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淼杰：经济越发展，越需规范化管理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个中央最大、最重要的智囊机构，聚集着二十余位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出类拔萃的经济学研究学者。潮籍的余淼杰就是其中一位。6年前，获得美国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余淼杰，在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的举荐下，被选拔进了该中心，成为这个智囊机构28人中唯一的广东人。在这里，他与多位经济学精英一道为中国经济“把脉”，为国家发展改革出谋献策。 记者手记 “让世界更好地 倾听中国声音！” “下个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1994年，时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主任的林毅夫在中心成立之初，说了这么一句豪言。 作为北京大学进行教学和科研体制改革的一种新探索，也作为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服务的一种开创性尝试，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经济转轨研究，始终坚持在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下，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繁荣；并不断丰富学术和教育内容，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挥社会作用。 位于未名湖北的朗润园与圆明园仅一墙之隔，史载为晚清内阁军机处议事之所，上个世纪末关于中国前途的许多决策就诞生于此。如今，这里已成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所在地，中心新建办公院落“致福轩”坐落于此。 2006年，70后的“海归”潮籍经济学博士余淼杰凭借出色的表现被选拔进了该中心工作，一直至今。 今年5月，汕头日报编辑部“春天的故事”异地采风团走进了北大的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感受这个中央智囊机构之神奇，一睹潮籍经济学专家余淼杰之风采。 北京大学是厉以宁、林毅夫等众多经济名家集中的著名高等学府，有着浓郁的学术氛围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办公室的墙壁上挂满了相片，都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以来承办或参与的各种大型国际性经济论坛的留影，从中可窥见研究中心在中国经济领域之重要和国际影响力。就在这个顶尖级的学术殿堂里，余淼杰得到众多名家的指点，研究水平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余淼杰首先带我们在致福轩回廊里转了一圈，边走边介绍这里的情况。我们看到，这里曲径相通，假山错落，花木扶疏，亭台楼阁，绿树掩映，清净优雅，确实是一个十分适宜搞学术研究的地方。余淼杰说：“这里是‘真正的精神家园’。” 我们的采访也就定格在这既富有江南园林之古韵，又有皇家殿宇之神采的地方。一个70后的年轻学者，把我们带入了国内最尖端的经济学学术殿堂。 听他滔滔不绝的纵论，仿佛整个国际的经济风云变幻都装在他的脑子里。“中国应大力加大进口力度”、“今年中日贸易将平衡”、“企业积极适应汇率变化”等，清晰明了的洞悉、深刻深邃的判断，游刃有余的论证，让人有点不敢相信眼前这位老道的专家只是一个70后的后生仔。 我们记住了他一句非常自信的话：“要让世界更好地倾听中国的声音！” 人物简介 1976年出生于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的余淼杰，中学时期就读于饶平二中，1993年以优异的成绩被中山大学录取。之后，顺利考取北京大学研究生。受到众多名家的指点，在获取北大经济学硕士之后，选择了出国留学，经导师推荐，考入了国际贸易研究的重镇——美国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并获取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攻博期间，余淼杰被国际上久负盛名的经济学家RobertC.Feenstra教授“相中”，成为他的学生。留学期间，余淼杰曾担任美国加州戴维斯大学经济系讲师，获取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经济系杰出助教奖（2005年），他的博士论文获得美国加州戴维斯大学人文研究奖（HumanityResearchAwardofUC-Davis，2004年），并已为国际知名学者多次引用。留学期间还曾获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经济系杰出助教奖（2005年）。 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与发展经济学。曾两次获第十五、十六届全国经贸学术最高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论文奖及著作奖。并应邀成为国外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优秀学术期刊ChinaEconomicReview的编委。同时，也从事多项研究性公共服务，是国家商务部世界经济数据库项目负责人、环太平洋区贸易与发展会议协会中国区指定代表。目前被财政部特聘为国际财经问题顾问，亚洲发展银行顾问。 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日本爱知大学中国汉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全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外部研究员。曾任美国加州戴维斯大学经济系讲师、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客座助理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 献策献计 汕头发展应在规范管理上下苦功 《汕头日报》：您是研究经济的专家，站在经济学的角度，如何看待汕头现在的发展？ 余淼杰：汕头经济发展总体还是慢了。原因，有两点很重要。一是硬件方面，这主要是指基础设施建设。上世纪90年代，汕头建了铁路、公路、高速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发展，但当时各地竞争不是很激烈，所以汕头发展还是比较快的。现在就不一样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成了制约汕头加快发展的一个瓶颈。二是软件方面，服务环境不如人意，规范化管理不强，这也是经济发展不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举个例子，比如，到潮汕小食店吃饭，很多时候很难看到菜单，服务没有保障，吃饭时有被忽悠的感觉，这是一个服务规范化的问题。别以为这是小事情，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一个地方如果连吃饭都得不到保障，那么谁还会来投资。这是经济发展中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还有，汕头发展缺乏人才，人才流失严重。本地的优秀人才在外面，而外面的优秀人才进不来。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语言障碍问题，这种障碍导致了人才的融合和流动。人才对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很重要。但吸引人才不能光靠高工资，还要有环境，让人肯来。也就是说，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对经济发展很重要。汕头有得天独厚的港口资源，这是硬件环境。软件环境更重要，这是地方经济发展很重要的条件。两者兼备，人才就会来，而一旦回去投资的人多起来，还可带动更多人回去。 要发展不可复制的优势产业 《汕头日报》：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您是否给汕头一些建议？ 余淼杰：汕头在产业发展方面，我觉得，汕头没有重工业，也不需要、不可能走重工业发展路子。汕头轻工业比较发达，大力发展轻工业是一个方向，而且要发展那些有特色的、不可复制的优势产业。比如，食品加工业、潮绣等，小东西也能做成大规模。如果做得不好，那只能是服务做得不够好。 另外，对汕头而言，更重要是要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服务业水平，而要做到这一点，服务设施、服务理念必须跟上去。如，汕头是海滨城市、特区城市，旅游资源丰富，完全可以挖掘，如果服务平台搭好了，人的观念转变，管理搞好了，完全可以提升旅游业发展水平。这方面，政府的服务也需要转型。潮汕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喜欢做事情灵活处理，这当然好，但要把握原则性。去一个地方旅游，必须让人感到舒心、安心，人家才敢来第二次、第三次。否则，去一次宰一次，人家怎还敢来。现在很多地方竞争的环境都比较规范，如果老耍小聪明搞点“灵活”，是行不通的。 在保出口的前提下增加进口 《汕头日报》：研究国际贸易是您的专长，汕头的外向型经济比较活跃，从专家的角度，您给我们谈谈如何拓展国际贸易？ 余淼杰：去年12月和今年4月，我应邀到汕头大学作了《中国经济与贸易导向发展战略》的主题演讲。汕头外向型经济比较活跃。出口产品如果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外还有一定优势，容易出口，汕头还是有一些有特色的产品，如潮绣、食品、陶瓷等。所以，我觉得，在做市场时，可以把目标更多地定位在国外市场，占领国外市场。这跟汕头是侨乡、资源多不无关系。 我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要坚持出口导向战略，主动增加进口。光靠出口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出口多了，外汇就多。企业得把美元换成人民币，这样一来流通到市场的基础货币就多了，再加上货币乘数的作用，这雪球就越滚越大，手里的工资自然也就越来越缩水。你还真以为是大姜大蒜在跟你过不去，其实本质上是输入型的通货膨胀。 一个可能的办法就是主动增加进口。前提就是在保出口的前提下，增加进口，这样可以实现贸易平衡。其好处就是，有利于国内企业实现产品升级换代，国外好东西进来，会挤掉一些国内企业的产品。企业想保住市场份额，只有努力提高质量，提升自身生产力，消费者会面临更多选择。所以，增加进口于国于民是好事。 当然，要进口就得要有硬通货——美元。现在中国外汇储备已有2.8万亿美元，短期内不缺钱。长期来看，只有出口挣了钱，才能买人家的东西。这也就是出口不能偏废的原因。 旺盛需求推动高房价 《汕头日报》：对于现在各地居高不下的高房价，您怎么看呢？ 余淼杰：房价高，需求推动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一线城市，比如北京，不仅北京人买房子，而且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其他国家的人都来买房子，比如，在北京的望京，就有很多韩国人来买房子，较多是把买房做投资的。需求旺盛，房价就上去了。而工薪一族或相对穷的人买不起一线的房子，就跑到二线城市去，这间接推动二线城市的房价。以此类推。当然，供给关系也是一个原因。 人物对话 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生活虽繁忙却很简单很平静 《汕头日报》：这里的环境十分幽静，很适合搞学术研究。但竞争一定很激烈吧？ 余淼杰：这里的工作压力非常大。主要是搞研究、发表论文，与美国人竞争，我们要把我们的论文发表到美国的期刊上，让美国人甚至全世界都能听到中国的声音。这里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度，按业绩考核，每年都向全国、全世界招人，但海外招聘的只招一个，也等于说是每年招一个新人，同时也淘汰一个。记得2006年我进入中心时，有28人，到现在还是28人，基本上是每年招一个新人，同时也淘汰一个。如此“高压”下，一定要有良好的心态和不断进取的工作精神。因为，在这样的团队中，每个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研究中心是中央最重要的智囊机构，主要是做政策方面研究。我的工作有三方面内容：一是从事严格的经济学研究；二是承担教学任务；三是进行政策研究，包括很多货币政策、外汇政策、外贸政策的研究等。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总还觉得时间不够用。总之，我们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尽管很忙，但我很喜欢这种节奏。我觉得每天的生活“虽繁忙却很简单、很平静”。 回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汕头日报》：您获得经济学博士后，为什么选择回国，是出于什么考虑？ 余淼杰：美国固然有它自己的优势，如各方面制度比较健全，环境也比较好，不利的因素是它的市场已步入较平稳阶段，而国内在这方面却很有优势。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大家都想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而且，国内市场十分广阔，经济领域不断有新情况或新现象出现，有很多新的东西可以研究。这不仅吸引了很多优秀的中国学者做中国经济研究，而且也吸引很多优秀的美国学者用中国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研究其为何能有这么快速的发展和增长，研究其发展模式能否被其他国家所效仿。如果继续留在美国的话，只能得到“二手”的资料，而选择回国，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我决定回国。实践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以前有人以为回国是弱势，现在不同了，回国条件绝对值、相对值都不比国外差，所以多数人都回来了。 回国让我的视野扩大了很多。我觉得，这个研究机构与其他机构不同之处就是，这里主要是研究国家政策的，要经常跟国家部委办等部门联系，承担很多课题研究。比如，前不久财政部关于“G20国外部失衡指南”、“人民币汇率调整”问题，需要学者作论证、提建议，我参与了。 刷新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记录 《汕头日报》：潮汕人经商头脑都很发达，而您却把这些“发达”的智慧用到了经济学研究，令人钦佩，这些年，您付出了很多，也做出了很多贡献。 余淼杰：每个人的理想和兴趣爱好都不同。对我来说，做好本职，就是对国家、对潮汕的最大贡献。以前国内在国际贸易方面的教育较落后，经济学领域的人才相对缺乏，作为一名归国留学生，我希望以自己在国际经济学方面的专业知识、经验见解去影响国内的学子，尽量做些事，仅此而已。 回国后，我潜心经济学研究，曾主持参与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研究课题，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商务部、财政部、日本住友财团等研究资助。我现已独立在国内外一流匿名评审经济学刊物上（如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ContemporaryEconomicPolicy，CATOJournal，JournalofAsianEconomics，《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发表论文近二十篇，著有专著《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理论模型与计量实证》，《重拯自由贸易》二部，译著二本。2010年，有幸再次获得国内国际贸易研究的最高奖——第十六届全国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优秀著作二等奖（一等奖空缺）。今年，获得了日本三大财团之一的住友财团专门颁发的研究资助，用以研究人民币汇率和中日贸易关系。今年年初，我在研究国际贸易的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展经济学期刊》中，独立发表了一篇研究贸易国民主法制的进步如何影响双边国际贸易发展的论文，刷新了最近10年来国内学者几乎没有人能单独在这个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的记录。我最大的目标是能在国内外知名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更多优秀论文，让世界更好地倾听中国的声音。 总策划：陈文波统筹：苏伟钿 撰文：陈健陈静莹摄影：杜一方版式：姚建平
0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