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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自由是智慧的觉醒 没人能抢走你的快乐与宁静

  你刚才还很开心，但突然有人骂了你一句，于是你心里立刻充满了愤怒。你不明白，人家骂你，是一时的情绪，你的被骂，也只是一种记忆，要是你安住于真心，对什么都不在意的话，就没人能骂得了你，也没人能抢走你的快乐与宁静。 真正的自由，是智慧的觉醒 世事如同放烟花，每次烟花腾空，总有人高呼着涌了去。这就是妄境。在妄境出现时，不要起善恶心。如果你因某些事而高兴或是苦恼，就是起了善恶心。这是因为你不能安住于空性，不能安住于真心。当你没有安住于真心时，一点点小事，就可能让你的心情改变很多。比如，你刚才还很开心，但突然有人骂了你一句，于是你心里立刻充满了愤怒。你不明白，人家骂你，是一时的情绪，你的被骂，也只是一种记忆，要是你安住于真心，对什么都不在意的话，就没人能骂得了你，也没人能抢走你的快乐与宁静。 我喜欢给朋友发一条我自己写的短信：永远觉醒清明于当下，触目随缘，快乐无忧。做事如彩笔描空，描时专注，描后放下。心中空中皆了无牵挂。这就是典型的任运宽坦。任运，就是顺其自然，自由自在；宽坦，就是心中一片坦然，没有任何担忧，也没有任何懊恼。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我短信中所说的那一点，他也就得到了真正的自由。 这种自由，说起来很容易，但做到的人并不多。为什么？因为，在无知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的我们，就像在狼群中长大的孩子一样，改不了一身的狼孩气。经过长期的熏染，错误的观念已像附骨之蛆一样，融入了我们的生命，异化了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甚至道德准则。所以，即使明白了一些道理，我们总还是会把世上的一切看得非常实在。尤其是，我们总把身体看成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舌头尝到的，身体触摸到的，脑海里想到的，各种东西都在诱惑着我们，我们被各种执着所烦扰，离宁静与清明已经越来越远。所以，老子才在《道德经》中说：“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要精进地清除心灵的污垢，直到破除所有的功利心，消解所有的欲望，达到一种无求，我们的真心才会展露出水晶般纯净的光芒。当我们安住于真心的时候，一举一动，起心动念，便无不是真心的妙用。这时，我们才能做事而不执着，品味而不贪恋，无论做什么，都不会计较结果，更不会产生烦恼。 可惜好多人不明白这一点。他们认假成真，看不透烦恼的真相，贪恋于世间各种享乐。他们不愿像修行人那样，过一种节制与清净的生活，他们觉得那种生活难免枯燥乏味。但他们不知道，这种生活当中，蕴含着一种质朴、简单的宁静之乐，这种宁静之乐也是一种诗意，是一种超脱于功利之外的陶醉，它的快乐，是俗乐不能与之相比的，也是世界上的一切都无法撼动的。所以说，虽然烦恼有好多种，但归根究底，产生烦恼的原因只有一个，那便是“不明白”。 人一旦不明白，就会犯下一些违背正理的错误，变得本末倒置。因此，《心经》中才说：“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什么叫颠倒梦想？一是不明白无常的真理，认假成真；二是贪恋世俗享乐，不明白欲望是痛苦的根源；三是不明白世上一切都是虚幻无常的，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因此生起诸多的对立妄想；四是不明白“我”也是因缘聚合之物，没有自性，不会永恒。换句话说，所谓“颠倒梦想”，就是认假成真，执幻为实。 我常对学生们说：“没有大死，就没有大生；没有大痛，就没有大安。”这正是因为，人的一生中，充满了各种颠三倒四的见解。其中最可怕的，就是把本质为苦的俗乐，当成一种真正的快乐去享受。因为，当一个人觉得快乐的时候，是不会想去改变一些什么的。反而，当一个人遭遇了苦难，经受了他们不愿承受的挫折时，才会寻求改变，开始反思，才会有不同程度的成长。毁灭性打击，也就是我所说的“大死”，会让人彻底放下对世上一切的执着，认知真心，见到空性，获得一种真正的自由与解脱，从此生活得快乐无忧，所以它反而是一种“大生”。 但可悲的是，有的人即便遭受丧偶、绝症等毁灭性打击，也不能全然醒悟，反而选择了一种及时行乐的生活方式，比以往更加放纵自己的欲望。这无疑是在白白浪费着解脱的契机。 安宁、快乐、自在的真正敌人，是欲望，不是外部世界。如果放不下心中的各种贪恋，即使躲到深山老林里闭关修炼，也免不了盘算与计较，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出家人，虽穿着僧衣，心里却仍然充满了贪婪与执着。而且，想要逃开世俗的一切，依靠山野的清净来找回宁静，这是一种消极，也是一种自私。唐东嘉波喇嘛就批评过许多躲在山洞里修炼，不管百姓疾苦的修行人。 所以说，自由不是逃避，不是逃开世间一切能对心灵造成干扰的东西，而是让一种生命本具的智慧觉醒，让这种智慧的光明照亮你的心灵，照亮你的生命。在这种本有智慧的观照下，你自然会斩断心灵的所有束缚，战胜各种阻碍心灵自由的习气与妄念，洞悉苦因的真相。那么，就算品尝苦果，你心中也再无苦乐的分别。这样一来，烦恼就无从产生了。 当你一天又一天地如法锻炼心灵，进入一种宁静的状态，并且时刻观察内心的一切变化时，你就会渐渐发现，真正的快乐与自在，确实是不需要任何外在条件的，它仅仅是心灵的一种状态。当你时刻保持着这种宁静、喜悦、清醒的状态，便会发觉，世间的一切都像流水般哗哗地溜走，因缘聚了又散，散了又聚，包括你那些越来越少的妄念与情绪，也是虚幻无常。 很多时候，在你凝神的那一刻，计较与在乎的念头便自然消失了，所以你也懒得再去计较什么，懒得再去在乎什么，懒得去强求什么已经改变了的东西，懒得去期待什么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宁愿在拥有时珍惜，给它一个留存得更久的理由，得不到或失去了的时候，也就随它去。你不留恋，也不期待，仅仅专注于当下，品味当下，做好当下，直到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的心里连解脱与彼岸都没有了，但这世上，却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你的心。这时候，你才彻底觉悟了。彻底的觉醒，就是真正的自由。  

  0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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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潮汕隐士诗略探：是一种无奈的妥协无声的反抗

  在潮汕诗歌史上，比较重要的诗歌选本是《古瀛诗苑》和《潮州诗萃》。《古瀛诗苑》中选的元代诗人分别是陈牧隐、陈野仙、陈与言3人，所选的诗也仅四首而已；而《潮州诗萃》所辑录的元代诗人有7人，分别是杨宗瑞、陈牧隐、陈野仙、陈与言、陈文瑶、郑大玉、戴昌，共十四首诗，蔡起贤先生主编的《前贤诗萃》中选录的元代诗歌也仅五首而已，其中杨宗瑞一首，陈牧隐一首，陈文瑶二首，另外还有佚名诗两首。从这些选集来看，元代潮汕留名于世的诗人也就7人而已，而7人中竟有5人是隐士的身份。 元代隐士数量骤然增多，并非只是个别地区现象，实际上全国都是如此。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 一、对新朝的失望和不满 元代是蒙古族统治，马上打天下，尚武轻文。建立王朝之后，统治者排斥汉族文化，进而采取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这种政策一直持续了整个元朝统治期。对政权的失望，直接导致了很多文人都选择远离官场，隐居山林以求避祸。比如陈文瑶诗《石穴洞天》中后两句：“秦皇空有坑儒计，不及空山打坐人。”这两句是说秦始皇空有杀害儒生的计策，但并不连累到山中打坐隐居之人。言下之意，隐居山林其实也是避祸的一种方式。又比如杨宗瑞诗《茂林》：“野水舟横行人稀，溪云断续树参差。南来北往年年事，归鸟巢林只一枝。”蔡起贤先生说这首诗的作者“见荒野之景，而生出世之心。”（《前贤诗萃》）杨宗瑞是元泰定年间进士，历官翰林学士，却仍有出世之心，从一个侧面也可见他对政局的失望。元代的政治环境断绝了很多汉族学子的当官梦想，大部分的文人只好选择无声的反抗，即遁入山林，不问世事。 二、忠君思想影响 中国历代都有遗民，在王朝变革的那段时间数量最多，元代潮汕地区也是如此。南宋末期，赵昺逃至潮汕地区，文天祥和陆秀夫忠君护国，流芳百世。文、陆二人是忠君爱国的典型，对元代潮汕地区的人文影响十分深远。温廷敬在《潮州诗萃》中就提到：“胡元一代，潮多抗节之士……其感于文陆之风者欤！”他认为元代潮汕文人之所以有那么多反抗元朝的义士，很大原因是受到文天祥和陆秀夫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之故。 从诗歌的内容来看，元代潮汕的隐士诗中确实不单只是描写山林景色而已，在诗歌中偶尔也流露出对朝廷的不满和反抗的态度。比如《前贤诗萃》中所录的两首元代潮州佚名诗，就讽刺了蒲寿庚兄弟二人暗地向元军纳款请降之事，可见当时潮汕文人的忠君爱国之心。 出于对传统儒家思想的认同，元代潮汕有一部分文人对异族统治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而选择隐居，再比如李关（海阳人，字子羽，号北源先生），他也是在至正年间，元军逼城而乘夜背负母亲避难，隐居不仕，教授郡邑弟子。 三、科举废停和录取歧视 元朝建立之后，自1234年开始，就废除了科举制度，采用世袭和推举的形式录取官员。一直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才恢复科举制度。而元代的科举制度都带有严重的民族歧视色彩，在录取中实行均额制，即蒙古人和色目人（即北方少数民族）合为一榜，汉人（灭金后归服的人）和南人（灭宋后归服的人）合为一榜，两榜录取人数均等，但是汉人和南人的人口数量远远大于蒙古人和色目人的总和，这种均额录取的方法，明显是不公平的。而且在科考中，同等成绩的蒙古人要比汉人和南人高一等，色目人比汉人和南人高半等。 在元代，潮汕地区只出了8个进士（见于史籍有4人），宋代有172人，明代有160多人（周硕勋《潮州府志·选举表上》）。相比之下，元代科举的严苛可想而知。据有关史料记载，宋代科考118榜，录取进士42548人（缺3榜进士人数），明代89榜，录取进士24610人，而元代中期以后科考16榜，录取进士1135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元代隐士数量的增加也可以说是无奈之举。元代潮汕文人有很多都选择了把目光投向山林，或寄兴山野，或讲学传道，或著书立说，只可惜大部分著作都无法广泛流传下来。 元代严酷的政治环境和不公平的科举制度，对潮汕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潮汕历史出现了文化断层。无论从元代潮汕诗歌的内容还是时代背景来看，都不难发现，潮汕地区的文人对元代的政治环境有很深刻的抵触情绪，选择隐居既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也是一种无声的反抗。

  0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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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 南澳禁烟道卒普宁

  “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这是林则徐遣戍伊犁时赠与同戍伊犁的两广总督邓廷桢的诗句。历史，人民自能评功过，林则徐“虎门销烟”的丰功伟绩，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中的伟大民族英雄，被魏源称为“近代中国敢于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一字少穆，晚号竢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曾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提倡经世之学。嘉庆九年（1804）中举人，十六年（1811）殿试考中进士，高居二甲第四名，选翰林院编修。历任浙江杭嘉湖道、江苏按察使，河道总督、江苏巡抚等职，所至整饰吏治，注重民生，甚有政绩。道光十七年（1837）授湖广总督，十八年复奏支持鸿胪寺卿黄爵滋严禁鸦片的主张，并在湖广率先实施禁烟，颇著成效。道光十八年（1838）12月，道光帝授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驰赴广东禁烟，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严令洋商交出鸦片，收缴英国趸船上所有鸦片，则徐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1839年6月3日至6月25日，历时23天在虎门沙滩当众销毁鸦片2万多箱，约重230万多斤，取得禁烟运动的胜利。 据《潮州通志》记载：“自道光十八年（1838）以来，英国趸船虽在伶仃等洋，而三板等船分载烟土，由外洋驶往南澳觅售。则徐责令一概招回，悉数呈缴。”1838年春，英国双桅船“玫瑰号”多次运载鸦片从南澳或海门转入漳、潮内地贩售，多次被南澳镇官兵驱逐。1839年春，又有英船“奥米卡号”和“芳德来总督号”驶至长山尾停泊，钦差大臣林则徐、粤督邓廷桢责成英国领事义律将泊澳之船召回和缴交船上烟土。道光十九年（1839）三月，林则徐签发《会扎南澳镇谕令长山尾等夷船一律呈缴鸦片稿》内云：“据查该镇所辖长山尾、凤屿等洋面，自上次禀报，夷船驶去尽净之后，兹又有夷船四只，先后驶来抛泊，总因中路现在呈缴烟土，意在偷漏分销。方今节次钦奉谕旨，务在尽绝根株，岂容南澳一隅，据为分销之地？”札令该镇亲率舟师，配足兵火炮械，前赴该处，将夷船围拢抛泊，务将夷船烟土悉数呈缴，共截获夷船鸦片一万余箱，押赴虎门销毁。林则徐四月初一祇惠来靖海，他在日记中写道：“黎明诣靖海天后宫庙行香，舟师来报有夷船二只，从南澳来此呈缴烟土，即委员往收。初二，昨夜收清烟土514箱214包。”5月，林则徐参奏南澳总兵沈镇邦、海门参将谢国泰，在闽粤两省洋面查驱不力，请旨降职，道光帝即日阅毕下谕：谢国泰“着即下令休致”，沈镇邦“着降为都司”。七月初五，林则徐再出巡靖海门外东炮台。自本年三月至六月连发10次奏稿、照会和公牍都有关南澳和海门处理鸦片事务。8月，又从南澳截获一批夷船，抓到一批英贩连同烟土二万余斤，押送到广州销毁。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英船“希腊号”在南澳海面抗拒水师查烟，官兵与其激战四小时，击伤船长及船员25人。 道光二十年（1840）一月，林则徐授两广总督，会同水师提督关天培大力整顿海防、积极备战，组织团练，招募渔民五千人，整编水勇，沿海加强战备。六月，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入侵我国，林则徐在粤璧垒森严，英军进攻受挫，转攻浙江定海（舟山群岛），北犯大沽（天津大沽口）。道光帝惊恐求和，归咎于林则徐在广东“办理不善”，将林则徐革职。次年五月被遣戍伊犁，充军期间，在疆兴修水利，开辟屯田。道光二十五年（1845）被起用为陕甘总督，再调云贵总督。二十九年因病回籍。翌年，奉旨赴广西镇压天地会起义，途中病卒于广东潮州普宁行馆。香港学者罗烺对于林则徐之死，评曰：“免于溷藩之辱，不至贻后世之讥”。 道光三十年（1850），太平天国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义，道光皇帝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署广西巡抚职位，驰赴广西会剿，林则徐尚在原籍福州养病，诏书“叠次宣召”仍不回京。10月1日，道光帝下了最后通牒，命林则徐从福州家中“星驰就道，毋违朕命”。第二天林则徐便抱病登程，由儿子翰林院编修林汝舟和幕僚刘存仁随行。林氏平卧在特制的轿里，日进百里，历经闽粤山关，于1850年11月16日抵达广东潮州。林则徐“自伊犁赐还，已体弱多病”，患鼻衄、脾泄、疝气等症。农历十月十九日，林氏行次普宁县城洪阳，下榻于洪阳文昌阁楼下东厢房，因沿途劳顿，旧病加剧，已生命垂危。普宁知县曾师海举荐洪阳名医黄华珍诊治，终因回天乏力。1850年11月22日，林则徐在儿子林汝舟和幕僚刘存仁的陪同下，指天三呼“星斗南”后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六岁。据后人考证，闽语“星斗南”与粤语“新豆栏”谐音，广州新豆栏街“食夷利者”洋商怕林则徐东山再起，重金买通厨子在粥中投毒，服后泄泻不止，林氏觉察为洋商所害，所以才大呼“星斗南”，此事在历史上仍是一个未解之迷。临死之前林则徐口述，林汝舟代笔写下遗折“未效一死之劳，实切九原之憾”。清代著名史家魏源闻讯，撰写挽联，对其人品和功绩作出了崇高的评价：“品望重当朝，犹忆追陪瞻雅范；褒荣垂史乘，徒殷景仰吊遗徽。” 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上镌刻着十幅浮雕，记录了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英雄业绩，其中第一幅就是“虎门销烟”，以纪念我国近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杰出的反帝抗英民族英雄—林则徐。 王锦书

  0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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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文化形态复杂 “新轴心时代”儒学向何处去？

  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 通讯员 吴丽娟 “深圳学人·南书房夜话”第五期日前在深圳图书馆一楼南书房举行。本期继续讨论“儒学”，围绕主题“新轴心时代的儒学发展”，邀请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景海峰和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西方研究所所长阮炜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探讨，现场由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新担任主持。当晚各位学者畅谈彼此的观点，梳理了新轴心时代下儒家文明的发展等问题。现场观众也仔细聆听，踊跃提问。 “新轴心时代”并非美好构想 什么是“轴心时代”？这个时代的“轴心文明”主要表现为怎样的倾向？代表性的成果是什么？面对这些问题，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景海峰首先做了介绍。 “轴心时代”的概念出现在上世纪40年代，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想把古代文明形态作一个哲学概括，发明了“轴心时代”这个概念。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雅斯贝尔斯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尽管各种文化形态非常复杂，但其思想的动力源泉和最早的观念形态，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中出现的。 “轴心时代”已成为流行学说 景海峰指出，在中国，这个“特定时段”大概是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这五六百年间，差不多同时出现了一批引导人类社会发展的先知、圣贤或伟大的思想家。“比如中国的孔子、老子；在印度产生了佛教、耆那教，有释迦牟尼佛陀，也有像《奥义书》这样伟大的经典；在以色列有很多犹太先知，犹太教后来成了基督教的源头；在古希腊即雅典城邦辉煌的时代，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对后来西方文化有长久影响的大哲。”景海峰说：“2500年来，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基本上是在这些伟大哲人或先知的思想照耀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当然中间也历经变化，但根本观念或思想体系是受到这批人物的影响，所以雅斯贝尔斯将这个时代称之为‘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理论提出以后，很快得到了史学界、哲学界以及很多社会科学家的关注和回应。景海峰表示，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哲学的突破”的说法，尽管用词与雅斯贝尔斯的不一样，但意思大致相同。希伯来大学有一个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上世纪80年代于全球范围内组织过很多讨论“轴心时代”、“轴心文明”的学术活动，丰富了对“轴心时代”的理解和认识，也出版了很多书。景海峰说，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轴心时代”的理论传播到中国，在中国各地有过大量讨论。近二十年来，“轴心时代”已经是一个比较流行的学说，尤其是研究世界史的，对“轴心时代”的探讨已经非常深入。 “新轴心时代”有强烈的现实指向 在景海峰看来，所谓“新轴心时代”，就是强调我们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可能又走到某个节点上。“全球化条件下各种文明的冲突、交融，使今天这个世界呈现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态势。”景海峰认为，如果再拿2500年前的东西来解释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太大的说服力。我们今天面临了一些新的问题，可能需要开始一种全新视野的思想理论的创造，需要提出一些新的范式，来解释我们当代所面临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借用‘轴心时代’的概念，把它叫做‘新的轴心时代’。” 景海峰还指出，“新轴心时代”具有一个现实背景，即二战以后的世界格局。它实际上含有一种现代地缘政治的意味，尤其是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后，把所谓“新轴心时代”这个话题拉到我们面前，是很有现实感的思考。 景海峰强调，现在讲“新轴心时代”，并不仅是一种美好的构想，而是有一种现实指向，强调的是多元共存，这和“冲突论”的思路不一样。“我们要从世界新的格局来理解文明的意义和价值，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格局里面，只关注西方已远远不够。‘新轴心时代’就是用一个新的战国时代的格局、地缘政治的眼界，来把文明的历史线索和当代状态糅在一起，进行一种现实的思考。之所以要把儒家的未来发展放在这样一个格局里来看，是因为它对未来中华文明的发展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在中华文明形态的历史记忆和现实认同方面，儒家可以作为其中一个代表，但不是唯一。” 推广儒家的温柔敦厚 “使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是比较方便的，但是不能受它的束缚，不然思路就打不开。”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西方研究所所长阮炜在作个人观点阐述时，开门见山地指出。 不能受“轴心时代”概念的束缚 阮炜表示，“‘轴心时代’这个概念的提出确实给大家提供了很多方便，不同学科可以围绕这个概念做很多文章。但我自己觉得，这个概念不是没有问题的。它很可能遮蔽或者淡化了在公元前8世纪以前人类文明的长期演化和发展。” 阮炜介绍说，埃及文明出现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文明也大约出现在这一时期，在公元前8世纪以前，中国文明也已经相当发达。不可能因为有人提出“轴心时代”，就以为那几百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至为关键的时代。“确实，那几百年非常重要，但我们不能受它的束缚。同样的道理，所谓‘新轴心时代’概念也可能有其局限性。” 阮炜表示，“我注意到哲学界一些人士在近二十年来喜欢使用这个概念，但我认为，这其实是没必要的。‘新轴心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各主要文明又有更伟大的发展？问题在于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融合速度是非常快的，说不定再过几十年到一百年，电脑、电子技术、生物技术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可以用芯片或者其他技术来事先决定你的文化身份。”阮炜说：“在目前全球化速度如此快速的情况下，如果再抱着‘轴心时代’的概念，可能有点自说自话。但我只能表达个人的意见，不可能阻止其他学者使用这些概念。” 把儒家人文理念带给其他人 “如果使用‘新轴心时代’概念，我们可以有一些更大的期待，或者说中华文化、儒家文明在理念方面将会有更多的创发”，阮炜表示，对于景海峰把“地缘政治”引入“新轴心时代”概念中，结合起来使用，这很有意思。“虽然人们可以到处移民，但基本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以后中国文明包括儒家文明应该有大的作为。”他强调，相比其他文明，中国文明的一个最大长处就是它是一种温柔敦厚的文明，不具有特别强的攻击性，特别讲究和合。为此，他还特别举例最近刚刚发生的巴黎《查理周刊》恐怖袭击案，认为如果中国人那种温柔敦厚的素质可以推广到其他地方，世界或许会变得更宁静和平一些。 “如果中国文明、儒家文明以后要对人类再有所贡献的话，除了技术，在人文理念方面也应该有所贡献，把我们的好东西带给其他文明的人，但不能用强制的方式，而是让他们慢慢观察学习。”阮炜强调，儒家是不传教的，而是让人自觉接受其生活方式。“经常在国内一些媒体或网上看到把中华文化骂得一文不值，一味批判其专制、封建，其实中国文明有非常民主的一面，只是他们不愿意看到。” 以现代语言传达儒家文化 在“深圳学人·南书房夜话”第五期活动上，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新条理清晰、风格幽默的主持，使得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景海峰和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西方研究所所长阮炜两位学者都做了丰富精彩的观点阐述和绵密细致的讨论。当王立新提出一个最后问题：中国传统儒学在新的轴心时代若要大显身手，有没有具体方向可以发力？景海峰和阮炜又迅速表达了各自的想法。 “今天不同板块、不同区域之间，不可能是完全与世隔绝的，而是都处于一种频繁的、强烈的互动状态，在相互的联系中寻求一种共识，一起往前走。尤其是随着通讯、网络、交通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形成了今天所谓‘地球村’的状态，基本上不存在隔绝性，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被联网了，都处于同一体当中。”景海峰强调，在这种同质化的状态之下，考虑怎样把原有文明的资源充分调动起来，能够解决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从而凸显儒家的价值，这才有意义。“所以我们说新轴心时代的儒家文化发展不是处于一种很狭小的眼界，或者回到历史，或者只针对中国人的观念和意识，它应该是面对今天全球化时代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来进行思考。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大的文明传统，我们怎样去发掘资源，把这些宝贵的东西可以用现代语言表达出来，贡献给整个世界，这是我们要去努力做的。” 阮炜则认为，作为中国人，我们现在首先要搞清楚自身文明的长处和短处是什么。在他看来，近百年来社会发展速度实在太快，造成了社会失治、道德失范，这种情况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反对如今有部分人无端盲目地辱骂中国文化，“以后儒家文明要继续往前走，要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首先我们就得尊重自己的传统，好好反思自己的传统，不要开口闭口就骂自己的祖宗、骂自己的文化。把这个问题解决后，才能谈得上进一步创发，才有‘新轴心时代’的新发展。”阮炜说。 王立新表示，自己非常赞同景海峰和阮炜的观点。他表示，一方面，要发挥中国文化信善、近善和尽善的基本功能。“你可以不相信人性是善的，但是我们必须朝着善的路走。”另一方面，将来世界会走向多元化，人们可以表达不同的想法，但辱骂是不对的。“批评是可以的，但要有根据，否则就是无端的辱骂了。中国传统儒家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经得起批评。” 颇有意思的是，在当晚的交流环节中，人称“诗经迷”的深圳诗乐会会长子张穿着一身汉服来到现场，并提出经典和形式（如服装）才是新轴心时代儒家发展方向的看法。王立新则立即接过问题，对于经典，他认为“不能丢弃经典，但是同时要使经典发挥现代的光芒”。对于服装，他巧妙地引用歌词“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博得现场阵阵掌声。

  0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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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中华儒释道大讲堂开讲 佛商与财富管理等话题

  【深圳商报讯】（记者 刘良龙）记者昨日从深圳普世永华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获悉，由世界佛陀教育总会和深圳普世永华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深圳中华儒释道大讲堂”公益慈善活动，1月10日至11日在福田区新梅园圆通素食馆开讲。 此次活动以践行中国梦，弘扬中华文化为主旨。在两天的讲座中，世界佛陀教育总会会长、辽宁凌云寺住持明一法师，广东省佛教协会理事、深圳市佛教协会顾问（原秘书长）、深圳市传统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福田区人大代表李艾峻，重庆中华传统文化论坛发起人高玉焕，分别主讲了“佛教与养生”、“佛商与财富管理”和“幸福美满家庭”内容，来自社会各界的600多位听众享受了一次文化盛宴。

  0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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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熙公祠：好心人巧施妙计 让它躲过“文革”浩劫

  潮州人习惯把“旅游”叫做“踢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踢跎”成了时尚，成了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然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它还属奢侈品，尤其是小孩会为一次“踢跎”而欢喜得几夜免睡。 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秋游，旅游点是与我们金石镇相临的彩塘镇金砂乡。据校长介绍，那里有一地方叫斜角头，斜角头有一祠堂叫从熙公祠，祠堂的门楼肚有四幅石雕，其中的一幅有一条神奇的石牛索，当年为打牛索，不知“经”死了几个打石师父。校长说得神乎其神，可我们当学生的，只图好踢跎。 那时候，不是每家每户都有自行车，于是同学之间便“拼车”前往。二十八寸双筒自行车的座椅对于十几岁的我们来说实在太高了，不管如何，就是难以坐上座椅骑车，不怕，山人自有神仙计，我们或踏“三角壶”，个子再高点的同学或骑上筒（比座椅稍低），这样沿着涂路沙路，载着同学，一路颠颠簸簸、摇摇摆摆，时而你跌、时而我倒。无妨，跌落爬起，掸去身上的尘土，继续欢笑、高歌前行。十几公里的路，就在我们的欢声笑语中变得短了。 果如校长所说，在从熙公祠的门楼前，真的见到了那条神奇的石牛索。它仅仅是四幅镂空石雕图其中一幅的一个构成部分，大约五公分长，细小如普通的电线一般，却有绳索应有的纹理，更是厉害者，它不是静止的，我们完全能够感受到牧童与牛双方的角力在牛索上的动态体现，这才是它最为神奇之处和为人们所惊叹不已的缘故吧。大致因为它相对于其他构件难以完成而得以完成，或者真如传说中所说的，“经”死了几个打石师父而远近闻名吧。站在这鬼斧神工的牛索面前，我们只有赞叹，啧啧连声，直至摇头晃脑。除此之外，我们似乎再也没有其他的词汇表达我们当时的心情了，甚至是若干年以后的今天想来，那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工艺，非得神助而难以完成的艺术作品。 当然，最让我们开心的是，当天中午在该乡的另一祠堂、学校所在地前面的旷埕用餐。没有桌椅，因陋就简，汤菜摆放地上。一盘鹅肉叠上青翠的芫荽，红绿相间，色香俱全，让人垂涎。粘满油的芥蓝迎着阳光反射，不经意时会吓你一跳，惊呼被什么东西刺着眼睛。铁铸的转炉，里面火炭烧得正红，汤中的肉丸兴奋地、有节奏地跳动着，全然没有将要送入人类口中的顾虑。二菜一汤，除了芥蓝可以经常吃得到。鹅肉这东西，非得有时有节、抑或“闹热”才能够尝到。至于转炉，那可是大年廿九或者三十夜吃团圆饭时才派上用场。我们八人一桌，围成一团，享受着除了吃团圆饭才能享受到的“国宴级”待遇，开心的心情自然难以言说。 秋游距今将近三十年，每一想起，竟历历在目，如在眼前。今年春节，与妻子（金砂乡人）回娘家与三亲二戚拜年，特意要妻子带我旧地重游。 景物依旧，只是多了 “铁将军”保护而无法靠近，深感遗憾。遗憾之余，却为它经历风风雨雨而保持完好直感庆幸。“在那个疯狂岁月里，许多今天成了文物、甚至是‘熊猫级’的古迹几被破坏、毁掉，从熙公祠为何能够独善其身？”我问妻。“当年公祠将遭破坏是在所难免，四幅石雕更是首当其冲。但它又是幸运的，它遇上了保护神而幸运地保留了下来。当红卫兵决定破坏四幅石雕的第二天早上，罩着石雕的玻璃内面贴着毛主席语录而使破坏者望而却步，四幅石雕才得保全。” 妻如数家珍的回答令我咋舌，相信这在当地是广为人知的善举。以矛盾解决矛盾，此计妙极，得为出此主意的人竖起大拇指，表示万分的敬意，他可谓是从熙公祠的再生父母，无形间，他延续了从熙公祠的生命，让这座旷世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清代古建筑能够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世人数念、游客叹为观止的旅游景点，也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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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后“后生仔”十年来醉心收集潮汕文献 传承潮汕文化

  李楷瀚将满满一箱旧时唱片和一箱歌册赠予韩山师院图书馆。 华夏收藏网讯  据《潮州日报》报道，随着时光的推移，一些曾经见证着一个年代故事的老物件，也逐渐被很多人所淡忘。然而，潮安区龙湖镇23岁的李楷瀚，从小受外公影响，对潮汕地区文献、古玩物品情有独钟，十年来走街串巷，通过各种方式收集富有潮汕特色文化的资料，老照片、潮剧唱片、潮汕各地古文献、潮州歌册……近年来，更是将部分文献资料捐赠出去，让它们在更合适的位置发挥应有的价值。 受外公影响 爱好收藏地方文献资料 小时候，李楷瀚的外公常常到农村各个地方卖草药，回来的时候总带来各种各样的被别人视为“废品”的老物件，每一次都会跟李楷瀚讲述每一个物件背后的故事。有一回，他的外公给了他一张民国时期的关金券，并详细跟他讲述那个年代的百姓故事。慢慢地，李楷瀚对那些看似破旧的东西越发充满好奇，觉得每一样东西都承载着一段历史。 从上初中开始，他一有空便到各个乡村去摆地摊收集，有时候跟一些收集旧物件的人联系，收藏的范围从一开始的枫溪陶瓷、古钱币，逐渐变为只要是具有潮汕地方文化特色的文献资料，他就收集。现在他的藏品中，地方文献资料就占据了大部分，其中包括歌册、曲册、潮剧本等上千套，还有各个年代奖状、结婚证、毕业证，清到民国时期的田契、厝契，以及清末至民国期间的明信片、老照片、汕头埠广告纸品、潮汕侨批、潮汕钱庄票等等。此外，还有不少关于抗日战争题材的老照片、画报、书籍。 出于对潮州文化的喜爱，近十年来，李楷瀚不仅通过各种文献资料了解潮州，还习惯性地把潮州日报上关于本土文化的报道，一一剪贴下来制成书籍，工作之余便细读研究。 “捐赠是一种传播和传承”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可是，李楷瀚的这个收藏爱好，许多人却并不认可：收集来的有些东西又破又旧，甚至还脏兮兮的，还花费了不少钱。他成了朋友和家人眼中的“怪胎”。他说，从小他就不买衣服，不玩游戏，不去网吧，所有的零花钱都用在购买这些古玩和文献资料上。上大学的时候，看到一套与侵华日军占领潮汕有关的明信片，特别喜欢，但觉得太贵，前前后后折腾了三次，最后还是拿出3000多块钱的生活费买下了它。后来，身边的人看到李楷瀚并不因为收藏而收集，而能从中汲取地方历史文化知识，做有意义的事情，也就慢慢对他的这项特别爱好改变看法。大学期间，他母亲还特意在他每个月的生活费中多加200-300元，以支持他的这项业余爱好。 随着收藏品的增加，李楷瀚梦想着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能够将藏品展示给更多的人看。可是由于条件限制一直未能如愿。为了给这些藏品找到更能显示其价值的平台，他开始将部分藏品捐赠给各地的图书馆、以及一些民俗文化艺术馆。1月17日，他把刚刚从金石镇西林村一位阿伯那里买来的潮剧资料，送到了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赠品包括200多张上世纪70、80年代的潮剧薄膜唱片、几十盒上世纪90年代的潮剧录音带，20多本潮汕文献，以及6本潮州歌册，还有一部上世纪80年代的电唱机。 “这些东西看似不上档次，但它是真真正正的民俗文化，记录着特定年代的生活和故事，希望对潮汕文化研究能起到一定作用。”李楷瀚说，把东西捐赠出来，他一点都不心疼，在他看来，捐赠也是对潮汕文化的传播和传承。

  0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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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文帝“妙用”贯彻道家“谦卑无为”智慧 富国强民

  西汉后期的刘向评价说：“文帝遵汉家，基业初定，重承军旅之后，百姓新免于干戈之难，故文帝宜因修秦余政教，轻刑事少，与民休息——即位十余年时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 道家思想问世后，便对政治、养生、思维等产生影响。汉文帝以力量薄弱的藩王身份继位，初登皇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而黄老学“卑弱以自恃”、“以弱胜强”的特点适合他“盖力不能取，而以智取”的特点，被其奉为“南面君人之术”。 无欲无争，保全性命 汉文帝与景帝父子两代都采用了“黄老”道家学说。首先这与他们的家教有很大关系。汉文帝与汉景帝的母亲，都喜好《道德经》而深受其影响，在母亲们的教育理念下，道家思想成为文景二帝治国思想的主要来源。时代环境对于道家思想的青睐也影响了二位皇帝。在楚汉相争时期，张良、陈平、韩信等人灵活地运用道家思想，才使楚军大败、汉政权得以建立。而秦末酷法暴政则令人深恶痛绝，在反思其深层原因时，道家思想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并融入包括文帝在内很多人的思想深处。 汉高祖刘邦死后，政权落入其妻吕雉手中，她想将帝位转给自己娘家的人，于是，大开杀戒，将刘邦的儿子几乎赶尽杀绝，只有小儿子刘恒幸免于难。这不是吕雉心软才刀下留人，而是刘恒及其母亲“无欲无争”的姿态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刘恒母亲薄氏知道宫廷斗争的残酷现实，便苦读《道德经》，领略道家思想的精髓，走上清净无为的道路。在母亲潜心寡欲思想影响下，刘恒或无意与其他皇子争夺继承权，甘愿被分封到西北边疆、毗邻匈奴的荒漠贫瘠地带为代王。刘恒在没有其他皇子愿意来的偏僻地方为官，几乎被朝野遗忘，正因如此，才躲过了吕雉的迫害。 吕雉死后，大臣们在寻找合格的皇位继承人时发现，皇子只剩刘恒一人了。于是，这位远在边疆、性情朴实、清心寡欲、守道尚德的代王便被请到长安，是为汉文帝。 谦卑下位，获得皇位 刘邦曾谈过自己能够虚心听取能人的意见是战胜项羽的主要原因。他说，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自己不如张良；论抚慰百姓、供应粮草，自己不如萧何；论领兵百万、决战沙场且百战百胜，自己不如韩信。以“谦卑”之心知人善用，才是自己取胜的根本。这种思想也影响着淡薄名利、潜心学道、在边塞为代王的刘恒。当他听说长安来人要迎接他回去当皇帝时，仍旧保持着谦卑下位的姿态。他请示母亲，是否可以去当皇帝。母亲帮助他分析了形势，认为，此时是中央政权最混乱的时期，且朝中大臣多是刘恒父辈，很难驾驭。如果冒然前去，可能遭到杀身大祸。于是刘恒派人前去长安打探消息，一了解实情，二为延缓时间来获取人心。之后，刘恒斟酌再三，才最终决定回长安继位。 此时中央政府大权实际上掌握在周勃手里，周勃对于刘恒的弱势了如指掌。对于刘恒来说，在这样的关键时期，对待这样的关键人物须非常慎重。当刘恒从边塞来到长安城外的渭桥，周勃率领百官跪下接驾，刘恒也立即下马跪下还礼。这种礼节的选择，正体现了《道德经》倡导的“谦德”精神。在渭桥过礼之后，周勃想单独与刘恒说话，刘恒觉得私自与周勃交谈，可能引起百官误解，于是，便拒绝了私人谈话，体现了《道德经》所谓“无私”的运用。在周勃将玉玺送上后，刘恒仍然谦逊地说：“玉玺我可以代管，但这个皇帝不一定非是我来当不可，可以为皇帝的人很多，此事过些时日再议。”刘恒运用了道家“不用之用”的智慧，避免了不必要的妒忌发生。 刘恒收下玉玺后，又等了九个月才登基，这一是考虑到同宗兄弟中，还有年纪比自己大的、办事能力比自己强的，要在获得他们的支持后登基才能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二是争取获得那些追随刘邦打天下的老将军们的支持，自己的政权方能真正稳固。在一切条件完备时，刘恒才荣登皇位。 躬行节俭，增益利民 老子有所谓“三宝”的说法：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除了待人待物的“慈”和“不敢为天下先”之外，在待己方面需“俭”，只有躬行节俭，才能增益利民，而这一点尤为汉文帝所注重。《史记·孝文本纪》中说：“孝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帷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文帝带头为天下人作敦朴的示范，并制定一些节俭的规章制度，推动自上而下实行。据说他的一件黄袍，一直穿了二十年，补之再补。他尽量减轻刑罚，减轻赋税，宽大包容，为人称颂。 时人贾山曾说，汉文帝即位后，“亲自勉以厚天下，损食膳，不听乐，减外徭卫卒，止岁贡；省厩马以赋县传，去诸苑以赋农夫，出帛十万余匹以振贫民；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赐天下男子爵——亡不被泽者；赦罪人，怜其亡发，赐之巾，怜其衣赭书其背，父子兄弟相见也而赐之衣。平狱缓刑，天下莫不悦喜”。所有这些举措，均体现了黄老道家“尚俭”、“不敢为天下先”的原则，其目的是体谅百姓，与民同乐同忧。西汉后期的刘向因此评价说：“文帝遵汉家，基业初定，重承军旅之后，百姓新免于干戈之难，故文帝宜因修秦余政教，轻刑事少，与民休息——即位十余年时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此后直到景帝、武帝初期的五六十年间，因在政治上贯彻道家的“谦卑”、“无为”之智慧，而使得国强民富，为汉朝四百年政权打下了深厚根基。

  0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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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州李镇锐书法艺术馆举行书画名家“乙未雅集”迎新

  2015年是农历乙未羊年。元旦刚过，羊岁脚歩渐近，金羊献瑞喜气洋洋。2月11日正是周末，潮州李镇锐书法艺术馆择吉举行书画名家“乙未雅集”笔会喜迎新年。下午2时许，名家们聚首艺术馆，情寄丹青拨墨挥毫，抒发对新春和羊岁美好愿景的衷心祝福!艺术馆雅风洋溢其乐融融，一派欢悦瑞祥。 潮州市人大常委、市美协主席吴维潮，市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陈耿之出席笔会;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潮州诗社社长曾楚楠老师为乙未雅集作序并书。潮州市第一至三届美协主席吴荣文、邱思泽、吴维潮;韩山师院教授郭建军、邹晓、李家润老师;国家一级美术师刘海亮，书画名家徐启锐、王维元、陈展，刘汉群、吴荣闻、谢松青、李冰、林桢武等20多位老师欢聚一堂，书画为媒以文会友，开展艺术交流和探讨，联手绘就乙未雅集松柏长青梅兰竹图，寓意艺术之树常绿，友谊长春!本次雅集笔会活动得到潮州粤兴牛肉品牌店丁伟忠先生热心协助。席间，老师们频频举杯互致祝福，愿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并对丁伟忠先生热心文化活动谨表谢忱!

  0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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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斧7年之后，揭阳唯一“龙舟世家”传人再度“出山”

  年近古稀的王慰君一生造船无数，其造龙舟技艺在行业中有口皆碑。 王淡强、王淡怀兄弟俩现场制作船钉。 50余岁的王林君正在加工龙舟板材。 新制作的龙舟如新月一般挺立。 每年端午节前后，揭阳各河网锣鼓声渐次而起，龙舟赛如火如荼。在有着400多年赛龙舟历史的揭阳，传统龙舟依然保留着浓厚的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而龙舟制作也一直保留着最原始的神秘色彩。 据《潮汕百科全书》载：“潮汕地区的龙舟，以揭阳为代表。”然而，2014年端午节，记者采访获悉，揭阳龙舟制作技艺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尴尬（详见本版2014年5月28日报道）：揭东锡场潭王村“龙舟世家”传人王慰君一家于2008年后已经停止制造龙舟。近日，获悉已封斧7年之久的王师傅再度开斧，为潭王村再造新龙舟的消息后，记者专程赶往潭王村一探究竟。 记者 蔡烨华/文 涂英鹏/摄 再造新龙   因乡亲盛情难却 近日，记者驱车前往潭王村，几经辗转终于在榕江北河河畔找到了王慰君的龙舟制作场所。这是一个用板皮和竹架搭建起来的简易工棚，里面分为两间，里间用于制作船钉，外间用于制作龙舟。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目前，新制作的龙舟已初见模型，状如新月。“接下来还得为龙舟安龙骨，安上龙骨后还要用竹篾将龙骨绞紧，船两边还要再嵌上两块木板，做划船人的‘坐凳’……总之，接下来还有很多工序。”王慰君介绍，这次新造的龙舟为51桡大龙舟，长约2.8米，宽约1.4米，可坐54人。“造龙舟选材、定墨、安龙骨、上油漆等都相当讲究，一点都马虎不得。”王慰君坦言，时隔7年再造龙舟，开始确实感觉有些生疏，有些累，而这次愿意再造新龙，完全是因为乡亲们的一片盛情难以推却。 记者观察发现，组成龙舟的木与木之间不采用任何粘合物质，靠人工把木边磨平，然后用钻子和“钉送”在木板上斜斜地凿出一个个钉孔，之后再打入一颗颗钉子。这些钉子由纯手工打造，王慰君请来了村里唯一的“船钉家族”——73岁的王淡强和65岁的王淡怀两兄弟上阵。记者在现场看到，只见在自砌的灶炉里，上好的焦煤烧得火旺，师傅将钢筋放入其中，待钢筋烧得通红后取出，再用大铁锤敲打成型。两位师傅的动作娴熟，配合默契，不一会功夫，一颗头尖而带约15度弧形的船钉便锤打成型。 王慰君告诉记者，船钉有大、中、小三个类型，大的长约10厘米，小的也有8厘米。“市面上买不到这么合适的船钉，机器也打不来的。这些船钉大小必须和木板上的钉孔相吻合，十分考验打钉师傅的工夫。”王慰君告诉记者，一条龙舟大概要消耗150斤钉子，约要600多颗钉子，而每颗钉子都要经两位师傅数十下的锤打。 据了解，王淡强、王淡怀两兄弟已是“隐没”30、40年的老工匠了。“以前的船全是木做的，船钉就很畅销，后来，随着水泥船出现，船钉就渐渐没了市场了，这项手艺也就没什么用处了。”说起这话时，王淡强脸上有一丝失落。 预期目标   羊年端午将试水 在潮汕地区，王慰君一家制作的龙舟有着相当好的口碑，重量轻、吃水浅、舟速快。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有不少前来“尝鲜”的村民纷纷告诉记者，王慰君一家的龙舟制作技艺高超，其制作的龙舟不仅外观美丽，更是相当好驶。老人坚守了一辈子的技艺，也成为了潭王村人的骄傲。 “以前，他们整个家族都在做龙舟，他家开有船厂，不仅他们自家兄弟，连他们家亲戚也都在厂里做。”一位前来参观的村民如是告诉记者。“龙舟是千年做一回，我们家以前主要做造船生意，龙舟一般是农历2至4月间才会有人来请去做。”王慰君告诉记者，制造龙舟受到季节性的限制，加上制造每一条龙舟都需要团队合作，这门技艺学起来也要比一般工艺辛苦，所以大多数年轻人既不愿意学，短时间也难以学会。而随着木船被时代淘汰，单纯靠制作龙舟根本难以维生，兄弟们大多另谋生计。目前，只剩下他和4弟王林君留在村里。年近古稀的王慰君自2008年之后完全“收山”，50余岁的王林君则偶尔参与龙舟维修工作。 “以前，80年代时，5兄弟合力造船，一般10天就可以造好一条新龙舟。如今，3位胞弟在外回不来，剩下我和4弟两人，造一条龙舟得花上1个多月的时间。”王慰君告诉记者，预计到羊年端午节前，他们就可完成两艘新龙舟的制作，届时新龙舟将于羊年端午节正式下水。同时，王慰君也表示，未来他并不考虑再继续制作新龙舟，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制作龙舟了。 相关链接 揭阳龙舟，不论规模和造型，在揭汕潮地区首屈一指。《潮汕百科全书》第450页载：“龙舟为龙形的船，大小因地而异。潮汕地区的龙舟，以揭阳为代表。”揭阳的龙舟，龙头高昂，龙尾高翘，龙身彩绘，形象逼真，雄伟美观。揭阳龙舟大多数为51桡大龙舟，少数27桡小龙舟，也有37桡中型龙舟，还有55桡特大龙舟。 潭王村所在的地理位置特殊，榕江北河有5公里长河段经过该村的西侧和南侧。这河段河面开阔，古时候有几处河水深不可测，漩涡打转，响声如雷，民间称为“潭”，因全村姓王，故旧时村名称“潭前王”，今称潭王。因是水乡的原因，曾经潭王的造船业十分发达。伴着赛龙舟民俗的兴盛，潭王人更自行造出了精美的龙舟。潭王龙舟的舟体和使用性能比其他地方的龙舟好，在行业内有口皆碑。蔡烨华 辑

  0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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