤和气。 最终,通过与专业机构反复研讨,这位创始人采取了分级分步的解决方案: 首先,将公司内所有亲属关系进行梳理分类,将那些非关键岗位、非血缘至亲、低贡献度的亲戚分离出来,不在公司内做长期利益安排,而是在创始人的股权中确定一个比例,把每年的分红作为家族基金,由历任继承人负责管理,对这些亲属的基本生活做补贴,无论其是否在公司内部工作。其他方面,对这些亲属的管理和要求与非家族成员一视同仁,奖优罚劣。 其次,对剩下的核心亲属群,拿出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权,由创始人划定分配比例,一一谈话,分到每个人头上,但是必须采取先分配、再入股的方式来处理,即先对现公司模拟清盘,计算出每个人所持股权的真实金额,然后发起成立一家以上市为目的的新公司,其作用是将原有资产和业务装入这家新壳中,但公司的治理方式是全新的、法律关系非常干净单纯。为了防止之前的不规范现象,要求原股东们必须以“真金白银”的现金入股形式参与,并且亲属入股约定上市前不分红、上市后5年内不减持变现。而不愿意入股的人则可以分5年把自己在原公司分到的积累资金拿走。  这样一来,那些只为了多拿一笔钱而瞎嚷嚷的亲戚就会被屏蔽在新公司之外,因此对亲戚完成了第二次分流。而由于新公司的资本规模可以做到很大,所以即使有亲戚依然坚持入股,那么所占股权的比例也微乎其微,不会对新公司的经营决策产生实质性干扰或影响。而且当明明可以拿现金时,却甘愿承受至少8年不变现的压力依然坚持在新公司入股的亲戚,说明他们对公司的信心相当充分,应该是非常值得任用的人。 更重要的是,由于把创业时期产生的不规范、不合理的遗留问题甩在了老壳儿里面,新公司成立后,接班人可以完全按照最规范的上市公司标准来设计公司治理和管理模式,采取绕大弯的方式跨过很多老问题,从而使公司的运行上一个大大的台阶。 企业C 可谓民企模范,声名远播,万众瞩目。50后的创始人、80后的接班人,正好是当下最典型的交接班年龄段。 不明真相的群众很难体会民营企业交接班过程中的种种为难微妙之处。当年晋商有规矩:“三爷”——少爷、姑爷、舅爷,不准进商号,这倒不是说“三爷”个个不成器,而是众人不好拿捏与之相处的方式和火候,教不好教、管不好管,“豆腐掉在灰堆里——弹(谈)不得、打不得”,容易给掌柜的、跑堂的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但是,现在既然交给自己的子女是唯一的选择,这位创始人在思路上对交班一事有所发展:既要避免老臣子挡道,又要防止接班人翻船,所以他坚信“交班交班,是交给一个班子”的理念。为了给自己的接班人组建一个优秀的班子,他可谓绞尽脑汁。比如,他每年都会花很多时间去国内外大学演讲,其实他和企业早就不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强影响力,之所以这样,只有一个目的:在学生会干部、青年教师里发现最优秀的同龄人,吸引他们到自己公司来。曾经有一段时间,这家公司成为著名的“学生会主席俱乐部”。 但问题是这位创始人忽略了另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在接班人周边不能有太多的同龄人,否则容易出现“太子帮”。年轻人除了“不靠谱”易扎堆,还容易在一块儿发牢骚,让老资格的同志们看着心里不舒服。即使接班人本身有很好的教养,但是他还不完全具备实时约束和管控自己身边人的能力,保不齐就有“太子帮”成员在外惹是生非。新老之间一产生对立情绪,就会直接导致接班前后的“帝党”和“太子帮”之争。 此外,同龄人圈子也不利于接班人心智的成熟。长期只与同龄人密切交流,再加上他的少东家身份,很容易产生一种自我认知错觉:我思路清晰、我沟通到位,人人都支持我。殊不知,身边人对他的支持,完全是出于立场的考量,而且“太子帮”的支持对于接班人权威的树立和能力的发展,可以说几乎毫无用处。 所以,这家企业的“学生会主席俱乐部”很快便土崩瓦解,很多本来应该经过几年实际历练并经过师父指导就能够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失去了最佳职场学习通道,个人的挫折感极强,人才就此流失。而少东家也同样失去了最佳学习时机,并且被屏蔽在企业的实力派圈子外,严重边缘化。 唯一的安慰就是这位创始人年龄尚不算大,还能够为接班人至少营造10年环境,有机会从头再来。 如上三家企业的接班问题,都卡在了“第三者”上,这正是企业交接班阶段那股涌动的暗潮。 传承,是一个长期的美好愿景;接班,是一组具体的管理动作。以事业传承为目标的接班,则是对创始人心法、想法和手法能否三位一体的高难度挑战,关系到创始人、接班人以及“第三者”三方的心态平衡和利益制衡。

    0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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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乐鞋的家族故事:克拉克家族的“退位”生存法则

    已经延续到第六代,189年历史的其乐(Clarks)公司,在英国就像大熊猫一样珍贵。其乐的全名是C&J Clarks国际有限公司,是兄弟二人James和Cyrus的名字首字母和他们的姓氏。Clarks的中文商标是“其乐”,全无家族的色彩和历史印记。  Clarks历史的前168年是完全属于克拉克家族的。这家英国鞋企从工厂厂长到外来海外的经理,都姓“克拉克”。直到1993年,Clarks抵御了史上最大的收购危机,但丢卒保车,家族高管“退位”。今天,克拉克家族很多成员依然住在萨默赛特Clarks的总部附近,他们掌握股权,但不再参与管理。  不要小看这家英格兰鞋企。他们的故事,重现了英国企业在过去200年的探索、扩张、中落,直到复兴:他们1825年创业不久便开始尝试全球化,多次险些破产却又化险为夷;20世纪初全面工厂化生产;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受到“世界工厂”的狙击,将生产基地全部外迁远东,英国的工厂整体关张,这才逃过一劫。而与克拉克家同期创建公司的显赫家族,要么家道中落,要么抽身而逃。 克拉克家族低调到有些神秘。在近两百年间,Clarks是广告业的先锋,但家族高管接受公开访问却几乎为零。其中最极端的例子,是曾任集团主席25年的Bancroft Clark,他1993年去世,遗愿是自己的讣告不要出现在媒体上。很可惜未能如愿。 新浪财经此次独家采访的是Clarks集团的现任CEO,梅丽莎-波特(Mellisa Potter),一位从“实习生”开始做到最高位置的平民高管,与 Clark家没有丁点关系。Clarks现有约500名股东,80%以上的股东都是家族成员,只有少数外姓雇员。作为集团CEO,Mellisa Potter对新浪财经坦言她本人也持有Clarks的股份,是股东之一。她与其他董事每年向Clarks家族理事会做四次工作汇报。现在Clarks的董事会成员中,有两名是Clarks家族成员。 Clarks每年召开一次全体股东大会,会议结束后,这个大家族与管理人员会在萨默赛特郡高街上公司总部的食堂里闲话家常。这里以前也曾经是Clarks 的工厂,现在是1500名职工的办公室。一杯热茶,一块点心,食堂的窗外,看得到创始人长眠之处。此类场景,令人唏嘘。 克拉克王朝背后的英国工业史 其乐鞋的早期广告 这个“很英国”的制鞋品牌1825年在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Somerset)郡创出。当时,萨默塞特郡除了酿制苹果酒和煤矿之外,几乎没什么工业,就连市政厅都是发了家后的Clarks家族建造的。枝繁叶茂近200年,英国的克拉克家族被称为“克拉克王朝”,就像意大利的古驰王朝,法国LVMH的阿诺特(Arnault)王朝。 1825年,Cyrus Clark用羊皮做毛毯开始创业。3年后,弟弟James加入,发现地毯的下脚料可以做拖鞋。于是他让工人将原料拿回家手工做鞋,工厂收回鞋子按件计酬。谁也没想到,这家毛毯厂合作社式的“三产”10年后成了兄弟俩的主业。他们很快有了60个成鞋生产线,甚至同期拓展爱尔兰和加拿大市场。1850年,他们又进入了澳大利亚市场。虽然现在看来Clarks不过是借了“日不落帝国”的殖民版图的东风,但当年如此规模的国际化拓展也算是有勇气。 兄弟俩吃苦耐劳充满创意。他们为街区建了学校、剧院、图书馆、露天游泳池,为工人建经济适用房。二人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不太善于金融管理。他们在1860年就聘用了专业会计师,而且还很前卫地聘请了管理顾问,但还是很快深陷债务。在亲朋好友和同仁们的帮助下,公司脱困。20年后,旧剧重演,第一代被迫“退位”,Clarks第二代William在19世纪60年代上任,开始推行机器化制鞋,重建工厂化生产系统。William Clarks掌管公司半个世纪之久,他的子女也被授以“终身董事”(life directors)。 之后,William的孙子南希-卡拉克(Nathan Clark)1949年在军队服役期间设计了Clarks最为经典的沙漠靴,他将设计稿寄回总部,投产后热销。这一款经典鞋走红欧洲和美国,成为 Clarks销售最广的鞋款,除了众多明星,包括前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内的一些政客都是这款价廉物美的牛皮鞋的忠实拥趸。 二战之后,Clarks家的第四代肩负起了市场拓展的重任,从总经理,主席,到销售市场和生产总监都是克拉克家族的人。他们在英国本地大举收购工厂,让二战后的Clarks市场份额从1945年的1.1%增至1970年的9%。非但如此,Clarks在爱尔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开出了工厂,开始海外生产。 第四代的成功足以说明,如果说家族掌管家族企业就会落后保守,那是不公平的。富不过三代?更是固有成见。在19世纪,克拉克家总是最先采用新科技,开拓海外市场,扩大消费群体。20世纪,这家制鞋工厂在50年代就买入了IBM电脑以期更好地控制销售和库存;60年代聘用了麦肯锡做管理咨询;70年代就启用了第三方广告公司。 那时英国经济一蹶不振,大批工厂效率低下,处在私有化的前夜,一触即发。也就是在当时,英国本土从食品企业Cadbury到巴克莱银行,不是上市就是被外来者吞并,总之与创始人的家庭都不再有牵连。相比而言,Clarks还是管理有序的,这从一个小细节就可以看出。时任主席的Tony Clark就曾戏言说:如果你说我们是百万富翁,我们可能会告你诽谤。我下午5点之前都不能在办公室抽烟。这是我们定下的规矩,否则我们的高级保险就会被扣钱。 一路跌跌绊绊,Clarks家族对所有权和管理权从不放弃,直到来自“世界工厂”的便宜鞋子潮水般涌入英国。最黑暗的日子是上世纪80年代末,Clarks旗下的英国工厂运营艰难,公司税前利润惨不忍睹。 1993年,地产和大宗商品集团Berisford国际集团提出要收购Clarks,这一邀约分裂了Clarks家族成员。在此之前,因为利润下滑,分红已经缩水。一些家族成员从来不参与Clarks的管理,却很关心怎么把继承来的股份套现。还有什么套现机会比把公司一次性卖掉更便捷呢? 最终,所有股东投票,以微弱优势(52.5%比47.5%)拒绝被收购,为了让之后十分痛苦的改革不至于让一家人彻底撕破脸,他们决定家族成员退出高层管理,采用外人,管理结构一并更新。 克拉克家族的退位生存 Clarks公司大楼 英国人是不相信家族企业可以日久弥新的。在过去30多年,大批的英国的企业不仅卖给了外姓人,还卖给了外国人。根据家族企业学会(institute for Family Business)的统计,只有13%的家族企业撑到了三代以上。因为从父子到兄弟,第三代的家族企业将步入“表亲时代”。之后,兄弟阋于墙,父子反目式的TVB剧情可能随时上演,结果往往是祖业落入他姓。 “家族成员的退出,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必须要在管理层引入新鲜血液,持续创新,才可能把Clarks带入下一代。他们还创建了一个家族管理委员会(Family Coucil)”。梅丽莎-波特在接受新浪财经专访时介绍说,这个委员会负责500名股东和“外姓”公司管理层的沟通。 1995年,现任瑞士新秀丽(Samsonite)的首席执行官,曾短暂做过伦敦副市长的蒂姆-派克(Tim Parker)走马上任,成为Clarks家族首位外姓职业经理人。在之后的10年,他几乎关闭了Clarks在英国的所有工厂。2005年1月8日,Clarks在英国最后一间工厂停工,生产基地全部转移至海外,用第三方工厂。当时的企业发言人表示,将生产基地转移到远东,这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路径。 Clarks不再是英国造,这让当时的英国人十分沮丧。但不可否认,在生产基地彻底转移到劳动力低廉的远东之后,Clarks财政状况的确开始转好了。 如今,Clarks的鞋都是在萨默赛特总部——他们曾经的工厂之一——通过3D技术设计完成,生产则主要在中国和越南。他们还聘用了被称为“店铺女王”(Queen of shops)的Mary Portas,用来对年轻客群发起市场推广攻势。 “去年我们管理层还在与家族成员合作出台一份书面文件,被描述为《所有权展望和价值》(Ownership vision and value)。在这份文件里,家族成员提出相关愿景和目标,企业高管则负责细化这些愿景与目标的实现方式。”梅丽莎说。 “家族委员会共有17名成员,最多不过30人。我与财务总监每年向委员会做四次工作汇报,主要是通告公司的财务表现;探讨如何继续保持在制鞋领域的专业度;通告国际市场拓展的进展。当然,还有一些关于对员工的关爱,慈善事业,与当地社区互动等等之类的工作细节。”梅丽莎对新浪财经说。 “作为家族企业的好处之一是,我们的股东都很有热情,对企业运营情况兴趣十足。对于标注着自己家族姓氏的这个企业,他们是很在乎的。” 梅丽莎对新浪财经透露,除了家族委员会,在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家族成员也是有一席之地的。目前Clarks的董事会构成,是两位执行董事;一位非执行主席;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以及两位家庭成员非执行董事。 虽然交出了管理权,但Clarks的所有权是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的。1992年,克拉克家族第五代打理Clarks时,家族股东多达1000人,都是创始人James和Cyrus Clark两位的后人。但经过连续不断的股权出售和套现,现在家族股东是500人。根据梅丽莎的介绍:500名股东中,绝大多数是家族成员,只有很小一部分是雇员或是外部机构。从股份持有来说,公司超过8成的股份都由家庭持有。 为什么没有接受收购条款,又为什么不上市?梅丽莎解释说,这是因为克拉克家族认为自己要看长期,他们不想放弃持有股份。同时,为了能够真正发现Clarks的未来潜力,在接下来的改革中让大家都“舒服”些,还是需要外姓专业人士来打理公司。 “现在家族成员可以加入公司,但不是‘继位’,而是与其他雇员一视同仁。没准有一天Clarks的家族成员会再度成为企业高管,但不会是‘空降’来的”。梅丽莎说。 外姓经理人打点的家族企业 Clark旗舰店 现在依然有克拉克家族的后人为Clarks工作,但都不是高层管理职位。摆脱了家族企业的约束,克拉克家族成员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职业了,却也有些人感觉若有所失。 36岁的加拉哈特-克拉克(Galahad Clark),是Clarks第七代的家族成员,兰斯-克拉克(Lance Clark)的长子。在他成年的时候,Clarks已经是外姓经理人Tim Parker打理。 加拉哈特的父亲兰斯1974年受任公司制造和批发业务总经理,退休后不甘寂寞,在2002年买下了Terra Plana制鞋公司。这一父一子在与Clarks的联系仅限于分红和监督之后,把对Clarks的热爱转移到了二次创业上。2003年,父子俩在Terra Plana旗下开拓了一个新系列,这个系列2009年被注入投资。2010年,Galahad又创出vivobarefoot的新品牌(意译为“赤足生活”,Vivo在拉丁语里是“我生活”的意思)。2012年,Vivobarefoot有2000万美元年销售额的规模,现在的主席就是兰斯。 之前接受访问时,加拉哈特也提到,父亲一生都是Clarks的支持者,也是最会挑刺的。这都是因为父亲对Clarks这个品牌充满激情。父子俩也曾经建言Clarks要做一个“赤足生活”的系列,但显然并没有被采纳。 如今的Clarks掌门人是“外姓”的职业经理人梅丽莎-波特,她是一名在Clarks工作了25年的老兵,大学刚毕业就进入Clarks实习,42岁受任CEO。 “加入Clarks的初衷是因为这是个英国名牌。那个时候的Clarks在英国本土还有诸多工厂。加入公司之后就是4个礼拜的培训,学习如何从原料开始造鞋。再往后是在其中一间店铺上班。总体而言,我从做鞋开始,一直到尝试卖鞋给消费者。之后,又从英国总监被提拔到全球业务总监。”梅丽莎对新浪财经说。 “上世纪90年代的工厂外迁是一段非常艰难的岁月。当然,我们虽然迁出了所有工厂,但还是在英国地区大举开店。由于业务转型,英国本部主要是发挥专业强项设计鞋子,以及与全球各地的工厂加强联动。”Clarks不再是英国造这个事实,在英国本土也是有争议的。”梅丽莎对新浪财经坦言。 其实,在1972年的时候,英国市场中每三双 Clarks就有一双是海外工厂生产的。1978年开始,Clarks已经在陆续关闭在英国本土的工厂。目前,Clarks的生产基地主要在越南,劳动力成本依然在不断攀升,但梅丽莎对新浪财经确认公司暂时并没有意愿转换基地。 “对于Clarks来说,做鞋的技艺在这近两百年间不曾丧失,与海外工厂的合作也是由来已久——有些工厂已经合作了25年,大家形成了某种默契,知道Clarks的鞋子是怎样的,对品质的要求如何。现在在英国,还没有看到哪家工厂达到如此大的规模。”梅丽莎对新浪财经说。 “作为Clarks的CEO,我认识大部分的公司股东,我与他们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我认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让Clarks成为令人骄傲的鞋企。这就要求公司要健康地运营,持续增长,起码要让股东也能一代代地相传下去。500位股东肯定不可能在公司治理的方法上达成一致,但他们根本目标是一致的。”梅丽莎对新浪财经说。 在中国依然不那么出名 “在这二三十年期间,我经历了Clarks的转型,最大的感触就是一间公司必须时刻准备着,不断创新,做好准备为下一代消费者和下一代的股东们服务。有些改变或许很难,但200年间这也不是第一次难关了,每一次难关出现,也都是要进行革新才能安全度过”。梅丽莎对新浪财经坦言。 说起189岁的Clarks,梅丽莎对新浪财经称,她掌管Clarks这4年间,重任主要是全球化。他们先是建立全球性团队做产品研发,市场拓展和供应链。然后,这家公司开始专注几个地区性市场,分别是美洲、欧洲、亚太、英国和爱尔兰。 “现在我们做的最关键的尝试,是要让这个品牌成为一个国际品牌。在过去五六年间,我们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中国和印度市场表现良好。亚洲市场的继续增长是工作重点。毕竟,我们在中国依然是一个不那么出名的企业。”梅丽莎对新浪财经坦言。 “在全球不同的市场,我们的‘定位’也不同,无论是风格还是定价。”梅丽莎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Clarks在英国和美国市场可能是一个耐穿,舒适且价廉物美的鞋类品牌,但是在中国和印度却是英伦风的时尚品牌。 “这也是‘两百年老店’运营复杂之处。你不是一张白纸,却又在全球定位和铺货。我们在全球的扩张都处在不同的阶段。这绝对是我们的挑战之一。 “针对老品牌的革新,我们也在不同的方向进行尝试。例如对新材料的尝试。同时,制鞋本质而言还是手工艺,有匠人手工完成的部分。而现在的制鞋科技,是可以用科技辅助手段的,例如3D打印技术。” 同时,对于任何一个百年老店来说,明星产品都是少不了的。Clarks的一个明星产品就是沙漠靴(Desert boots)。沙漠靴一直到现在都还是Clarks销售最广的产品,一共卖了超过一千万双。即使如此流行的产品,要保持生命力,现在也还是要不断做细节的更新。 “但我们绝对不是奢侈品牌,相反,是要大多数人都能负担得起的鞋。我们经常说,自己是民主品牌(democratic brand),可以满足很大部分人群的需求。”梅丽莎说。 梅丽莎说,在过去10年,Clarks一直处在盈利状态,但若是提到单个市场,例如英国或是欧元区其他单个市场并非如此。“在这10年,Clarks在全球市场寻找盈利的平衡点,而不是过度依赖某一个市场。因为那样就会出问题。考虑到全球市场总是有起有伏,全球市场有利于增加灵活性抵制风险。” “25年前,当我刚加入公司时,超过80%的销售额来自英国。现在只有不到50%的销售额来自英国。1988,公司整体的销售额大约6亿英镑,2013财年是15亿英镑。虽然英国整体并没有那么景气,但Clarks依然有希望继续增长。”

    0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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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寻访西藏首座三宝俱全寺院 辉煌建筑超乎想象

    桑耶寺的核心建筑乌策大殿(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咩咩羊) 走一趟西藏,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工作之后虽然经济上有了一点点积蓄,但终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随着游历的地方越来越多,西藏这个情结也越来越深。每当身边有朋友把西藏旅行的照片晒出来的时候,那真叫一个羡慕嫉妒恨……2014,是我的幸运年,我也有幸完成了西藏之行的这个心愿,为这一年的旅行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桑耶寺,又名“存想寺”、“无边寺”,位于西藏山南地区的扎囊县桑耶镇境内,雅鲁藏布江北岸的哈布山下。它始建于公元8世纪吐蕃王朝时期,是西藏第一座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寺内建筑按佛教的宇宙观进行布局,中心佛殿兼具藏族、汉族、印度三种风格,因此也被称作“三样寺”。 乌策大殿的四周还建有四个佛塔(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咩咩羊) 桑耶寺的全名是“贝扎玛桑耶敏久伦吉白祖拉康”,藏文含义为“吉祥红岩思量无际不变顿成神殿”。公元7世纪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分别与尼泊尔、唐王朝联姻,迎娶了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同时也将佛教引入了西藏。虽然当时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但这些寺院主要用作王室供养佛像,或者给外来的游方僧提供落脚地点,寺内实际上并没有修行的僧侣。 8世纪末,吐蕃达到了其全盛时期。时任赞普的赤松德赞笃信佛教,他将印度的两位佛教大师寂护和莲花生迎请至西藏弘扬佛法,并决定为他们修建一座寺院。经过莲花生等人的实地勘测,最终选址在靠近吐蕃冬宫的雅鲁藏布江北岸兴建,并由寂护设计出了建设方案。据《桑耶寺志》记载,762年,赤松德赞亲自为寺院举行奠基,此后在莲花生的主持下,经过长达十二年时间的建造,到775年终告落成。由于有传说在初建时,赤松德赞急于想知道建成后的景象,于是莲花生就从掌中变出了寺院的幻象,赤松德赞看后不禁惊呼“桑耶”(意为“出乎意料”、“不可想象”),后来就把这一声惊语作为了寺名。 金碧辉煌的寺庙在阳光的照射下十分耀眼(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咩咩羊) 桑耶寺落成后举行了盛大的开光仪式。赤松德赞又从唐朝、印度和于阗等地邀请来僧人住寺传经译经,并宣布吐蕃上下一律遵奉佛教。此外,他还亲自挑选了七名贵族子弟剃度为僧,成为桑耶寺的第一代喇嘛,也是西藏的第一批出家僧人,史称“七觉士”。因此桑耶寺是西藏第一座具备佛、法、僧三宝的正规寺院,在藏传佛教界拥有崇高的地位。 9世纪中叶,吐蕃禁止佛教传播,桑耶寺也遭到封禁。10世纪后期重新开放后,这里遂成为宁玛派(红教)的中心寺院。萨迦派统治时期,对该寺进行过修葺,并派遣僧人住寺,此后就形成了宁玛、萨迦两派共处一寺的局面。 虔诚的信徒,背着娃娃来转寺。(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咩咩羊) 桑耶寺是以古印度波罗王朝在摩揭陀所建的欧丹达菩提寺为蓝本兴建的,虽然后世因为火灾而多次重建,但建筑格局始终保持了初建时的风貌。目前寺内的建筑大都是在七世达赖时重建的,占地面积约11万平方米。寺院的平面为椭圆形,按佛经中的世界构造进行了布局,整体磅礴大气,宏伟壮观。 桑耶寺的核心建筑乌策大殿位于全寺的中央位置,象征着宇宙中心、也是佛之居所的须弥山。大殿的南北两侧修建了象征太阳和月亮的妙满殿和妙宝殿,在东西南北方向修建了四座大殿,象征四大部洲。 在乌策大殿的四周还建有四个佛塔,分别为绿、白、黑、红四种颜色,而黑塔又甚为独特,难得一见。绿塔建在大殿的东北角,平面呈四方多角形。塔基很高,沿阶数级而达第一层,四面各有龛室3间,内置塑像,每面都有明梯通往二层。二层每面只有龛室一间,内有塑像。第三层为覆钵形的塔身,上置相轮宝刹,刹身很长。相轮分为三级,每一级自方形托盘上置相轮九环;中间一段为第二级,有相轮七环;第三级有相轮五环。伞盖上承宝瓶和宝珠。塔身为绿色琉璃砖砌成。砖为土加粗沙烧制,质地坚硬,釉色苍郁而富光泽,极其精美。四塔不仅形制奇特,而且风格古雅,是西藏稀有的文物古迹。 蓝天、白云、寺庙、僧人,是构成藏式风景的重要元素。(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咩咩羊) 桑耶寺内珍藏有大量泥塑、石雕、壁画等艺术品。在各殿堂、回廊和甬道的墙壁上,随处都有壁画和唐卡,壁画内容极为丰富,但比较有独特风格的壁画题材是“桑耶史画”、“西藏史画”、“宴前认舅”、“莲花生传”、“舞蹈杂技”等内容。在桑耶寺乌孜大殿一、二楼回廊上的壁画,尤以东大门左侧回廊的壁画最为精美生动。壁画以连环画的布局形式,详细描绘该寺兴建的全部过程,为其他寺院所罕见。 桑耶寺的建筑规模宏大,布局奇特,初入寺中,游客也许会被鳞次栉比殿塔林立的奇怪布局所迷惑,但如果了解了这些单独建筑所蕴涵的意义和在整个寺庙布局中所起的作用以后,大部分人会为这座在建筑史上被认为无与伦比的辉煌建筑群所倾倒、所折服。

    0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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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星云大师:七月不是鬼月 而是“报恩月”“孝道月”

    “七”,在中国的数字当中,是一个奇数:七巧、七星、七彩、七律;基督教也有“七天创造宇宙”之说,甚至七天一周,每周日要上教堂做礼拜一次;在佛教里则有禅七、净七,乃至以七七四十九表示无限的意思——“七”是一个变化无穷、蕴涵无尽的数字。 然而,长久以来,中国的七月一直被认为是鬼月,是不吉祥的月份,料想是从道教中元普渡开鬼门关的思想演变而来。因为以讹传讹,于是把七月认为是一个“诸事不宜”的月份,例如七月不可出门、不可开刀、不可结婚、不可购屋、不可搬家等等;民间的七月,仿佛“鬼影幢幢”。其实在佛教里,七月十五日是“佛欢喜日”。 所谓佛欢喜日,源自于佛世时的印度,每逢夏天雨季来临,所有僧侣皆不外出托钵,只在山中林间打坐经行,专心修持,此称为“结夏安居”。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到了七月十五日这天,也就是安居结束之日,所有僧众一一把自己的修行体悟向佛陀报告,等待佛陀的印可,这一天就叫做“僧自恣日”,又称“佛欢喜日”。 从古到今,每逢七月,一般寺庙大都会启建盂兰盆报恩孝亲法会,而信徒则为供僧、祭祖而大行布施功德,所以佛光山一直提倡七月是乃僧信孝亲报恩、祈福修善的“吉祥月”“功德月”“报恩月”“孝道月”“福田月”“僧伽月”。经过长期的倡导,现在社会大众已能普遍认同,并且接受七月为“孝道月”的观念,甚至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会长吴伯雄先生更提倡七月为“慈悲月”。 七月其实不就是一年十二个月当中的一个月份吗?相传七夕是牛郎织女一年一会的日期;美国的国庆日也在七月,甚至全世界的名人当中,七月出生的更是不计其数。现在的学校大都在七月举行毕业典礼,联考发榜也是在七月;即使是中元普渡或盂兰盆法会,也是慈悲救济的意思。七月到底有什么不好?为什么大家要丑化七月呢? 七,本来是一个好的数字,但因民间牵强附会,大家七嘴八舌,搞得一般社会大众到了七月倒反而“七上八下”,认为诸事不宜。其实,佛教讲“日日是好日,月月是好月”,应该在七月成办的事什么都可以去做,实在不必为了无稽之谈而自乱生活步调,甚至因为疑神疑鬼而徒让心灵蒙上阴影,何苦来哉呢?

    0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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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细说关于寺庙里的变迁

    林布寺的舍利塔。【中国网 张露露 摄】 林布寺的僧舍。【中国网 张露露 摄】 林布寺僧人丹培加参的起居室。【中国网 张露露 摄】 林布寺僧人丹培加参在使用电脑。【中国网 张露露 摄】 林布寺僧人格列加措。【中国网 张露露 摄】 到林布寺朝拜的信众。【中国网 张露露 摄】 在扎什伦布寺外朝佛的日喀则市民梅朵卓玛。【中国网 张露露 摄】 27岁的僧人丹培 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江孜县车仁乡,有一座幽静的寺庙--林布寺。顺着一座名为长松山的蜿蜒山路走上去,首先看到的是一座白色的舍利塔,走过舍利塔,爬上数十级石梯,就来到林布寺的院子一角,27岁的僧人丹培加参正在和小猫玩耍。 和寺里的另外16名僧人一样,丹培加参的日常生活就在这里展开。丹培加参本名丹增,家在江孜县江孜镇。问及他出家的原因,丹培加参通过藏语翻译告诉记者:“小时候身体不好,一直上不了学,家人就把我送来寺庙了。”说完还笑了笑,带着一丝羞涩。 丹培加参17岁到了林布寺,一待就是10年。据他介绍,自己每天早上6点起床,6点到8点念经,8点洗漱和吃早饭, 9点到11点一般都念经,有时候则会受邀去信众家里超度。下午的生活也大部分是念经或者帮助打扫和看管寺庙。 院子的另一角有数级石梯,拾级而上,就到了僧人们的住处。僧舍横排而立,一排有四个小院,据丹培加参介绍,每位僧人都有一个独立的小院。 丹培加参带记者到了他的小院。院落的左边是卧室兼起居室,右边是专门的念经的房间。起居室有十几平方米,看起来宽敞而温馨,以藏式风格装饰,红绿色为主。房间里有一张沙发和一张沙发床,一个红绿花纹的茶几,茶几上摆着水果和零食。“有时候家里亲人来了, 就会在这里招待他们。”丹培加参说。房间里还有一台电视,正播着藏语节目。 和卧室隔着一个狭窄过道的是念经的房间。房间比起居室小,一进门就是张小桌子,桌上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丹培加参说,电脑没有联网,主要用来阅读电子版的经书。房间里还放着一张窄窄的床,是他平时打坐念经的地方。 丹培加参告诉记者,由于自己家近,且寺庙里有假期,家里如果有事随时可以回家,在家也不长待,往往是办完事情就回来。 在和记者交谈的时候,丹培加参一直在笑,有时候一笑还会露出门牙之间的缝隙。问及他有没有什么烦恼和未来计划,他说:“平时没什么烦恼,我很喜欢这里的生活……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就想一辈子安安分分地当僧人。”说着又咧嘴笑了。 以前的寺庙“破破烂烂” 和丹培加参不同,今年41岁的僧人格列加措刚来林布寺的时候,生活是另一番模样。 “我1990年来的时候,大殿破破烂烂的,有时候还漏雨……信教群众活动的院子没有围墙,(等于)在土地里跳(指过跳神节)。”那时候僧人住的也不好,“5、6个人住一间。” 吃饭也曾经是个问题。“不要说吃好,吃饱都困难,有时候连酥油茶都喝不上。以前主要是靠家里送糌粑和酥油茶过来。现在以寺养寺,一天三顿都在寺庙里吃。”格列加措说。 据格列加措介绍,寺庙里的僧人加入了农村低保和养老保险,同时于2012年纳入了城镇医保的范围(以前是农村医保),生活有了很大的保障。最近寺里有名僧人病了,在成都需要换肾,寺庙拿出12万元,县里出了3万元,其它则通过医保报销。 格列加措说,每年过藏历年和佛教节假日期间政府会来寺里慰问,过年的时候会送来酥油、肉、面、砖茶、大米、菜等。 日益繁盛的佛事活动 对于僧人和信教群众来说,以前进出一趟林布寺十分不易。位于半山腰的寺庙虽然幽静,但由于以前上山的路是土路,交通十分不便。僧人如果从外面回来,从山脚走到寺庙要30至40分钟。而如果寺庙到江孜县城采购日常所需,物品就得靠马车拉。“以前如果从江孜买了满满一车东西,到了山下就得卸下来一部分,然后靠人背、马驮运到山上。”格列加措说。 但如今,从山脚到寺庙修起了一条宽敞的水泥路,开车或者步行都十分方便。在林布寺短短的两个小时里,记者就看见有一些群众来到寺庙,据说是附近东嘎乡的村民。 “现在这个(水泥路)肯定更好。以前土路的话车子过不了,年龄大的来拜佛的群众基本上不来,现在的话,信教群众直接可以上来……群众来拜佛基本上是开车上来,有些是农用车,不到2分钟就到了。” 格列加措说。 除了进出寺庙方便很多,林布寺的佛事活动在这些年也日渐繁盛起来。据格列加措介绍,部分佛事活动从1981、1982年开始恢复正常。藏传佛教的一大节日跳神节则于1994年开始恢复,当年的参加人数不超过1000人,而今年的跳神节则有2000多人参加。 虔诚的信众 深山里的林布寺主要是服务于当地的群众,而与之相隔约100公里的扎什伦布寺则聚集了全国各地来的信众和游客。 扎什伦布寺位于日喀则市,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著名寺庙,也是历代班禅的驻锡地。在这里,记者碰到了四川阿坝州的一家四口佛教徒:22岁的女孩带着自己的妈妈和爷爷奶奶专程来朝佛。一家人带着点灯的酥油,在寺庙里就地磕长头。据女孩介绍,他们从四川出发,先坐飞机到了拉萨,去了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然后乘坐拉(萨)日(则)线列车到日喀则,之后还会去青海和甘肃。女孩说,一家人以前都是在四川省内朝佛,这些年进出西藏的交通改善了,于是这次专程赴藏朝佛。 而来自北京的35岁的刘先生和妻子则是寺庙的常客。据刘先生介绍,自己从7、8年前开始信佛,最近四五年每年都会到西藏朝佛,每次都待上十几二十天。“佛教的教义劝人行善,有信仰的话做什么事情都会有行善的想法。”他说。 据扎什伦布寺的寺管会干部巴琼介绍,每年旺季期间,即5月1日到9月30日,寺里平均每天会接待1500到2000人。而如果遇到大型的佛教节日,“参加的有四五万人。” 为了方便信众和游客,扎什伦布寺一直在改善寺里的基础设施。据巴琼介绍,寺里今年在修整石板路,以方便群众行走。 下一步还可能会安置电动车,“内地来的信众和游客从低海拔地区来,有些走路喘气都喘不过来,有电动车会好很多。” 走出扎什伦布寺,寺外也有一些在磕长头的信众。60岁的日喀则人梅朵卓玛告诉记者,自己每天早上7点都会绕着扎什伦布寺一圈,今天因为家里有事,快12点才来。说完,她就开始朝着寺庙的方向磕头,口里念念有词。

    0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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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族企业传承】吴晓波:财富家族两代人的迷茫

    家族财富“无缝承接”的幻想,与代际之间的天然沟壑,使得财富阶层的父子冲突往往比平民家庭要表现得更为激烈和戏剧化。 上周二,写了一篇《阿廖的迷茫》,文尾开玩笑地讲了一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到底,是那帮孙子们的。” 结果,这几天,连着见到了几位企业家二代,争先恐后地说起自己的迷茫。 一 小柯看上去就是一个很乖的孩子,白衬衫系在笔直的西裤里,领口纽扣只开了一粒。他的家族是开高档粤菜馆的,在京沪等地非常出名,五年前,小柯从澳洲留学回来,就被父亲安排接班,他从餐馆的副经理干起,两年后管一个片区,去年,父亲把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董事长职位都一股脑儿地给了他。 “吴老师,你知道我父亲为什么把这两个职务都给了我吗?”小柯问我,我其实也非常想知道答案,“他说,你现在摔倒了,我还可以扶你起来,我如果摔倒了,你也完蛋了。” 所以现在的局面是,在前面摔跤的是小柯,后面垂帘一切的,还是老柯。 老柯还有一个怪脾气,每一次朋友聚会,如果有宾客表扬小柯,回家之后,必定会迎来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他也许是怕我翘辫子,可是,我也是三十岁的人了,我有自己的管理思路,要建自己的班子,他总是不放心。” 今天的小柯,让我油然地想起十多年前的小黎。 小黎家族是做纺织印染的,老爸是江浙一带非常出名的第一代乡镇企业家。小黎与我同龄,大专毕业就进工厂,勤勤恳恳在生产一线干了快十年,父亲答应60岁的时候交棒。到五十九岁的那一年,老黎看上去一点也没有要交棒的意思,小黎知道我与他父亲关系不错,便让我去打探一下。 有一天,我走进老黎的办公室,他似乎知道我的来意,在闲聊中突然说,“我最近看到列宁说过的一句话,非常喜欢。” 我知道村长出身的老黎好学,可是居然读书读到了列宁,还是很有点意外。老黎悠悠地说,“列宁同志说得好呀,战士的终点是墓地。” 出了门,我把这段对话告诉了小黎。 半年后,小黎为老黎操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六十大寿百席宴,第二天,他辞职南下,带着从老黎那里死活抠出来的两千万元办了一间磁材料公司,后来涉足地产、金融,十多年后的今天打出了另外一片天地。 我把当年小黎的故事讲给小柯听,听得他悠然神往,可是,小柯毕竟还是一个乖孩子,“我如果出走创业,父亲怎么办?这两年高档餐馆的生意走下坡,我不顶着,他肯定吃不消。” 二 跟貌似已经认命的小柯相比,他带来见我的师弟小魏正战战兢兢地面临一场“大考”。 小魏家族是做运动服装的,在全国有两千多家连锁店,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去澳洲留学时,他奉命学时尚设计,毕业后,又在新加坡和日本的两间设计公司先后工作了三年。不久前,父母找他谈话,让他回家接班。 “这个班实在太难接了。这几年受电商影响,公司业绩一直不振,每个星期都在关店,企业的中高管都是跟我父母跌打滚爬十多年过来的,思路已经固化,根本没有办法在一起开一个像样的会。” “可是,父母对我寄予了厚望,他们做得实在太累了,也自认不了解当今的年轻人和新模式,希望通过我的接班来完成公司的互联网转型,但是,我真的做得到吗?” 小魏式的迷茫,带有极大的普遍性。 近年来,随着市场的生态性突变,从事传统制造业和零售服务业的企业家们集体遭遇焦虑期,其中很多人的商业观念和知识结构都面临考验——这也是上篇专栏所描述的景象,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便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了子女的接班战略上。 可是问题恰恰在于,当行业及企业组织处在突变的重大时刻,年轻的二代们到底能否承接得住父辈们交付下来的难题。 研究家族企业接班案例,可以发现,一些比较成功的接班往往发生在两种情景之下,其一,行业处在持续增长的通道里,二代追随一代,进行长期的观摩和历练,从而实现磨合,自然接班;其二,第二代独立创业,做增量式试验,从而积累经验与资历,在适当的时候,完成与父辈事业的承接。 相比上述两种模式,小魏式接班无疑是风险最大的一种,它很可能把上一代的危机直接传导到下一代,甚至引发家族内部的某种情感悲剧。 三 “你怎么看企业家二代?” 这些年常常被问及这个问题。 我曾经给两个二代总裁班上过课,在其他的授课活动中,也常常有二代前来参加,我还受邀担任国内两家企业家二代机构的顾问。对于这些以80后、90后为主力的青年财富阶层,还算有点发言权。 我的基本判断是,他们是全球化和互联网的一代,无论在视野、知识体系和价值观上,都比父辈们更优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乐意享受人生,懂得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关系,浮夸子弟、“坑爹一族”毕竟是少数。 同时,他们所遭遇的质疑和挑战也是父辈所没有的,甚至是无法体会到的。 家族财富“无缝承接”的幻想,与代际之间的天然沟壑,使得财富阶层的父子冲突往往比平民家庭要表现得更为激烈和戏剧化。另外一个非常中国式的问题是,80后、90后绝大部分是独生子女,这又极大地提高了矛盾的唯一性和冲突的不可避免。 也许出乎很多人想象的是,在超级强势的创业父辈面前,二代们更愿意选择逃避,而不是挑战。也正因此,便出现了两个景象,有些二代,如乖巧的小柯、小魏们,他们进入父辈的企业却无法施展才华,或被赋予了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还有一些——也许是更大比例的二代们,则拒绝进入父辈企业,而宁可无所事事地流连在大而不当的金融投资行业。 这样的景象充满了不确定的气息。如果说阿廖式的迷茫是属于过去式的,那么,“那帮孙子们”的迷茫则属于未来。

    0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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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腾讯马化腾:深圳鼓励创新创业的氛围特别浓厚

    “我在深圳成长、读书、创业,亲眼见证了这个当年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如今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大都市,我体会最深的就是深圳开放、包容,以及鼓励创新创业的浓厚氛围。”马化腾表示,很庆幸自己在深圳创业。 他说,深圳具有浓厚的创新文化氛围,对于改革创新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追求。腾讯的创业团队正是在这种创新精神的鼓励和引导下,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从涉猎自营多种业务,回归到最擅长的通讯社交领域,再潜下心来搭建平台、经营生态,致力于以创新思维破解自身发展难题。 经过16年辛勤耕耘,腾讯在互联网市场发展瞬息万变的浪潮中,成功跻身于世界互联网领军企业行列。据马化腾介绍,截至2015年6月,腾讯市值在全球互联网公司中排名第五,2014年年收入789亿元,上缴税收约55亿元。 马化腾表示,如今腾讯不仅认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十亿级用户服务打造更大平台,而且更借移动互联网发展浪潮之势,积极致力于用“互联网+”的方式去“连接一切”,通过构建全新的产业生态链条,推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与合作伙伴实现共赢。

    0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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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宜兴大觉寺举办首次供僧法会 星云大师等高僧出席

    佛光祖庭宜兴大觉寺首次“供僧法会”。(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周云) 庄严殊胜的“供僧法会”。(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周云) 由金刚师兄、知宾师姐和佛光青年组成的庄严献供队伍,有的身着旗袍、有的身着现代凤仙装、有的身着韩国服……有序地走到法师面前,虔诚献上供养。(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周云) 舞蹈「千手观音」供养大众。(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周云) 众法师建寺托钵,为一切众生广植福田,增福增慧。(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周云) 众法师建寺托钵,也祈愿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摄影:周云) 8月23日,台湾佛光祖庭江苏宜兴大觉寺举行首次供僧法会。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大觉寺住持隆相和尚、无锡祥符禅寺无相长老、常州宝林寺慧闻法师、徐州宝莲寺觉耀法师、扬州法海寺演文法师、南京鸡鸣寺莲华法师等一百多位法师应供,并为观音殿暨藏经楼启建托钵募款,来自上海、苏州、南京、扬州、常州、无锡、宜兴等地的3000多位信徒欢喜供养种福田。 星云大师开示“孝道月”和“佛欢喜日”的由来,说明供僧的功德意义,祝福大众「吉祥平安」。出席活动的贵宾还有宜兴统战部副部长、宗教局局长王立明,南京大学教授、佛光山人间佛教学术研究主任程恭让,星云文化教育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张静之,宜兴市台商协会会长关绶卿等。 为革除民间对中元节的错误观念,也为提升信仰层次,星云大师于一九七三年首开盂兰盆供僧法会,并倡议制定每年七月十五日为僧宝节、七月为孝道月等观念,着重在孝亲报恩、慎终追远的精神意涵。 农历七月即是僧信孝亲报恩的孝道月,是供僧道粮的功德月,是祈福修善的吉祥月,也是培植福慧的福田月、报恩月、僧伽月。 供僧是供养全年,不只是供养一天; 供僧是供养十方,不只是供养一人; 供僧是供养未来,不只是供养现在; 供僧是供养学道,不只是供养热闹。 佛光山僧团四十余年来积极推展文化、教育、慈善、弘法工作,在社会大众中树立起人间佛教的新形象,皆因优秀僧众辈出,分任各项佛化工作之推动所致。所以扶持僧团之健全存在,成就僧众之修持办道,其意义功能至大至深。

    0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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