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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化腾:团队规模变大后 容易滋生大企业毛病

    马化腾 5月18日早上,我收到主编吴伯凡转来的三封来自腾讯公司的邮件,详述腾讯公司组织架构变革的相关信息。这些邮件的发出略早于腾讯正式的官方信息发布,其中一封是腾讯公司创始人马化腾致内部员工的信。 邮件的主要信息如今已被广泛报道,即中国市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宣布进行大规模组织架构调整。新架构中,腾讯将所有业务划归到六大事业群,用事业群制取代已经沿用7年的事业部制组织架构。腾讯此番变阵,目的有二:其一,据此重点布局社交、游戏、网媒、无线、电商和搜索六大业务,强化平台战略;其二,可大可小,通过事业群制形成闭环高效的决策机制,以期各事业群能够建立小公司般的 “聚焦、快速、灵活”的优势,来诊治快速扩张所诱发的大企业病。同时,各事业群共享核心用户和基础服务平台,以便同时利用大公司的资源优势。 过去7年,这家公司的营业额翻了24番,从2004年的11.44亿元增加至2011年的284.96亿元;令人侧目的是高速增长之下的稳定高利润率,2011年腾讯净利润率约为35.7%;资本市场若鹜以趋之,腾讯市值从2004年IPO时的62亿港元攀升到2012年的近4000亿港元,增加61倍,成就中国市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企鹅最终长成帝企鹅。就在腾讯逐步成为无所不能的帝企鹅时,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一方面,如马化腾所言:“当团队规模变大后,很容易会滋生出一些大企业毛病。到底我们如何能够克服大企业病,打造一个世界级的互联网企业?”为此,马化腾特意问道《连线》创始主编、 《失控》作者凯文·凯利(KK),如何理解失控的智慧。马化腾谈及他对控制与失控的困惑。他对腾讯内部问题表示出极大的担忧,“比如员工人数增加非常快,去年增加60%,现在突破两万多人,文化的稀释,包括管理方面其实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另一方面,这家公司因其“先抄后超”的竞争手法而备受诟病和抵制。一位两年前 3Q大战的亲历者曾与我谈及 3Q对垒时的一幕:在马化腾得知奇虎360用浏览器弹窗推荐那则“马化腾领取深圳经济适用房住房补贴”的新闻后,正在会议中的他脸色铁青,撇下众人,一言不发走进办公室,良久未出。 没有人知道躲进办公室的马化腾的所思所想。不过此后的故事告诉我们,3Q大战确实刺激马化腾思危。 马化腾花了两年时间,给出他的解决方案:强化平台战略,建立有机的互联网生态;同时,让公司从“大”变“小”,创建一种可大可小的组织架构,以寻求控制与失控之间的平衡点。 说实在,很难从上述的字里行间领略到失控的智慧。用一种近乎宜家收纳法的方案将相关、相近的业务规整到同一个事业群来调整组织架构,更像一条从失控走向控制的路径。新的架构有着更为清晰的边界概念;而一般而言,分权的、流动的、灵活的、无边界的组织架构,更有助于激发创造力。 在组织边界更清晰后,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又会如何践行创新?是守株待兔式的先抄后超,还是设计出一条伟大的、不作恶的、价值创新而非价值掠夺的创新路径?正如KK在回应马化腾其对创造的看法所说的:“更加重要或者更加强大的应该是推出产品的过程,这是一种艺术。真正要关注的是需要有一个非常创新性的过程,这个过程最后给我们带来新的产品。” 最后,我必须说,如果再多一些对腾讯公司创始人马化腾的深入采访,这期杂志的封面文章会完美些。不过,持续关注和解读腾讯的发展,可以理解中国互联网生态演变和公司进化论, 为此增加些报道频率,多费些笔墨和时间,是值得的。

    0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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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嘉诚的香港财富地理

      李嘉诚 长江中心,李氏王国 要领略香港的繁华,每晚20点上演的“幻彩咏香江”无疑是最佳窗口。这个由香港旅游发展局(微博)开发的镭射灯光音乐汇演,由维多利亚港两岸的45栋摩天大楼组成。站在尖沙咀码头望向对岸的中环,标志性的中银大厦右侧,一座高70层的玻璃幕墙大厦方方正正,这里就是李嘉诚商业王国的总部所在——长江集团中心。与周围造型夸张、个性十足的摩天大楼比起来,香港媒体习惯用这座大厦的造型来形容李嘉诚的性格——谨慎而刚正。 长江集团中心所在的皇后大道中2号,以前是和记黄埔公司于1960年兴建的希尔顿酒店,后来和记被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收购,希尔顿酒店自然归于李家。1994年,李嘉诚决定拆掉希尔顿酒店,在原址重建一座大厦。他向希尔顿酒店集团支付了1.25亿港元,换取其提前删除管理合约,第二年即开始动工。1999年7月,高283米、总面积达12.6万平方米的长江集团中心落成,成为中环地区最豪华的智能型大厦,月租金最高的时候曾涨到每平方英尺200港元(1平方英尺折合大约0.1平方米),跻身为数不多的A1级写字楼行列。从大厦出来,不必穿过繁忙的车道,就能通过四通八达的天桥直达中环各处。更令人称奇的是,长江大厦后面,竟然有一座长江公园,绿树荫荫,小桥流水,虽然不大,但在寸土寸金的中环心脏地带,更显稀有。 李嘉诚的办公室就位于长江大厦顶层,除非有特定的保安人员陪同刷密码卡,否则电梯根本无法抵达。虽然已经是84岁高龄,每天早晨9点之前,李嘉诚就会来到这里,遥控指挥家族遍布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亿财富。每年的3月和8月,长和系年终和中期业绩会之后,李嘉诚都会在这座大厦的底层召开记者会,但是,多年来却极少有记者能够进入顶层一窥究竟。2007年,经过与李嘉诚部下150封邮件往来后,一家台湾财经媒体获准在李嘉诚的办公室对他进行专访。后来,记者用大篇幅详尽描写了这座世界上最神秘的办公室之一:简单的陈设,没有奖杯、没有照片、没有文件,除了同事送他的生日礼物,一座小小的李嘉诚公仔外,甚至看不出这个办公室的主人是谁。李嘉诚解释说:“我每周来这里上班五天半啊!我一向桌上不会留纸,今日事,今日毕。” 当然,还是有线索显示这座办公室的不同寻常。桌上的电脑,屏幕显示着和记黄埔的股价,下方的小纸片上,用小字列出了几十个李嘉诚常看的股票名称。围绕办公桌安装有六部电话:第一台,只有最亲密的朋友和家人才能接入;第二台,直通和记黄埔总裁;第三台和第四台,供集团开会使用;第五台,直通秘书室;第六台,则可以拨打长江大厦所有分机。 按照惯例,香港媒体每年有三次机会可以采访到李嘉诚。除了两次业绩会,还有一次便是每年5月举行的股东大会。往年的举办地,都是在李嘉诚地产事业起家的红墈,那里的海逸酒店也是他名下的资产。可是,今年5月25日的股东大会却换了地方,选在了港岛北角的海逸君绰酒店,当然,这也是他名下的酒店之一。这间酒店刚刚在今年4月21日登上媒体头版,原因是深夜发生三级火灾,入住的100多位明星仓皇脱险。有记者问李嘉诚是否为此特意帮衬这家酒店,他轻描淡写回答道:“只是为了股东和记者们方便罢了。”这倒是符合李嘉诚的一贯风格,没有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就在这次记者会上,李嘉诚用15分钟的时间,首次阐述了未来的家产分配方案——长子李泽钜全面接管长和系和赫斯基能源股份,小儿子李泽楷则获得“数倍身价”的现金支持。香港媒体这几天都在不厌其烦地分析两个儿子的得失,一位当地资深财经记者向本刊记者解释说,按照现有市值估算,李泽钜将接手的长和系股份大约价值1500亿港元,福布斯最新公布的李嘉诚身价约2000亿港元,那么分给小儿子的资产则在五六百亿港元左右,这也符合李嘉诚所说的“数倍身价”,因为李泽楷现在的身价大约是200亿港元。 财经分析人士甚至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猜测李泽楷有意收购的公司到底是哪家,他正在洽谈的荷兰ING集团亚洲保险业务是其中的大热门,因为这笔收购的投标价恰好在500亿港元左右。不过,多位当地商界人士也提醒本刊记者,表面上看小儿子吃了亏,可是,除了上市公司公布的资产之外,李嘉诚多年来的私人投资却一直没有披露,他近年在西方频繁投资高科技公司,受益匪浅,市场普遍认为李嘉诚的个人身价要超过福布斯所公布的2000亿港元。“水面上的钱看得见,笼子里的钱却是看不见的,相信小儿子也不会吃亏多少。” 其实,在香港财经界看来,李嘉诚宣布家产分配计划,并不突然。早在一个多月前,当地媒体就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李嘉诚计划将长和系资产分给大儿子,海外资产(包括加拿大的赫斯基能源股份)则分给小儿子。可是,按照李嘉诚最后公布的方案,赫斯基的股份也悉数给了大儿子。表面上看,小儿子李泽楷所得进一步缩水,但香港一位与李嘉诚几乎同龄的华人企业家向本刊记者分析说:“这正是他的聪明所在,要分就分得干干净净,让他们兄弟没有竞争,将来想打仗也打不起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郭家争产案。新鸿基集团创始人郭得胜1990年去世后,将这家香港最大的地产公司交给太太和三个儿子共同管理,结果,因为意见不和,二子、三子和老太太联手要把大儿子郭炳湘逐出家门,甚至牵连出了香港开埠以来最大的官商勾结丑闻。“这种事,自家人不说出来,世人永远不会知道。”上述企业家告诉本刊记者,“可是,把庞大家产系于一个老太太的公平,如果老太太稍有偏心,就会酿成巨大风险。” 据此,长期研究香港家族企业传承的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郑宏泰博士告诉本刊记者:“李嘉诚的智慧之处,就在于承认二代家族成员的差异,这也正是一代亚洲富豪的最难之处,他们白手起家创下庞大家业,往往希望后代也要拧成一股绳继续经营。” 美轮美奂的“幻彩咏香江”表演中,除了略显低调的长江中心外,位于中环最西一侧的中环中心也是李嘉诚旗下资产。这座80层的大厦由长江实业开发,1999年落成时是香港第五高楼,除了拥有香港最快的电梯外,还是当时全球首个设有可变色霓虹灯的摩天大厦,分布在玻璃幕墙里的霓虹灯管可以在电脑控制下变幻出上百万种图案。与长江大厦一样,中环中心门前的广场上,也建起1500多平方米的前庭花园,不知这种中西合璧的建筑方式,是否是李嘉诚的最爱。 在香港寻找李嘉诚的财富足迹,传奇的起点,位于港岛东北角的筲箕湾。 起点,筲箕湾的工厂岁月 筲箕湾是港岛东侧的一个小海湾,因为水域呈圆形,像一个大筲箕,因此得名。早年在香港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明朝时一队商船因台风受困筲箕湾,登陆后却怎么也找不到可以充饥的食物,因此,这里又被人称作“饿人湾”。这个故事略显夸张,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初香港开埠后,偏僻的筲箕湾交通一直不便,当时流行一句俗语:“英雄被困筲箕湾,问君何日到中环。”不过,现在去筲箕湾已经方便得很,地铁港岛线在这里就设有一站。 1940年冬天,12岁的李嘉诚跟随父母,离开已经被日军占领的老家潮州,投奔在香港的舅舅庄静庵。庄静庵1935年的时候来香港闯荡,在上环开了一家专门生产手表带的小工厂,逐渐站稳脚跟,后来创办香港钟表业老字号中南钟表公司。1943年,父亲李云经去世,李嘉诚辍学去打工,他在茶楼做过堂仔,在舅舅的钟表公司做过学徒和店员,后来又去一家日用五金店做推销员。可是,没过多久,李嘉诚就决定再次跳槽,去了一家生产塑胶裤带的山寨工厂。因为他在推销铁皮桶的过程中,受到了塑料桶经销商的强力竞争,他敏锐地意识到,新兴的塑胶行业存在巨大潜力。 塑胶逐渐成为生活日用品的新宠,勤奋的李嘉诚也很快做到了这家工厂的业务经理。1950年夏天,22岁的他决定自立门户,在港岛东北角的筲箕湾租下一间破旧的厂房和几台欧美厂商淘汰下来的旧机器,挂上一个“长江塑胶厂”的木牌子,李氏帝国自此诞生。 郑宏泰研究成功的亚洲家族企业,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的发家都是顺应了历史大势,“看清时代方向之后即放胆一搏”。李嘉诚更是如此。朝鲜战争爆发后,港英政府关闭对外贸易进出口通道,香港经济开始由转口贸易转向加工贸易,李嘉诚乘势搭上了香港第一波工业化浪潮。 长江塑胶厂初期主要生产塑胶玩具,只是当时遍布港岛沿线无数工厂中并不起眼的一家,一位当时就结识李嘉诚的华人企业家向本刊记者回忆,那时候设备还很落后,压膜机需要人工操作,李嘉诚勤奋,甚至经常自己去踩机器干活。1957年,李嘉诚迎来第一次事业转机。当时,他从杂志上看到一则意大利厂商开发出塑胶假花的消息,想到欧美家庭每逢节日都喜欢在家中布置鲜花,便决定只身前往意大利去考察。回来后,他便决定以此作为工厂的主打产品。1957年,长江塑胶厂改名长江工业有限公司,总部由筲箕湾搬到北角。 在塑胶花这个新兴行业里,李嘉诚很快做到了“老大”。上述华人企业家告诉本刊记者,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李嘉诚打动了一位美国来的华人老板,此人在塑胶花最大的消费市场美国拥有畅通的销售渠道,即便后来塑胶花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这个大客户还是保证了长江公司的平稳发展。 1958年,在当时工厂最集中的北角地区,李嘉诚买下第一块地皮,建起了12层高的长江工业大厦,除了自用外,还可以向其他工厂出租厂房。当时香港小工厂遍地开花,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小老板来说,并没有能力自己建厂房,通常都是租下一层或者一条生产线。从中尝到甜头后,1960年,李嘉诚又在不远的柴湾,以同样的模式建起一座工业大厦。 一般来讲,这两座工业大厦被看做是李嘉诚涉足房地产行业的起点。现在的北角已经成为高楼林立的商业区,只有在筲箕湾和柴湾,还能看到一些零星的工业大厦,方方正正的大楼上贴着厂房和仓库的出租信息,只是,已经没有人能够说清李嘉诚那两座大厦的下落。 筲箕湾的工厂岁月,不仅让李嘉诚收获了人生第一桶金,还让他收获了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人——庄月明。 庄月明是庄静庵的长女,自从李嘉诚举家迁港后,庄月明就与这位比自己大4岁的表哥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来,李嘉诚辍学谋生,庄月明则考入香港大学,后来又留学日本。看上去两人的道路皆然不同,可是,面对不断出现的追求者,庄月明却独爱李嘉诚。1963年,不顾父亲庄静庵的反对,庄月明嫁给李嘉诚。接近庄家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当年,庄月明出嫁后,一度与父亲关系冷淡,甚至很少回娘家。上述知情人士向本刊记者强调,后人写史,往往对庄月明在李嘉诚商业帝国中的角色重视不够。精通英语、日语的庄月明,不仅帮助李嘉诚结交了对其至为关键的商业伙伴,还在创业初期给了李嘉诚实实在在的资本支持。他描述庄家当时在香港的显赫身家,让老一辈华人企业家记忆深刻的是,早在1956年,庄静庵就在天后庙旁边盖了一栋楼,取名“摩天大厦”,甚至一度成为当时港岛的最高楼。 当然,李嘉诚对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也非常看重。1963年结婚时,他就斥资63万港元在深水湾道79号建起一座三层白楼,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巨款。此后,李嘉诚和大儿子一家一直住在这里,直到2008年才搬去旁边寿臣山上的另一座豪宅。1990年元旦,庄月明突然去世,李家发布消息说是心脏病发不治,可香港媒体多年来一直流传另一种说法,晚年的庄月明郁郁寡欢,最后服药过量。这种豪门八卦,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会引起本地媒体的极大兴趣,不过,与其他一代富豪动辄就三妻四妾相比,李嘉诚倒是一直未再娶,其家族成员关系也是香港几大豪门中最简单的。 接近李嘉诚家族的上述企业家告诉本刊记者,现在,中南钟表公司仍然还在,由庄静庵的儿子打理,不过,与李嘉诚的商业王国并没有什么交叉。李嘉诚的妹妹也在香港独自经营着一家工厂,与哥哥也没有什么生意往来。大家族中,只有庄月明的妹夫甘庆林后来进入长江实业集团,现在担任长实的董事副总经理。 崛起,打入中环 李嘉诚顺应大势的另一关键转折则是,赶在上世纪70年代香港工业萧条之前,果断退出了塑胶生产,转向地产开发。严格意义上说,早期的工业大厦仍是其工厂岁月的附属品。1971年,李嘉诚把长江工业公司改名长江地产公司,次年又改为长江实业,并在香港一片牛市的大好形势下成功上市,成为当时活跃在香港股市上的“华资地产五虎将”之一。整个70年代,李嘉诚在香港地产领域左冲右突,尤其是凭借1977年在中环地铁站与金钟地铁站上盖物业的招标中,击败老牌的英资地产公司置地集团,一飞冲天。 在此之前,1967年香港爆发“五月风潮”,人心惶惶,很多人抛售物业移民,楼市一片惨淡。可是,李嘉诚看好香港的前景,他果断出手,在价格低谷时大量购入土地。在此后的几年中,凭借土地储备和几次发行新股募集的资金,长实先后在半山赛西湖、太古山谷第一号、湾仔海滨等地开发楼盘。经过多年的摸索,李嘉诚在地产销售上找到一条高效途径——价低的时候以出租为主,稳定现金流;价高的时候以出售为主,快速回笼资金。到1977年,长实拥有的物业和土地达到1020万平方英尺,已经逼近置地集团拥有的1300万平方英尺,可是,李嘉诚明白,面积不是最重要的,土地的价值更关键,他需要一个提升质量的机会。 置地集团创办于1889年,当时注册资本500万港元,是香港最大的公司。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它成为香港除政府之外的第二大地主,尤其在繁华的核心地带中环,置地集团牢牢坐稳头把交椅。反观李嘉诚所拿的那些土地,大多位于偏远的港岛两侧,跟中环的价值根本无法相比。1977年,他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 这一年初,香港地铁公司正式宣布对中环站和金钟站的上盖物业开发进行公开招标。地铁工程是香港开埠以来最大的基建工程,首期计划从观塘经尖沙咀过海底隧道通至中环,耗资56亿港元,但港府不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地铁公司除了从银行和证券市场募集资金外,主要依靠与地产公司联合开发地铁站上盖物业筹资。 中环的地位自然不用多说,相邻的金钟站也会随着地铁开通进入香港的核心地带。当时,几乎所有市场人士都认为置地集团稳操胜券,毕竟,当年公司的创办人保罗·遮打亲自参与了中环的填海工程,获得港府大片土地,当时中环十几座摩天大厦几乎都属于置地集团,甚至传媒和公众干脆把即将启用的中环站直接叫做“遮打站”。 可是,1977年4月4日,出乎所有人意料,与地铁公司董事局主席签订开发协议的竟然是李嘉诚。事后,媒体逐步披露了李嘉诚获胜的法宝,原来,他给出了让地铁公司几乎无法拒绝的优厚条件——正是瞅准了地铁公司急需资金的短板,李嘉诚决定与地铁公司联合,快速开发并且分层发售,其中地铁公司占大份,签约时就支付一笔现金给地铁公司,此后陆续支付若干次现金。在当时普遍流行的“只租不卖”模式中,李嘉诚提出的方案,虽然不是最赚钱的,但却是最吸引地铁公司的。 后来的市场反应,证明了这一步棋是多么正确。仅仅过了一年,1978年5月,中环站上建设的环球大厦分层发售,在广告见报后的8个小时内就全部售完,交易总额高达5.92亿港元;几个月后,建在金钟站上的海富中心开盘,总值9.8亿港元的物业也被抢购一空。有媒体测算,李嘉诚从这两座物业上获得的纯利不足1亿港元,可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两个项目,李嘉诚和他的长实集团顺利打入了英资大佬的地盘,不仅赢得了名声,一举成为华资地产商的领头羊,更赢得了港府和银行的信任,为将来的财富帝国埋下了最宝贵的种子。 果然,很快李嘉诚就迎来了回报的时刻——与汇丰银行合作开发华人行大厦。 汇丰银行的全称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于1864年创办于香港,一直是全港最大的注册银行,也是港币的三家发钞行之一。华人行原是一座商业办公楼,相传当年中环是洋人的天下,号称一等公民,因为不愿与华人同楼办公,这座大楼逐渐成为华资公司的天下,在香港的华人商界无人不知。1974年,汇丰银行买下华人行的产权,准备拆掉重建,几乎所有华资地产商都蠢蠢欲动。可是,地铁招标过后十几天,这个项目就变得没了悬念,李嘉诚轻易得手。1978年,高22层的新华人行建成,长江集团也把总部搬到这里,真正进入了中环。 中环站上的环球大厦和金钟站上的海富中心,风采依旧不减当年,据说写字楼的租金仍处于中环地区的中游水平。虽然这两座物业早已不属于李嘉诚,但它们却记录了李嘉诚商业王国崛起中最精彩的一章。现在的华人行已经改名为“AON怡安华人行”,主人变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保险公司之一怡安集团。淹没在周围四五十层高的新摩天大楼中,已然成了中环的“小矮人”,只有墨茶色的玻璃幕墙还保留了一份古典感和神秘感,可能没有多少人注意,李嘉诚曾经在这里上班长达20年。 直到多年之后,人们才意识到,这座普通写字楼的建设,对于李嘉诚来说,早已超过了一城一池之价值。因为,通过这次合作,他收获了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商业合作伙伴——时任汇丰银行执行主席的沈弼(Sandberg)。 做大,汇丰、和黄与资本游戏 回溯李嘉诚的财富传奇,沈弼是另一个被广泛忽视的关键人物。1927年生于苏格兰的沈弼,只比李嘉诚大一岁,曾经在印度、中亚和利比亚等地服过兵役,1948年退役后加入汇丰银行,先后在日本、新加坡的分行任职。1977年,他成为香港汇丰银行的董事局主席,直到1986年退休,在这10年间,沈弼带领汇丰银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他本人也成为香港历史上最有名的银行大班之一。 在香港,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控制香港的不是政府,而是马会和汇丰银行。”大家都明白,谁攀上了汇丰银行,就意味着谁拥有了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持,因为它拥有香港超过50%的存款。《中国热》一书的作者史塔威尔直接把汇丰银行称为“香港资金分配的最高仲裁者”。在香港的商界,人们甚至不用称呼它的全名,只要一提到“银行”两个字,无疑就是指汇丰。 前述接近李嘉诚的第一代华人企业家告诉本刊记者,其实,早在经营工厂的时候,李嘉诚就结识了沈弼,只是,当时他的生意还不大,两人的合作属于小打小闹。不过,从私人感情上,李嘉诚却与沈弼建立了可靠而紧密的关系。 李嘉诚的太太庄月明对他最大的支持之一,就是帮助他结交了关键的商业伙伴,这个关键“伙伴”就是沈弼。接近李家的知情人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李嘉诚的英语水平不好,庄月明就当起了他和沈弼的翻译,而且,庄月明大家闺秀的气质和温文尔雅的交往方式,为李嘉诚在沈弼面前赢得了好印象。 “更关键的是,李嘉诚和庄月明非常懂得怎么跟沈弼交朋友。”这位老资格的企业家不愿意向我们透露更多的细节,不过他还是进一步解释了沈弼这个人独特的性格:“他是苏格兰人,小气、贪财、固执、寡言,朋友不多,与他交往很难,话说重了容易得罪他,说轻了他又觉得你在拍马屁没诚意,只能实事求是,再加一点小幽默。”采访中,这位知情人士再三强调,李嘉诚的成功,除了勤奋和讲诚信外,这才是最关键的。“多年来,他有一帮忠心耿耿的商业伙伴,在尔虞我诈的商场上,建立一段长期而稳固的友谊,太难,但他做到了。” 合作开发华人行大厦,只是小试牛刀。把地产业务成功打入中环后,李嘉诚意识到,如果仅仅在这个弹丸之地与老牌的置地集团短兵相接,并没有胜利的把握,他开始把目光瞄向资本市场上那些老态龙钟的英资巨头,因为他们拥有令人垂涎三尺的庞大土地资源。 最先成为目标的是怡和洋行控股的九龙仓。其实,它是置地集团的姊妹公司,都由保罗·遮打一手创办,后来与置地集团共同成为怡和系的两只拳头。九龙仓并不是单纯的一个码头仓库,而是当时香港最大的货运港,包括深水码头、露天货场和货运仓库,拥有尖沙咀、新界和港岛上的大部分码头。现在尖沙咀地区最大的购物中心、也是大陆游客最青睐的海港城,还有让无数女人流连忘返的连卡佛,都是九龙仓旗下产业。 李嘉诚瞄准九龙仓,并不是为了它的码头业务,而是他发现,如果说置地是中环的大地主,那么九龙仓就是与之隔海相望的尖沙咀地区的大地主。随着香港火车总站东迁,九龙仓把它的港口货运业务转移到了葵涌,腾出来的大片地皮用于开发商业大厦。可是,由于它奉行“只租不售”的模式,导致资金链频频告急。上世纪70年代末,已经在资本市场驾轻就熟的李嘉诚,悄无声息地不断增持九龙仓股票,一度拥有了20%的股份,甚至已经成为九龙仓事实上的第一大股东。 李嘉诚的财富传奇开始进入最精彩也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这段历史在香港商界被传得神乎其神,大致的情节如下: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意识到被收购风险的九龙仓找到汇丰银行的沈弼求助。怡和毕竟是香港最大的英资洋行,沈弼答应帮忙,亲自出面斡旋,劝李嘉诚放弃收购九龙仓。出人意料的,李嘉诚答应了,人们推测他是为了给沈弼一个面子,当然,他更清楚,沈弼迟早会给他更大的回报。李嘉诚找到“船王”包玉刚,很简单,他把十几块钱购进的1000万股九龙仓股票,以30元的价格卖给包玉刚,正准备收缩海上运输业务而登陆的包玉刚如获至宝,加上他原来已经持有的九龙仓股票,1978年9月5日,包玉刚正式宣布其本人及家族已经购入九龙仓20%左右的股票,九龙仓董事局不得不吸纳他及其女婿吴光正进入董事局。 李嘉诚一举三得,不仅从中赚了几千万差价,更给足了沈弼面子,也帮助了包玉刚。只是,后来有香港媒体就此采访李嘉诚,他并没有承认当初想吃掉九龙仓的野心,而是轻描淡写地解释道,买进九龙仓股票只是想做长线投资,没想到后来股价涨得厉害,超出了原有预期,只好放弃。 沈弼的回报很快就来了,这次“中枪”的则是和记黄埔——仅次于怡和的香港第二大英资财团。 和记黄埔集团包括两大板块,一是和记洋行,早年从事棉花和茶叶贸易,后来涉足香港的零售业,拥有香港市场占有率最高的百佳超市和遍布全球的美容保健品牌屈臣氏;另一个是黄埔船坞公司,当时亚洲最大的船坞之一,基地就位于现在的红墈一带,它垄断了华南和香港地区的修造船业,“二战”时还曾经为诸多大型军舰提供修理服务。与九龙仓一样,和黄也看到了地产开发的前景,它关闭了红墈的码头船坞,把修船业务转往青衣岛,并将仓库码头转往葵涌,腾出的地皮用于开发住宅项目。可是,在1973年香港股灾和随之而来的世界石油危机双重打击下,和黄陷入财务危机,1975年,汇丰银行向其注资1.5亿港元,条件是和黄转让近1/3的股权,由此,汇丰成为和黄集团的第一大股东。 前述接近李嘉诚的华人企业家向本刊记者回忆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汇丰控股和黄后,聘请了一位澳大利亚人任总经理来打理公司业务,这位总经理很能干,只用了短短两三年就让负债累累的和黄扭亏为盈,并且开始有能力偿还汇丰的利息。可是,这位总经理生性高傲,在一次股东大会上,他甚至放出大话,说是自己带领的和黄帮助汇丰发了财。“想象一下,几年前汇丰注资可是雪中送炭的角色,大股东怎么能受得了打工者这样的语气,更何况还是小气爱记仇的沈弼。” 很快,沈弼就炒了那位澳大利亚人的鱿鱼,并且决定卖掉和黄,“毕竟,他是办银行的,收利息才是关键,一个猎物培养完就要转向下一个猎物”。上述华人企业家告诉本刊记者,沈弼主动找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李嘉诚,明确告诉他:“我最信任你,给你吧。” 就这样,1979年9月25日夜,九龙仓一战过去刚刚一年,在华人行21楼的长实总部会议室,李嘉诚正式宣布——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有的22.4%的和黄股权,共计9000万普通股。而且,沈弼答应,李嘉诚只需要先支付20%的现金,不过1亿多港元,余下的可以分期支付。此后一年多,李嘉诚陆续增持和黄股票,直到1981年1月1日,他个人和长江实业共拥有和黄39.6%的股权,李嘉诚上任和记黄埔董事局主席。 1985年,红磡的黄埔船坞彻底关闭后,李嘉诚在船坞腾出来的土地上,开发了当时香港最大的一个私人屋苑——黄埔花园。这个庞大的住宅区,由88座高16层的住宅组成,共有10287个住宅单位,其中的2000多个单位,可以直接观赏到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景。直到今天,二手房的平均售价还高达每平方尺8万港元左右。就在今年3月,黄埔花园一间面积935平方英尺(折合103平方米)的高层海景房,还卖出了1035万港元。 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收购和记黄埔,都算得上是李嘉诚财富故事中最成功、最关键的一步。相比单一业务的九龙仓,和记黄埔是一家独立的英资财团,旗下业务更加多元。直到今天,和黄旗下的业务都要比长江实业更复杂、更庞大,涵盖了地产、港口、零售、能源、电讯等李氏王国中最核心的财富,成为香港交易所主板中最大的上市公司。熟悉香港资本市场的业内人士向本刊记者分析,收购和黄后,李嘉诚的资本游戏便可以更游刃有余,他让赖以发家的长江实业专注地产业务,而用和记黄埔主攻多元化经营,在世界各地开疆辟土。 沈弼最大的爱好是收藏手表,史塔威尔在他的新书《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中,直言沈弼是汇丰历史上最浮夸、最具争议的主席。“按照汇丰银行的标准,他是一个华而不实的人,而且许多人说,他是一个贪婪无比的家伙。”除了价值数千万元的手表藏品外,后人评价沈弼好大喜功,因为他在任期间,花了52亿港元建设汇丰银行总部大厦,使其成为当时全球最昂贵的大楼。 这座造型繁复犹如钢铁侠的大楼,就位于长江集团中心的西侧,也是“幻彩咏香江”的“演员”之一。一般人会误以为摆放石狮子的入口是正门,实际上,面向长江集团中心的入口才是。大厦从1981年动工,断断续续到1986年才正式启用,耗费了3万吨钢和4500吨铝。而在建设期间,沈弼干脆把汇丰的办公室搬到了当时长江集团总部所在的华人行,与李嘉诚楼上楼下。 将和记黄埔以如此低廉而随意的方式卖给李嘉诚,也成为沈弼离职后被人议论最多的一点。李嘉诚回报他的直接方式,是多年来把公司的银行业务全部交给汇丰打理。1986年,沈弼卸任,获封爵士,回到英国过起贵族生活。史塔威尔记述,临行前的告别晚宴在当时还属于李嘉诚的希尔顿酒店举行,当着众多贵客的面,李嘉诚送给沈弼告别大礼——一座新汇丰银行总部大厦的纯金复制品,高约1米。 地产霸权,从天水围到深水湾 多年来,香港一直流传着一组数字,说李嘉诚旗下公司拥有香港1/7的住宅单位。其实,在香港最大的地产经纪公司中原地产创始人施永青看来,这个比例并不夸张:“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活跃在香港地产市场的不过十几家公司,其中的四家就占了超过一半市场。” 在施永青看来,以李嘉诚为代表的新一代华资地产商之所以能够在上世纪70年代崛起,除了利用自由的资本市场外,不可忽视的背景是他们精准把握了时代脉搏。“英国人占领香港后,并没有带钱过来,而且还希望把这里打造成低税率的自由港,所以多年来,港英政府通过限制土地供应、抬高地价来保证财政。”施永青向本刊记者分析道。上世纪70年代后,得益于第一波工业化浪潮,香港培养了庞大的中产阶层,这部分人成为住宅消费市场的主力军,他们所需要的,正是李嘉诚等地产商开发的中小面积的住宅单位。反而是老牌的外资地产商,仍然固守着写字楼和商业大厦的领域,错过了快速扩张的机会。 在香港观察李嘉诚的财富崛起,地产仍然是最直观的线索。拿下和黄集团,完成黄埔花园的开发之后,这种通过收购老牌大企业而获取地皮的模式屡试不爽,长和系名下在香港的几大楼盘几乎都有这一模式的影子。比如,紧邻黄埔花园北面的海逸豪园,由25座高19~35层的住宅楼组成,其原址就是中华电力公司旗下的一个发电厂,1996年电厂搬迁后,由长江实业与中电集团共同开发。1985年,李嘉诚又通过和黄,收购了负责港岛供电的港灯公司,后来,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迁址换地后,李嘉诚在原先鸭梨洲油库和发电厂原址上开发了海逸半岛项目,楼面面积高达787万平方英尺,甚至超过了黄埔花园,总投资65亿港元;在茶果岭开发了高级住宅项目丽港城,楼面面积620万平方英尺,投资45亿港元。 前几年,曾经担任新鸿基地产创始人郭得胜8年私人助理的潘慧娴,出版了一本名为《地产霸权》的书。在这本书里,她描述了地产商无限壮大的路径——因为看中大型公共服务型企业拥有丰厚的土地资源,地产商利用资本市场上的收购,也间接控制了香港的民生服务业。这套手法并非为李嘉诚独创,比如,新鸿基地产的郭氏家族拥有香港最大的公交车公司——九龙巴士,恒基兆业地产的李兆基家族控股了中华煤气公司,新世界地产的郑裕彤家族则买下了香港另外两家巴士运营公司——新巴和城巴,包玉刚家族拥有的九龙仓则买下了天星小轮和港岛的电车专营权。这些公共事业公司不仅为地产商提供了大量可供盘活的土地,还提供了源源不断且稳定的资金支持。只需要向港府提出申请并交纳一笔低廉的补偿费,就可以把这些地皮更改成供开发用的建设用地。 抛弃带有感情色彩的评判,地产大佬的确已经把触角伸向了香港的各个角落。2010年,一个叫庞一鸣的香港青年,决心要对抗一下这种局面,他租住破旧的老房子,骑自行车出门,买东西尽量去街角的士多店,吃饭不去连锁餐饮店,可是,最后他发现,总不能不用电灯和电话,甚至连常喝的屈臣氏矿泉水也是李嘉诚家族财产。 现在,与解放前的老四大家族相呼应,香港人一般认为有新四大家族,即长和系的李嘉诚家族、新鸿基的郭氏家族、恒基兆业的李兆基家族以及新世界的郑裕彤家族,有人也把九龙仓的包氏和吴氏家族(现任主席为包玉刚的女婿吴光正)和中电集团的嘉道理家族算在内,合成香港六大家族。 其实,单纯从地产领域看,在香港人眼里,李嘉诚并不是当地最显赫的。历数一下维多利亚港两岸那些耳熟能详的建筑就知道:大鹏展翅般的会展中心是新世界的郑氏家族所建,曾经的香港最高楼、国际金融中心(IFC)二期由恒基兆业集团的李兆基牵头,现在的香港最高楼、尖沙咀的环球贸易广场则是新鸿基郭氏家族的标志,巨无霸购物中心海港城则属于九龙仓的吴光正家族。但是,李嘉诚家族却当仁不让地拥有最庞大的财富版图,因为,除了这些地标外,无论是在世界上最繁忙的货柜码头之一葵涌港中,还是在遍布街头的百家超市和屈臣氏连锁店,以及游荡在空气中的电话波段和宽带信号,都有李嘉诚的影子。 6月2日,在香港采访的最后一天,本刊记者走访了两个地方。上午,搭地铁来到位于新界北部的天水围。这里距离香港市区25公里,以前是香港底层百姓的聚居地,上世纪80年代政府在此兴建大型公共屋村,也吸引了大批内地来的新移民。现在,虽然房价涨到了每平方英尺3000多元,但天水围仍然是香港最大的贫民区。李嘉诚家族旗下长江实业开发的嘉湖花园,是这里最大的住宅项目。 从地铁站出来后,可以搭乘环线轻轨,花20分钟绕天水围一圈。只有两节车厢的小火车,缓慢地碾过被杂草包围的铁轨,两边就是四五十层楼高的钢筋混凝土“森林”,炙热的骄阳下,蝉鸣刺耳。许鞍华导演的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就改编自发生在这里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个被生活压抑的香港男人亲手杀死了大陆嫁过来的妻子和两个双胞胎女儿,报警后自己用刀捅腹,企图制造假象,可用力过猛也送了命。虽然,她后来又导演了一部《天水围的日与夜》,想通过展现平凡人的温暖生活来挽回天水围的声誉,可是,这里的悲情色彩一直没有退去。第二天,当地媒体报道了一起杀妻案,原来,就在我到访的当天下午,天水围一位患有抑郁症的中年男子在喝下一瓶酒后,杀死了当保洁员的妻子,后企图自杀未遂,而在隔壁房间戴着耳机打游戏的女儿却对此浑然不知。 当天下午,我来到港岛南部的深水湾地区,想一睹神秘的李嘉诚豪宅。这里是香港乃至全球富豪最集中的居住地,碧蓝的海湾近在咫尺,幽静的山间公路只有两车道,几乎看不到公共巴士和出租车,很多路口竖着“私家道路,非请勿入”的牌子。李嘉诚当年结婚时修建的三层白楼位于深水湾道尽头的79号,站在房间里就能看到脚下的高尔夫球场和不远处的海景,这里是香港高尔夫球会所在地,据说李嘉诚每天早晨6点多起床,先去打一会儿球,然后再去上班。 几百米之外,就是郭氏家族的豪宅,门前的警卫警惕地看着来往的车辆,“赌王”何鸿燊,以及他的长房和三太太的豪宅也都分布在周围。带我去的出租车司机是一位住在政府公屋里的中年男人,他一边抱怨着这些地产富豪如何垄断了他的生活所需,一边对镶嵌在大门上的那些铜制门牌如数家珍。 (感谢李安女士对本文的倾力相助,参考资料包括《亚洲教父》,史塔威尔著;《李嘉诚全传》,陈美华、辛磊著;《地产霸权》,潘慧娴著;《香港地产百年》,冯邦彦著)

    0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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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花天酒地的文化难撑一个民族的强盛

      文/孙见喜 经常有文学青年问我:都说文学创作源于生活,但生活在哪里啊?写作课老师的答复是:到处有生活。这答复也不错,且不说工农兵的繁忙与劳作、官员公务员的责任与压力,就是家庭妇女也锅盆碗盏柴米油盐子女教育不得清闲,即便隐居林泉的修士,也每日功课修身炼性不得消停;更有芸芸众生的各种生活,学生要上课,和尚要念经,环卫要打扫,行者要赶路,你说谁不在生活中?林林总总这一切,只要真诚体验努力发掘,都可能成为勾兑文学之酒的原浆和材料。 但我要告诫那些以文学创作为志向的青年,你固然不在三界外,但仅仅耕作你自己脚下那一亩三分地是不够的。特别在打基础的阶段,涉猎要广泛,打桩要深入。还拿贾平凹来说事吧,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创作起步阶段,当时陕西有90多个县市,他深入乡镇亲自考察过的有70多个县,写过文章的有40多个县,他深入生活的方式不是后来时兴的采风,也不是行政式的下乡调查,更不是柳青那样挂职蹲点,他完全把自己融入百姓,喜其喜哀其哀愁其愁,是情感的化入而不是观察记录。这还真如毛泽东所言:要的是立场的转变。贾平凹的例子,足以启发文学青年,要长成文学大树,要获得不竭的创作动力,真正的源泉在生活的深处,支撑时代最本质的地桩在社会底层。一个国家可以有千千万万的富人享受高端生活,但如果同时存在着更多的不公平和丑恶现象,那么这个社会难说繁荣,也难以稳定。文学家固然难以主导政治,但他的作品却应该反映生活的本质。只有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农民,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抬高了,与高端富裕者的距离缩小了,这个国家才会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处于优越位置,反之,“朱门酒肉臭”式的花天酒地难以支撑一个民族的强盛和发达。 那么,生活到底在哪里?对于终身志向于文学创作的青年而言,拥有生活的“底火”和挖到浮土之下的岩层,才是他们当下最要紧的。唯此,才可能写出反映时代和生活本质的作品,才可能成长为文学大树,才可能如刘梦溪先生评说贾平凹那样,成为一条“文学的大鲸鱼”。当然,成为文学大家要同时具备多种条件,但拥有什么样的生活,寻找什么样的源泉,却是一个根本的问题。这些年,我们对于文学青年的培养和引导,产生了许多误区,如强调读书重于强调生活,强调读外国名着又重于强调读中国经典,强调经济繁华重于强调精神修护,强调国际大都市的现代化重于强调老少边穷地区的现状改善,强调西方文明重于强调中华传统,强调个性张扬重于强调集体精神,强调发家致富重于强调大公无私,等等,这对于青年作家的成长,对作家根基的培固,对于作家胸怀的扩大和境界的高扬都产生了不小的负面作用。 古代的士子,尚有立德立功立言之志,而据说早就超越了古人的时代青年,却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盖大厦,只在自家阳台上的小花盆里培植万年松,只在自家客厅的玻璃缸里喂养大鲸鱼,那么,功名一旦落空,又反回来把怨气撒向时代和社会,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文学青年是这样,数学青年是这样,农艺青年是这样,未来中国是什么样? 作为承载着中华民族未来希望的一代,高的、远的、豪华的目标暂且不说,当务之急一是认祖归宗,二是正本清源,暂且回到古人的境界上去吧!学习圣人立德,为国建立功业,为苍生着书立言。值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这就是我——一个老作者,对文学青年的忠告。  

    0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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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圳市宣传部部长:文化是流动的

    世界充满了流动。自然界中的江河在流动,以它不竭的能源、伟大的动力起于高山之巅,冲击原野,最后进入大海。而大海也不平静,它时而荡起滔天巨浪,时而形成摧毁一切的巨风,而与天上的日月相呼应。人类社会也是这样,物的流动、人的流动和媒体的辐射等,使我们每天都处在变化之中。在今天,这种流动的步伐是明显地加快了。 但是,在这些流动之中,我们往往忽略了文化的流动。比如现在一些很有影响的文化理论论述都漠视了文化的流动性,甚至将文化的停滞当做自己阐发学术观点和价值判断的基本依据。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些观点:某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曾经是文化的中心,因此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人就是有文化的。反之,某地就是没有文化的,因为那里没有文化的积淀。这种忽略文化流动性的观点,全部把价值的指针停留于过去,否定了文化自身的创造性和更新性。而在笔者看来,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像我们脚下的土地,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人类的发展,它孕育的东西数目繁多而又千姿百态。17世纪初叶,北美大陆只有几处零散的居民点和稀疏的人口。对于当地印第安人和辗转到此的文化修养较高的欧洲人来说,出现一个统一的北美新民族并形成独特的北美文化是超出想象力的事。然而,尽管殖民时期辽阔的北美大地存在着种族、阶级、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但开拓新大陆的生活现实逐步把三大人种的居民联系起来,并使他们的文化发生接触、冲突乃至融合。久而久之,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让位于共同的文化价值。这样,以北美大地为“熔炉”,以不同种族、国度的文化间的碰撞为燃料,以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动力,终于锻造出刚毅的美利坚民族,融合出独具特色的美国民族文化。二百年的美国民族文化与中国五千年文化相比,从时间上自然是不能相比的,但它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发展过程中,因其文化的流动性所日益显现出来的巨大活力。这是美国文化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文化需保持流动性的证据。联系具体实践,对此问题我们应思考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流动性的文化有着自身的定律,它体现在纵的流动与横的流动两个方面。光有文化的历史纵向流动显然不能说明城市崛起的原因,文化还有空间横向的流动性。后者所造就的历史奇迹,可能更令我们惊叹。 在人类文明史当中,我们能发现许多既未流产也未继续发展、而是在出生之后便停滞不前的例子。斯巴达为了对付人口压力,在对希腊世界的征服中,消耗了他们的创造能力。而爱斯基摩人尽管发展出一种极具特色和高度适应性的北极文化,但同时这也使他们成了艰苦环境的囚徒,因为生存的首要任务耗尽了他们全部的精力。回到文化是河流的譬喻中,除了一些因不流动而干涸外,当然也有一些最终形成了强大的水系,冲击出广阔的平原,最后汇流成永不回头的江河注入大海。那么,文化到底是如何流动,文明又是如何发展的?显然,它与新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文明的发展在于重点的不断变化、能量的不断转移,活动场所从宏观世界转向微观领域——以不断内省的形式出现。 在此意义上,文化就像自然界,其蓬勃的生命力来源于流动。越是健全发达的人类、越是高尚的文明,受到文化洗礼和浸润就越加重要,但前提是,这种浸润、洗礼应该是流动的文化而不是僵死的。易言之,我们不可能沉浸在一种固有的不流动的文化之中而希望自身得到发展,固有的不流动的文化带给我们的未必都是积极的。从城市的发展历程来看,多少城市曾经辉煌一时,成为一种文明的中心和一种文化的代表,但大部分都逃脱不了覆亡的命运。原因很复杂,如战争夷平了建筑,灾害造成大面积的人口减少,经济像腐朽的梁柱一样轰然倒塌,都可能造成一座城市的最终衰败。实际上,也许在这些具体的事实背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那就是文化的停滞和没落。 与此相反,那些曾经是文明边缘的地方,因了流动文化的浸润慢慢地活跃起来,从蛮荒之地渐渐地演变成为绿洲,甚至成为新兴的文化中心和世界的山巅之城。就像隆起的喜马拉雅山脉,它是地壳运动的结果,但它是最年轻和最强大的。这样的城市越进入文化后发展时期,其涌现可以说是灿若繁星。 但是,光有文化的历史纵向流动显然不能说明城市崛起的原因,文化还有空间横向的流动性,后者所造就的历史奇迹,可能更令我们惊叹。原来发端于两河流域的基督教后来却兴盛于欧美地区,来自于印度的佛教,却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气象,中华文明也曾远走他乡,辐射到周边地区,带动了诸如日本这样的国家跻身于世界民族的前列。中国最早的几个通商口岸,文化附着商品的进出和滚滚的人流而迅速地兴旺起来,广州、厦门、泉州和上海,一系列的城市迅速地崛起。以泉州而论,它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里曾经被洋人形容为千帆之港,世界各种各样的船只,都在这里留下它们的倩影,但同时,它又是世界的宗教博物馆。我们走在古朴的泉州城区和郊野,都能感觉到各种宗教在这里留下的气息,甚至一些在其发祥地已根本无所寻觅的宗教也能在这里找到其踪迹。可以说正是经济和文化的动因造就了当时号称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还要说到上海,上海的文化在相当一个时期之内,是和中国的固有的文化有鲜明的差别的,而造成这种差别的,是太平洋盛风所带来的欧风美雨。它曾经被称为万国之都。因此,当上海的经济被严重削弱,当大量的经营者不再光顾,当很多的资金被转移到我国台湾乃至世界的其他地方后,上海在经济上出现僵化甚至倒退,但其固有的活跃文化传统还在。因此,一旦国门打开,它便重新活跃起来,迅速地再一次上升为新的意义上的中国经济中心。只有20多年历史的深圳更是这样。它曾经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边缘之地,但改革开放的新的观念文化却首先在这里找到了立足和生长的机会,又由于它没有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固有抵抗性,使得它如饥似渴地吮吸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管理文化、制度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消费文化等,从而迅速地崛起,并形成了自身的文化风格。也许有人会以古城北京为例质疑流动文化,但北京本身就是流动文化的产物,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大熔炉。它融铸着中国北方契丹、辽金,特别是蒙古、满清之地的少数民族文化,使它们和强大的汉族文化相结合。这种融铸过程到今天也没有结束,它使北京文化具有无可比拟的通容性。所以,应该把北京看成是最无地域概念的名副其实的大都市。 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我们都可以发现类似的现象,即真正的大市民们,并不是固有文化的承袭者,他们绝大多数都欣赏着和接纳着流动的文化,学习崭新的观念,学习崭新的文化表达内容和表达方式,而带动起城市的活跃和发展。这便是越来越多城市日益焕发着青春的原因。这种原因和现象,就是建立在某种程度的对传统文化的扬弃过程之中。 文化的流动性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流动是活跃的同义词;绝不能信赖于所谓历史文化的底蕴和沉淀能在今天爆发出奇迹;人是文化的基本载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流动人群是流动文化的承载者;如何营造一种健康向上的活跃的生态文化,成为明智的领导者和单位的管理者最根本的职责。 那么,这种纵横交错流动的文化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或者说它有哪些定律呢?概述上文包括如下几点: (一)任何兴旺发达的城市和地区一定是流动文化最活跃最激烈碰撞的地区,而没有流动文化或流动文化很少光顾的地区,一定是落后的地区。公元14世纪初至17世纪中叶,西欧相继出现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欧洲文化的冬去春来,与其文化视野越来越开阔有关。十字军东征后东西文化的联系不断扩大、深入。他们从穆斯林文化中获得自己古典时代的一些文化遗产,而令他们惊异的是,这些文化遗产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文化迥异。这吸引了大批人文学者如饥似渴地去搜集、翻译、整理古典文化遗产,文艺复兴由此开始。15世纪末16世纪初新航路的开辟,全球海上航道的沟通,使欧洲人的视野又从地中海转向欧亚大陆。另外,中国的四大发明,经阿拉伯人之手陆续传到西方,对14至17世纪的欧洲起了巨大的革命作用。造纸术和印刷术加速了文化知识的传播,火药推动了西方社会的发展,指南针为航海提供便利。后两者对西欧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和发展以及技术的改进,也起了巨大的作用。尽管四大发明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但一直未得到改进,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当西欧学习了各种文化逐步发展强大起来时,中国仍固守在封闭的传统文化之内,对外面世界持排斥态度。这就阻碍了文化的流动,使近代的中国吃了落后就要挨打的亏。 (二)历史文化的积淀有它有利的方面,它可以增强一个城市市民的自豪感,并且从更深远意义上来讲,保持一个民族文化的传统能够薪火相传,它是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应该极为珍视的无价财富。但是这种财富并不能兑换成等价的现实利益。它的宝藏是巨大的,但它的收益也许是非常微薄的。英国的博物馆藏品有600万件,一年的观众是六七百万,他们采取自愿投币制度,你愿意投币多少就投多少,他们不在乎门票收入,光是这一点就看出他们有长远的目光。博物馆成为城市的标志和骄傲,大大地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并以此带动了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进入产业化运作。从另一方面说,它却也能够窒息一切生动、活泼的文化行为和经济行为,变成沉重的历史负担。中国社会迟缓的发展历史充分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会发现,今天中国相当广大的农村的生产方式和晚清时期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甚至可以在汉唐时期找到它们的影子。这正是因为文化的不流动。而中国人的思维定式里面,一切都要在过去历史和祖宗的牌座上寻找根据,这就是我们步履沉重和历史上的改革屡屡失败的基本原因,因此,绝不能信赖于所谓的底蕴和沉淀能在今天爆发出奇迹。 (三)人是文化的基本载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流动的人群是流动文化的承载者。而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器物文化,只是文化的化石。有相当长的那么一个时期,某些学究曾经将深圳看成文化沙漠。他们认为深圳是一个文化的不毛之地,这里没有古老的建筑,没有几个读古书之人,没有流行的家乡小调和地方戏,没有二人转和河北梆子,因此便没有了文化。这种看法多么肤浅!他们就没有看到那么多移民带着各种各样的文化基因和文化梦想,源源不绝地流入这个城市,他们没有看到各种各样的传媒在这里交互激荡,各种各样的经济理论、文化理论在这里频繁试验,多种多样的文化表现形式在这里争取一席之地。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你可以说由于这里的人口素质低,它所孕育的文化是灌木丛而不是大森林,但是你不可以说这些人不是文化的承载者,除非他们退化成野兽。浩浩荡荡的旅游人群,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去看古老的山寨,去看远在边陲的母系生活状态,泸沽湖的阿注婚姻,那难道不是一种文化形态吗?不是去看一种文化形态又看什么呢?抛开这些历史上的奇谈怪论不去理会吧。人的流动正如物的流动一样,越频繁,规模越大,一个地区就越有活力。 (四)文化生态或者说生态文化,乃是一个城市最要紧的事情,如何营造一种健康向上的生态文化,成为明智的领导者和单位的管理者最根本的职责。它的营造就是要确认流动文化的重要性,并且为文化的流动创造日益广泛的空间,使流动的文化能够在这里得到充足的养分,生根壮大,同时利用各种各样的制度保障文化流动的渠道,过滤流动文化中带来的杂质,唤醒沉睡中富有生机活力的东西。生态文化的核心理念是文化的价值观,而它生存的基本条件则是包容的胸怀,永远不要只主张一种东西存在,而排斥其他东西。某种时候,我们会看到,不明智的管理者采取强制性的手段,甚至是摧毁性的方式只允许一种文化行为存在,而将其他的都置于扼杀之列,这等同于政治上的专制暴君和战争中格杀勿论的鲁莽武夫,是非常愚蠢的。 文化的流动性本质要求城市文化的发展必须要在促进文化流动上做文章。如果一种文化战略极大地带动了文化的流动,增强了文化的活力,那么这种战略至少适应了文化生长的特性和内在需要。 流动的文化需要更为广阔的空间来展露其勃勃的生机与活力。文化的流动性决定了它只有在创新、交流中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易言之,考察一种文化是否有活力,是否有发展的可能性,关键就是看它流动的能力、空间和程度,如果它不再与它种文化相碰撞相流通,不再有大面积的流动,那么它就可能停滞甚至死亡。 城市的发展已经逐步迈入以文化为主题的竞争阶段,以文化比后劲,以文化论输赢,已经成为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因此,如何拟定相应的文化发展战略,不仅决定着城市文化的未来,也将决定着整个城市的命运。 那么,如何选择文化战略呢?诚然,每个城市因为其经济社会状况不同,因为文化的传统与资源各异,必然影响到文化战略的选择。有的城市可能以传统文化的丰厚为其特色,有的城市可能以现代文化的生产为其个性,有的城市文化发展更多地依托政治资源,而有的城市文化发展更多地依托经济资源。但世界上著名的城市,都是以独特的城市个性、品位和文化内涵,体现其卓尔不群的风格与魅力。在选择城市文化战略时,必须尊重“文化是流动的”这一基本定律,并且相信只有流动的文化才是活的文化,才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化。准乎此,对文化战略的选择,也必须最大限度地在促进文化流动上做文章。如果一种文化战略极大地带动了文化的流动,增强了文化的活力,那么这种战略至少适应了文化生长的特性和内在需要。这一点,在一个文化变革和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结合前文对文化流动的动因的考察,那么相应的文化战略也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一)树立崭新的文化资源观。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坚持的文化资源观认为,文化资源主要是指历史既有,即我们所已有的文化遗产、文化古迹、文化大师、文化精品等,似乎只有这些才是真正的资源,才是未来文化发展的依托。但是,如果按照“文化是流动的”的定律去理解,我们的文化资源观又必须要予以改写。首先,对一个地区的文化开发而言,文化资源绝不仅仅是地域性的,我们要在更大空间中去理解资源及资源配置的问题。也就是说,文化的跨地域的流动将决定了文化资源的世界性流通,而绝不仅仅为一个地区所垄断。尤其是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跨地域的文化流动使文化生产也变得全球化了,文化人才、文化遗产、文化符号等等,都将在更大的文化空间中予以配置。 其次,就文化资源而言,历史既存固然重要,并且可以直接进行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开发,获得可观的收益,但是,从“文化是流动的”这一特殊性来理解,一个地区的文化资源总量并不是固定的,其中一个巨大的变量因素在于,一个地区对文化增量的获得程度。城市的文化竞争,是文化存量之间的竞争,但更是文化增量之间的竞争。就说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吧,如果从传统文化资源而言它是无法与北京这样的文化古都相类比的,但之所以会出现“京派”“海派”之争,出现上海与北京的文化竞争与较量,这与上海当年的现代文化生产能力有极大关系。当时,上海的印刷技术非常发达,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速度是北京难以望其项背的。工业化的生产,世界性的流通,使上海得以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性的文化流通和现代性的文化扩张。文化增量的急剧上升,使其摆脱了原有的文化存量不足的尴尬,并形成了与北京之间的强大的对话能力。还有像深圳这样的城市,如果从文化的历史既存而言,它远远比不上内地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但它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的文化影响力,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文化创造,尽管没有多少传统的文化资源,但并不妨碍深圳成为国内领先的文化旅游城市。俗话说,看上千年的文化到西安,看上百年的文化到上海,而看几十年的文化到深圳。深圳的文化影响并不依赖于原有的文化资源,相反,它在20多年间的新鲜的文化创造使之大放异彩,并也由此改变了被讥为文化沙漠的旧有局面。 (二)增强文化流动的经济推力。文化的流动并不是盲目的,它有自己的定律。探讨其中的动力机制,对改变文化流动的方向,影响文化流动的程度,将有重要意义。当然,这种动力机制有许多,其中有文化自身的和非文化的因素。特别是到了现代商业社会,非文化的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的影响不容忽略。经济动因往往成为现代社会各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记得在和著名作家梁晓声先生的对话中,我们曾经产生过一个共识,那就是,凡工商业发达之地,必文化兴盛之邦。这在历史上是有过无数例证的。像当年的扬州,商贸兴旺,经济繁荣,也是文人雅士荟萃之所;像本世纪初的上海,高度发达的现代化,极大丰富的物质、商品,使上海率先进入消费社会,而文化生产也繁荣一时。因此,在中国城市发展迈入第三阶段即文化竞争阶段时,还必须凭藉第一阶段的经济实力的积累,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没有较高的生活水准,要想推动文化的大规模流动和增长,也是不可能的。文化对经济的这种依赖作用,依然不容忽视。 但是,仅仅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还不够,还要在经济推动文化流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也就是说,要更大程度地发挥财富的推动作用,使各种文化要素的流动与配置更为有效。 增强文化的经济推力,还有一个重要领域是文化产业的发展。现代城市的文化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产业的竞争,谁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谁能使其文化影响更广大的群众,往往就看谁的文化产业更发达。在西欧国家,从事文化活动的就业者占全部就业者的15%至35%。在文化中心如伦敦,超过20万人在文化部门工作,占城市就业人口的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已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其视听产品出口额仅次于航空航天等少数行业,在国际上占据了4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居民文化消费已占据总消费额的30%以上。因此,在制定未来的城市文化战略时,必须要把文化产业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选择,没有产业化的文化运作所带来的推动力量和影响力,文化的大规模流动与扩张是不可能的。 (三)培育文化的创新能力。文化的流动与发展的特性,决定了一个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创新,只有创新才能生存,只有创新才能发展。因此,衡量一个城市文化的流动的能量,检验其发展的状态,关键是看这种文化能否有自我创新的机制。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也同样是一种文化进步的灵魂。文化流动的过程,就是文化创新的过程。城市文化之间的竞争与较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自的文化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强则能领先一步,并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创新能力弱,则容易自我停滞,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被动的地位。因此,必须从文化创新的角度确立新一轮城市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这种创新至少体现在以下方面: 1.文化的价值创新能力。文化的流动,不仅仅是器物的流动,风尚的演变,更是观念的变迁,价值的流变。一种文化要想保持活泼的生命力,要保持观念的辐射力,就必须要有一种价值创新的能力,并通过价值创新,形成文化发展的领先优势。 2.文化的制度创新能力。文化的中观层就是制度层面,制度包含了一种文化处理人和人、人和事、人和自然等等关系的基本能力。无论是观念变迁,还是行为变动,最终都要在制度层面上加以落实。制度文化最能反映一种文化自我管理、自我调整的能力。而制度创新也是观念创新、行为创新的根本所在。因此,判断一种文化的制度创新能力,是判断一种文化成熟与否、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准。 3.适应时代变化的创新能力。文化发展与经济之间常常存在不平衡的现象,经济社会变化较快,而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变化相对迟缓。因此,要推动文化发展,必须要在文化对时代的适应和表现能力方面有所创新。不与时代合拍的文化必然会被遗忘和淘汰,会成为死的文化,而与时俱进的文化则会找到更大的生长空间,会有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4.文化科技的创新能力。现代文化生产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科技的开发和高新技术成果的运用,因此,文化科技创新能力的强弱将直接影响到现代文化生产的质量与水平。美国文化之所以能影响全球,特别是美国影视产品之所以能占领世界各地的市场,这与高新技术的运用有着重要的联系。中国文化生产和制作相对滞后,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手段与方式的落后,要使文化生产上水平的话,必须首先要通过文化科技的创新,形成优势,特别是在视听技术、数码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成果的运用上领先一步。 中国城市文化竞争的时代,也是文化大规模流动的时代。那种僵死的文化观念,过时的文化想象,落后的文化制度,对今天的生活已经越来越丧失了其引导作用。我们说文化是流动的,就是希望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文化以其创新的能力、超常规的发展而给这个时代带来更多人文的光辉。全球化已经使文化流动走向极致,我们不希望文化停留在一个地方性、局部性的梦想上,而是希望在大规模的流动中使各民族、各地区、各城市的文化发生更大的碰撞和融合,并且以其各不相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个性达到“美美与共”的文化图景。

    0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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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铁生:当年“白卷英雄”身家或超3亿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17日披露的招股书显示,公司第五大自然人股东为张铁生。这位家喻户晓的“白卷英雄”在入狱15年后,下海经商成为禾丰牧业7名发起人之一。目前张铁生持有禾丰牧业3200多万股,公司若顺利上市,张铁生身家或超3亿元。 张铁生现身禾丰牧业六股东 据禾丰牧业招股书,公司主营业务是饲料生产销售,本次拟在上交所发行不超过6500万股。在禾丰牧业股东名单中,第六大股东(第五大自然人股东)“张铁生”尤其显眼。数据显示,张铁生生于1950年,是禾丰牧业最主要的7名发起人之一,现持有禾丰牧业3224万股股票,占发行前总股本的6.8%。 “张铁生”何许人也?原来他就是1973年因高考而家喻户晓的“白卷英雄”。1973年,辽宁知青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在理化考试时,他仅做了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却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张铁生诉说他因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从而导致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 “四人帮”一伙对张铁生交“白卷”的行为赞不绝口。1973年,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1975年,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但粉碎“四人帮”后,张铁生1983年被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审,最终被判有期徒刑15年,刑期从1976年算起。 公司若上市身家超3亿 张铁生是如何走上财富之路的?1991年10月,张铁生刑满释放。而禾丰牧业招股书显示,1993年2月,张铁生和金卫东(禾丰牧业实际控制人)等4人合伙出资20万元成立沈阳市天地饲料厂。1998年初,天地饲料厂被并入金卫东旗下的沈阳禾丰牧业有限公司(禾丰牧业前身),张铁生拿到了沈阳禾丰10%的股权。 2002年10月,知音集团所属的《打工》杂志曾报道《昔日“白卷英雄”张铁生成“千万富翁”》,曝出张铁生持有禾丰牧业的股份。但2003年末,张铁生却将《打工》杂志和作者告上了法庭,否认“千万富豪”之说。 不过,张铁生现在的身价已今非昔比。据禾丰牧业招股书,到去年年底,禾丰牧业净资产已将近13.6亿元。张铁生6.8%的持股比例对应净资产达9000万元。如果禾丰牧业成功上市,张铁生的身家将更加惊人。2011年,禾丰牧业每股收益0.57元,按主板平均20倍发行市盈率预测,禾丰牧业的发行价在10元左右,张铁生所持股票将为他带来3.2亿市值的财富。 按照最初5万元的原始资金粗略计算,张铁生20年的投资回报超过了3亿元,这其中还不算现金分红的收益。 成名了可能更容易成功 昔日“白卷英雄”或有数亿身家,张铁生这个名人是否是公司营销的一张王牌? 禾丰牧业工作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知道张铁生是公司原始股东,但是否为公司产品营销带来了正面影响,这个她本人并不清楚。 另有分析人士指出,“白卷英雄”张铁生毕竟曾是一个名人,如果禾丰牧业早期让他负责产品销售业务,肯定能取得比一般人更好的业绩。成名了就更容易成功几是铁律! 针对昔日“白卷英雄”今成亿万富豪,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表示,“英雄不问出处。”刘备当年还是贩草席的呢!张铁生是文革时期的典型人物,是一个另类的“反潮流”的“英雄”。他出狱后下海经商,现在看来生意做得还可以! 人物背景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头版头条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张的信写在辽宁省大学入学考试的物理化学试卷背后。 信中说:“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张铁生的语文得38分,数学得61分,物理化学得6分,都未交白卷。 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后,将原信作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发表,并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封信,其后《红旗》杂志等也纷纷转载,发表评论。张铁生一下成了反潮流英雄,并被破格录取。

    0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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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段亚兵新作:占领华强北

    ▲段亚兵新作《深圳财富传奇——占领华强北》今起在深圳商报连载。 (资料图片) ◀《深圳财富传奇——占领华强北》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资料图片) 华强北的崛起,是深圳30多年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而《深圳财富传奇——占领华强北》精彩地再现了华强北的传奇故事。 从今日起,段亚兵最新力作《深圳财富传奇——占领华强北》在深圳商报连载,据悉,该书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日前,作者段亚兵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他表示愿意在该书出版前与《深圳商报》读者分享华强北的精彩故事。 亲历华强北30年变迁 段亚兵在“自序”中写道:“华强北街30年前,是深圳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街,甚至算不上一条街,只不过是上步工业区的一条厂区马路而已。但是,在深圳30年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华强北街神奇地崛起,成为中国电子第一街,成为有世界影响的电子商业街。”《深圳财富传奇——占领华强北》写的就是关于这条街的故事。 段亚兵说,华强北的历史要溯源到中航技(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79年11月1日,是国防工办下属企业。当年12月,王震亲自率领国防工办主任洪学智及其下属的航空工业部、七机部、八机部、电子工业部、兵器工业部20余位部领导来深圳实地考察。在中航技的带动下,最终出现“央企八大金刚”在深圳华强北各显神通的壮观场面。 几乎与中航技同时,华强公司和赛格集团相继成立。华强公司是广东省电子厅属下企业,原是韶关粤北山区的军工厂。华强是最早进入深圳的企业之一,它南下也是为了响应建设特区的号召。赛格集团公司原名深圳电子集团公司,正式成立于l986年1月6日,是深圳市属企业。 华强北的历史变迁是段亚兵亲眼所见:30年前他作为市委宣传部的一名干部,第一次骑着自行车去华强北调研,看到的是刚刚建成的电子大厦;30年后他再去那里采访,眼前兀然耸立的是雄伟的赛格广场。 普通创业者的故事更感人 中航技、中电、华强、赛格是华强北的龙头企业,而他们的创业者们一个个都有着一番传奇经历:周志荣、殷登辰、安山、梁光伟、马福元、王殿甫等等。段亚兵说,他们都是《深圳财富传奇——占领华强北》中的主人公。 同时,这本书中也不乏草根创业者的故事,他们的创业经历也同样具有传奇色彩:1991年,19岁的王老豹来深圳做生意,开始是摆柜台、卖芯片,1998年,他成立了英特翎公司,2010年,他将目光投向互联网,投资注册了“华强北在线”有限公司,打算在网络上再建一个电子华强北;黄冬莲原来是燕南路一家电子厂的普通仓库管理员,1996年她与丈夫租了一个柜台开始做生意,1998年他们注册了“联嘉祥”公司,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生意越做越大,现在成了国内安防领域的龙头企业。当然,还有女人世界的故事、铜锣湾的故事……相比较而言,这些故事更加感人,更加励志。 段亚兵告诉记者,他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完成角色的转变:他将眼光放得很低,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描写故事主人公,关注他们的命运。30年来,段亚兵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的爱人孙利的评价是:他本来就是一个文化人。 写作是出于对这座城市的热爱 段亚兵算得上是一位高产作家,他的文学起点是从深圳开始的。1986年,他与吴启泰合写的报告文学《深圳,两万人的苦痛与尊严》经《特区文学》刊载后,在全国产生巨大反响,1989年,他的报告文学《新竹》获全国青年报告文学奖。他有关深圳的著作包括:《开放之窗——深圳》(合作)、《文化深圳》、《创造中国第一的深圳人》。后者是对深圳特区成立30年的历史性总结,本来写完这本书后,他准备集中精力去写环球旅行记,但正在此时,有人建议他写华强北。 这个建议再次点燃了他对深圳题材的热情,段亚兵说,第一,他觉得自己作为特区的第一批建设者,作为一位“老深圳”,他有责任、有义务继续关注深圳;他对华强北的历史太熟悉了;第二,他觉得揭示华强北的成长经历就是揭示深圳特区30多年的发展历程,意义重大。 段亚兵说,当年基建工程兵转业的时候,他完全可以选择回内地的城市,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当时还是一片工地的深圳,因为他感觉到这里是中国的希望。在大部队进入深圳之前,他所在的8支队派他来搞宣讲提纲,经过认真的调研和思考,他把提纲写得很深入很有激情,正是这份提纲打动了许多战友,促使他们也选择了深圳。 历史使命感让他欲罢不能 段亚兵告诉记者,虽然这是一个驾轻就熟的选题,但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依然艰难。尽管作为一名宣传干部,曾经目睹了这条街道的起步和成长历史,也曾经接触过有关它的大量信息,但要写一本报告文学,必须深入进去,了解更多的人和事,而其中的关键主角或因太忙,或因其他缘故,不愿多谈甚至不愿采访。 种种艰难毕竟度过,段亚兵说,这本书虽然与当初设想的框架有所出入,但它仍是一部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首先,他作为一位见证人同时作为一名作家,把那段历史忠实地记录下来了。比如赛格集团和赛格电子市场的创始人马福元,开始不愿接受采访,最后被段亚兵的诚意打动,谈得非常深入。马福元看完稿子后非常感动,段亚兵的朋友们看过稿子也说,那一段历史现在不写,过一段时间就会被人们忘记。其次,段亚兵在这本书的写作中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比如他自己在书中以一位故事讲述者的身份出现,全书以章回体的形式,共分为十五回,完全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而在每一回的最后,则以“采访手记”和“作者感言”的方式,把一些作者与书中主人公的思想火花记录下来,以增加作品的深度。 谈到今后的创作计划,段亚兵对记者说,他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他要把“深圳财富传奇”这个选题一直做下去。段亚兵说,他下面两部作品将是《百年老东门》和《上市英雄榜》,其中第一部构思已经完成,他要写东门老街的历史、现在和未来。

    05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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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手迹:1963年写给林彪的一封信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2年第8期,原标题为“毛泽东手书曹操《龟虽寿》赠林彪” 林彪因病没有出席元帅授衔仪式 1955年9月16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授予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林彪在十大元帅中排行第三,他前面是朱德、彭德怀。八路军时代,朱、彭已经奠定了数一数二的地位。而十大元帅中,除了罗荣桓,所有元帅的资历都在林彪之上。虽然同是黄埔出身,林彪只是黄埔四期,而徐向前是黄埔一期。陈毅、聂荣臻、叶剑英是林彪的老师或上级。南昌起义时贺龙、刘伯承已经是总指挥和参谋长,而林彪只是连长。中国人一向强调排名,林彪凭什么在十大元帅中位居第三?当然结论也很简单,凭他赫赫的战功,凭指挥百万大军从东北打到海南岛。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授衔及勋章典礼,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授予元帅军衔命令。授衔仪式上,十大元帅中有三位元帅缺席,叶剑英正在东北组织大型军事演习,林彪和刘伯承请了病假,正在青岛养病。 作为百万大军的统帅,林彪的精神高度紧张。由于用脑过度,红军时期林彪就失眠。到了解放战争,大仗接着大仗,林彪的失眠达到顶峰。战事激烈时,他常常整夜睁着眼睛,体力和脑力的消耗几乎到了极限。林彪自己曾说,打仗几天不睡觉,也不觉得累。所以,不打仗时,睡觉成了林彪最大的享受,为了睡个好觉,他什么办法都用上了。 红军时期有一次战后,林彪在土围子发现散落的纸包,用鼻子嗅了嗅,是高丽参,就拣了几包。时任连长的吴富善听林彪说高丽参是好东西,也拣了几包,买几只鸡一起炖。因为高丽参放多了,有的战士吃后直流鼻血。林彪说不懂医怎么能行呢?从此他开始看中医书,开药方,给战士开也给自己开。 在东北时,有一次林彪吃了书上的药后休克了,医生好不容易才把他抢救过来。参谋长刘亚楼对警卫员说,以后101(林彪)再叫你们抓药,一律经林彪秘书王本请保健医生戴济民看过才可以。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期间,林彪的失眠症没有时间治疗,也就干脆不治了。长期睡眠不足,使林彪本来就很差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 解放战争进入尾声,林彪在汉口有了时间,他抓紧锻炼,在院子里骑自行车,警卫员要扶,他不让,也追不上。为了安全,四个警卫员分别站在院子四角,一见林彪的车子要歪,就上去扶一把。这种锻炼的效果不可能立竿见影,也就算了。 两广战役胜利后,中央军委交给四野的战斗任务除了海南岛外已经全部完成。林彪很高兴,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很少游玩却的他带机关干部来到武汉的公园。吃了一个桃子拉肚子不止,从此对水果“过敏”。本来简单的拉肚子,使林彪所有的病症来了个“紧急集合”。这时海南岛战役还在进行,林彪病危,整天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瘦得皮包骨头,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更不要说走路了。中央军委批准他离开前线,回北京治疗。 1950年3月13日,林彪被抬上专列。回到北京后,林彪由司机初成瑞背着参加了国务院政务会议,汇报了中南剿匪的情况,之后他一病不起。林彪女儿林豆豆回忆:“解放后父亲颈、胸、背部常常出汗,他不愿意要医生护士。我从小就经常休学在家护理他,同时又忙着做自己的功课,16岁时我也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我给父亲擦汗时,发现他身上有五处枪伤,身体内部还留着好几块弹片。尤其是胸部正中的贯通枪伤,医生说由于贯通的瘢痕组织压迫了胸段脊椎灰质侧角内的交感神经组织,造成植物神经紊乱及代谢失调。后又因使用阿托品不当造成后遗症,致使父亲神经方面的症状越来越多。” 林彪在北京,先住在颐和园翠云轩。这时他还不能走路,公园的路面又不好,车开不进去,只能用担架抬。林彪睡觉从不挂蚊帐,嫌憋得慌。可是颐和园那个地方水多草多,蚊子也多,又实在太潮,只得把林彪搬到离香山不远的遗光寺。之后林彪到青岛疗养,三天后因海浪太吵睡不着,又移到济南。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内容参见文章最后一页) 毛泽东给林彪写《龟虽寿》祝早日康复 1951年1月1日上午,毛泽东写信给林彪:“你病如何,望好养护。”毛泽东曾派保健医生王鹤滨到林彪家问候,让林彪安心养病。王鹤滨是和时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暲一起去的。林彪夫人叶群推开双页门,又掀开厚厚的棉帘,王鹤滨惊住了。他后来回忆:“靠近林彪床铺的顶棚上粘满二、三尺长的白纸条。东南墙夹角放着一张南北向的双人床,床头靠近窗户,林彪头朝北蜷卧床上,神态紧张,眼睛斜视屋顶,死死盯着纸条下端。” 虽然林彪被诊断为慢性胆囊炎,但王鹤滨怀疑他患有精神分裂症,一问才知道,林彪死盯纸条是怕室内有风,纸条不动他才放心。林彪怕风怕到神经过敏的地步,他的内衣内裤都是紧口,怕风钻进去。谁在他跟前走快一点,他就说有风。秘书讲文件,要距离几米远,免得翻文件翻出风。打蚊子不能用苍蝇拍,怕拍出风来。林豆豆那时正上小学,林彪很高兴,拉着女儿的手直喊豆豆、豆豆。可是,林豆豆要给父亲跳个藏族舞蹈,还要隔着窗户。 毛泽东指示傅连暲组织专家为林彪会诊。专家认为,林彪内脏是好的,只是要改变生活方式,坚持晒太阳、散步、吃青菜等。于是,毛泽东特地抄录了曹操的四言诗《龟虽寿》赠送林彪:“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在《毛泽东手书历代诗词墨宝》中,毛泽东对曹操的几首诗都有兴趣,特别是具有朴素唯物论色彩而又积极进取的《龟虽寿》,毛泽东更是欣赏,几次开会都提到过,还书写过五遍。从笔势上看,毛泽东对《龟虽寿》烂熟于心,笔意顺畅。 《南史》卷 22《王僧虔传》叙述刘宋时光禄大夫刘镇之30岁时曾得过一场大病,家人为他买好了棺材。不料他病情转好,最后活到 90 多岁。毛泽东读到此,以曹操《龟虽寿》批注:“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龟虽寿》是曹操在平定乌桓后班师途中写的。起因大概是他的重要谋士郭嘉在班师途中病死,年仅 38 岁,从而引发曹操时不我待的感慨。全诗分三层意思:一是人终究是要死的;二是要在有生之年积极进取;三是不信天命,要自己掌握命运。 毛泽东将《龟虽寿》书赠林彪后,还分别书赠给河北省政协主席林铁和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祝他们早日恢复病体,健康长寿。1961年8月25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 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585 页) 毛泽东把写给林彪的《龟虽寿》转赠康生 1953年春天, 林彪从苏联治病回国,不仅旧病没好,反而又添新病:腰痛、头痛、失眠、怕冷、怕热、怕吵。病得最厉害时,住在城里嫌吵闹,一天到晚静不下来。晚上林彪也不睡觉,不断“活动”。内勤也不能睡,每天照顾他最少要20个小时,几个内勤都累垮了。经过几年疗养,林彪的病情略有好转。 1954年,林彪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林彪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八届五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林彪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虽然林彪的职务一再提升,但他仍深居简出。 1959年庐山会议,经毛泽东提议,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彪在他主持的第一次军委常委会议上,宣布了军委常委的分工,林彪、贺龙、聂荣臻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刘伯承主管军事院校,叶剑英负责军事训练和科研,徐向前负责民兵工作,陈毅分管外交,罗荣桓主管军队政治工作。林彪说:“我的身体不好,具体处理日常工作有困难,我委托给总参谋长罗瑞卿和总政主任谭政他们。总而言之,具体事情由他们管,需要的话我过问一下。重大问题要集体讨论,最后都要请示毛主席,由毛主席定。希望各位元帅、各位常委给予支持。” 1963年5月初,叶群从外地给军委办公厅打电话,说“林彪同志身体还是不好,现在主要是养病,不能过多地考虑工作。请军委办公会议和总部的同志不要等他的指示,具体工作由第一线的同志和办公会议处理,大一点的问题请个常委处理,重大问题,直接请毛主席、中央决定。” 1963年12月5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看到两个文件《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很高兴。12月14日,毛泽东在回林彪的信中说:“曹操有一首题名《龟虽寿》的诗,讲长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 1971年8月8日夜,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叫吴法宪去找叶群,把毛泽东给林彪写的《龟虽寿》要回来。吴法宪回忆:“周恩来说,康生病了,情绪很不好。他向毛泽东提出,写几个字慰问康生。可写什么呢?毛泽东想到了以前曾给林彪写过《龟虽寿》,就要周恩来去找回来,作为范本。” 此时叶群因乳房发现肿块,怕是癌症,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正在301医院检查。吴法宪和邱会作一起去毛家湾,叶群当即叫林办秘书找出毛泽东书写的《龟虽寿》。吴法宪回忆:“拿到这幅字后,我立即给周总理打电话。周总理叫我派人把字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处理完这事后,我和邱会作就告辞了。”九一三事件后,吴法宪在中央专案组逼迫下,违心说叶群讲“要政变”。中央专案组转而逼邱会作证实“八八政变”,邱会作坚决说他没有听叶群说过要政变。几番下来,中央专案组只好作罢。 为什么毛泽东不从林铁或胡乔木那里取他的手书《龟虽寿》,而非要找林彪要呢?这还是一个谜。 链接部分文字: 林彪同志: 你的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你对两个文件的看法是正确的。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均已走上正确的轨道。可以预计,更大的发展是会到来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运动两个文件,十一月中旬就发出去了,本月上旬各省已有反应,在一些地方的生产大队全体队员及五类分子(有的多到七百多人听讲)开会时向他们宣读,分组讨论,效果很好。军队如能照此办理,那也一定会好的。由团营两级理解力强的军政干部向连队一切人员分层次宣读、讲解、讨论,由群众提出意见,讲解员解答疑难问题,是会成为一个大规模社会主义政策教育运动的。军师两级也可派一部分强的干部下去杂在团营干部中向连队宣读讲解,作为军官当兵的一种形式。至于高级首长,例如(罗)瑞卿、萧华、杨勇、廖汉生、许世友、黄永胜、刘亚楼等等同志也应该择一、二个连队去作一、二次讲解。讲解要联系环境,先要对准备去讲解连队的情况作一些大略的调查。不知已按你的意见作了布置没有?据我同北京几个军事基层单位的少数同志接触,他们尚不知道此事,没有看过文件,也没有听过宣读。此事其实不难,只要由总政治部下一通知,叫各军区各兵种印发文件,每一个支部一本,传下去,由团营合组宣讲队伍,分头下到连队,照本宣讲,以排或班为单位进行讨论,自由发言,容许讲不同的意见,甚或反对意见,就可以在一个短时间内(例如几个星期,因为不能耽误操课任务,宣读文件只能夹在正常操课中间去做,所以需要几个星期。如果暂停操课,那就一、二个星期够了)出现一个高潮,提高政策水平。一次宣读之后,过几个月再作一次宣讲,使人们得到更深理解。军队一动起来,还要抽出一些干部帮助地方,向工厂、农村作宣讲工作。这样又可以使军民联合起来,人民了解和拥护军队,军队了解和帮助人民,更是一大好事。是否可以如此做,请你和罗(瑞卿)、萧(华)诸同志商酌处理。祝好! 曹操有一首题名“神龟寿”(编者注:《龟虽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又及。

    05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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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月河谈经历:“努力奋斗不行时 就要换个思路”

    如今,二月河因身体原因不再创作长篇小说。(资料图片) 二月河当兵时,已是“大龄青年”。 多年不变的板寸发型,普通的条纹衬衫,让67岁的著名作家二月河看起来像是一位“老兵”。昨日,这位有着11年军龄的“老兵”来汉,与武汉军械士官学校和华中农业大学的学子交流。光脚穿皮鞋、河南普通话充满乡土气息的他,一次又一次地逗得学子们大笑,由此充分验证了这位作家既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也是一位称职的“导师”。 昨日,二月河谈创作经历时幽默地说:“如果只看《清史稿》就能写康熙,那骑自行车也能上月球。”不惑之年才开始文学创作,他用了“力气、才气、运气”总结成名路。 因小学、初中、高中,二月河均留过级,到他1968年当兵时,已经成了一名“大龄青年”。 11年的军营生活,挖煤的经历是他人生的“低谷”:“当时好像就在锅的锅底,不管怎么样都应该向外冲。”这对他后来成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军人坚强的意志、强健的体魄、不退缩的品质”,都影响着他的创作。 不惑之年涉足文学的二月河,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写完成了《康熙大帝》第一卷。“当时穷,没钱买电扇,晚上写作时为防蚊子咬,穿着裤子双腿泡在水桶里,胳膊上用毛巾裹着。” 凌晨3时睡觉,早上7时30分就要起床踩着自行车去上班,他路上只能买个烧饼当早餐,然后到办公室里再喝点开水。   30多岁看到身边的同事已是正团,而自己还只是个副连,“前途渺茫”的二月河想到了转业。他说,转业的另一个原因是部队图书室的书,已难以“解渴”。 带着英语大辞典入伍,他本想学英语,但无语境、无老师的环境,他意识到“此路不通”。因文章写得好,他后来干起了宣传干事,并因此有机会大量阅读,《二十四史》就是在部队期间读的。 转业到地方,从副科长当到科长,但觉得仕途这条路不够宽敞,二月河认为文史水平已达到大学副教授后,决定利用业余时间进军文化领域。 没有上过大学,但二月河现在不仅是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而且还是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成名后,有关部门要授予他“全国自学成才奖”,他调侃说:“还有成才不自学的吗?” “你不用搞别的创作了,这就是你的前途,这就是你的事业。”文学大家冯其庸看完《康熙大帝》第一卷手稿后,对二月河说。 二月河与冯其庸相识,源于他投到《红楼梦学刊》的稿件石沉大海,心有不甘的他便给冯其庸写信“讨说法”。冯其庸不仅推荐刊发了二月河的文章,还从中看到了其文学才气,建议他从事文学创作。 “他是一位真正帮助青年人的导师。”昨日二月河这样评价冯其庸。他透露,为感激提携之情,早年他曾拿出5000元稿费送给病中的冯老,但被退回。后来他给中国红楼梦学会捐款30万元。 “努力奋斗不行时,就要换个思路。”二月河总结道。 ︻二月河精彩语录︼ ◆谈创作 创作环境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宽松。过去,写一本书,要经过好几审才能出版。网络的出现打破了对专业作家写作的“垄断权”。现在,任何人半夜里想起一个段子,不用经过谁的批准,就可以“群发”。 ◆谈春晚 春晚,不看会感到失落,看了会感到失望。很多节目雷同,很多歌曲似曾相识,创作原动力不足,文化创作很贫乏,建议通过重奖的方式激励创作。 ◆谈GDP 发展不能仅追求GDP,唐朝时的GDP是美国的一倍,灭亡了;清朝与美国的相当,最后也灭亡了。一个民族要有灵魂,这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所在。唐朝在历史上除经济的强盛外,还留下了诗歌、留下了宗教。 ◆谈电视 我不看电视剧。艺术创作要讲究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真实性。古装剧中侠客买酒,银子往柜台上一撩,见过找回的吗?三两银子可以供8口之家用1年,事实上平时更多的是用铜钱,而非银子。 ◆谈感悟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有自己的本领,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要学会转换思路。 二月河,原名凌解放,汉族,1945年生,国家一级作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67年高中毕业,1968年入伍,历任战士、宣传干事、连副指导员,1978年转业后任南阳市卧龙区宣传部科长、区文联主席等职。创作的《雍正皇帝》、《康熙大帝》等清代“帝王系列”历史小说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现任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河南省作协名誉主席等。

    0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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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揭秘日本五大“政治家族”:小泉家族靠军火起家

    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青在线,作者:玉玺,原题:《日本五大“政治家族”》 鸠山家族是日本世袭政治中的典型一例,而在目前,除了鸠山家族之外,仍然活跃在日本政坛的还有小泉家族、安倍家族、麻生家族和福田家族,并称日本政坛“五大家族”。 小泉家族 扩军提供良机 如按其成员在日本政坛持续在任的时间算,小泉家族是日本当之无愧的第一政治家族。日本国会共有114年的历史,而小泉家族成员在国会中有一席之地的时间则长达94年。 小泉家族事业的奠基人名叫小泉由兵卫。明治维新时,日本积极扩充军备。小泉由兵卫的军火生意越做越大,进而积累起巨额财富,他的儿子产生了从政的念头。自那以后,小泉家三代(包括小泉纯一郎及父亲小泉纯也)都是国会议员,而小泉纯一郎更是登上了首相宝座。小泉纯一郎卸任后,其二子小泉进次郎子承父业,当选议员。 安倍家族:差点“一门四相” 安倍晋三2006年担任首相之前,其家族共出过两名首相,一个是岸信介(外祖父),另一个是佐藤荣作(外叔祖父)。岸信介当上首相后,安倍晋太郎(安倍的父亲)成为首相秘书官。1991年,安倍晋太郎即将出任首相前夕病逝。安倍家族差点出现“一门四首相”。 麻生家族:财富带血腥味 麻生太郎的高祖父,是大名鼎鼎的大久保利通(“明治维新三杰”之一)。大久保利通的儿子牧野伸显,官至外务大臣、内大臣,其女婿便是前首相吉田茂。吉田茂把女儿许配给了麻生多贺吉。 麻生多贺吉的父亲麻生太吉,是日本著名的“煤炭大王”,依靠榨取韩国、朝鲜以及中国劳工的鲜血而发家。麻生太吉靠着这些带血的钱当上议员,并同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吉田茂攀上了亲家。 鸠山家族:祖孙两首相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鸠山家族开始由法学界步入政坛,如今已经是日本最有权势、最有经济实力的政治世家之一。 鸠山家族四世为官,最先发迹者是曾祖父鸠山和夫,曾任众议院议长。他的大儿子是日本前首相鸠山一郎。鸠山由纪夫的父亲鸠山威一郎曾任外务大臣,弟弟鸠山邦夫曾任总务大臣。鸠山由纪夫则有望成为鸠山家族第二位首相。 福田家族:父子皆为相 2007年9月,71岁的福田康夫出任日本首相。27年前,福田康夫的父亲——当时也是71岁高龄的福田纠夫当选日本首相。父子俩同为首相,在日本战后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被称为开创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二个“福田时代”。

    0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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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曾国藩是如何从“狗”变成“猫”的

    “我为猫狂”的微群公告曰:“喜欢猫的人会喜欢天下的猫,喜欢狗的人只会喜欢自家的狗。”咋看很有道理,细想就觉得还有问题。 喜欢猫的人会喜欢天下的猫和喜欢狗的人只会喜欢自家的狗,其原因并不在人,而在于猫和狗。猫弱小,其职责只负责捕捉老鼠,除此之外就得博主人包括生人的宠爱了。因而自家的猫一旦走失,被他人关起来饲养,就理所当然成了别人家的猫了。而狗不同,它勇猛刚强,其职责是为主人看家护院,保护主人及其家属和亲友,对陌生人或主人不喜欢的人,就张牙咧嘴,不仅狂吠,而且冲上去乱咬,惟看主人眼色行事,因而获得“狗腿子”的“荣誉”称号,当然是博主人喜欢、令外人讨厌了。所以,爱狗的人只爱自家的狗,讨厌别人的狗了。之所以猫能得到天下人爱而狗只能得到一家人爱,是猫弱小能寻求爱护而狗强大容易得罪人。 最近读了张宏杰《从“笨拙愚钝”到“老奸巨猾”——曾国藩的脱胎换骨》(《同舟共进》2011年第四期)一文,觉得曾国藩的性格——严格来说是权术——之前是“狗”,中年以后是“猫”。 用猫和狗来形容一代圣贤大有不敬之嫌,其实,曾国藩能从一个处处被人唾弃的礼部侍郎成长为一个受人尊重和爱戴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文正,是他经过大悟大彻后大耍权术,从“狗性”变成“猫性”来的。 梁启超说:“曾文正者……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后人只知道曾国藩消灭太平天国后“立德、立功、立言”,殊不知他之前是很讨人厌的。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同治五年,55岁的曾国藩在家书中对曾国荃回顾了他一生三次“为众人所唾骂”及三次军事大失败。第二年,他又在家书中回顾了平生“四大堑”。正是这些耻辱,最终让他在性格方面“脱胎换骨”。其性格的“狗性”变成“猫性”,是他在为父亲守孝期间“大悔大悟”出来的。 早年的曾国藩是一个典型的“愤青”,是一只只对皇上这家主子忠心耿耿的“狗”,单线思维、愤世嫉俗、傲岸不群;做起事手段单一、风格强硬、一往无前。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曾国藩的京官生涯,十年七迁,傲视群曹,很快从一个普通进士迅速成长为“副部级”,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1850年,年方二十的咸丰登基,罢黜穆彰阿,下诏“求言”,一时“天下称快”。曾国藩心情激奋,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痛斥当时的“以畏葸为惧,以柔靡为恭”的官场作风,曲尽当时官场的丑恶形状。建议皇帝举行“日讲”,即讲学习。皇帝大加赞赏,对“日讲”建议最感兴趣,令他详细解释。于是曾国藩精心准备讲稿,并且画了一张解释讲堂布局的图表。不过他本不擅画,这张图画得相当难看。讲稿在九卿中传阅之后,曾国藩成了北京官场议论的中心。大家议论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诚,而是讥笑他“画图太陋”:就这个水平,还充什么圣人门徒!因此,曾国藩的这个“笑话”很快风传全城,人们见了他都“目笑存之”,令他无地自容,寒了一辈子。 后来,他上了《敬陈圣德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皇帝,“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祁隽藻、季昌芝等大学士苦苦求情,才使他免于获罪。本来,曾国藩在京官中人缘颇好,然而接连两次挑战“大名大位”者(得罪琦善、弹劾赛尚阿),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官场上的异类。“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背后当然更有无数诋毁。曾国藩此时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疯狗”了。 曾国藩想不到一腔热血换来满城冷遇,不免萌生退意。咸丰二年六月,终于得到了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外差,他兴冲冲逃离这个让他失望而厌恶的京城,准备从此引退归山。不料刚走到安徽太和县,接到了母亲去世的讣闻,当即换装回乡奔丧,至此正式结束了14年的京宦生涯。 不久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各地纷纷糜烂,盗抢成风。咸丰情急之下,诏命在乡下丁忧的曾国藩帮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以保卫乡里。曾国藩一到长沙,就展现出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采用非常时期非常手段的“维稳”恐怖政策,因此获得了“曾剃头”的著名外号。其恐怖手段确实收到了一时之效,各地土匪不再敢轻举妄动,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下来。奇怪的是,此举并没有赢得湖南政界的感激,相反却招致重重怨怼。出山几个月后,谤名满城。 皇帝任命的“帮办团练大臣”并非曾国藩一人。但只有曾一人一不要钱,二不要利,只想为国分忧解难。想不到又触犯了潜规则,不但得不到同僚、老乡的支持,还差点被兵痞打死,却没有人为他说句公道话。幸得他后来打了清军第一个胜太平军的仗,才得到皇上嘉奖。到了皇上命令支援江西打战,他老毛病又犯了,不但和江西的官员闹不团结,连皇帝都不信任他。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的难堪经历。 正当痛苦万分之时,他接到父亲的讣告,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未等恩准,便把军队丢在江西径直回湖南老家。接到皇帝催他立刻回到军中的回复,他给皇帝上折,一股脑儿地倾诉把自己压抑已久的愁苦愤懑,期望皇帝体谅他的苦衷,授予他职权。没想到适值太平天国内讧,势力大衰,皇帝觉得有没有曾国藩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于是顺水推舟,批准他在家守制三年,实际上解除了曾的兵权。这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打昏了。 原本自以为是的曾国藩这回挺不住了,举动异常,整日生闷气,动不动就骂人,理学家的风度荡然无存。在极端痛苦中,他拿起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著作。两千年前的圣人之言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启示,让他恍然见到了另一片天地。他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只有必要时合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藏污纳垢,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到达胜利的彼岸。 曾国藩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他的思维方式在这里发生了重大转变,正是他从“狗”向“猫”转变的分水岭。 没想到,内讧后的太平天国能重振雄风,攻破了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咸丰八年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国藩。大喜过望的曾国藩再不提任何条件,立刻出山。人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变得他们几乎不认识了:对人和气、谦虚、周到;对皇帝不再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耍太极;不再痛恨“滥举”(邀功时拼命保举下属),而是“同流合污”;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了……曾国藩终于在官场上变得“猫”一样圆融了。 曾国藩已经不是一条刚直不阿的“狗”了,而是一只“老奸巨猾”的“猫”。虽然中年后像猫一样圆滑,但其骨子里头还是保留了狗的忠诚和刚正,忠于朝廷,坚守道德立场。虽然掌握了官场生存的秘密,有时也使用权诈手段,但内心操守却依然分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不含糊。其初衷并无任何改变,仍然坚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他不再认为通过雷霆手段能迅速达到目的,然而他还是相信通过浸润之功,日将月就,终会实现这个理想。他的计划是从自己做起,浸润周围,培养出一批正人君子,通过这些人逐渐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因此曾国藩在做官的同时,还花了大量精力育人,对自己的属下亲信进行道德学问方面的培养,用心之深,用力之勤,几为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 从曾国藩的人生转折看出来,人的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的性格也是多样复杂的,随着环境的变化和学识、涵养的提升,处事应变能力会越来越强,越能得到人们的尊重,反之就会被唾弃。只有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评论本文) (本文来源:南方网博客)

    0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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