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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客王晓：不炒房的人生怎么过？

  因为住房，王晓的人生已完全改变。 7年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数学老师；7年后，他已是沉浮楼市多年的资深投资客，身家上千万。 中学和大学同学的QQ群里，他是大家咨询最多的房地产“专业人士”。 上投摩根副总侯明甫说过：两个水平、背景条件相当的人，率先接触房地产投资和证券投资的那个人，财富水平要远超过另一个人。 王晓显然是“那个人”。不过，在经历了过山车般的财富增长游戏之后，他很迷惑：调控之后，楼市是否依然如昨？几年间身家暴涨，他似乎已经不太清楚自己是谁。曾经的梦想和职业规划，发生了断裂。未来的人生，如果没有房子可投，应该怎么度过？ 懵懂“入行” 王晓是从2003年开始购买第一套房子的，当时就是为了自住。但入住半年后发现，房价暴涨。他把房子卖掉大赚了一笔。不留神走上了投资房产的道路。 2004年，王晓朋友所在的公司在深圳关外宝安区开发了一个楼盘，还剩下十几套没有卖出去，领导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把剩余的房子降价促销卖出去。 眼看到了规定的时间，10多套房子还没有卖出去，王晓的朋友找到了他。跟家人商量后，王晓买下了其中6套单身公寓，每套房在45-52平方米之间，均价2000元左右，每套7－9万元。两套全款，四套按揭。“当时没想太多，价格便宜，自己能承受得起，顺便做投资考虑。” 此前，深圳的房价一直平稳地上涨，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水平。关外的房子由于环境、配套设施不完善，交通不便等因素，价格更是低廉。 就在这一年，国内金融学者易宪容呼吁“谨防房地产业要挟中国经济”，房地产投资过热苗头出现；行业经历8·31大限，开始实行土地招拍挂制度，价高者得。 2005年，中国政府开始进行房地产调控，陆续启动了营业税改革、90/70新政等，但收效甚微。而房价、地王、开发商、楼市等等，却开始酝酿发酵。 转眼到了2006年，王晓要结婚了，想在关内南山区买房，看中了一套，大概七八十万。钱不够，就想把投资的房出货。 “过去一问，原来宝安的这片房子已经涨了快一倍，一激动，就把这6套全部卖掉了，赚了50万。不多。” 此时已是2006年底，深圳南山的房子均价在9000元/平方米左右，较之前已经涨了不少。 王晓更加清晰地意识到，房产投资的利润是如此之高。“我在中介那边放了一笔款，大概是20万左右，告诉他们我的选房标准，合适就要。” 买房上瘾 在中介的撮合下，王晓认识了一大批炒房的朋友，这其中有很多炒房大户，动辄出手就是十几套，让他大开眼界。 王晓开始和这些人合作，“我们要是知道哪个楼盘要开盘了，就千方百计地找关系，要房源。一旦把价格谈妥，我们都是整层，或是半栋半栋地拿，以楼梯为界，然后我们再内部分房。” 身为数学教师的王晓，对数字异常敏感。“买房子不但贷款给你，还要给你优惠。我投个5万、10万块钱，就可以把一个70万、80万的房产买下来。”王晓回忆，买下来过不了多久，房价可能就翻倍了，收益率骤然放大了10倍。那时的首付也低。 王晓几乎上瘾了，因为买房卖房这个收益和简便程度太神奇了。做一个公司，无论做得多好，整天操心操肺的，最后下来都是吃力不讨好，挣不了大钱；但投资房产不同，只要对整个房市本身、局部的东西理解透了，操作上没有大的问题，放着胆子收钱，不上瘾也难。理论上讲，如果政府不加干预没啥风险。 数据显示，到2007年5月，深圳市商品房成交均价最高的区为南山区，达到21988元/平方米，这个价格曲线，似乎就是按照王晓预期的那样在走。 王晓深刻地记得这一年的“五一”，同学聚会，本来默默无闻的他，忽然成为了焦点，因为他已经拥有了5套房子，成为毕业几年后身家数百万的富翁；也就在这一年，他辞去了教师的工作，专业炒房。 王晓的妻子，也因此得以达成人生的梦想：开一间咖啡屋。在深圳购物公园的COCO PARK三层，他们租了一个店面，装修别具一格。“基本上就是玩票性质。”王晓说，开店是满足妻子的要求，没想怎么赚钱。2008年的梦魇 好日子总是太短暂。2007年7月，深圳楼市达到顶点后，开始急剧地下滑。 当年9月出台的二套房首付提高政策，对王晓来说是当头一棒。到了11月，他所持有的海印长城的价格已经跌至13000元/平方米以下，国际友邻公寓也在11000元/平方米以下，阳光花园的价格也低于购买时的价格。这三套房子王晓用的都是按揭。另外，在宝安区，王晓还有两套房子，一套全款，一套按揭。 算下来，当时的王晓每月还要垫进去2万多。“那个时候，大家都在传说深圳会崩盘，还有中介卷款潜逃了。”恒大、绿城、龙湖等等这些地产商，也纷纷陷入了危机。 市场的冷酷开始显现。而人情，也没有好多少。昔日的中介朋友不见了，打电话不接，店铺也纷纷撤了；投资客那群人，更是风声鹤唳，自身难保。 岳母是一个保守的老公务员，早就看不惯王晓倒腾房子，虽然妻子没说什么，但他受不了岳母的数落。“那段时间每天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王晓说，银行也变脸了，之前放贷的经理换了人，而每个月的账单，也不会通融一点，他的信用卡一度刷爆，每个月要产生上千元的利息。 那段日子，让王晓觉得后怕。因为对一个几万元“起家”的人来说，他输不起。然而就像所有的瘾一样，染上了就很难戒掉。 2008年底，金融危机救了开发商，也救了王晓。2009年初，中国政府出手4万亿救市，并且启动了拉动内需政策，放宽了几乎所有的购房优惠政策。 “2009年开始，买第一套房子享受最优惠的房贷，首付款两成，还有利率7折优惠。”王晓说，他的房子很快升值，转手。 甚至转手给了朋友。在王晓的亲身示范下，他的一些朋友也加入了炒房行列。在深圳，很多投资客虽然是买多套房，但依然可以做到首付两成，办法有很多，就是异地贷款，或者亲友联名，2009年银行都放开了，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买房的人生如何度过？ 王晓最近两周经常失眠，他上周末刚刚卖掉南山的一套房，现在，他还有2套房在楼下的中介店里挂着，卖不掉，他又不愿意降价。 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担惊受怕了，2007年的这个时候，他也是这么害怕，那一年，也是政策频出的年份。只要是政策多了，他就很害怕，会在最短的时间里出货。但是，只要一看到市道稍有起色，他又一样会以最快的速度跑回来抄底，“没有什么比这个来钱更快了”。 “如果你经历过2005年营业税调控，2006年90/70调控，以及2007年9·27调控之后，你会怎么想？”王晓对记者说，这3次调控最终的结果都是：房价涨得比调控之前更高更快。不过这一次，9·29新政之后，他没敢这么笃定了。 史无前例的严厉政策，以及立竿见影的市场低迷，令深圳的炒楼客再一次受到明显的惊吓，虽然至今尚未有数据显示究竟有多少投资客在抛售房屋，但大量的市场景象表明，它的确在发生。 眼下楼市正处于新政出台之后的混沌期，说它混沌，因为不少人就像王晓一样，仍然对调控的结果抱着幻想，期待着再出现一次越调控越涨的现象。他们在观望之余，对昔日的暴利还是眷恋不已。 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在做完任志强的专访后表示，如果有一天任志强说什么都没有人再关注了，说明房地产市场就正常了。远洋地产总裁李明也曾对记者说，当大家都不再谈论房价，就好了。但现在任志强的微博貌似粉丝还很多。 “做完房子以后就觉得，做别的实业也好，别的投资领域也好，都会提不起精神。”王晓说，真还没认真想过以后干什么。  

  11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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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非技术金融家：从华盛顿到华尔街

  美国媒体曾专门有人撰文就大卫·鲁宾斯坦领带颜色的变化而将之作为新闻来报道，虽然这有点八卦，但由此也可见此公的严谨风格，在任何公开场合，他的形象和杂志照片上极少有差异：睿智、深邃、严谨、平稳、不苟言笑。 创立并管理着全球最大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大卫·鲁宾斯坦却不是做金融出身的，这位27岁就成为卡特总统助理的法律高材生，在造就凯雷的金融成就的过程中，更多的是用政治家的思维逻辑和策略方式。 无论是在1987年开始的五位创始人还是后面成长期的三位核心创始人中，鲁宾斯坦在凯雷投资集团的角色，被誉为“律动的心脏”、“灵魂人物”，其更像是凯雷的策略和架构设计师——除了定策略方向之外，还要负责募资、政府关系、投资关系，并参与交易案决策。 非技术金融家出身的鲁宾斯坦，对于凯雷的价值，不在于如何善用金融技能完成一两单大的交易，其更重要的贡献是：在关键时点上，做出正确的方向判断和决策，而这又屡次将凯雷带入新的阶段。 与华尔街的私募并购基金们通过金融杠杆工具做大相比，凯雷最早的发家，是利用“政治人脉杠杆”的方式撬动经济诉求，他用“华盛顿方式”达成了“华尔街梦想”。 在每一份介绍凯雷发家史的资料中，都会引用“前总统俱乐部”的字眼：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曾任凯雷亚洲顾问委员会主席）、前总统小布什（担任旗下收购公司Caterair的董事）、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曾任凯雷欧洲分公司主席）、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都曾是凯雷的雇员。 鲁宾斯坦引入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乔治·索罗斯。上世纪90年代中期，鲁宾斯坦请索罗斯成为凯雷的合伙人。在索罗斯的号召之下，筹集资金顺利，其LP（limited partner:基金的投资人）包括了美国一些大公司和银行，仅几年时间，凯雷管理的资产就从一亿多美元，增加到130亿美元规模。 而在“9·11”之后，由于政治人物所带来的“双刃剑“风险，凯雷在美国的策略又做了微调。引入以路易斯·郭士纳为首的商界和金融界顶级管理人才，包括美国证交会前主席阿瑟·列威特、联邦通信管理委员会前主席William Kennard、通用电气前副董事长David Calhoun等。 这些专业人士的加入，使得凯雷在管理、战略、并购、技术、规则导引等方面的增值竞争力得到提升。在适时选取合作伙伴上，鲁宾斯坦颇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独具慧眼。 而在对新兴市场的生意嗅觉上，鲁宾斯坦是极为敏感。凯雷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的另类投资基金之一，在这个市场上，凯雷充分体现了其灵活性、学习力和调整速度。 在亚洲，凯雷针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投资策略。在重视“等级和关系”的日本和韩国，凯雷重新启动了自己的总统智囊团。如金秉奏，凯雷在韩国的第一任总裁，父亲是一家顶尖的保险公司的管理者，岳父则是韩国前总理、全球最盈利的钢铁公司之一POSCO的创始人朴泰俊。 在中国，凯雷一开始通过buyout方式，欲购徐工的控股权，遭遇壁垒之后，迅速调整了策略，转向少数股权投资；同时，在同一规模的全球另类投资管理公司中，也是第一家与本土开放合作的。 凯雷的发展史上，也不乏挫折、失败甚至走过悬崖边的时候。但在鲁宾斯坦看来，挫折和失败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但每个人对于挫折和失败却是不同的，而这些不同，又导致最终结局的差异。 在被称为全球PE“四大”（KKR，黑石，TPG，凯雷）中，鲁宾斯坦是较多活跃在媒体和公众面前的谈论宏观话题的领袖，尽管有时候这会“带来一些麻烦”。这种类似政治家的情结，往往让鲁宾斯坦将凯雷自比为投行界的高盛。 但在鲁宾斯坦眼中，凯雷历史曾经雇佣的任何一个明星员工，无论是前总统还是前董事长，都只是员工之一，在他看来，一个组织只靠所谓人脉是远远不够的，人脉只是提供一个基本通道，如果没有足够专业的能力，是很难持久的。 专业的背后，是辛劳的工作。犹太民族的一些优点，勤奋、上进、节俭、自律，在鲁宾斯坦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业内，鲁宾斯坦以“工作狂”著称，以看书为休闲和放松，不打高尔夫，不抽烟喝酒，甚至现在不吃肉——强大的自律背后，是其坚定的抱负和不懈勤力潜行。  

  11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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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二代剩女 求闪婚不得

  倾诉女主角：明月(化名)，29岁，总经理 编者按：最近，大S与富二代闪婚的消息几乎占据了各大娱乐新闻的头条，因为在这则消息中，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流行关键词。而今天的倾诉故事中，关键词居然不比大S的少：富二代、剩女、恨嫁、相亲、闪婚、小三、未婚先孕…… 明月长得很大气：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子、大大的嘴巴，饱满的脸型，说着一口带着北方口音的普通话，整个人看上去特别爽朗。 被刺激，要在30岁前嫁掉 最近我跟所有的朋友宣布，我想结婚了，要在30岁以前把自己嫁掉，让他们帮忙留意合适的人选。我的要求不高：第一，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第二，为人好，朋友们都信得过；第三，有一定的事业和经济基础。至于外表、身高、甚至年龄都不重要，当然，最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是单身的、考虑结婚的。如果以上条件都符合，我甚至可以在见过几次面以后就与他结婚，闪婚也没问题！ 为什么这么想结婚？受刺激了呗。前几天，我突然听说前前男友云(化名)结婚了，娶了一个各方面都不如我的女人：比他大、不漂亮、还离过婚！我搞不懂，他为什么舍我而娶这么个人？想想自己依然没结成婚，真是不甘心。 我出生在北方一个省会城市，爸妈原本在机关做，后来下海经商，很早就积下了不少的财产。在我高考落榜后，父母出钱送我到加拿大去留学了5年。那5年除了会说一口英语以外，就是谈了一场恋爱，对象就是云。 云与我不同，是凭成绩考到加拿大最好的一所大学的，还年年拿奖学金。他家经济条件一般，父母都是上海的普通工人，但他自己很争气。或许我自小就条件优越，没吃过什么苦，也没受过挫折，所以，云身上那种坚韧的东西，强烈地吸引了我。对云，我承认自己是一见钟情。我非常主动地追求他，他有次半是羡慕半是喜欢地说：“我最喜欢的就是你身上那种无所顾忌、敢做敢为的品质。 ”是的，我就是这样的，想要的就去拿，而结果也总能如愿。 隔着电话，我们吵了一架 就这样，我与云成了一对恋人。我的零用钱很多，在经济上，我支持云；而云则在学业和生活上照顾我，就这样我们在国外相互陪伴地度过了留学时光。云比我先毕业一年，他急着回国，想早点回去工作，好照顾父母。 回国以后，云找工作并不顺利。云没工作经验，不得不与大学毕业生们一起去竞争那些比较低的岗位。结果，在奔波了两个月多后终于找到了一个职位、收入都很一般的工作，但公司是世界百强，很有名。为了早日做出业绩，云很拼。原本我们约好每天晚上视频聊天的，可他工作后就没空了，几乎天天加班，即便回到家和我聊，也是呵欠连天的。一次两次，我能体谅，次次如此，我就不高兴了：我重要还是他的客户重要呀？有一次我对他发火，让他别做了，等我回来自己开公司，反正有我父母留下的基础，不用白手起家的。可不知道是我哪句话伤了他的自尊，云第一次朝我发火，说我大小姐脾气，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从不考虑他的感受，他不想做个靠女朋友的男人，那与做倒插门女婿有什么分别？我就赌气地说：“做倒插门女婿怎么啦？进我们家还委屈你了？我告诉你，如果要与我结婚，还就得进我家门，以后孩子跟着我家姓了！ ”云当即挂了电话。 这是我们之间第一次爆发如此激烈的争吵。以前我脾气虽然不够好，但云一直让着我。他应该知道，我是不服输的脾气，很多时候说的只是气话，只要他先让一步，我也会找台阶下的。可这次，他却没主动让步。我气过以后，也有些担心了，于是主动打电话给他。没想到，他不是不接我电话，就是接了以后态度冷淡。这下我也生气了，再不给他主动打电话。那时我想，等我从加拿大回来了，再去找他，好好地与他谈谈。我以为，我们之间四年的感情，是牢不可破的。 见面第一句话，他说要分手 等我从国外回来，第一时间就给云发了短信，告诉他我回来了，想立刻见他。他隔了一会儿才回我短信，说现在他正在开会，不方便过来，约我晚上再见。到了时间，云来了。我发现他比一年前更帅了，气质更加内敛，人也更加挺拔。他坐了下来，却避免看我的眼睛，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明月，我们分手吧。 ”什么？我完全没想到，分开近一年，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分手。 “为什么？ ”我问。他低着头说：“我们之间性格不合适。 ”“性格不合适？我的性格不是一直都这样的？你过去四年怎么不说？当初我们刚开始谈的时候为什么不说？你早干什么去了？！ ”这时他终于抬起头来，对我说：“你看你看，就是这样咄咄逼人的样子。过去我对你一忍再忍，总觉得你还小，长大了或许会好的，可你从没意识到自己脾气有什么不对，总喜欢指责别人，总要别人围着你转。这一年来，我也仔细想过了，我们不太合适，所以，分手对双方都好。”“我不接受！你难道不再爱我了吗？ ”云的头又低了下去：“何必说这些呢？爱情不是婚姻的全部。结婚就是实实在在过日子，感情不能当饭吃。 ”说完，云就走了。 那天，我一个人坐了很久。那是我人生中遭遇的第一场失败，还跌得那么惨。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只是电话中一次小小的争吵，结果却发展成为了分手？后来有朋友跟我分析，多半是云有别人了，所以，所谓性格不合什么的，都是他移情别恋的借口而已。我越想越不甘心，就打电话去求证。我问他，是不是他有别人了，所以把我甩了？开始他矢口否认了。我说我不相信，让他发誓。云不愿意发誓，我就说，果然如此，男人真没一个好东西。他也火了，就说，我说有就有吧，还让我别再打电话给他了。这下我更气了，继续打他电话。他不肯接，我就发短信去骂他，每天都发，想到了就发，有时一天能发近一百个。到最后，云的电话停机了。 与有家室的他彼此吸引 发泄了一通后，我被爸妈接回了家乡。回去后，我病了一场，也终于想通了：爱情不过是浮云，我何必让自己在一棵树上吊死？爸妈问我将来如何打算？我想了想说，要去上海开公司做生意。我要让云后悔！爸妈一向很支持我的决定，当下就给了我一笔资金和几个关键的人脉，还让对公司财务、管理等很熟悉的人跟我一起去了上海。到了上海以后，我紧锣密鼓地找办公地点、跑工商局办注册、跑客户谈生意，短短三个月，公司就办起来了，还谈成了两笔数目不低的生意，让爸妈对我刮目相看。 这两笔生意中，有一笔就是海(化名)给我做的。他是某民企的老总，还不到40岁，可个人资产已经上亿，比起我父母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没见面前，我以为，自己会看到一位头顶“地中海”、腰围“救生圈”、开口乡土音的中年大叔，没想到，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身材挺拔结实、打扮得体大方、头发浓密时尚的男人。与他说话很轻松，完全没大老板的架子，甚至对我不时冒出来的英语也能迅速理解。后来我才知道，他虽然小时候没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一直没放松过学习，前两年更自费读了EMBA，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我们谈了一次就愉快地谈妥了生意，并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后来海告诉我，看到我的第一眼，他就深深被吸引了，因为他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一直向往的青春、活泼、无所顾忌、热情奔放。 因为彼此的吸引，也因为生意上的合作，我们越走越近，终于成为了一对。当然，我很清楚，这样一个事业成功、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男人，不可能没有成家。对此，海也不隐瞒。他说自己在家乡确实有妻子，还有一双儿女。妻子很早就嫁给他了，结婚后就一直在家照顾孩子，他们之间有亲情有感激有习惯有道义，但没有与我在一起的那种激情和冲动。他不能抛弃妻子，但愿意给我除名分以外的所有感情和时间。我能理解他的难处，也接受他的说法。从小在父母身边长大，我知道这个圈子里的许多潜规则，即便是我父亲，外面也有人。对此，母亲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知道，自己被他吸引，但说有多么爱，恐怕也谈不上，与云分手后，我已经不相信爱情了。那么，为什么不享受一段没有负担、不追求结果的感情呢？我也不认为自己是小三，因为我没有结婚的需求，何必要去做那个随时要提防别人来抢丈夫的女人呢？享受感情、活在当下就好了。 五年后，我们之间无果而终 就这样，我与海一起度过了5年。到后来，我也分不清对他到底是什么感情了。我们之间有利益、有亲密、有激情，除了没一张婚约和共同的孩子，我觉得，与夫妻也没太大差别了。当然，他每个月总要离开一个星期，我知道，那时他是回老家看老婆和孩子。其余时间，他一直呆在上海与我在一起。本来，我觉得这样下去也不错，可一次意外打破了表面的平衡。 今年年初，我怀孕了。这是一个意外，但或许心底里，我在期盼着这样的意外。我想要这个孩子，我也不小了，快30岁了，再不生，以后就要成高龄产妇了。我觉得，海应该能理解和接受的。可没想到，海听后的第一反应，居然是让我打掉！我说，我没想过要让他离婚与我结婚，虽然，如果他真这么想，我会很高兴；我只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一个属于爱情的结晶，靠我自己完全养得起孩子，我没想过要他承担太多责任。海却说，养孩子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如果以后孩子问我，爸爸是谁？我怎么回答？这样对孩子是不公平的。 我觉得这都是海的借口，初恋的失败在我心中留下的阴影再次浮现，我开始怀疑海对我的感情。我骂他、气他、甚至打他，我受不了自己再次被男人骗。在一次争执中，孩子自然流产了，而我们的感情也走到了破裂的边缘。 蓦然回首，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快30岁了，可身边却没有一个可以结婚的对象。我想要有一个完整的家，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正常的孩子。结婚宣言发布以后，确实有朋友给我介绍了几个合适人选，我也分别与他们见了面。结果怎么样？唉，一句话，没感觉。本来，我觉得自己已经调整好心态，可以接受没什么感情的婚姻，但真的去相亲了，我发现自己对着那些个或矮胖、或“地中海”、或自我感觉太好的男人，实在是提不起一点兴趣，更别说要与这样的人共度一生了！我真的很郁闷，怎么自己就沦落到这样的田地了呢？  

  11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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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者代际传承困局：华为陷“接班门”

  无论将来华为选择的是子承父业，还是由社会贤才人士来接手，但“接班人”问题已是华为绕不过去的门槛。这也不只是华为一家企业所需要思考的问题 　　华为“接班门”事件，近来颇令大众所乐道，作为一个带有“神奇”色彩的民营企业，华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众人的关注。 　　是子承父业？还是唯贤是举？华为“代际传承”的答案就像是一个谜。     实际上，无论将来华为选择的是子承父业，还是选择由社会贤才人士来接手，眼下必须要面对的是，任正非现年已是66岁，随着年龄的日增，其在任时间也越来越有限，而华为的“接班人”问题，已然是绕不过去的门槛。那么，作为国人骄傲的民营企业，关乎未来盛衰的“节骨眼上”，究竟该实现怎样的转型？这显然不只是华为一家企业所需要思考的问题。 　　绕不过去的门槛 　　就在人们津津乐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向低调寡言的华为掌门人任正非终于开口辟谣了。 　　近日，任正非以华为的股权结构为依据驳斥了“接班门”事件。“华为有近7万的员工持有虚拟的受限股，他们将集体决定公司的命运，怎么会由一个人决定这个事怎么做呢？”按任正非透露的情况，他本人持股不到1.5％，因此，他说：“对于子承父业，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 　　与此同时，任正非还一再强调，“华为从创立那一天起，确立的路线就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华为有近七万的员工持有虚拟的受限股，他们将集体决定公司的命运，怎么会由一个人决定这个事怎么做呢？” 　　说到此，华为的股份结构则不得不提，据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12月31日，华为控股的股东包括深圳市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和任正非，前者的持股比例为 98.58%， 任 正 非 持 股1.42%。华为员工中持股人数为61457人，全部由公司员工构成，约占9.5万名华为员工总数的64.7%。 　　其实，关于任正非接班人的猜测，早在2009年末就开始愈演愈烈。任正非既是华为的创始人、CEO，也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一个标杆。华为这家今年销售额高达上千亿元、净利润也超过180亿元的中国通信企业龙头，谁来接班，自然备受外界瞩目。 　　然而，应该看到的是，无论是子承父业还是唯贤是举，华为已经到了必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任正非现年已是66岁，随着年龄的日增，其在任时间有限，接班人的问题恐怕已经是华为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 　　对此，业界也给予了理性的看待，创业企业家接班是一个无需避讳的问题，更加无关道德判断，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崛起的民营企业家普遍面临的一个必经之槛。 　　“华为们”的共同难题 　　面临“接班人”的并非只是华为一家企业。据公开资料统计显示，未来5至10年，我国将有300万家民营企业面临接班换代的问题。 　　很显然，中国民营企业在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后，第一代企业家经过多年的艰辛创业，已集体临近退出商业舞台，许多企业正进入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而如何将手中的接力棒交给下一代，以保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这些企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有调查显示，90%的家族创始人都希望由自己的子女来接班，在他们眼里，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交给“外人”。 　　重庆力帆集团的董事长尹明善就曾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他表示：“我知道，如果我把班交给家族成员，我们的企业就会慢慢死掉；而如果我急急忙忙地交给职业经理人，我们企业就会快快死掉。在慢慢死掉和快快死掉之间，我选择慢慢死掉。” 　　尤其是前期发生的“国美事件”，更让民营企业家们担心此类事件会在自己身上再度上演，由此在选择传承人方面，更为谨慎。 　　实际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家族企业一般都倾向于让家族内部的人接班，这是家族企业在接班人问题上的第一选择。以美国著名的福特公司为例，在接班人问题上，福特家族的人选永远都是第一位考虑的，如果从家族中无法选取接班人，才考虑从外部或者职业经理人中选择，但为了保证家族的传承，即使选择了外部人士，在董事会的表决权上，福特公司依旧拥有高达49％的表决权，而其持有的股份却只有不到8％。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家族企业而言，无论是家族内部的人接班，还是外部职业经理人掌舵，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并不受影响。 　　其实，在许多人看来，聘请职业经理人是民营企业未来发展的一种不错的选择。结合国外一些成功的案例来看，麦当劳公司从不走“子承父业”的路线。在其第四任CEO因管理不善严重亏损的关键时刻，麦当劳立刻聘任了他的第五任CEO。第五任CEO坎塔卢波任职一年就扭转了麦当劳的失控局面，2004年第一财季营收同比增长56%，连董事会都认为这是一个奇迹。然而2004年4月19日，坎塔卢波却突发心脏病死亡。就在坎塔卢波死亡6个小时后，董事会便指定一个曾在麦当劳打扫过厕所的43岁的澳洲人为首席执行官。可见，该公司的用人制度是多么地唯才是用。 　　尽管成功的例子数不胜数，但全世界的中小型企业主都更放心将家业传给后代。其中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当前，职业经理人市场制度不完备，职业经理人在职业操守方面仍然存在许多瑕疵，因此，民营企业家们对企业经营权力的外放非常谨慎。 　　然而，选“亲”不选“贤”的做法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一些子女并无心思去做接班人；另一方面，子女作为接班人的能力令人担忧。企业家们担忧民企二代成为“贾宝玉”，让自己亲手创立的基业像大观园那样衰落，最后弄得支离破碎，以及在制度方面，家族企业往往是最脆弱的，亲人朋友破坏企业制度的行为屡见不鲜，一些功臣老将也居功自傲，制度对于这些人来说，很难约束等等。 　　据美国一所家族企业学院的研究表明，约有70%的家族企业未能传到下一代，88%未能传到第三代，只有3%的家族企业在第四代及以后还在经营。　  由制度去选择“接班人” 　　也许大家对轰动一时的关于万科接班人的讨论还未淡忘。 　　最终，王石的接班人是他的集团总经理郁亮，而非自己的子女。据了解，王石共有姐妹8个，但万科无一个王石的血亲。有报道称，牛根生曾专门请王石去内蒙古请教接班人的问题，王石却对老牛说，“我不培养接班人，我只建立制度、培育团队。这个团队中谁来当班长应该由制度去选择。” 　　王石认为，企业的传承是靠文化不是靠血缘，第一代老板的机遇来自于五湖四海，时值第二代，已经是全球化、国际化的选择平台。在王石看来，中国企业能不能长大，中国的民营企业能不能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职业经理人的道德水平。中国人充满了企业家的冒险、创新意识，因此，不需要担心缺少企业家，中国要担心的是缺乏具有足够良好职业道德和职业行为的职业经理人。 　　王石的选择得到了业界大多数人的认可，而与其有着同样选择的还有联想集团。据业内人士分析，柳传志的接班人早就不局限在杨元庆和郭为二人，联想通过机制的建立，已经储备了一批后备军。 　　在柳传志看来，要把联想做成一个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家族的存在会妨碍有能力人的发展，会任人唯亲。他要通过股权激励和文化传承的方式来产生企业的真正主人，让联想的文化观念和管理基础能够承接下去。 　　此类例子举不胜举，如美的集团。美的集团董事长何享健曾经花了8年时间都在思考接班人的问题。虽然他也曾一度在美的“体外”精心培养儿子何剑锋作为企业的接班人，但最终何享健还是把企业的权杖给了职业经理人方洪波。何享健之所以这么做，缘于美的长期建设的企业所有权、经营权、监督权三权分立的公司化治理日渐成熟，形成了职业化管理的基本模式，最终促成了何享健大胆放权。 　　上市或是保稳的最佳方式 　　尽管华为一再声明否认华为“接班人”的传闻，但业内认为华为的“接班人”问题和任正非退休之后公司治理结构是华为迟早要面对的问题。而如何建立完善的制度和改变公司的治理结构，业内人士认为，对华为而言，或许上市是最好的选择。 　　网上有这样一段话：“尹明善最近就像消失了一样”。他的朋友说：“以前给老尹打电话或发短信，他总是能回。可现在，短信过去如石沉大海。”对于尹明善的突然“消失”，有知情人士透露，实际上“尹大叔”正在为力帆上市而全身心的投入精力呢。 　　其实，力帆完成整体上市，是年已72岁的尹明善最大的心愿。而另外更重要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他希望通过将公司的公众化，彻底解决力帆家族式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 　　尹明善曾公开表示过：“我坚持家族式企业，上市会对家族化的管理有一些约束，上市是为了融资来补汽车的资金链，那只是一个方面的考虑。上市可以实现的是制度化和国际化的跃进，这方面的意义没有人意识到。如果单是资金的问题，我没有必要一定上市。” 　　对此，业内人士也指出，走入资本市场，向外界公开自己的管理机构，利用资本市场在企业管理和公司治理方面的优势，是一些民营企业最好的选择。 　　这种做法在国外也受到了许多家族企业的青睐。有业内专家表示，国外有很多家百年的老家族企业，但在百年之后，他们还是选择进入资本市场，开始利用资本市场环境下的现代企业制度管理企业，保证企业的决策正确和稳定发展。 　　而对于华为来说，在业内人士看来，上市将是华为的最佳选择。至于最终华为会选择何种方式来应对这一标杆民营企业所面对的“代际传承”问题，只有拭目以待了。  

  11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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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富豪榜背后的中国低碳经济版图

  　  从一份胡润低碳富豪榜中，可以看到低碳经济版图形成过程中的一些端倪：新榜单中有17位新富豪进入到了排名，说明低碳领域天地广阔，商机颇多，预示着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进入低碳行业；从行业看，太阳能是低碳行业发展比较具有规模性的领域；从地域看，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走在全国的前列。 　　继2009年胡润首次公布了低碳领域的富豪榜之后，今年10月27日胡润再次公布新的排序。在新的排序中，低碳首富的位置依旧留给了“废纸女王”张茵。张茵家族以财富350亿元连续两年蝉联“低碳首富”，“低碳黑马”林秀成、林志强父子以财富140亿元排名第二，吴建龙以财富90亿元排名第三。 纵览今年的排名，上榜富豪企业涉及31家，总财富高达1631亿，平均财富达53亿。今年的新榜单中有17位新富豪进入到了排名，说明低碳领域天地广阔，商机颇多，预示着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进入低碳行业。 　　从行业上来看，低碳榜上的富豪们经营领域广泛，涉及太阳能、蓄电池、垃圾发电、污水处理等等，而经营太阳能的企业依旧是低碳富豪榜上最多的，共有11家。 　　从这些上榜企业的地理位置来看，以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为主，都是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如果把香港也纳入其中的话，这一地区的上榜企业多达11家，约占三分之一。此外，浙江和江苏地区上榜企业也多达10家，也占去了三分之一。这说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走在全国的前列。 　　低碳富豪榜最核心的概念就是“低碳”二字，作为近两年最热议的话题，“低碳”成了经济发展的宠儿，各行各业都在谈。环保人士谈低碳，看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政府官员谈低碳，看的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企业老板谈低碳，看的是经济效益和社会发展的有机结合。如今的胡润低碳富豪榜，从中看到的也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财富者排名。 　　“与时俱进”的概念产物 　　《胡润低碳富豪榜》作为胡润富豪榜的一个子榜，说明“低碳”成为了近两年来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对于中国而言，当前正面临着强大的节能减排压力和环境保护需求，胡润低碳榜的发布，或许对很多企业发展而言是种鼓励。目前低碳经济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重视，全球都在关注碳排放造成的气候变化问题。 　　对于设立胡润低碳富豪榜一事，这位因发布百富榜而闻名的英国人表示，关注低碳经济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比如在低碳榜上分列状元和探花位置的张茵家族和施正荣，都曾是中国首富。就像2003年丁磊成为首富时推出了IT富豪榜，2004年黄光裕成为首富时推出零售富豪榜，2006年张茵登顶百富榜时推出了女富豪榜，今年的低碳经济是百富榜中最大的亮点。 　　胡润在去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坦然地说，“我非常看好中国的低碳经济。”他表示，目前低碳经济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重视，中国在低碳经济的发展上大有潜力，完全有可能达到世界领先。他还说，“如果做得足够聪明，低碳行业的中国企业可以发展成为全球化的一流企业。” 　　关于“低碳富豪榜”的来历还有个小故事。据胡润介绍，因看到众多的中国企业家从事着“绿色”创意投资和经营，而且以废纸回收、太阳能较多，因此引发了评选“绿色富豪榜”的构想。后来，胡润在做客湖南卫视《零点风云》节目时透露，其发布的“低碳富豪榜”原名叫“绿色富豪榜”，当时同样做客该节目的地产大亨黄怒波建议将“绿色”改为“低碳”，因为后者涵盖的范围更广。胡润也是非常同意这个看法，称“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这样才有了胡润的低碳富豪榜。 　　比的不只是财富 　　“低碳”相比“绿色”概念涵盖的范围更广，可以渗透到人们生活和工作的许多方面，它代表了为了人们生活的一个方向，也是未来发展中必须具备的价值观。专家表示，低碳行业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胡润也认为，低碳行业的财富创造速度将会越来越快。并会因此成为投资者的新宠。 　　胡润低碳富豪榜的排序重要的并不只是财富方面的简单比较，那只是用来衡量企业家实力的一个标准，而是说通过这样一个榜单可以引起更多企业家对低碳理念的重视，同时低碳领域的商机也可以成为企业家发展的新标的。 　　连续两年蝉联第一名宝座的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以废纸回收闻名。她的玖龙纸业作为亚洲最大的包装纸生产商，以废纸为主要原材料生产高档包装用纸，可以说对环保和碳减排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资料显示，1吨废纸可生产约0.8吨成品纸，可节约3至4立方米的木材。在生产能耗方面，可节省约1.2吨标准煤，600度电，100多吨水，还可以减少废物的排放。 　　从张茵例子可以看出，低碳概念在经济发展中把商机、发展、环保等多个要素较好地结合在一起的。对低碳概念的重视，抓住的不仅仅是商机，还有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责任感。 　　胡润说，发展低碳经济不但是一种未来的趋势，也是一种社会责任的表现。由于政府对发展低碳经济的支持，大型国企和一部分由国家控股的企业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力量。目前许多企业已经有了相关的规划，他们以更加环保的产品来作为吸引消费者的一种竞争优势。而为了解决发展过程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政府还需要制订相应的规章制度来加以规范。 　　作为低碳经济的领航者，黄埔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也表示，低碳经济的发展首先要需要大力地宣传，让大家意识到什么叫低碳生活和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其次，就是靠行动，每个人有责任和义务为低碳经济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每个企业家都不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理由造成环境的过度污染和破坏。 　　对更多成功企业家的肯定 　　胡润低碳富豪榜上涉及的行业有三分之一是跟太阳能相关，这一点让国内的太阳能企业的成就格外耀眼，比很多国外相关领域的企业发展得还要好。这些企业老板晋升到胡润的富豪榜中后，得到的不单只是荣誉，还有对其“成功”的肯定。 　　低碳行业是新兴领域，胡润发布低碳富豪榜，折射出了更多成功的企业家。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进入低碳行业，17位新人进入今年“胡润低碳富豪榜”，平均财富较去年增长33%。 　　作为今年股市创业板的首富，吴建龙就在低碳富豪榜上排名第三。他的企业向日葵光伏掌握了光伏电池片生产的全部关键技术，2010年8月登陆创业板，市值高达130亿元。 　　同样地，榜上排名第十的仇华娟、林海峰母子，他们的企业东方日升(300118,股吧)于9月成功登陆创业板，今年上半年销售近10亿。 　　榜单上颇具特色的企业家很多，比如陈光标，他作为中国慈善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创办的黄埔投资所涉及的行业主要从事废旧轮胎的回收再生产，目前是中国最大的轮胎回收商。 　　林秀成，三安光电(600703,)掌门人，在钢铁贸易领域赚得第一桶金。2001年，三明钢铁厂和林秀成共同注资成立三安集团有限公司。2004年总部迁至厦门，以发展光电和LED为主业。三安光电2007年借壳上市，2009年股价涨了10倍，在光电领域颇有成就。 　　王传卫，风电领域的新秀，他从2005年6月开始酝酿风电项。2010年，明阳风电风机产值或将达到100亿。如今，明阳风电的棋盘已经向国际延展，它正着手研究在美国达拉斯州收购当地企业，建设美国基地，并于2010年10月1日在纽交所成功上市。  

  11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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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富豪榜背后的中国低碳经济版图

  　  从一份胡润低碳富豪榜中，可以看到低碳经济版图形成过程中的一些端倪：新榜单中有17位新富豪进入到了排名，说明低碳领域天地广阔，商机颇多，预示着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进入低碳行业；从行业看，太阳能是低碳行业发展比较具有规模性的领域；从地域看，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走在全国的前列。 　　继2009年胡润首次公布了低碳领域的富豪榜之后，今年10月27日胡润再次公布新的排序。在新的排序中，低碳首富的位置依旧留给了“废纸女王”张茵。张茵家族以财富350亿元连续两年蝉联“低碳首富”，“低碳黑马”林秀成、林志强父子以财富140亿元排名第二，吴建龙以财富90亿元排名第三。 纵览今年的排名，上榜富豪企业涉及31家，总财富高达1631亿，平均财富达53亿。今年的新榜单中有17位新富豪进入到了排名，说明低碳领域天地广阔，商机颇多，预示着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进入低碳行业。 　　从行业上来看，低碳榜上的富豪们经营领域广泛，涉及太阳能、蓄电池、垃圾发电、污水处理等等，而经营太阳能的企业依旧是低碳富豪榜上最多的，共有11家。 　　从这些上榜企业的地理位置来看，以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为主，都是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如果把香港也纳入其中的话，这一地区的上榜企业多达11家，约占三分之一。此外，浙江和江苏地区上榜企业也多达10家，也占去了三分之一。这说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走在全国的前列。 　　低碳富豪榜最核心的概念就是“低碳”二字，作为近两年最热议的话题，“低碳”成了经济发展的宠儿，各行各业都在谈。环保人士谈低碳，看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政府官员谈低碳，看的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企业老板谈低碳，看的是经济效益和社会发展的有机结合。如今的胡润低碳富豪榜，从中看到的也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财富者排名。 　　“与时俱进”的概念产物 　　《胡润低碳富豪榜》作为胡润富豪榜的一个子榜，说明“低碳”成为了近两年来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对于中国而言，当前正面临着强大的节能减排压力和环境保护需求，胡润低碳榜的发布，或许对很多企业发展而言是种鼓励。目前低碳经济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重视，全球都在关注碳排放造成的气候变化问题。 　　对于设立胡润低碳富豪榜一事，这位因发布百富榜而闻名的英国人表示，关注低碳经济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比如在低碳榜上分列状元和探花位置的张茵家族和施正荣，都曾是中国首富。就像2003年丁磊成为首富时推出了IT富豪榜，2004年黄光裕成为首富时推出零售富豪榜，2006年张茵登顶百富榜时推出了女富豪榜，今年的低碳经济是百富榜中最大的亮点。 　　胡润在去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坦然地说，“我非常看好中国的低碳经济。”他表示，目前低碳经济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重视，中国在低碳经济的发展上大有潜力，完全有可能达到世界领先。他还说，“如果做得足够聪明，低碳行业的中国企业可以发展成为全球化的一流企业。” 　　关于“低碳富豪榜”的来历还有个小故事。据胡润介绍，因看到众多的中国企业家从事着“绿色”创意投资和经营，而且以废纸回收、太阳能较多，因此引发了评选“绿色富豪榜”的构想。后来，胡润在做客湖南卫视《零点风云》节目时透露，其发布的“低碳富豪榜”原名叫“绿色富豪榜”，当时同样做客该节目的地产大亨黄怒波建议将“绿色”改为“低碳”，因为后者涵盖的范围更广。胡润也是非常同意这个看法，称“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这样才有了胡润的低碳富豪榜。 　　比的不只是财富 　　“低碳”相比“绿色”概念涵盖的范围更广，可以渗透到人们生活和工作的许多方面，它代表了为了人们生活的一个方向，也是未来发展中必须具备的价值观。专家表示，低碳行业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胡润也认为，低碳行业的财富创造速度将会越来越快。并会因此成为投资者的新宠。 　　胡润低碳富豪榜的排序重要的并不只是财富方面的简单比较，那只是用来衡量企业家实力的一个标准，而是说通过这样一个榜单可以引起更多企业家对低碳理念的重视，同时低碳领域的商机也可以成为企业家发展的新标的。 　　连续两年蝉联第一名宝座的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以废纸回收闻名。她的玖龙纸业作为亚洲最大的包装纸生产商，以废纸为主要原材料生产高档包装用纸，可以说对环保和碳减排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资料显示，1吨废纸可生产约0.8吨成品纸，可节约3至4立方米的木材。在生产能耗方面，可节省约1.2吨标准煤，600度电，100多吨水，还可以减少废物的排放。 　　从张茵例子可以看出，低碳概念在经济发展中把商机、发展、环保等多个要素较好地结合在一起的。对低碳概念的重视，抓住的不仅仅是商机，还有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责任感。 　　胡润说，发展低碳经济不但是一种未来的趋势，也是一种社会责任的表现。由于政府对发展低碳经济的支持，大型国企和一部分由国家控股的企业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力量。目前许多企业已经有了相关的规划，他们以更加环保的产品来作为吸引消费者的一种竞争优势。而为了解决发展过程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政府还需要制订相应的规章制度来加以规范。 　　作为低碳经济的领航者，黄埔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也表示，低碳经济的发展首先要需要大力地宣传，让大家意识到什么叫低碳生活和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其次，就是靠行动，每个人有责任和义务为低碳经济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每个企业家都不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理由造成环境的过度污染和破坏。 　　对更多成功企业家的肯定 　　胡润低碳富豪榜上涉及的行业有三分之一是跟太阳能相关，这一点让国内的太阳能企业的成就格外耀眼，比很多国外相关领域的企业发展得还要好。这些企业老板晋升到胡润的富豪榜中后，得到的不单只是荣誉，还有对其“成功”的肯定。 　　低碳行业是新兴领域，胡润发布低碳富豪榜，折射出了更多成功的企业家。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进入低碳行业，17位新人进入今年“胡润低碳富豪榜”，平均财富较去年增长33%。 　　作为今年股市创业板的首富，吴建龙就在低碳富豪榜上排名第三。他的企业向日葵光伏掌握了光伏电池片生产的全部关键技术，2010年8月登陆创业板，市值高达130亿元。 　　同样地，榜上排名第十的仇华娟、林海峰母子，他们的企业东方日升(300118,股吧)于9月成功登陆创业板，今年上半年销售近10亿。 　　榜单上颇具特色的企业家很多，比如陈光标，他作为中国慈善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创办的黄埔投资所涉及的行业主要从事废旧轮胎的回收再生产，目前是中国最大的轮胎回收商。 　　林秀成，三安光电(600703,)掌门人，在钢铁贸易领域赚得第一桶金。2001年，三明钢铁厂和林秀成共同注资成立三安集团有限公司。2004年总部迁至厦门，以发展光电和LED为主业。三安光电2007年借壳上市，2009年股价涨了10倍，在光电领域颇有成就。 　　王传卫，风电领域的新秀，他从2005年6月开始酝酿风电项。2010年，明阳风电风机产值或将达到100亿。如今，明阳风电的棋盘已经向国际延展，它正着手研究在美国达拉斯州收购当地企业，建设美国基地，并于2010年10月1日在纽交所成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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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洁：走进人群的研发

  　  每一类快销品都有一个共同的难题:如何让消费者对自己保有极高的忠诚度,而答案几乎是统一的: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作为全球最大的快销企业,宝洁在这项行业必修课上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把画面定格在6分25秒,她的瞳孔放大了,看一下她的视线最开始落在了哪里。包装上什么位置的说明最吸引她。还有,再看一下她的其他面部表情,这种状态一共维持了多长时间？”      这段话并非出自FBI侦讯实录,也不是最新一集《碟中谍》的拍摄现场,而是宝洁的研发人员正在看一段消费者调研录像。 　　“今天上午,我们刚刚在研发中心的模拟超市做了一场关于洗衣粉购买的消费者调查。”a,告诉《商务周刊》,“我们打算为一种洗衣粉换包装,上午将这些新包装的洗衣粉放在了这间与社区超市1∶1做成的实验室的货架上,让消费者自然的在这里‘购物’,然后通过微型摄像头观察她们的反应,看什么地方最能吸引她们的注意,我们又要在什么地方进行改进。” 　　仔细观察整齐的货架,可以看出集中摆放洗衣粉的位置,其第二排中间的部分出现了凹陷,证明放在那里的洗衣粉被拿走了。“这是我们多次试验证明出的新品最佳摆放位置。”相颍超解释说,“这次消费者选择的是大包装,也可以为我们以后重点推出大包装还是小包装提供基础数据。至于她们是如何看待我们的新产品说明的,还要通过进一步分析录像后得出结论。” 　　大量的现场记录数据以及后续研究工作都来源于一段不到10分钟的购物片段。随行参观人员不禁问道:“如此‘武装到牙齿’的研究,是不是有些劳师动众？” 　　“这些只是在模拟我们了解抓住消费者的第一个‘真理时间’,如何让他们在超市选择买宝洁的产品;还有第二个更重要的‘真理时间’,让他们对宝洁产品形成忠诚度,为此我们准备了更多的实验室,请跟我往后走。”相颍超说。 　　重金换细节 　　从“超市”出来不到10步,就可以走进第二间实验室。但市场上的真实距离,却几乎将宝洁一脚踏空、跌入壕沟,那次危机出现在10年前。 　　2000年的6月7日早上6点,时任宝洁执行副总裁的雷富礼翻开公司财务报表。在离整个1999—2000财年结束只有23天的时候,他可以肯定的是,业绩增长目标无论如何也完不成了。他们必须在第二天发布调低赢利目标的预告。在此之前的3月,宝洁刚刚这样做过。几天之后,也就是雷富礼宣布出任宝洁全球CEO的当天,公司股票低开3美元。到这个月底,宝洁迎来了真正的黑暗——公司股票6个月内下跌52%,市值损失超过500亿美元。 　　“消费者就是我们的老板,我们必须日复一日的在两个真理时间与他们共赢。”在刚刚成为CEO的头几个月里,雷富礼就提出了“开放式创新”,并在一次次员工大会上重申消费者的重要性（参见《商务周刊》2009年第20期文章《宝洁:外部联发和无界协作》）。 　　他所说的第一个真理时间是在货架旁,也就是消费者决定购买宝洁还是竞争对手品牌的时候。“如果我们在第一个真理时间获胜,就有在第二个真理时间获得胜利的可能。”雷富礼在其参与撰写的《游戏颠覆者》一书中写到。 　　“第二个真理时间是指购买了我们产品的消费者正在使用的时候,他们要检验宝洁是否兑现了品牌的承诺。”相颍超一边向记者解释,一边将参观者带进了“家庭实验室”。 　　这是一条长约5米的走廊,右手边连续3间实验室被装潢成了高端、中端和普通人家的盥洗室风格,左手边则是3种不同标准的起居室。整个消费者体验中心以及支持消费者调查的临床设备,占据了今年刚刚建成的宝洁北京研发中心大半层的空间,而这个四层楼高的研发中心总造价为8000万美元。 　　走廊右手第一间实验室是普通人家盥洗室,正在进行消费者洗衣测试。盥洗室里有半面墙的镜子,两个水槽,一个普通的洗脸盆就放在水槽下,以备有手洗衣物时使用。另一边并排放着两台洗衣机,一台是滚筒式的,另一台是老式的双缸洗衣机。一位中年妇女正在把衣物放进双缸洗衣机。 　　“这些衣服都是这位阿姨从自己家里带来的,我们在旁边观察她洗衣服的动作和习惯。”相颍超向记者解释道,“比如现在我们会记录下来,她正在把脏衣服分类,并且是在按颜色进行分类。当然,也有的消费者习惯于按质地分类。” 　　消费者的每一个动作都会被记录下来,并在其后附上简单的说明。在洗衣试验中,经常观测的一项是消费者会不会闻洗衣粉的味道,尔后还要注明,他们是在打开包装袋时闻,还是在洗衣的过程中掀开洗衣机盖闻。 　　一旁的研究人员还要随机问一些开放性的问题,“您在家里用的就是这个品牌的洗衣粉,觉得有什么问题？” 　　他多半会得到诸如“没什么问题”一类的答案,但其实并非没有问题。记者眼前的这位消费者,在回答完“没有问题”后,习惯性的打开洗衣机盖,用手在洗衣缸里面搅和。“这个动作其实非常重要,在我们看来,这是洗衣粉溶解不够快的问题,但对于消费者而言,他们可能完全是无意识的。”相颍超说,“如果不模拟成日常生活的场景,只是让消费者坐在大班椅上机械地回答我们的问题,很难问得出有用的信息。” 　　雷富礼在其书中对此早有论述:“不仅要弄清消费者已经说出来的东西,还要理解他们没有说出来和不愿意说出来的东西。没有说出来的需要有助于发现目标消费者的真实意图。” 　　一项关于宝洁旗下品牌年销量的调查显示,目前宝洁所有的10亿美元级品牌,几乎都是从一种突破性的创新产品开始,即直接针对一种尚未得到满足的顾客需求,因此刺激了新的消费,比如“帮宝适”纸尿裤、“海飞丝”去屑洗发水等——对于消费者这一“搅和”动作的发现,或许在未来也能催生出某项了不起的收获。 　　盥洗室对面布置温馨的起居室里,同样坐着正在接受调查的消费者,她们正在做的是关于面霜的实验。相颍超告诉记者,接受实验的消费者首先做皮肤测试,做测试的一组专业仪器就在“家庭实验室”后面,但是要隔着玻璃墙观看,这是因为仪器过于贵重。 　　在消费者体验中心的对面,占据着一层的另一角,是口腔测试中心,在这里获得的消费者口腔检测数据,被用以支持宝洁针对中国牙膏市场的后续研发。 　　“为了得到最有效的数据信息,这几张牙科专用椅和医院里的一模一样。”测试中心的工作人员感慨的拍了拍一张座椅的真皮扶手,告诉《商务周刊》,“这一张专用椅相当于一辆宝马5系轿车的价钱。”   “乔安妮”会怎么想？ 　　这些重金打造的实验室,每一天都在模拟重复着一个个中国家庭的生活片段,宝洁正是在透过这些浓缩的消费者行为,试图了解其研发、生产与销售的本源——消费者的现实生活。宝洁技术有限公司口腔护理研发总监周宁告诉《商务周刊》,事实上,“我们只有小部分的消费者调查是在消费者体验中心做的,更多的则是走进消费者家里。这种方法会使他们更放松,按照生活习惯做事”。     作为世界上第一家建立市场研究部门的企业,宝洁立业之初就将消费者的位置置于高处,但在方式方法上的错误,也酿成过失败的悲剧。 　　2000年之前,宝洁在拉丁美洲市场更倾向于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A层）招聘员工,对于本地消费者的研究也大多集中在A层,但当时这些国家的主流消费者尤其是消费金额增长最快的群体是“C层”家庭。以墨西哥为例,人口中有60%的人都处在宝洁并不怎么成功的中间市场,这使得其“碧浪加强”洗衣粉主打的“用量只需过去一半”广告语不仅没有被市场接受,反而受到了质疑。 　　“宝洁在几年前意识到,自己虽然与许多人交谈,其实并没有真正倾听这些人的心声。”雷富礼在其书中写道,消费者在宝洁的创新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在本质上是被动的,也就是他们只是在反复的试验中对各种刺激做出反应,为宝洁提供“定量研究数据”,即可以进行处理的数字,而不是作为创新的来源,扮演赋予宝洁以创新灵感的合作伙伴。 　　在此之后的消费者调研中,宝洁团队内部总会经常自省:“你的目标消费者是谁？”2000年之后,宝洁曾组建过一个团队,负责把治疗胃灼热药Prilosec作为非处方药推向市场。这个团队一开始就做了一个真人大小的纸板人,代表最重要的目标消费者,并给它取名“乔安妮”,让它坐在会议室的一张椅子上。一旦会议争论不休,人们就会转身问“乔安妮会怎么想”,好让自己回到那些能给乔安妮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创新上,而不是只关注那些对宝洁来说最重要的东西——产品或者技术。 　　为了能够认识会议室外成千上万个“乔安妮”,宝洁发起了“消费者亲近计划”,并把传统的市场研究部门改造成了一个了解消费者的机构,摒弃以往的“焦点小组研究法”,转而采用沉浸度更深的方法。数据显示,2002—2007年,宝洁一共投入超过10亿美元进行消费者研究,每年接触到的消费者超过400万人,每年在店内和入户沉浸式研究上的花费,比2000年增长了4倍。 　　这其中非常著名的项目就是“在生活中体验”,即让员工住在消费者家里,与他们同吃住,陪他们去购物。另一个项目则是“在工作中体验”,给每个员工在一个小商店站柜台的机会,让他们了解消费者的购物心态。 　　“花一些时间和消费者待在一起,弄清楚他们为什么买和不买宝洁的产品,结果总是能让我们眼界大开。”雷富礼自己每个月都会抽出时间,去探访一次门店或者拜访消费者,他认为“每次我都受益匪浅”。 　　现在担任北京宝洁技术有限公司研发总裁的朱健文在宝洁工作了20年,至今她还记得自己加入宝洁时的情形。1990年她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入了宝洁的研发部门,此后3年一直在做洗发水的研发工作。朱健文第一次去消费者家里做家访纯属一个“突发事件”。“我当时正在实验室里做飘柔二合一洗发水的工艺和配方研究,实验做到一半,主管就要带着我到消费者家里去做调研。”现在谈起十余年前第一次和消费者的近距离接触,朱健文仍旧记忆犹新:“我是理工科学生,在学校里从来没学过怎么和消费者打交道,但宝洁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参与消费者调研工作,还给我们专门培训,学习见到消费者如何打开僵局和他们聊天。” 　　不过第一次家访时的紧张还是让朱健文“惹恼”了消费者。“和别人聊天确实是一门学问,我没有问答案是‘是与不是’的问题,而是问了很多‘为什么’。消费者被我问烦了,大声回问我‘你们怎么老问我一堆为什么’？” 　　正如雷富礼所说,每一次家访都会给宝洁员工带来收获。经过几次经验的积累,朱健文发现,观察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不一定要总问他们“为什么”,还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比如观察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从而找到消费者需要的东西。     重装上阵的研发部 　　进入宝洁的前三年里,朱健文一边在实验室里研究工艺和配方改良,一边在对消费者的探访中增进自己的经验,她以为自己将一辈子从事这样的工作。直到一纸任书下来,她被安排到了研发部门的消费者研发小组。    “那时还不像现在这样有网络,我是真不清楚宝洁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让我一个学化学的人去做消费者研发。”朱健文告诉记者,“但是到了消费者研发小组以后,我才渐渐明白,研究清楚消费者才是我做研发的根本出发点。” 　　1990年代后期宝洁的一次内部调查显示,公司投入了15亿美元研发资金,研发出了约2.7万项专利,但其中只有10%最终用于企业的产品上,其他90%的专利统统被束之高阁了。 　　2000年雷富礼担任宝洁全球CEO之后,其一大举措就是为宝洁的研发部门配备了与外界接触的强大引擎——联系与发展（C+D,简称联发）部门,它除了为那些未被宝洁采用的专利找到合理的买家,也使得宝洁在自身拥有8000多名科研人员的同时,还可以通过联发机制,策动全球200万人协助其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最佳配方。 　　宝洁需要为这股强劲的科技力量找到足够其施展的商业出口。“我们就是把商业和科技结合起来的桥梁,了解研发部门目前掌握哪些尖端的技术,再把消费者的需求和研发部的技术相结合。”周宁告诉记者,“每一次与消费者的交谈都会获得启发,我把这些心得告诉科研组的王晓利组长,她的办公室座位就在我旁边,沟通起来非常方便。另外,如果是一些特别有意义的消费者调研项目,我还会让她和我一起参与。” 　　现在在宝洁,由消费者研发小组和科技研发小组所组成的研发部门,因为与消费者的广泛接触,其在新产品由设计到上市的整个流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大约8年前,周宁在对消费者进行家访时发现了一个现象。“一天清晨,我们敲响一户人家的大门,观察他们的晨间生活。我发现这家男主人漱口后吐出的泡沫里有一些红血丝,应该是牙龈发炎了,这是很多中国人都有的口腔问题。这名消费者虽然看见了但是并没在意,这也和其他发现这一现象的中国人相同。” 　　“在中国看牙医的情况还不普遍,我们决定立项,在中国设计出一款专业的口腔健康护理牙膏。”周宁说,这就是目前刚刚上市不久的佳洁士全优七效牙膏。 　　立项之后,除了继续家访以收集更多的消费者信息,消费者研发小组还借助了北京研发中心的口腔测试仪器。周宁告诉记者:“一些口腔卫生做得不太好的人,我们会在早上他们刚刚起床时把他们叫过来,在口气仪上做测试,看看他们口腔中硫化氢的比例究竟有多高,这些将作为我们研究的原始数据,并和后期试用牙膏成品时的数据作对比。” 　　此外,为了追求“专业”,消费者研发小组还和牙医结成了“联发”。周宁说:“我们会经常拜会专业的牙医,我们和牙医共同做测试,最后总结出中国人最常见的7种口腔问题。” 　　周宁的消费者研发小组最初关注这一问题的时候,由王晓利领队的科研小组就跟进了,并在随后的8年项目实施期中与消费者研发小组通力合作。“从一开始,消费者小组和科研小组就紧密沟通消费者需求,确立了共同努力去研发一个能全方位解决消费者口腔多种问题的产品的目标。在整个研发过程中,消费者小组负责把我们发现的现象和得到的消费者数据及时有效的沟通给科研小组。而科研小组会相应地展开前沿技术广泛和深入地创新, 并同时从所得到的技术发明创新选项里进一步筛选,优化和推荐能够解决相应某个问题的技术和配方。等最终我们消费者小组这边总结出核心问题和需求的时候,他们已经基本上也同时确立了对应的最优技术解决方案。”周宁说。 　　8年研发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针对7种口腔常见问题,进行技术发明创新来实现“用一支牙膏来全面高效解决7种问题上”.这项核心技术和主体配方是在产品最终上市前一年多最终完成和确立的。周宁告诉记者:“有了这个产品的主体技术和配方之后,我们还要兼顾美学,比如牙膏的味道等特殊要求。所以我们还要进一步做消费者调研,向他们提供十几种不同口味的牙膏做测试,选出他们最满意的口味。” 　　王晓利最终交给了周宁6种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成品,在选择最终产品时,周宁还是请来了消费者做测试,并选择了大多数消费者喜爱的一种,成为今天的佳洁士全优七效牙膏。 　　“全优七效上市,并不表示我们关于这款产品的消费者调研工作就结束了,消费者研发小组的工作之一是跟踪已上市产品,根据消费者的反馈对其作出调整。”周宁说,“消费者既是我们的研发合作伙伴,又是我们最终服务的目标。” 　　除了完成自身任务,研发部还要协助其他部门。1998年,宝洁计划2000年在中国推出第一支主要针对中小城市和农村市场的佳洁士牙膏,预售价3.9元。“但是通过和消费者沟通,我们发现和其他国产牙膏相比,它并不具备价格优势。”朱健文带队到偏远的小城镇做消费者调研,和消费者生活在一起,每天一同买菜、做饭、买日用品,“他们那的商店里只有一种品牌的牙膏,而且比较便宜。我们当时随身带了即将推出的产品。当地人用了都说好,但得知售价后,他们则告诉我‘我不会买,因为太贵了’。” 　　“定价本是市场部的职责,但我们通过了解消费者的感受,明白怎样才能说服消费者花多一些钱买更好的产品。通过消费者研发,我们也了解到在后续的市场推广中如何做,才能使得产品的高性价比得以体现。”朱健文告诉记者,宝洁的研发人员除了研究配方之外,还要考虑到商业方面的创新,比如如何帮助包装部门让产品说明能吸引消费者,并被任何看到它的人明白其主要功效。 　　目前,研发体系已经成为宝洁的“王牌军”,每年都可获得大约20亿美元的预算。2010年,雷富礼正式卸任宝洁全球CEO一职,接任者是他多年的“战友”——宝洁前COO麦睿博。比雷富礼幸运的是,麦睿博有“王牌军”研发体系的支持,在上任之初即提出了“通过宝洁品牌,改善消费者的生活”的口号。 　　“这正是现在宝洁人特别是研发人员奋斗的目标。”朱健文说。 　　2009年,朱健文带领一支宝洁研发团队进入了印度农村。“那是一个落后的小村落,离孟买3个小时的车程,每天只有4个小时供应水,水中还有沉浮物,农村妇女每天要花3个小时洗衣服,但是没有洗衣机,而且也没有好的洗衣粉。” 　　通过观察,朱健文了解到

  11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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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垮雄狮的巨债：米高梅破产迷局详解

  米高梅标志(资料图) 　　20世纪的美国电影业曾是电影公司时代，黄金时期的米高梅就是最突出的代表。在1923年的美国电影业危机中，米高梅的前身米特罗电影制片公司虽然亏损严重却还是收购了同样濒于破产的高德温电影制片公司，并费尽周折使一个好莱坞小电影制片公司的老板路易斯-梅耶加盟。就这样，米高梅公司在1924年正式成立，一系列神话也由此产生。     米高梅成立的第二年，作为总经理的梅耶就大手笔推出了片长为2小时24分钟的《宾虚》，当时的票价大概是50美分，票房却高达400万美元，成为当时最热门的电影。 　　几年后，米高梅每年要生产影片40到50部，几乎每部电影都挣钱。而米高梅对奥斯卡奖项的全面攻陷使得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只要签约米高梅，就一定能赢奥斯卡。”那是米高梅公司的黄金时期。 　　上世纪40年代末之前，在梅耶的精心打理下，米高梅一直是好莱坞最大、最有影响的集制片、发行、放映于一身的电影公司。米高梅旗下曾聚集了克拉克-盖博、斯宾塞-屈塞、加里-格兰特、琼-克劳馥、凯瑟琳-赫本、葛丽泰-嘉宝、伊丽莎白-泰勒、费雯丽等许多老牌明星。相应的，出产的电影也佳作居多，票房更是盆满钵溢，曾出品《绿野仙踪》、《魂断蓝桥》、《费城故事》、《乱世佳人》(电影版、电视版)、《日瓦戈医生》等佳作。 易斯-梅耶(资料图)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米高梅受到了一连串的打击。1948年，反托拉斯法波及电影业，制作公司被要求只管制片，不能兼顾发行和影院业务，以此避免垄断。树大招风的米高梅不得不放弃了部分业务，并减产影片，收入一落千丈。雪上加霜的是电视的诞生，它分流了大量电影观众。以至于到1957年，米高梅持续了30年盈利的局面被打破。创始人之一路易斯 梅耶的被迫离去，也给米高梅带来运营上的重创。此后，虽然翻拍成名作《宾虚》再创辉煌，但此时的米高梅已经表面风光、内里中空，在随后的10年里连年亏损。　渠道缺失没有靠山 资料图 　　如果“政策”缺失，反托拉斯法案对每一个制片公司都有影响，那么，在同样的大环境背景下，米高梅的没落，现在看来，致命伤应该就是渠道缺失，背后没有靠山，没有传媒集团做后盾，无法打通产业链。米高梅的经济危机显然非一日之寒。探究米高梅的失败，不少人认为归结在了没有传媒集团做后盾的原因上。由于没有任何有线电视频道、电视网络或宽带管道，像米高梅这样的独立制片公司自然处处受制于人。     影视产业一直以来具有“火车头效应”，也就是在电影制作的带动下，发展与影片相关的产业，比如发行DVD、图书出版、玩具和纪念品制造、主题公园等等，以衍生上下游产业链的方式获得远远高于电影制作发行本身的利润。 　　然而，在米高梅这种独立制片公司，“火车头效应”很难体现。而同为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的环球影片公司被美国通用电器集团下属的NBC全国广播公司收购，派拉蒙影业公司被维亚康姆收购，二十世纪福克斯则隶属传媒巨头默多克，新线电影公司和华纳兄弟影业公司则同属时代华纳。而且长期以来没有任何有线电视频道、电视网络或者宽带管道，只会让公司处处受制于人。 　　虽然近年来米高梅也在与电视机构合作，比如与CNBC亚太公司组建合资企业，开播电影卫星频道等等，但是它进入市场太晚，占据市场份额太小，根本还来不及施展，公司就已经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 1948年的反托拉斯法案和50年代电视的冲击，使得米高梅由盛转衰，1957年首次亏损之后，米高梅一直没能再盈利。连年亏损的米高梅，在1970年被美国赌业大亨柯克 克尔科里恩买下。热衷于赌场和宾馆业的克尔科里恩将资金套现拿去投入赌博业，令米高梅与电影业越来越远。此后，克尔科里恩曾两次将米高梅转卖，又两次买回，使米高梅饱经磨难。 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起，华纳兄弟、21世纪福克斯等竞争对手慢慢占领了多元化题材的市场，使更接近平民生活的、更具时代感的新商业电影成为好莱坞的趋势。而同一时期，米高梅投资的《风语者》则彻底惨败，宣告无论从电影技术还是艺术上，它都错过了好莱坞工业的转型期。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初米高梅静悄悄地吞并了同病相怜的联美公司，享受到了007的份额，孰不知实际运作还是一样的赔多赚少。 2005年，索尼公司以48亿美元收购了米高梅，此时的米高梅已经身负20亿美元的负债了。此举看来似乎挽救了濒临崩溃的老牌电影王国，但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中的最后一个独立制片公司也就此宣告消失。 然而，最令人遗憾的是，索尼的出手虽然阔绰，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米高梅每况愈下的趋势，原因很简单——单纯的资金注入注定只能像以往米高梅的运作那样打水漂，必须拿出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才能改变历史。 公司的重生需要拿准自己的优势，最大的范例就是漫画界巨鳄惊奇公司，原本只经营漫画的惊奇自将漫画人物授权给大电影公司以来，业务收入突飞猛涨，后来自主拍摄《钢铁侠》达到成功兼容并济，当时慧眼识中神奇的迪斯尼也随之收获颇丰。如果这是一种双赢局面，那索尼和米高梅就是一种反例的双败。  

  11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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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布斯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排行 胡锦涛影响力超奥巴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美国总统奥巴马（资料图） 《福布斯》杂志英文版昨天推出了2010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排行榜。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超过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成为2010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而去年高居榜首的奥巴马今年则屈居第二。排在第三位的是沙特阿拉伯国王兼首相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排在第四位的是俄罗斯政府总理普京。排在第五位的是罗马教皇本尼狄克十六世。 进入榜单前10名的还有：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大卫·卡梅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印度国大党的主席索尼娅·甘地和微软公司前总裁比尔·盖茨。 据了解，该榜单于1999年首次发布，之后每年评选一次。  

  11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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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国少将 中央警卫团首任团长张耀祠逝世：一生保卫毛

  资料图片 　　77年前，他的第一班岗就站在了毛主席的门口，从此他的一生，已经无法与毛主席分开。这位40年生活在毛主席身边，负责安排毛主席的衣、食、住、行和安全保卫工作的原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那就是保卫毛主席。 　　今年10月30日，张耀祠因突发心脏病在南昌不幸逝世，享年95岁。今天上午9时，张耀祠将军的追悼会在305医院举行。 　　上午9时，在解放军305医院内，几个路牌指向告别厅。告别厅只开了一个小门，前来悼念的人们自觉地在门口站成了20多排队伍。今天原本没有告知太多人，但却出人意料地在现场迎来了1000多人。送别队伍的东侧，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们，他们大多是张耀祠的生前战友，队伍的最西侧，身着军装的解放军们整齐列队。 　　告别厅内，正中央上方摆放的是张耀祠老人的照片，正前方鲜红的党旗覆盖着老人的骨灰盒。整个屋子摆满了花圈和挽联。人们表情肃穆，泪水难禁。 　　曾任毛主席警卫员现已年过八旬的老人王明富回忆说，1955年他和张耀祠相识，当时张耀祠已是中央警卫团团长，但他还是习惯于陪伴在毛主席的身边，有时候主席入睡了，他就睡在主席的门前。1964年，张耀祠晋升为少将军衔。王明富说，张耀祠一生节俭，他曾想送给老人一个小药杯，老人都摇头坚持不肯收下。离休后的张耀祠身体挺好，每天出门散步、买菜，最大的乐趣就是和以前的老同事叙旧。 　　今年10月，95岁的张耀祠告诉儿女说，想回江西老家看看，这是他最大的心愿。于是，10月底，张耀祠老人先回到了江西南昌，准备待上几日再回400公里以外的老家于都。张耀祠在南昌见到了朝思暮想的老战友们，“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可没想到，却突发心脏病，被送入医院急救，没几天，就离开了人世。”张耀祠的家人说，张耀祠1935年入党，长期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他多少次梦回家乡，如今夙愿成真，但离回到出生之地还差一步。 　　张耀祠晚年将一些往事写成了《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让许多人从中了解到毛主席一生中重要的工作、生活片段，大多是鲜为人知的故事。   　  资料图片：2009年12月26日上午，年过九旬的原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来源：中红网　江山摄) 　　张耀祠，1916年2月出生于于都县曲洋乡石灶村新安子一个贫农家庭。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带领同村50多名团员青年，参加了少共国际师。1933年7月，他所在连队调往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警卫连，担任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政府机关的任务。他第一次当兵站岗，就为毛泽东主席的站岗，此后他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工作岗位。193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八军团保卫局侦察科科员，国家保卫局侦察科科员。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副官、招待所主任，延安中央教导大队第三中队队长、组织干事，延安中央警备团政治处保卫干事、参谋、组织股副股长，供给处副主任、营政治教导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警备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中央纵队第二师副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公安警卫师副政委，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副局长，成都军区副参谋长。1976年10月，奉党中央之命拘捕了“四人帮”的头目江青，张耀祠直接参与了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著有《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等。     张耀祠：中央警卫团首任团长　一辈子保卫毛主席 　　张耀祠1916年2月出生在江西于都县曲洋乡石灶村新安子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5月，年仅17岁的张耀祠带领石灶乡50多名团员青年，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少共国际师。张耀祠说，我当兵第一次站岗，就在毛主席的办公室门口。那是1933年7月，张耀祠调往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警卫连，担任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政府机关的任务。中央政府警卫连成立后的一天，班长安排张耀祠上岗。这是他当兵以来的第一班岗，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第一班岗就站在了毛主席门口。他站在那里，手持着枪，感到既紧张又激动。下哨后，他兴奋地对全班同志讲：“今天我见到毛主席啦！”从此以后，他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工作岗位。 　　张耀祠193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黎平县。这时，张耀祠调国家保卫局侦察科当科员。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遵义城。为布置中央首长进城的安全工作，张耀祠等人受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派遣先进入遵义城。毛泽东进城后，到群众中去讲演时，张耀祠等警卫人员身着便衣，紧紧跟在毛泽东身边，仔细观察四周的动静。15日下午7时，在遵义柏公馆上的客厅里，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国家保卫局负责会场保卫。60多年后张耀祠回忆说：“红军攻占了遵义城，当中央首长和毛主席进城时，我参加了保卫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入城仪式和毛主席向群众演讲的安全保卫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副官、招待所主任，延安中央教导大队第三中队队长、组织干事，延安中央警备团政治处保卫干事、参谋、组织股副股长，供给处副主任、营政治教导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警备团政治处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央纵队第二师副政治委员。 　　1953年4月，张耀祠调中南海，先后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张耀祠说：“我的职责是保卫毛泽东，保卫中共中央，负责安排毛泽东的衣、食、住、行。”他就住在毛泽东卧室咫尺之遥的更衣室，与毛泽东朝夕相处。作为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张耀祠，多年一直掌管着中南海的安全保卫，对这里的每处环境、每个哨位，他都了如指掌。 　　毛泽东吃菜很简单，辣椒每餐不离。夏天，爱吃一种叫“马齿苋”的野菜。他爱吃武昌鱼，张耀祠便请供应处设法从武昌运武昌鱼。毛泽东不喜欢喝牛奶，不喝酒，不喝汽水，却爱喝茶，对龙井茶情有独钟。这样，张耀祠每年都代他向杭州定购龙井茶叶。毛泽东不大吃水果，1970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访华，送了几筐菲律宾新鲜的芒果给毛泽东及其子女。张耀祠请示毛泽东如何处理，毛泽东说送给大师傅、警卫和护士，张耀祠照办了。     毛泽东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每次毛泽东外出视察，张耀祠都要为毛泽东带上几箱子书。除此之外，他还根据毛泽东的需要在外地替他借书，杭州、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庐山等地图书馆都留下了张耀祠为毛泽东借书的记录。     毛泽东工作之余喜欢爬山。张耀祠总是随同毛泽东一起爬山，为他警卫。毛泽东爬山事先并无计划，全凭兴之所至，这给警卫工作带来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张耀祠便多派几位警卫，有前锋，有后卫，尽力保障毛泽东的安全。有一次毛泽东在杭州爬山，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张耀祠最初曾给毛泽东戴墨镜、戴大口罩，毛泽东很不高兴。他身材高大，无论怎么化装，总是被人认出来。后来，他索性不化装，自由自在地在山间漫游。 　　1970年酷暑，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在芦林一号办公，在脂红路175号住宿。毛泽东有夜间工作的习惯，他通宵在芦林一号找人谈话，一个个做工作。当毛泽东每天结束夜晚工作时已是拂晓。庐山夏日的清晨浓雾迷漫，毛泽东坐的车行路艰难，何况庐山的公路一侧是悬崖，稍有疏忽便会出现险情。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张耀祠安排两位战士手提马灯开道，轿车跟随马灯慢慢前行。 　　毛泽东外出，张耀祠都得忙一阵子，他要安排毛泽东的“行”。毛泽东有专列。为了他的安全，专列上一般配备一百多名全副武装的八三四一部队战士。这一切都要张耀祠调动。　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夕，林彪策划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泽东。这年8月中旬到9月12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向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吹风”，透露“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张耀祠随行，在剑拔弩张的形势下，安排毛泽东的南方巡视。一路上气氛紧张，林彪反党集团箭在弦上，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毛泽东专列安全回到北京，张耀祠才松了一口气。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因病与世长辞。同毛泽东朝夕相处几十年的张耀祠，其悲痛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近年来，他将一些往事写成了《张耀祠回忆毛泽东》，让许多人从中了解到毛泽东一生中重要的工作、生活片断等鮮為人知的故事。

  11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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