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翘：中国科学院潮籍院士
荣获中国科学院院士头衔的潮汕籍人士有10几位。如果从资历及成名先后论，可分为三个辈份。前辈以蔡翘为代表，包括杜国庠、许涤新(以上两位为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建国后仅评一次)侯祥麟、马大猷等5位;中辈以杨遵仪为代表，包括郭慕孙、庄育智等3位;晚辈包括钟香崇、陈运泰、林励吾、曾毅、周国治、吴国雄、郑儒永、郑度等。在这些院士中，蔡翘是潮汕籍唯一一位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而且是其科研成果被国际以他的姓氏命名的第一个潮汕人。 潮汕人寻求现代科学的先驱 我国的科学研究机构设立比起欧美发达国家较迟。上世纪20年代中期，国内学术界和国民党内关心学术的政界人士都深感国家设立正式科学研究机构已刻不容缓。1927年4月，国民政府批准设立中央研究院。次年6月，中央研究院正式在南京成立，由著名学者蔡元培任会长。 中央研究院的建立标志我国国家办科学的开始。它结束了我国没有科学院的历史，并实现了科学家的活动从业余向专业的转变。同时，它意味着科学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为官方所承认，科学事业成为政府事务中的一部分。这在我国现代科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当时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规定，中研院的任务是“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虽然中研院成立初期，主要工作仅是“实行科学研究”而已，而对于国家学术方针，总体的科学规划，尚未列入议程。这意味着国家的科学体制还未真正形成。直到1935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成立，情况才有所改变。1948年，在评议会的基础上，院士会议宣告成立。从此，中研院才在科学研究的同时，正式承担起国家科学规划的制订和科学方针的提出的任务。 首届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甚为严格。从1946年初中研院评议会就开始筹办这项工作。先由各大专院校，各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权威人士分科提出候选人约400余名，再由评议会在这400余名中审定出150人为正式候选名单分送各界知名人士、权威机构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到1948年再进行投票推选。原计划选出80到100名，但第一次投票仅选出60多名。一连投了几次票，才选足81名。可见当时遴选工作十分慎重而且严谨。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分三大组：数理组28人，含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学、技术科学等学科;生物组25人，含生物学、农学、医学、药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人文组，即社会科学界28人。荣膺首届院士的潮籍人士仅有一位，那就是我国生物生理学的开拓者蔡翘。 蔡翘，1897年10月11日出生于揭阳县(现揭东县)新亨镇仙美村，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19年留学美国，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印第安那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学习、研究。在此期间，他在美洲袋鼠脑组织的神经解剖学研究中，在全世界首次发现视觉与眼球运动的功能的中枢部位，轰动欧美生理学界，被国际同行命名为“蔡氏核区”，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第一个在国际上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科学家。在神经传导生理研究中，他阐明了感受器的适应现象，其中典型电位图被英国著名的生理学教科书引用。 1861年汕头开埠，潮汕得现代风气之先，一批学子纷纷出国留学。潮汕第一代学生出国的年代大体在上世纪初叶，以澄海人吴贯英(1900年留日)、黄际遇(1902年留日)、杜国庠(1907年留日)，普宁人方瑞麟(1905年留日)、黄绪虞(1906年留日)为主要人物;第二代留学生出国时间在民国初年至10年代末，代表人物有潮安人詹显哲(1919年留法、德)、李春涛(1917年留日)，饶平人张竞生(1912年留德)，潮阳人郭任远(1917年留美)，揭阳人黄映然(1917年留美)，澄海人王鼎新(1914年留日)、陈卓凡(1919年留日)，蔡翘也属这一代的留学生;第三代留学生出国时间在20年代，其中成就大者有澄海人许包野(1920年留法)、王远勃(1923年留法)，揭阳人黄叔培(1921年留美)，普宁人黄天鹏(1923年留日)，潮安人杨金书(1924年留日)，惠来人翁照垣(1926年留日)。 在上述人士中，不论是留学时所学的专业还是学成后从事的主要职业或其研究方向，社会科学领域的占多数，从事自然科学的偏少，其中仅有数学的黄际遇，物理的李芳柏、黄叔培，心理学的郭任远，农学的杨金书等，而在生物生理学领域中从事研究的时间最长、成就最大、成名最早的首推蔡翘。 我国生物生理学的拓荒者 蔡翘于1925年在美国芝加哥获得重大研究成果和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国，受聘担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当时除了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教会大学外，我国自办大学中的生物生理学课程，几乎还是空白。蔡翘深感一个国家要向现代化国家迈进，生物生理学的建立是不可缺少的。他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积极奔走，筹措经费，添置显微镜等必需仪器，因陋就简，开展生物学、生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在复旦大学建立起第一个生理学科。此后，蔡翘还在他后来任教的上海吴淞中央大学医学院、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建立起生理学科，填补了这两个学院这一学科的空白。 值得记下一笔的是，当时复旦大学同时也是我国现代两个新兴学科均是潮汕人创办的，与蔡翘建立起生理学科的同时，时任复旦大学代理校长、我国现代心理学的鼻祖、潮阳铜盂人郭任远，向同为铜盂人的上海著名实业家郭子彬募捐巨资，创办了复旦大学心理学系和建造我国第一座心理学院。 由于我国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文化渗透，上世纪20年代我国大学中的自然科学课程普遍使用外文数科书，上课时教师也用外语讲解。蔡翘在教学中深感长此下去十分不利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学生对知识的吸收、消化。他一方面提倡用祖国的语言讲解;另一方面他着手编写中文教材。当时，蔡翘住在位于闸北的狭小亭子间，夏天炎热，蚊子猖獗，为实现这夙愿，他克服当时中文还十分缺少自然科学词汇的困难，夜以继日，终于编写成我国第一本大学生物系生理学课本，并于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本教科书不仅在我国各大学普遍使用，而且为解放区培养革命医护人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从30年代到40年代，延安卫生学校都采用蔡翘编写的教科书为教材。 1927年，蔡翘转到上海医学院任教。他除了负责生理学的课程外，还兼任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教授。当时该院还兼收一部分属教会学校的湘雅医院和圣约翰医学院的插班生，由于当时的这种特殊情况，教授讲课仍需用英文讲课。但为了培养更实用的人才，建立起我国自己的医疗学科。蔡翘在教学之余，仍坚持编写中文教材，以适应医学院的需要，于1936年出版我国第一部中文《人类生理学》，全书分上下两册共60万字，在国内医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正是由于蔡翘等的努力，当时的生物、医学大学生都能读到中、英文的教科书，聆听到中、英文的讲授，这对于中国学生更好地吸收和推广所学的科学知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因而，蔡翘在培养生物、生理、医学人才方面，比起其他教授，他的贡献尤为巨大。在他的培养、指引下，一批学生迅速成长，成为蜚声国内外的科学家。最著名的有童第周、冯德培。童第周是我国实验胚胎学的创始人，与蔡翘一起于1948年就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建国后曾任中科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有趣的是，这位我国最知名的生物学家自认为他平生最受影响并最崇拜的老师有三位：郭任远、蔡翘、蔡堡。除蔡堡教授(浙江余姚人，1926年任复旦大学教授，后历任中央大学生物系主任、中国蚕桑研究所所长，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外，郭、蔡都是潮汕人。冯德培也同为中央研究院士，是当时最年轻的院士(41岁)，他是国际上公认的神经肌肉接头生理学的先驱人物，解放后曾任中科院副院长兼生物学部主任。 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年底，南京即将沦陷。当时在中央大学担任医学院长的蔡翘刚建立起中大医学院生理学科，不得已将医学院内迁成都，甫抵成都，蔡翘即借用华西大学实验室，建立起我国第一个生理学研究所，并着手招收我国第一批生理学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包括后来成为国内知名的专家、教授的宋少章、程冶平、陈定一、李昌浦等人。1938年，蔡翘召集当时生理学界的知名学者，在成都创立由他担任会长的中国生理科学学会成都分会，蔡翘同时兼任分会会长。该会每两个月进行一次学术报告会，开展学术交流，并于1941年起出版我国第一部生理学会会志，每四个月出版一期，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停刊。当时已留学回国并也在成都的童第周、郑集(四川南溪人，时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主任，我国营养学的学术权威)以及华西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等高校的生物生理教学人员都参加该学会。由于人才济济，会务极其活跃，成为当时国内最具活力且影响大的学术团体。 蔡翘在其从事科学研究的近70年生涯中，在生理医学的研究中，默默耕耘，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他潜心对肝在糖代谢中的作用的系统研究，阐明肝脏的糖元异生机制及其对血糖稳定性的调控;在红细胞脆性和溶血抗溶血机制的研究中，发现胆固醇是正常血浆中的主要抗溶血物质;在对小血管受伤止血的研究中，他阐明了小动脉自动止血机制及小动脉、小静脉与毛细血管的不同止血过程。蔡翘的研究成果，不少填补了国际国内的空白，在好多领域中其科研水平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新中国航空航海医学的奠基人 建国后，我人民解放军的医学水平和医疗技术还十分落后，尤其是在美帝国主义的军舰进入台湾海峡并发动朝鲜战争的严峻形势下，新中国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海军显得尤为重要。要发展空军、海军，航空航海医学及劳动生理科学是其中基础条件之一。由此，中央首先考虑到的人物就是已在生理医学负有盛名的蔡翘。 转入军队工作，蔡翘优先计划的仍是培养人才，造就师资，因为当时军事院校中医学师资十分缺乏。他亲自主持举办了两期为部队定向培养人才的医学师资培训班。每期从普通医学院选调应届毕业生10名。训练一年半结业，共培养了20名。事实证明，这批人好像一批种子，撒在全国各地，成为军事医学的教学骨干。 蔡翘长期从事地方生物生理学的研究。起初，他对航空航海医学还比较生疏，但他勤于学习，勇于实践，反复实验论证，使解放初期我国的航空航海医学研究有条不紊的展开，某些领域甚至达到国际的先进水平。1956年，蔡翘被中央委派到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学习、考察，使他对航空航海医学以及劳动生理科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善于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军的实际状况，吸收当时这一领域的科技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苏联、东欧的科研成果。他回国时，带来了一大批科研资料，带领一批科技人员披荆斩棘，刻苦攻关，取得了一项一项的科研成果，使我军在这一领域中的教学、科研水平发展迅速。蔡翘主持我军航空航海医学研究一直到1968年，整整18年时光。 蔡翘不仅对科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而且在教育实践中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他在工作中坚持原则，勇于批评。在军事医学研究中，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政治对科研的干预特别多，不是研究方面任务不明确，就是随意更改科研课题，这无疑对科研工作产生不良的影响。蔡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认为这不符合科研的实际。他主动善意地向单位党委和上级领导提出来，使一些偏差得到及时纠正;对一些领导人随意更改科研人员的课题或过多地抽调科研人员搞政治运动，他专门向单位党委上书，要求党委及有关负责人应当执行1964年国家科委制定的“科研工作十四条”，不能随意调换科研人员的工作，轻率地改变科研题目。蔡翘的意见受到当时分管军队科技工作聂荣臻的重视，指示军事科学院必须按蔡翘的意见办。在部队工作期间，蔡翘历任第五军医大学校长、教授，军事医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生理科学会理事长，总后勤部卫生部医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于1961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第1至第5届，他都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蔡翘于1990年7月2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0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