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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际遇:博学鸿才真奇士

    那是一个可以造就通才的年代。黄子卿是物理化学家,1955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广东梅县人。1941年,黄子卿任教西南联大,患上疟疾,穷困潦倒,不得已卖衣、书以购药,他曾为此写诗云:“饭甑凝尘腹半虚,维摩病榻拥愁居。草堂诗好难驱疟,既典征裘又典书。” 与黄子卿相比,黄际遇更是才情四溢。记者往中山大学采访时,不少学者教授仍念念不忘黄际遇的名士风范,认为其在现代岭南人物中值得一书。记者在中山大学求学时,语言学老师黄家教是黄际遇哲嗣。黄家教是著名语言学家王力的高足,讲学深受学生喜爱,但他有一次感叹自己学问不及老师王力,随后又加一句:“比我父亲就更差了!”记者获知,黄际遇的后人在家乡成立了“黄际遇先生纪念室”,由饶宗颐先生题词。《黄际遇先生纪念文集》最近也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 岭南才子学贯中西 黄际遇,字任初,号畴庵,1885年出生于广东省澄海县城(今汕头市澄海区)。黄家系澄海望族,黄际遇少从家学,读书过目成诵,人称神童。1898年,年仅13岁的黄际遇参加童子试,中试为县学生员,是同科诸生中最年幼者。当时广东学政张百熙对他非常器重喜爱,特赠《后汉书》一部。黄际遇爱不释手,直至晚年著文,仍喜用《后汉书》文词典故。 1903年,黄际遇由广东省官派日本留学,于宏文学校普通科毕业后,又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理科,专攻数学,为著名数学家林鹤一博士高足。后来著名数学家苏步青也出自林鹤一门下。留日期间,他加入同盟会,与陈衡恪、黄侃交往甚密,并与黄侃共同问学避居日本的章太炎,治骈文、小学,兴趣甚浓。 1910年,黄际遇学成回国,受聘到天津高等工学堂任教。这一年他进京殿试,中格致科举人。次年辛亥革命成功,临时政府教育部将全国划为六大学区,每学区统一设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一所,招收预科一年、本科三年学生,分设国文、英语、史地、数理等部,专门培养新学师资。华中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于1913年成立,始招预科,第二年开办本科数理部、英语部。黄际遇于1915年应聘任武昌高师教授,教数学、物理等课程,兼数理部主任。 1920年底,黄际遇受教育部委派,到美国考察教育,同时到芝加哥大学进修,1922年获科学硕士学位。梁实秋在回忆文章中称黄际遇“澄海寓邸门上有横匾大书‘硕士第’”,看来他重视这洋硕士学位甚于举人。 在武昌高师的催促下,黄际遇于当年10月仍然回校工作。1923年武昌高师改武昌师范大学,原设四部改分为八系,黄际遇任新成立的数学系主任。 在开封、青岛的逸闻趣事 黄际遇一生在开封中州大学和山东青岛大学任教逾10年,留下许多逸事佳话,值得一提。中州大学1923年在开封市成立,校长张鸿烈是留美硕士、同盟会会员,与黄际遇熟悉,特邀他到该校主持数理系,兼校务主任。黄际遇1925年9月到中州大学。次年奉系军阀盘据开封,致使中州大学无法上课,黄际遇回到广州,任中山大学理学院数学教授。1927年6月,冯玉祥被任命为河南省主席,重整教育,将河南三所高校合并为国立开封中山大学,黄际遇1929年受邀重返开封,任校务主任兼数学系教授,翌年被任命为校长,后又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但他不愿意从政,一再请辞。 国立山东大学迁青岛后,改名国立青岛大学,1930年5月杨振声被任命为校长。杨仿效蔡元培广聘专家治校,黄际遇于1930年9月到青岛大学,任该校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当时闻一多任文学院院长,闻一多离开后,黄际遇兼文学院院长。黄际遇在青岛数年,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过从甚密,他们时常在一起宴饮作乐,酒酣耳执,一时忘形。梁实秋《群芳小记》中有一篇《酒中八仙》一文,记述他们的交往,其中写道:“这一群酒徒的成员并不固定,四年之中也有变化,最初是闻一多环顾座上共有八人,一时灵感,遂曰:‘我们是酒中八仙!’这八个人是:杨振声、赵畸、闻一多、陈命凡、黄际遇、刘康甫、方令孺,和区区我。既称八仙,应有仙趣,我们只是沉湎曲蘖的凡人,既无仙风道骨,也不会白日飞升,不过大都端起酒杯举重若轻,三斤多酒下肚尚能不及于乱而已。” 黄际遇在开封、青岛两次遭遇韩复榘。梁实秋在《记黄际遇先生》一文中是这样说的:“一日,省主席韩复榘来校,要对全校‘训话’……训话之前,校长邀全体教职员在会议室和主席晤谈,我因为久闻‘韩青天’的大名,以及关于他的种种趣谈,所以欣然应命。任初先生有一些惴惴不安,因为他在河南曾当过一任教育厅长、正是韩复榘的属下,有一回河南大学学生罢课,韩大怒,传河南大学校长(是张广舆吧?)问话,任初先生心知不妙,乃陪同晋见。韩厉声斥责,校长刚欲声辩,韩喝令跪下,校长抗声曰‘士可杀不可辱’,韩冷笑一声说:‘好,我就杀了你!’任初先生一看事情不祥,生怕真有人头落地,用力连推带拉,校长双膝跪落,其事乃解。任初先生把这段故事讲给我们听,真令人啼笑皆非。好在这一次韩到青岛大学,态度很谦和,除了捧着水烟袋有些迂腐的样子之外,并无跋扈之态,也没有外传种种愚蠢无知的迹象。” 系主任可以不当, 骈文不可不教 黄际遇与中山大学渊源深厚。1924年,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发布指令,“着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1926年7月,广东大学改名国立中山大学,原数学系扩大为数学天文系,积极筹建全国大学第一座天文台,需要充实师资力量,邀请黄际遇服务桑梓,任中山大学理学院数学教授。但不久他又离开广州到开封任教。 1936年2月,黄际遇再次回到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教授,分别给理学院、工学院、文学院三院学生授课。“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1938年10月,广州失守沦陷,黄际遇移居香港避难,中山大学西迁至滇南澄江。1940年9月,中山大学由澄江迁往粤北坪石,再次请黄际遇回中山大学任教,担任数学天文系主任兼校长室秘书,同时还为中文系高年级学生讲授骈文等课。 黄际遇少从家学,留日时又从章炳麟治骈文、小学,国学功底深厚。他晚年回到中山大学,研究兴趣逐渐转向国学方面。关于给中文系高年级同学讲授骈文,他的学生、当时的代理校长张云回忆:“远处十余里外之清洞底文学院中文系的学生,竟还请其讲授骈文,黄师欣然而起,善诱循循,常谓:‘此义务功课,较诸受薪而为者,兴趣更浓。’”他还经常对听课的学生说:“系主任可以不当,骈文却不可不教。”1943年,何其逊在坪石中山大学中文系读大三,正是高年级同学,他对黄老师的骈文课印象深刻:“伴随着那抑扬顿挫、悠扬悦耳的潮州口音,以手击节,用脚打板,连两眼也眯缝起来,脑袋也在不断地划着圆圈。”他说:“黄老上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律用篆文书写黑板。既写得快,又写得好,真够得上是铁划银钩了。为什么要写篆文呢?他说:‘中文系高年级学生嘛,应该学!’”他感觉“上黄老师的《骈文》课,真是如坐春风,如饮醇酒,无时无刻不享受着文学艺术的熏陶。”黄际遇还是著名书法家,他的遗墨在当今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此外,他还开《说文研究》课程,圈点十三经、《昭明文选》、《资治通鉴》等书,着力于音韵、文字、训诂、方言之研究,著有《五十五书字说》、《潮州入声误读表说》诸文。 黄际遇平时喜穿布长衫,在长衫胸前左右两边各缝一口袋,一个细长,一个短宽,细长的插钢笔、铅笔或粉笔,短宽的装眼镜,据说这种服装是他的独创。何其逊记得第一堂课时,看到他这身打扮,全班学生都笑出声来,但黄际遇并不责怪,仍一个劲地吟咏骈文。 抗战凯旋声中溺水身亡 黄际遇生长海滨、热爱体育,却视水为畏途。他对周易颇有兴趣,常以为人算卦取乐。他曾算卦卜得自己将厄于水难,当时并未当真,过后就忘了。黄际遇怕水还有一个原因。1926年冬,他由开封出发取道上海,乘船南下广东,不料途中触礁,海轮沉没,继遭海盗洗劫,他随身携带的著作、衣物等荡然无存,仅只身脱险。 1945年10月21日,抗日战争胜利,中山大学理学院从粤北迁回广州,黄际遇随船同行。此时一船人的心情可用杜甫“漫卷诗书喜欲狂,青春作伴好还乡”的诗句来形容,但黄际遇恰在此行中坠水身亡,再也没有走完凯旋的道路。时任中山大学教务长的邓植仪记述事件经过:“上午8时许,船行至白庙,将抵清远城。先生因出船舷解手,失足坠于江中。” 黄际遇遽然去世的噩耗,迅速传遍中山大学,各院师生顿感痛失一位文理双全、诲人不倦的老师。中山大学代理校长金曾澄、新任校长王星拱、原代理校长张云、教务长邓植仪、总务长何春帆等组成黄际遇治丧委员会,于1945年12月16日在广州市文明路国立中山大学小礼堂举行追悼会。张云教授以教育部特派员身份主祭。戴季陶、朱家骅以及黄际遇众多亲朋友好作挽联寄托哀思,作家老舍的挽联是:“博学鸿才真奇士,高风亮节一完人。”黄际遇生前曾撰联挽一位老友:“感旧卅年心,理论超然,念唯此老;哀时数行泪,风流尽矣,劫到斯文。”这种感时悲愤之情用于他本人身上也十分贴切。 追悼会后,治丧委员会决定成立黄任初教授著作出版委员会。张云说:“黄师生平文艺作品十九存于日记中,今阅其日记,不论整篇零简均极美妙,百读不厌……追悼会之后,我便提议将日记中有永久性的作品,及其他单篇文字先行抽选付印,同时并列为中山大学丛书之一。”1949年,《黄任初先生文钞》作为国立中山大学文丛之一出版。梁实秋在《记黄际遇先生》一文中感叹:“先生博学多才,毕生劳瘁,未殒于敌骑肆虐之时,乃殒于结伴还乡之际,噫!”

    0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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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伊琳——新中国电影的开拓者之一

    《潮汕民国人物评传》称:“值得潮汕引以为荣的是,解放初期,中央电影局长为潮汕女婿——陈波儿的丈夫袁牧之;副局长兼艺术委员会主任为潮汕人蔡楚生;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艺术处处长是陈波儿。” 蔡楚生和陈波儿,加上导演中国第一部故事片的影坛“老夫子”——潮阳籍的郑正秋。这三位中国影坛潮籍巨擘,其事迹不时见诸报端,为国人所稔,而名列郑、蔡、陈之后的伊琳,却沉寂经年。连1997年10月版的《潮阳县志》也未将其列入,《汕头市志》也难觅其踪迹,这是令人遗憾的。笔者认为,以其生平业绩及对中国电影事业的重大贡献论,伊琳应该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是我国影坛潮籍第四位巨擘。 沪上市井 一个革命文艺战士成长传奇 伊琳,原名许崇琪,曾用名林其,1915年4月24日出生于潮阳县深沟乡(一说出生于厦门,待考)。其父早年只身从潮阳先去厦门后往上海谋生。1922年,7岁的伊琳在厦门随母亲到上海寻父,在上海读完小学、初中并上高中一年级,伊琳刻苦好学成绩优异,曾两次跳级,深受老师赏识,但因家贫而被迫辍学,在沪上市井打散工补贴家计。 1937年初,伊琳从报上看到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招收一名英文打字员的广告,立即赶去报名,在300多名竞争者中独占鳌头而被录取,当上了英文打字员,后又转到《中国评论》周报社、华西兴业公司当打字员。期间,伊琳广泛的接触了社会,与各个层次的人群交往。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一位从潮汕来的老乡陈剑青——一位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革命者。在陈剑青的启发下,伊琳对革命更为向往。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饱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伊琳强烈的爱国思想受到进一步激发。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参加革命活动。由于伊琳喜爱文学,他参加了进步歌咏会和抗日剧团的演出,参加过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的送葬活动。 1937年“八一三”爆发,日寇第二次进攻上海,血气方刚的伊琳毅然离开家庭,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投入抗日洪流之中。他随队途经南京、苏州、镇江、扬州,一路宣传抗日,讴歌革命,激励群众,参与演出《放下你的辫子》、《百马计》、《打鬼子去》等节目。12月,南京告急,演剧队辗转武汉。1938年2月,伊琳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介绍下,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同年9月,伊琳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延安岁月 八路军中杰出的戏剧家 1939年1月,伊琳受组织委派,到山西太行山“鲁艺”分校担任了戏剧系主任教员。1940 年 10 月,伊琳又被调到八路军前方总部实验剧团担任团长,之后又任政治指导员。两年后,组织又派伊琳到陕甘宁抗大总校文工团任艺委会主任。1942年,日寇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伊琳的妻子龙韵不幸牺牲;不久,伊琳又获悉寄养在老乡家里的两岁女儿也被日本狼狗咬死。国仇家恨,伊琳忍受家庭破碎的痛楚,始终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顽强地工作着。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创作了《大保嫂》、《孩子们》、《国际活动》、《模范妇女》、《平安无事》、《百团大战》等宣传抗日的剧本,成为当时八路军中最多产的杰出戏剧家之一。 东北战场 新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的诞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与国民党抢占东北的战略部署,大批的党政、军事、文化干部被派入东北,伊琳成为其中一员。1945年10月,他出任《延边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同时又兼任延边话剧团团长。伊琳满腔热情地投入紧张又繁忙的工作,在繁忙的行政领导工作之余,撰写了一批社论和文章,指导话剧团的制作、排练、演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广泛团结各界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鼓励青年积极参军、参战,为壮大中共在东北的力量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1946年10月1日,接收日军“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后,中共领导下的第一个电影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在合江省兴山(现黑龙江省鹤岗市)成立。组织上派伊琳到该厂担任电影导演(时潮安籍的陈波儿在厂里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导演,从而该厂两位主要导演都是潮汕人)。伊琳遵循当时党对制作故事片的指示:“从小做起,先试写小型剧本,拍小型片子”。亲自动笔,创作了《留下他打老蒋》的小型电影文学剧本。影片故事情节紧张、生动,扣人心弦。 伊琳不仅编剧,还担任导演。当时人才短缺,设备简陋,物资匮乏。在厂长袁牧之、党支部书记陈波儿的帮助指导下,伊琳团结摄制组同志克服重重困难,以实景为主,在严寒风雪中拍摄,终于在1948年春摄制完成。这部短片虽然取材于一个偶然事件,但在伊琳的精心策划下却真实地反映和刻画了老农民和小战士的可爱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这是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建立人民电影事业后拍摄的第一部短故事片,它与陈波儿1947年11日编导木偶片《皇帝梦》一起,成为潮汕人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创造了两个“第一”。 北京·越南 又为影坛创造两个“第一” 1951年11月,有人民艺术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之誉的陈波儿在上海一次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新中国电影艺术界顿失支柱,谁能顶起这一重担,征求影剧界前辈的意见,出乎中央领导的意料之外。前辈们一致推荐伊琳。翌年初,伊琳接任电影局艺术处第二任处长。在新中国影坛上传颂着电影局艺术处首任、第二任处长都是潮汕人的佳话。 1950年初,北京电影制片厂刚刚成立,伊琳马不停蹄,从东北赶赴首都,与老战友吕班一起根据马烽、西戎小说《吕梁英雄传》改编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第一部故事片《吕梁英雄》;接着又与李思杰一起导演《保卫胜利果实》.这两部影片的故事情节恢宏而不失细腻,火热中荡漾着柔情,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 在电影局艺术处长任上,伊琳不恃资深才高,虚心地系统学习和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电影艺术和我国三、四十年代影片,从而更准确地把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1954年,他又回到长影,先后导演了《刘巧儿》、《扑不灭的火焰》等著名影片。 1956年,应越南政府的邀请,受国家委派,伊琳奔赴越南,帮助培训电影艺术人才,并指导他们拍摄越南北方解放后第一部故事片《同一条江》,伊琳为他们修改剧本,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分镜头,如何拍摄,为增进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做出了贡献,并成为第一位帮助兄弟国家创作电影故事片的中国人。 《大浪淘沙》 耗尽最后心血的杰作 已过中年的国人也许还记得,珠影拍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七十年代后期才公映的影片《大浪淘沙》曾风靡广东、轰动全国。 《大浪淘沙》原名《大革命洪流》,是伊琳与原著者——上海市房管局局长朱道南和朱的秘书于炳坤三人根据该小说初稿共同改编的。该片反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四位不同阶层出生的知识青年,在革命斗争的风浪中,经受着严峻考验。当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时刻,他们之间的思想和认识发生了急剧的分化,有的坚决革命,有的自暴自弃,有的叛变投敌,最后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影片于1963年中期开拍,直到1966年5月“文革”前夕才结束。前后经历了3年多的时间,拍片繁重事务,伊琳默默承受,而所遭受“左”的各方面干扰,精神所受的压力,却难以用笔墨形容,可谓是将伊琳的心血耗尽。 首先是挑选演员。伊琳按影片中的人物性格,一丝不苟。剧中人物靳恭绶,革命意气横溢,伊琳选中早在东影就认识,在《英雄虎胆》、《青春之歌》等影片就引起人们关注的于洋;女主角谢辉,一个高雅气质的女性,伊琳挑选了在《武训传》、《乌鸦与麻雀》中有上佳表现的王蓓,不出所料,王蓓把谢辉这个从幼稚到成熟、从迷惘到醒悟,经历血与火洗礼的一代革命女杰塑造得层次分明,激情飞扬。 影片拍摄过程的曲折、坎坷,可谓是新中国电影史之最。先是因为我国与苏联交恶,电影胶片短缺,摄制组只好暂时解散,想办法从另外渠道采购。接着,摄制组按剧情的要求奔赴十几个外景地工作。但这都算不了什么,困难一个一个地被克服。 让伊琳饱受精神折磨和无所适从的是受到政治风潮的压迫,多处已经拍成的样片,被勒令修改、重拍甚至剪掉。其中有许多镜头,演员本已发挥得很理想,但不符合当时政治标准而被迫修改。这样反复地折腾,创下了当时拍摄影片中周期最长、修改处最密集、审查次数最频繁的多个“之最”,伊琳身心俱疲。 1964年,影片的制作基本完成,伊琳尽管很累,当总算熬过来了,稍感欣慰,谁知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 按常规,成片后先送领导审查,征求意见。首先是送给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后来又根据陶铸的意见,将样片又分别送给了周恩来、董必武、罗瑞卿等领导同志。1965年,陶铸又专门邀请正在广东的陈毅、张际春、胡耀邦、王震等领导同志来到珠影厂观看影片,这些领导同志对影片的思想高度和艺术处理做出充分的肯定,同时又对一两个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具体情节、个别镜头在细节处理不够完善,提出了修改意见,供导演伊琳参考。 中央领导的肯定与支持,让陶铸十分高兴,他作为中南区、广东省的主政者,为珠影能出产这样高水平的影片而深感自豪。他除陪中央领导外,还两次专程到珠影,与伊琳和其他演职人员一起进行深入探讨。伊琳根据领导的意见和建议,对影片的个别地方进行认真的修改。到1966年文革前夕,影片全部拍摄完成。 可是随着“文革”运动的掀起,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陶铸被打倒。一部普通的电影,由此上纲上线,快速升级,陡然成为政治运动中的大案要案,一些人别有用心、挖空心思地把剧中主人公“公金寿”(成片时用此名,公映前改为靳恭绶)三个字大做文章,说成是陶铸的隐喻,无中生有地编造出“靳”即“金”,“恭”即“公”,“授”与“寿”同音。“寿”和“公”字放在一起即为“铸”意,再把这两个字颠倒过了,就是“铸公”,所以,男主角的原型暗指“陶铸”。这一荒唐、可笑的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大浪淘沙》被定调为“严重歪曲革命史实”的“反革命”影片和“十大毒草”影片之一,被迅速查封,不准公开放映。从而使演职人员遭受一场又一场浩劫。 作为《大浪淘沙》的主要策划人和导演,伊琳受创最重。影片完成时,他骨瘦如柴,体重不足50公斤。“文革” 刚开始,还在病榻上的伊琳就被揪回厂里,被诬为“党内第三号走资派”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是陶铸暗授机宜的内线人物,经常被厂里的工宣队、军宣队造反派和从外地串联到珠影的红卫兵拉出去批斗,身心遭受极大的摧残。最后被赶到英德茶场劳动改造。直到1972年秋天,才得以回厂,但厂里拒绝接收他的组织关系,使这位“三八”式老八路的档案几乎无处可放,后来才勉强地暂寄在省文化厅。 珠影副长 一纸迟来的任命 1973年,文化艺术界的气氛稍微缓和,伊琳不计较个人得失,拖着羸弱之躯,主动向厂领导请缨,亲自抓描写叶挺生平的《白马将军》和歌颂老一辈革命事迹的《革命母亲李梨英》、《横空出世》等剧本的创作、改编,但这些都因当时政治空气混浊而未能搬上银幕。伊琳不因此而灰心,仍不计个人得失地帮助导演刘欣拍摄儿童故事片《小螺号》、指导于得水导演了粤剧戏曲片《沙家浜》。 粉碎“四人帮”后,《大浪淘沙》获得新生,被打入冷宫十余年后得到公映,影片先在广东,接着在全国放映,还发行到了国外,受到国内外观众的热烈欢迎,公认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影片。对演职人员,尤其是对主创人伊琳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部影片浓缩了1925年到1927年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最激烈、最生动的一段斗争历史。 1979年8月,珠影厂长蔡辉传达上级的决定,任命伊琳担任副厂长。此时,已经64岁的伊琳因战争年代的恶劣环境和建国后左倾路线的政治折磨,身体虚弱,疾病缠身,卧在床上,厂党委派副厂长罗戈东前去看望他,他激动地拉住罗艾东的手说:“我们曾经去上海找朱道南、于炳坤,修改《大浪淘沙》的剧本,现在总算有了结果,我们再来一次合作,再拍一部故事片。”这是伊琳念念不忘他倾尽心血的《大浪淘沙》和继续投入中国电影事业的真情流露,也是他临终的遗愿。天不假年,当年11月27日,这位为党的文化事业奋斗了近半个世纪的电影艺术大师,凄然的告别了人世! 逝者已矣,悲歌慷慨,空谷跫音,吾辈奋袂!

    0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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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惠娜:建筑业的巾帼英雄

    建筑是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行业,历来极少有女性涉足。在很多人眼里,高高的脚手架、粗犷的建筑工人,很难与娇小柔弱的女子构成一幅和谐的图画。然而在佛山的建筑行业里,在这块男性角逐的领地上,却有着这样一名女性,她以特有的方式完美的诠释了这刚柔并济的和谐———这个巾帼英雄就是佛山市汇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惠娜。 1988年8月,潮汕姑娘周惠娜来到佛山,调进刚成立一个月的城区建设总公司,凭着她的聪慧精干,她先后被提拔为人事科长、公司副书记。 1994年,城区建设总公司陷入困境,周惠娜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总经理兼党支部书记。走马上任之后,她才发觉情况比想象中还要不乐观。 在她的带领下,公司上下一心,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扭亏为盈。同时建筑质量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在全市建筑工程质量大检查中,由原来的倒数第三变成正数第三名。而周惠娜自己,也连续三年获得佛山市“城区十大优秀青年”荣誉称号。 2002年6月,公司进行了转制改革,全员职工持股的“佛山市汇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正式挂牌。现在的汇博公司坚持走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和其他配套的综合经营发展道路。投资创建了金源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汇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并投资开发了汇博华庭、汇博星辰等商住项目。 周惠娜,这位在建筑行业里摸爬滚打过来的潮籍女企业家,为建设和谐佛山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也体现了她的自身价值,创造了一个绚丽的人生。

    0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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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波儿:新中国电影教育的奠基人

    陈波儿,1910年生,原名陈舜华、陈佐芬,字棠秋。生于潮州。著名的革命文化运动的坚强战士,新中国人民电影的第一位女编剧、女导演,新中国电影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之一。 青少年时期,她先后在香港、厦门、南京、上海、日本游学。陈波儿是最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的女明星。1929年10月加入由恽代英、郭沫若创立的“中国济难会”。翌年,她与鲁迅、田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1935年,在宋庆龄、何香凝的支持下,她与史良、沈兹九、胡子婴等成立“上海妇女救国会”。1934年在明星影片公司主演了电影处女作《青春线》,不久,转入电通股份有限公司,后主演《桃李劫》而蜚声影坛。 抗战始,积极跟随宋庆龄等人参加营救“七君子”的斗争。1938年12月率大后方妇女儿童考察团赴延安。在延安期间与袁牧之共同编导、演出了《延安生活三部曲》。1940年,党中央派她回重庆,险遭国民党特务的阴谋逮捕,返回延安后,入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并先后导演了《马门教授》、《俄罗斯人》等话剧。1942年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4年成为陕甘宁边区文教英雄和中坚力量。 日本投降后,赴东北组建东北电影制片厂。她还非常重视电影干部的培养,解放战争期间,在她领导下,东北电影制片厂先后办了四期电影干部培训班,培养了350余名青年干部。共和国诞生后,任中央电影局艺委会副主任,创建了电影表演艺术研究所,任该所所长。新中国的电影教育事业就是由此开始并逐渐发展为电影专业的高等学府。1949年在她的组织调动下,仅一年中国即拍成了《赵一曼》、《钢铁战士》、《翠岗红旗》等26部故事片和一批新闻纪录片。1950年,在她的倡议下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电影艺术干部学校,即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1951年11月9日,陈波儿在上海与编、导、演、创作人员座谈作讲座时心脏病突发,经同济医院抢救无效,翌日逝世。13日,北京举行了追悼陈波儿大会,陈波儿被称为人民艺术家。

    0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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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魏惠君:剪纸界的“珠穆朗玛峰”

    魏惠君,1969年生,潮阳人,2008年被命名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 其自幼受祖母剪纸艺术熏陶,学习剪纸。1991年工作后在潮阳文化馆一直从事潮阳剪纸的研究、整理,及题材性创作,经常应邀赴各种大型艺术活动作现场演示及到学校教学,传授剪枝技法。 作为一位获得过国际剪纸艺术展金奖的汕头民间剪纸艺人,魏惠君擅于将潮阳剪纸的神韵与技法相融汇进行题材性创作,把潮阳剪纸的神韵技法融入其中,其作品屡屡获奖。其中,《红红的日子》、《节日》、《英歌舞》等被收录于《潮阳民间艺术三瑰宝丛书——潮阳剪纸》,《家乡三瑰宝》被编入《中外剪纸精品》。至今,独立创作的作品有40多件,修复整理的剪纸作品有300多件,有53件作品被不少图书馆特藏组收藏。而为中央电视台“快乐中国”栏目组设计的赠品图案备受欢迎,已被分赠到170多个国家。 魏惠君的原生态的传统民间装饰图文、纯手工的制作使其深受赞誉,曾被西安美院教授程征称作在中国剪纸中艺术造诣到达“珠穆朗玛峰水平”。

    0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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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郑儒永:潮籍女院士不让须眉

    郑儒永是当前唯一的一位潮籍女院士。1931年,她出生于香港,祖籍是汕头市潮南区成田镇,系统真菌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她的大半生岁月是在中国大陆度过的。她的人生为世人诠释了“巾帼不让须眉”的真正含义。 郑儒永从小就是一位勤奋好学的好学生,她高中就读于广州真光女子中学,高中3年一连6个学期都是优等生,被保送到岭南大学植物病理系就读。1953年,郑儒永毕业分配进入中国科学院,在刚成立的微生物所真菌植病研究室工作。 她对科研工作的要求近乎苛刻,写作一篇论文往往“数年磨一剑”。她因患上骨质疏松症和腰椎半滑脱的脊柱病,动手术,脊柱被“钉上”了2根钢柱,并“铆上”了10颗钢钉。医生嘱咐两年内不能像常人一样长时间地安稳坐着。于是她全凭双腿支撑,每天站着工作7个多小时。 郑儒永说:“研究要做到让外国人没法再做的地步,只能在你的基础上再去发现。”她善于独立思考,不畏挑战权威,她的研究成果攀上了世界第一流的境界。她一直致力于真菌分类的合理化与完善。1976年起,郑儒永对白粉菌目进行了详尽研究,澄清和订正了许多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1985年提出了一个比较合理和接近自然的白粉菌科属级分类系统,保持了16年的国际领先地位。

    0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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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核潜艇之父"——揭东籍黄旭华

    被评为“广东省古村落”的揭阳市揭东区玉湖镇新寮村是个人杰地灵的村落。206国道和广梅汕铁路贯穿全境,玉湖高速路出入口就位于村口,明万历六年(1578),当新寮村创始祖心境黄公带家父鸣鹿公灵灰寻境来到此地时,见这一境群山环抱,两条山溪相交汇,真可谓山清水秀,聚气藏风,便决心在此建厅筑堂,开山造田,繁衍生息。新寮村的“地灵”曾有一说:有官员经此,见境后竟不约“文官落轿、武官下马”,皆赞此地必出名人。果不其然,在近现代,就出了几个有担当的大人物,最著名的,当推“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 黄旭华,1926年3月出生,在新寮村度过了他的年少时光。194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曾任核动力潜艇总设计师,中国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所长。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 1958年,中国核潜艇研制进入准备状态,曾有过几年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经历的黄旭华被选中参研。从那时起,黄旭华的人生就牢牢地和核潜艇拴在了一起。 为了中国的核潜艇,新婚不久,黄旭华告别妻子只身来到风暴经常光顾的试验基地。后来他干脆把家也搬到了荒凉的小岛。他说荒岛上一年只刮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平时,他没时间回家,大地震也顾不上回家。女儿说他是“到家里出差来啦”。妻子说他是玉湖“客家人”。 就是在这么艰苦的环境条件下,1964年研制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1970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试航。 1974年中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交付海军使用。 1981年中国第一艘导弹核潜艇顺利下水。1988年初,核潜艇按设计极限在南海作深潜试验,黄旭华亲自下潜300米,成为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中国,成为继美、俄(前苏联) 、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为研制中国的核潜艇,黄旭华隐姓埋名30年。30年来,他的9个兄弟姐妹不知道他在搞核潜艇,父亲临终时也不知这个儿子在干什么,母亲从60岁盼到93岁才见到儿子一面。而正是他,在人们难以想像的困难条件下,用智慧、用无坚不摧的爱国精神,书写出壮丽的核潜艇诗篇。 2009年,黄旭华重回故里,得遇故家亲眷,在他的祖居地“崇德堂”(现保存完好)回忆年少时光。在短短的时间里,黄旭华对家乡的眷恋之情溢于言表。他的堂侄说,他这个堂叔平和得如同睦邻,一点架子都没有,那次来的还有他的几个兄弟姐妹,子孙亲属,面对家乡的山水,他和一群小字辈一样拿着相机不停地按着快门。还拿出了他们在家乡拍的照片,与笔者分享那份特别的亲情。 新寮村的人杰,除了黄旭华,让村民津津乐道的还有清末时期一家三举人的黄国祥兄弟。 传说揭邑自清朝道光戊子年起,连续10年无人中武举人,朝廷将批揭阳为“臭县”,拟取消揭邑考生进入科举会试。当时揭邑蓝田都新寮村庠生黄国祥、黄袭祥兄弟,对此耿耿于怀,决心练出过硬本领,争夺乙酉科武举人。后来,黄国祥真的中了乙酉科乡试第四十三名武举人。荣归之日,县令特令全邑家家户户挂灯笼庆祝。 新寮村布局按五行风水结构展开,主要建筑呈现为“三厅一井”、“三街六巷”、“下山虎”的客家围龙屋风格,是揭阳客属代表,其古貌至今还保存完好。村道皆为石路,历400多年而不败,承载着新寮村的岁月打磨而依然坚挺。 行走于石路上,仿佛坐上了时空穿梭机,沿途是沉淀着的历史,彰显着的人文。三举人故居前高高竖起的旗杆夹和练武石,彰显的是举人的当年勇;曾做汾水战役后勤医院的番仔楼,彰显的是人民对革命军的鱼水情;还有村民最引以为傲的“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的故居。 滋养着这片土地和人民的,论功该推东门坪的那口古井,井水依然清澈见底。据村中老人介绍,古井自创寨至今,水质清甘终年汲水不干,有失声者饮此井水,即声音嘹亮,每逢乡里酬神演梨戏,演员争相饮古井之水,往外乡时还会将井水带去,村里流传有“戏子偷水”故事。更奇者,乡里凡用此井水做豆干的,比其他井水可多做两块,且豆干又香又甜特好吃。1927年汾水战役时番仔楼曾作临时医院,本乡村民热心送古井水到临时医院,彭湃饮后,称赞不已。 而承载着村民欢乐喜悦的当属那座“分柑(大桔)桥”。大年除夕,年内生有新丁的人家会自发地挑着装满大桔的箩,来到分柑桥赠送给过桥的人们,让村民一起分享“添丁”的喜悦。晚上则按照“新丁头扫公厅、新丁尾扫老爷宫”的习俗享受这一“出丁”的荣耀。 新寮村的石路承载着过去和现在,而未来,这路也将继续延伸。瞧,206国道和广梅汕铁路贯穿全境,玉湖高速路出入口就位于村口,它的人杰地灵将带给它文化旅游的广阔前景。

    0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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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曾习经:有清易代之际第一完人

    社会变革之际,有人为主将、为先锋、为旗手,叱咤风云,引来如云应者,固能得一片喝彩之声;有人则坚守事业或节操,不为潮流所动,亦能赢得世人敬重。近代广东名流中,梁启超和曾习经就是这样的两个典型。 曾习经与梁启超是昔日广雅书院同窗,但此后两人处世做事风格大迥。梁启超与夏曾佑、黄遵宪等高举诗界革命的大旗,可谓近代文学革命的先锋,而曾习经更注重格律,梁鼎芬、曾习经、罗瘿公、黄节并称近代岭南四家;梁启超与康有为共同策动戊戌变法,世称康梁,名重一时,而曾习经则甘做遗民,躬耕陇亩,自食其力。曾习经不仅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也赢得了梁启超的尊敬,梁启超曾在文章中称曾习经为“有清易代之际第一完人”。 帝阙龙纶绵世泽 曾习经(1867—1926)字刚甫,号蛰庵,揭阳霖田都(今揭西县棉湖镇)人。曾习经出生于官宦之家,兄弟四人中他排行第三。他天资聪颖,刻苦过于常人,弱冠之年即被选补为县生员。光绪十四年(1888),两广总督张之洞在省城办广雅书院,聘请著名学者梁鼎芬为山长,在各府州县选拔高材生深造,曾习经与其长兄述经均被选中,与梁启超、麦孟华等同窗。曾习经在广雅得名师亲授,学业大进。不久他转到广州学海堂就读。 光绪十五年(1889年),曾习经与长兄一起中举,同科中举者尚有梁启超、张元济、汪兆镛、陶颐巢等。次年,曾习经赴京会试,又得中进士。他兴高采烈地回到故乡,将府第加以修葺,请人书写“进士第”匾额,并自撰门联:“帝阙龙纶绵世泽;臣家凫藻咏恩波。” 光绪十八年(1892年),曾习经参加殿试,以成绩优异,授户部主事。他从此开始长达20年的官场生涯。不久,经户部尚书翁同龢举荐,曾习经升任机要补官,不久又调升户部员外郎。 楼头缺月夜何晓 曾习经与梁启超曾是学海堂同窗,光绪十五年,他俩一同进京会试,曾习经高中,而梁启超未取。光绪二十年(1894年),梁启超再次进京准备参加次年的会试,而曾习经已任职户部,他与梁启超、麦孟华、夏曾佑等人“日相过从”,“文酒之会不辍”。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称他与曾习经“时或就其所居之潮州会馆共住,每瀹茗谈艺,达夜分为常;春秋佳日,辄策蹇并辔出郊外,揽翠微潭柘之胜”。时值甲午战败,曾习经“忧伤憔悴”,他与梁启超“一夕对月坐碧云寺门之石桥,语国事,相抱恸哭”。 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梁发动公车上书,在京师成立强学会,曾习经与长兄都积极参与。梁启超到上海办《时务报》,临行,曾习经赋诗相赠:“楼头缺月夜何晓,骑马与君相送行”;“他年独自亲调马,愁见山花故故红”。依依惜别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梁发动戊戌变法,曾习经虽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活动,但从他的诗词可见,他也是主张新政拥护变法的。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飞花飞絮都含恨”,曾习经此时的诗词充满了愁绪。 俸入外一介不取 光绪三十二年(1906),户部改为度支部,曾习经升任度支部右丞,兼任法律馆协修、大清银行监督、税务处提调、印刷局总办等职。当时朝廷实施新政,“部务新创”,度支部中修订税务及钱币制度、创办税务学堂、设纸厂、开印局,曾习经都是主办者,“擘划尤精”,“所定章程,多出刚甫手”。他在度支部时,“律己最严”,“俸入外既一介不取”,曾两次得光绪皇帝召见。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翌年初,曾习经深知清廷大势已去,难以维持,先于清帝退位一日辞官。革命既成,袁世凯窃取民国大总统之位,到处罗致人才,准备复辟帝制。袁氏部属多为曾习经旧交,他们尝力劝曾习经复出,均被一一谢绝。曾习经不愿做“贰臣”,他打算做一位彻底的“遗民”,正如他后来曾自述:“余受朝廷厚恩,兼任数职,能于国变之先引去,大节无亏,差事自慰。节操二字不可不慎也。”及后民国政府也曾三次聘其出任财政部长、广东省长之职,曾习经也都固辞不受。 日随老农课晴雨 曾习经以积俸五千元在直隶宁河杨漕(今属天津)购地筑舍,躬耕陇亩,自号“蛰庵居士”,长期过着田园隐居生活,偶尔他也往来于京津之间,与三二知己吟唱酬和,“布衣草履,日随老农课晴雨,话桑麻,绝口不谈时事”。 曾习经隐居杨漕,却不忘故乡揭阳。每于农闲,他往往要回故乡探望老母和兄弟,并常接济亲戚朋友中之贫病孤寡者。曾习经为官时即以清廉著称,“去官则无复余财以自活”。杨漕又多为盐碱地,且经营不善,故“岁屡不登”,以至入不敷出,他只得变卖图书、字画、古玩以维持生计。 1919年底,曾习经长兄述经病逝,接此噩耗,他连忙从杨漕日夜兼程返回揭阳,料理后事,撰写了一篇感情真挚感人肺腑的墓志铭。1920年底,曾师梁鼎芬也以病谢世,他连作挽诗三首以为悼念。1921年秋,曾习经的慈母李老夫人以高龄九十三岁骑鹤西归。 亲人、师友相继去世,曾习经精神受到很大打击,加之南北奔走,不断往来于揭阳与京津之间,身心疲惫,他自己也患上痈疽恶疾,一病不起。1926年9月17日,梁启超在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谈及曾习经病剧,“现在已溃破,痛苦万状”,梁启超数日前去看他,非常伤感,“一面送他了钱,一面劝他无须找医生白花钱了”。 故都遗老一人而已 1926年夏天,曾习经在病痛中度过了60岁寿辰,他将凝结一生心血的自选自书诗稿交给好友梁启超、叶恭绰两人,请他们代为删定、刊印。8月,康有为赴京,闻知曾习经病情,即往潮州馆探视。10月4日,曾习经在北京宣南丞相胡同潮州馆逝世,梁启超在挽联中写道:“不食民国粒粟,不染清宫点尘,关节耐岁寒,故都遗老一人而已;忆与孺博联诗,忆与孝通载酒,交期数泉路,少年同学逝者如斯。”其后,他又作文题曾习经遗像,他在文中赞叹:“其施于政事者,文理密察而不失其器宇之俊伟;其发为文辞者,幽怨悱恻而愈显其怀抱之清新。既不能手援天下之溺,则归洁其身,年四十四全节以去,六十而返其真。呜乎,此揭阳曾刚甫右丞,有清易代之际第一完人。” 同年12月,梁启超曾致函江庸,商量出售曾习经藏书,以为抚养其后人之资,称其“书虽不多,率皆初印精本也。环顾力能任此者,舍东方文化会外无它望”。

    0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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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学大师饶宗颐论书道“十要”

    论书绝句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现年96岁的饶宗颐先生,长期潜心致力于学术研究,涉及文、史、哲、艺各个领域,对敦煌学、古文字学、词学均有研究。他通晓英语、法语、日语、德语等6国语言,精通甲骨文、梵文及楔形文字。饶宗颐先生还是一个资深的古琴家,在琴谱、琴史研究方面也有大成,所著《宋季金元琴史考述》,可谓中国近现代第一部系统论述古琴艺术发展的断代史。 其代表作有《敦煌书法丛刊》、《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词集考》等。饶宗颐先生去年正式成为出缺六年之久的西泠印社社长,并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铭文与美文学院外籍院士。 饶宗颐先生对书法之道同样有着精辟的论述。今择其精华,与读者共享。 一、书要“重”、“拙”、“大”,庶免轻佻、妩媚、纤巧之病。倚声尚然,何况锋颖之美,其可忽乎哉! 二、主“留”,即行笔要停滀、迂徐。又须变熟为生,忌俗忌滑。 三、学书历程,须由上而下。不从先秦、汉、魏植基,则莫由浑厚。所谓“水之积也不厚,则扶大舟也无力”。二王、二爨,可相资为用,入手最宜。若从唐人起步,则始终如矮人观场矣。 四、险中求平。学书先求平正,复追险绝,最后人书俱老,再归平正。 五、书丹之法,在于抵壁,书者能执笔题壁作字,则任何榜书可运诸掌。 六、于古人书,不仅手摹,又当心追。故宜细读、深思。须看整幅气派,笔阵呼应。于碑版要观全拓成幅,当于别妍蚩上着力,至于辨点画、定真伪,乃考证家之务,书家不必沾沾于是。 七、书道如琴理,行笔譬如按弦,要能入木三分。轻重、疾徐、转折、起伏之间,正如吟猱、进退、往复之节奏,宜于此仔细体会。 八、明代后期书风丕变,行草变化多辟新境,殊为卓绝,不可以其时代近而蔑视之。倘能揣摩功深,于行书定大有裨益。新出土秦汉简帛诸书,奇古悉如椎画,且皆是笔墨原状,无碑刻断烂、臃肿之失,最堪师法。触类旁通,无数新蹊径,正待吾人之开拓也。 九、书道与画道,贵以线条挥写,淋漓痛快。笔欲饱,其锋方能开展,然后肆焉,可以纵意所如,故以羊毫为长。 十、作书运腕行笔,与气功无殊。精神所至,真如飘风涌泉,人天凑泊。尺幅之内,将磅礴万物而为一,其真乐不啻逍遥游,何可交臂失之。

    0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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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入探析潮商演变的文化根源

    商帮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商人组织。我国(中国)历史上的商帮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时期。在明清之际的“商业革命”中就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潮商为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古代的潮商不如晋商、徽商著名,但到了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衰落,而潮商却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涌现出李嘉诚、陈弼臣、谢惠如等一批世界级巨商,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广。 潮商为什么能够历久不衰,不断发展并谱写新的辉煌?在近代潮商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正是潮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晋商是明清时期最早崛起的商帮,其规模最大,实力最雄厚。明代晋商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及四川地区。随着清代国家的统一、版图的拓展,晋商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延伸到东北、蒙古、新疆乃至西藏,还垄断了对俄国恰克图的贸易,并从事东南、两湖至西北的长途贩运贸易。晋商除经营盐业外,还经营茶、粮、棉、布、丝绸等。晋商的典当业及高利贷很有名,被称为“西债”。道光年间创造出经营汇兑业的票号,汇通天下,更是将晋商推向了最辉煌的顶点。 晋商崛起的原因,有地理因素,比如山西干旱少雨,不宜农耕,但四通八达,南下北上西进,扼商路咽喉,适合经商;也有人文因素,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是“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才去参加科举考试。据统计,清代知县一年的全部收入是1045两银子,只和晋商一般票号的一名小伙计大体相当。当地流传着“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的民谚,就是当时晋商蓬勃的写照。明清时期,晋商繁盛,优秀人才都入了商界,不读书、不参加科举,以至于当时经济领先的山西竟没有出一个状元。 晋商自明代崛起之后,纵横商界500年,最后却在清末民国时期,被后来者取而代之。其衰败的原因既有社会背景,也有自身的因素:晋商曾作为封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饷供应的工具;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利润的封建化。因而,随着封建制度在中国的消亡,其落后的、封建的经营方式逐渐暴露出与时代的不合拍性,再加上观念的保守,没有进行经营方式的转型,其衰落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潮商与晋商的发迹相似,潮商也是靠长途贩运起家,不同的是:晋商是“陆(地)贩(运)”,潮商是“海(洋)贩(运)”。潮商的崛起也是在明朝以后。大概在明正德(1506~1521)年间,私人海外贸易兴起后,潮州沿海居民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海上商业冒险活动。1684年,清政府“海禁”终结,所有的船要编号并在船头涂色区分:苏州黑色,浙江白色,福建绿色,潮州红色。潮州商船因此得名“红头船”。自此,“红头船”便成为潮州商人的象征,潮商便被称为“红头船商人”。潮商“海贩”的特征使其在商业人格上与晋商截然不同,其演绎的商业文化也与内陆商帮大相径庭。 开放的心态和拼搏冒险的精神 潮商文化是以海洋文化为基础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濒临大海的潮人,在“海洋经济”的发展中学会了贩鱼、贩盐等最基本的谋生技能,也在生产中形成独特的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是开放的、流动的,具备反抗意识,信奉拼搏冒险精神,崇尚抓住机遇的能力,潮商把这种文化形态融入到自己的性格中。 潮州地处边陲,远离朝廷,与王权之间的关系不密切。最初的贸易活动并没取得朝廷赋予的特许权,而是被朝廷锁定为非法的走私贸易,并制定“海禁”政策给予严厉打击。 潮商的诞生与发展,基本处于官府的压制之下,潮商群体极少发生由商向官流动的现象,坚持“在商言商”的纯粹商业人格,使其从未得到过官府的支持与庇护。从这一点来说,与晋商的依附朝廷经营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造就潮商自立的人格和开放的心态。潮商在秉承本土文化的同时,兼容并蓄外来文化,因而商源绵长。《清稗类钞》农商类潮人经商篇载:“潮人善经商,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巨商矣。尤不可及者,为商业之冒险进行之精神。其赢而入,一遇眼光所达之点,辄悉投其资于其中,万一失败,尤足自立;一旦胜利,倍蓰其赢,而商业之挥斥乃益。”这是潮商艰辛创业历程的写照。 持续创新的精神和变中求胜的理念 海洋赋于潮商顽强的生存能力,也赋予潮商创新的精神品格。潮商信奉诚信为本,商者无域,善用资源,变中求胜的经营理念。潮商善于发现机会、把握机会、创造机会——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哪里可发展,便奔向哪里;国内市场饱和就向国外发展,在国外接触到了好的项目又带回国内;跨地域、跨国界经营,足迹遍及全球。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的长实集团,其业务至今遍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约有20万以上员工。许多潮商积极拓展经营领域,从传统工商业向金融地产、交通能源、高新技术等行业进军,打破行业与地域界限,组建国际性大集团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整合资源,提升竞争能力。 当今,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是潮商,欧洲、澳洲的华人首富均是潮商。潮商,已被公认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具活力、最会赚钱的商人群体。 团结互助的传统和乐善好施的美德 海洋文化的内涵还包含与风浪搏斗所需的群体意识和合作精神,潮商一直固守这一传统:在家乡,同族的人一起祭祖拜神,互相接济提携;在外地,又有“天下潮人一家亲”之说。当一个潮人飘洋过海到异国他乡时,首先想到的是投靠自已最信得过的亲戚,而后者也会义不容辞地接纳他;就是非亲非故,只要是说潮州话的,也自然而然会得到援助。上世纪初起,海外潮团组织纷纷成立,潮人以共同的地域单位和共同的方言为纽带联结起来,实行团结互助和自我治理,帮助新来的同乡解决食宿,推荐就业,助贫治病,为其在新环境中提供平安落脚点。正是共同的血缘、地缘联系着海内外潮人,使他们合作求存而不曾失去自己的根。团结互助是潮商生存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潮人重教重宗,深受儒学、佛教滋养,做人要忠厚,要有仁义,要行善积德,才能有好报等理念深入人心,因而潮汕善堂遍布各个角落,乐善好施蔚然成风。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潮商大多热衷各项慈善事业,捐资修桥造路,兴学育才,救灾恤难,不断地回报祖国回报家乡。“文化是土壤,什么样的土壤生长什么样的植物。”不同的区域文化孕育了不同的经济形态和相应的经济人格——商人的不同理念和行为,并形成独有的商业气质。历史上各大商帮的形成与发展,都与本土文化息息相关。 文化既可能是商帮崛起之利,也可能是商帮衰落之弊。每个区域的文化都有优越性,也有其局限性。潮文化孕育了潮商开放、拼搏、创新的精神,支撑着潮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独领风骚。但潮文化也有局限性,例如:家族管理的方式,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合一;偏重贸易,对实业投资和工业生产重视不够。这些,都可能会成为潮商精神上的羁绊。历史上,晋商的观念保守,不思改革;徽商的“商而优则仕”、“用亲不用乡”;龙游浙商的重农抑商、重仕轻商等等,都注定其历史局限性与内在动力的局限性,也注定其衰落。因此,笔者认为,不论是哪个商帮,要寻求发展,都必须以史为鉴,与时俱进。不论是哪个区域,要寻求发展,都必须注重文化的潜能,加快实现文化自身转型与升级的步伐,发挥本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剔除本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提升文化内涵,增强文化软实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岁月的流逝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陈云霓)

    0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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