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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剩女VS中国剩女

  尽管中国和日本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但在社会的发展中，越来越多的女性独立于婚姻、自愿或不自愿地成为“剩女”，这一点上中日是一样的 这几年，日本“剩女”征婚的方式也更加“疯狂”。从传统的婚介公司到现代的网络征婚，从婚介公司主办的男女派对到跨行业派对、城乡相亲(城市女士去农村相亲，日本农村有很多有钱有地，但是因生活方式局限而产生的“剩男”)，宅男宅女相亲等等。 可是即便如此，日本的“剩女”还是很多。 在《婚活时代》中，作者把“剩女”分为两种。一种是希望当舒服家庭主妇型。用老公的钱，每季买新的名牌衣服，每年一次去海外旅游。可是，能够给老婆这种生活的日本男人数量非常有限。 另一种类型是事业成功的职业女性，这一种比较多。我有个朋友是日本大公司的研究员，每月工资大约80万日元(约合6万人民币)，是同年龄男人一般收入的两倍以上，因此实在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 从根本上来讲，我觉得日本“剩女”越来越多的原因其实在于男士。近年来日本的经济一直不好，大部分男性已经没有上一辈人有钱，并且缺乏自信，但他们男人的自尊心却一点没减少。所以越来越多的男人因为害怕受挫，不愿意主动出击谈恋爱，更不用说是追求比自己成功的女人了——日本甚至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来形容这样的男人，叫做“草食男”。 在日本发展的过程中，女性的变化太大了，她们很努力、很上进，越来越成功，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可是这样的变化让旁边的男性难以适应，这种集体性的结构和心理失衡应该是“剩女”多多的真正原因。 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在中国经常看相亲的节目。节目中，很多男人强调说，现在中国的女孩太现实，结婚要看房子、车子、财产、地位，男人没钱没地位就很难结婚。 但采访过很多普通“剩女”的一位中国朋友告诉我，其实中国的女孩大多数并不贪心。她们有比较相似的背景：受过良好的教育，不少人有硕士博士学位，现在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正在为未来的职场发展努力。她们想要的，只是一个跟自己相配的男人而已。中国朋友告诉我，事实是很多中国年轻的男人并不想要那么优秀的老婆，宁愿找不那么优秀却“温柔贤惠”的类型。 尽管中国和日本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但在社会的发展中，越来越多的女性独立于婚姻、自愿或不自愿地成为“剩女”，这一点上中日是一样的。 最近终于有了好消息：我的两位“剩女”朋友结了婚并且很快怀孕生了孩子，现在很幸福。一位是快40岁的日本人，另一位是快35岁的中国人。她们都是很能干的女性，最后找到的对象都是很普通的上班族，并不是什么有钱有地位的人。 我去过中国朋友的新家，他们住在租的旧房里，家具很简朴，在中国像这样的新婚家庭比较罕见。不过她老公为我们做了很好的饭菜，很能照顾家庭，她说，觉得这样小小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 所以，“剩女”的幸福秘诀，其实在于活在当下，拥抱简单的幸福，而不是总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就这么简单，换一种思路而已。为中日的“剩女”们加油！- 林秋子(作者为翻译、自由撰稿人，现居北京)  

  1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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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胡润百富榜服装榜前10名

   

  1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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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胡润百富榜市值最大的民营服装公司前5名

   

  1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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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胡润服装富豪榜：服装大王周成建三度夺冠

  “服装大王”周成建家族以财富216亿元连续三年蝉联“胡润服装富豪榜”首富；丁世忠家族以财富190亿元位居第二；高德康家族重返前三甲，财富120亿元。 平均财富创下历年最高，比2年前提高了75%，比2007年的最高峰也高出14%。 休闲服装以11名富豪上榜排第一；正装以10名富豪上榜紧随其后；体育用品富豪增加到6名，但财富最多，占服装榜总财富的34%。 OEM转内销，中国服装[9.19 0.22%]加速品牌化进程，今年有8个服装品牌同时荣登《2010胡润品牌榜》。 服装榜是百富榜系列子榜中表现最为稳定的，30位上榜者中，只有2位新人上榜。劲霸的洪肇明以财富21亿元成为“服装榜黑马”。 服装企业偏好香港上市，前10名中，有7家企业在港上市。 福建和浙江是服装富豪最多的两个省，其中温州是服装富豪最多的城市。 周耀庭家族领导红豆荣登正装榜首；丁世忠家族的安踏位居体育用品之首；王振滔引领奥康成为鞋业大王；高德康的波司登[3.84 -2.79%]成为羽绒服大王。 周成建（资料图） 《2010胡润服装富豪榜》于11月3日在上海发布。今年“胡润服装富豪榜”平均财富创下历年最高，比2年前提高了75%，比2007年的最高峰也高出14%。上榜门槛为和首富财富也分别创下历年最高，分别为16亿元和216亿元。 胡润百富创始人兼首席调研员胡润表示：“品牌依旧是服装企业发展的生命力”。 周成建家族 “不走寻常路”，专注服装行业的周成建，从一个小裁缝，经过16年的辛勤耕耘，依靠多品牌运作和特许连锁经营，将美特斯邦威打造成中国休闲服装品牌的引领者。为了给新品牌Me&City打出国际市场，不惜重金聘请《越狱》男主角温特沃思•米勒做代言。截至2009年底，公司营业收入为52亿元，拥有直营店铺523家，加盟店铺2340家。周成建家族拥有美特斯邦威87%的股份。 丁世忠家族 安踏是上榜企业中市值第二大的服装企业，丁世忠拥有公司57%的股份。同时，38岁的丁世忠也是服装榜上最年轻的企业家。2009年6月安踏宣布与中国奥委会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加强安踏品牌在国内和国际的曝光率。2009年9月安踏收购了意大利品牌FILA在中国的商标，以及FILA产品在香港和澳门的零售业务。截止2009年12月底，营业额达到58亿元。 高德康家族 作为中国最大羽绒服企业掌门人的高德康，带领波司登走过35年的不凡岁月，通过自主技术、自主品牌和自主营销网络，将波司登打造成中国羽绒服第一品牌。年报截止日2010年3月底，波司登全年的营业收入是57亿元，净利润11亿元，在全国65个城市设有5620个零售网点。高德康家族拥有波司登67%的股份。 陈义红、刘培英夫妇 中国动向是服装榜上唯一一家靠品牌代理起家的公司，2002年，陈义红先生创立了中国动向，开始代理意大利运动品牌Kappa。又自2008年收购日本滑雪品牌Phenix后，开始进军滑雪及户外运动服装市场。截止2009年12月底，全年销售额达到39亿元，Kappa品牌零售店有3,511家。陈义红夫妇拥有公司股份52%。 丁伍号家族 作为广州亚运会体育用品的顶级赞助商，361度展现了强大的品牌综合实力。361度在香港成功上市后，丁伍号家族的财富也由2009年的33亿元，涨到今年的60亿元。截至2009年底，集团营业额为34亿元，同比增长162%，净利润为6.3亿元。 特色人物 王冬星兄弟 2009年9月，作为闽派男装代表的利郎集团在香港成功上市。在王冬星的掌舵下，利郎集团和地方银行合作，推进品牌经营。截至2009年底，集团营业额为16亿元，同比增长了37%, 净利润3亿元，并且在全国有54家分销商和2561家零售店。 钱金波 梦想把红蜻蜓打造成“中国LV”的钱金波，依靠对鞋文化的重视，以及集成概念店的引入，将红蜻蜓塑造成中国最大的鞋类企业之一。目前，红蜻蜓拥有员工28,000多名，年产值20亿，计划在2010年完成上市。 平均年龄 服装榜企业家的平均年龄是51岁，与百富榜平均年龄相同。少壮派企业家(40岁以下，包括40岁)有3位，分别是38岁的丁世忠(安踏)、39岁的丁水波(特步)和40岁的彭星(法派集团)。    

  1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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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幸福调查：80后幸福感最强 婚外情最少

  《小康》公布中国“婚姻幸福调查”被调查各年龄段均认为幸福应有经济基础 其中——80后婚姻幸福感最强 中国人2009-2010年度幸福指数为79.5。 在各个年龄段中，80后的婚姻幸福感最强，感到“婚姻幸福”的比例超过八成。但是80后的婚姻稳定性却不高。这群更加尊重自我的独生子女一代，引领了中国人婚姻“高质量、低稳定”的新动向。在幸福婚姻的诸要素中，收入、孩子、性生活最受重视。对80后而言，性生活更是提到了孩子之前。与其他年龄段的受访者相比，80后的婚内性生活满意度最高，66%的人感到“性福”。 今天上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的直属杂志——《小康》杂志社发布“中国人婚姻及性幸福”的调查报告，独家向本报介绍了上述结论。 调查结果1 80后婚姻幸福感最强稳定性却低 报告显示，在各个年龄段中，80后的婚姻幸福感最强，达81.2%，超过各个年龄段的平均水平。比较80后、70后、60后的婚姻幸福感，80后超过70后，70后又超过60后。 80后的婚姻幸福感高，婚姻的稳定性却不高。北京市崇文区法院民二庭提供的一连串数字说明，80后正成为离婚的“主力军”。在该庭2009年受理的360件离婚案件中，80后的离婚案件占四分之一，其离婚率年均增长近50%，其中有近九成夫妻因性格不合离婚，五成夫妻结婚时间不到三年。 分析80后的离婚案例发现，冲动结婚、理性离婚成了他们的鲜明特点。 专家解读 80后难忍“家庭琐事” 著名婚恋专家木禾接受法晚记者采访时认为，80后的婚姻之所以认为幸福感最强，是因为他们的幸福感来自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目标，对未来充满憧憬。 此外，80后不同于老一代的婚姻方式，他们选择的对象都是自我决定的，而不是包办婚姻，在他们结婚前，相对来说也有一定的感情基础。 木禾认为，80后群体中许多人以自我为中心，社会责任感和家庭责任感淡薄，缺少忍让性、宽容度，这导致了他们的婚姻稳定性下降。 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代人对婚姻感情质量的要求更高了。对平淡生活的不满，使得他们不愿意凑合，一些由生活琐事引发的“婚姻死亡”现象就越来越多了。 此外，80后经济不独立、“家务低能”是其婚姻生活中的“软肋”，加之缺乏宽容、理解的个性，往往容易成为轻言离婚的导火索。 调查结果2 近七成人感到“性福” 幸福婚姻需要具备哪些要素?本次调查显示，适当的收入、健康可爱的孩子、和谐的性生活、相互忠诚、婆媳和平相处这五个要素最受重视。 对已婚的80后而言，这五个要素同样最受重视，只是次序有所不同，现代80后的中国人一改往日的羞涩，将“和谐的性生活”提到了“最看重的幸福婚姻五要素”榜单第二的位置，排在健康可爱的孩子之前。 和其他年龄段的受访者相比，调查显示，在80后已婚人群中，对婚内性生活感到“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总计达到66.1%。 但在80后已婚人群中，也有34%的人“性福”感不高，其主要原因是工作压力大。一位受访者表示，为了工作，很多美好的事情都自然而然且理所当然地被放弃了。 专家解读 年轻人倾向“物质婚姻观” 无论对哪个年龄段的夫妻而言，适当的收入都是生活继续下去的基础。年轻人的婚姻观更加倾向于实实在在的物质。 木禾认为，婚姻不仅仅是儿女情长。柴米油盐酱醋茶，对老人的赡养义务，对孩子的抚养责任，这些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收入远远支撑不了消费，这样慢慢地就会形成矛盾。 对于80后夫妻而言，由于很多人婚龄较短尚未生育，因而将孩子问题排在性生活和相互忠诚之后。 调查结果3 “婚外情”方面最保守 80后婚内最“性福”，在“婚外性行为”和“婚外恋”方面，则表现出了相对的保守。 在60后、70后、80后三个受访群体中，本次调查显示，80后有过婚外性行为的比例最低，为4.9%，60后最高，为6.1%。 对于配偶的婚外性行为，80后持“绝不容忍”态度的比例最高，达到72.9%，60后最低，为65.7%。 “如果真的碰到心仪的对象，也敢于对婚外恋说‘不’”的比例，80后也是最高，达到82.9%，60后最低，为79.3%。 可见对于“婚外恋”，80后较其他两个年龄段的受访者来说，是更为排斥的。 专家解读 婚外情是“炫耀性”消费 一名从事婚恋咨询的专家表示，一部分人对80后有偏见，总觉得他们应该更开放、更大胆，但实际上，他们反倒表现得更保守。这个原因可能是，他们从来没有被压抑过，不需要从婚外找寄托。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绥铭曾表示，婚外性行为与经济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他的调查显示，就婚外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而言，富人是穷人的6.1倍。 这一结果表明，婚外性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炫耀性消费”。从这个角度看，有一定财富积累的60后和70后确实比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的80后更具有婚外性消费的资本。 数说幸福 2009-2010年中国幸福小康指数：79.5 《小康》还公布了2009—2010年度中国幸福小康指数，从居民收入、住房、生活、工作、健康、家庭、物价等各个方面衡量中国人这一年的幸福状况，最终得分为：79.5。 ●幸福的主要因素 家庭婚姻幸福 居民觉得自己婚姻幸福的占77.7% 健康水平提高 城乡居民对自己的健康水平满意的占76.5%，不满意的占22.0% 生活水平提升 居民对目前生活水平满意的占69%。据统计，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比2008年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比2008年增长8.5% 住房条件改善 居民对目前住房满意率为60.1% 社区环境优化 居民对社区环境满意率为60.5% 业余生活丰富 居民对自己的业余生活满意的占52.3%。其中，17—29岁的人业余生活满意率最高，达65.4%，但如何加强中老年群众的业余生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不幸福的主要因素 城市房价居高不下 居民对城市房价最不满意，不满的比重高达71.2%。百姓希望政府提高宏观调控楼市的能力，使住房供给多元化，满足不同阶层的需求 物价水平增长过快 居民对目前的物价水平不满意率为55.8%，满意率为36.9% 工作职业满意率低 居民对工作职业现状不满意率为32.0%，满意率为47.1%。其中城镇居民对工作职业现状不满意率为26.5%，满意率为51.6%;农村居民不满意率为35.8%，满意率为32.1% 80后幸福婚姻五要素 1适当的收入 2和谐的性生活 3相互忠诚 4健康可爱的孩子 5婆媳和平相处 ●调查说明 本次调查由《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受访者全部为已婚(包括离婚)人士，男女比例相当，东中西部地区分布均匀。受访者的年龄分布为80后、70后、60后及50后，分别约占四成、三成、二成及一成。 婚龄分布为7年及以下、7至15年、15年以上，分别约占五成、二成和三成。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小康》记者欧阳海燕、罗屿对本文亦有贡献  

  1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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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人文化的两面性

      文化既可成为前进的动力，也能成为前进的包袱。潮人既然有别于其他的两重文化体系，说明其文化包袱也比别人的重。自然人也好，社会人也好，小至家庭，大至国家、民族，在前进中都必须及时地卸掉过时的包袱，才能轻装前进。因此我们必须分析，潮人在前进中，哪些传统是需要继承的，哪些包袱是要及时卸掉的，有的则要彻底抛弃之。     文化中最具表象性的就是语言。汕头话属于闽南语系，是汉语中词汇最古老、发音部位特殊、声调最多也最难学的语言。这就带来了它的两面性，其艺术表现力强，而普及交流功能弱。     汉语本身具有两种功能：做为人际交流的工具，语言应该逐渐由小范围向大范围转化，方言应该逐渐退出交际舞台；但汉语方言还有另外一种功能，就是其负载的音乐性。汉语普通话从古至今，将多种声调简化为四个声调，而方言中的声调都比这多，尤其是汕头流行的闽南语系，多至八个声调。这是一笔艺术的丰富遗产，因此在戏曲表演、诗词的吟诵、在影视作品中表现特色人物以及在世界人群中寻找同乡知音等，都离不开方言。因此方言在这些场合是不能取消的，仍然有其生命力。但在固守方言的同时，应该尽快熟练运用普通话，以便加强与国内各界的联系。     理论上搞清，措施就应该跟上。例如：公务员必须要求会普通话。公务会议必须讲普通话。招考公务人员，从“会讲普通话者优先”（暗含以讲方言为主），转为“以普通话为主，会潮汕话优先”。现在方言的重要支柱是语言传媒电视、电台。许多老百姓因为有潮语节目做依赖，所以不看普通话节目，客观上限制了潮人的视野。应该是艺术类节目以方言为主，新闻类节目以普通话为主。这也是全国各地方言区的共同规则。撤掉方言传媒这个拐棍，普通话必定能在潮汕茁壮成长，而同时，方言艺术也能得到很好的保存。     传统文化同样具有两面性。它带给汕头发展的好处是，由于传统文化的积淀深厚，使得潮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多能保住道德底线。由于崇尚教育，很少有毁坏学堂、诋毁师尊之事；由于崇信佛道，追求积德行善，很少乱杀无辜；由于崇信神鬼，很少挖坟掘墓之事；由于崇尚公平竞争，很少造假致死之事；由于崇尚卫生，很少从事捞地沟油之事；由于崇信智谋，潮人多佩服欺骗而鄙视小偷；至于抛弃妻子、遗弃父母、同族淫乱等也极为少见。     我们现在更应该面对的是传统文化带给汕头发展的负面影响。其一是强大的大陆文化道德评价、思维惯性、逻辑根据等，对海洋文化的天生排斥与拒绝。由于人们多年从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中所受到的几乎都是五千多年所积累的大陆文化成果，因此会习惯性地认为海洋文化发育地区“不守规矩”“好打仗”“不守道义”，甚至索性像封建皇帝一样。认为都是“海盗”，把海洋文化的基础商品经济说成是“海盗经济”。以至把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投机倒把”看成是罪。很明显，这种观念不改变，市场经济是无法发展的。     其二是封建礼教遗留的弱点对发展的制约。潮人的祖先多是中原贵族和名望之家，进入古代东南蛮荒之地后，始终以“旧时王谢堂前燕”自居，长期以来在信守“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的道德信条外，同时也形成了严重的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不仅傲视本地原住少数民族，也傲视一切“外乡佬”。这种情况就是人们常说的“盲目的妄自尊大”，古代就叫夜郎自大。这不仅妨碍了对先进人才与技术的吸纳，更主要的是阻碍了人们素质的提高。而这不能不说是汕头特区落后其他特区的一个重要原因。个别人甚至走得更远些，如潮汕男人极爱面子，俗语说“无面大如死父”，为了维护面子，有时妄自尊大，有时又会妄自菲薄，于是就会产生他们骨子里有一种对外国人仰视、对内地人歧视的态度。与外国人做生意，人们知道守规矩，而与内地人则总想使用一些伎俩。这是典型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腐朽思想在作怪。汕头企业与内地企业的成功合作较少，这就是致命的原因之一。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些细节的陋习。例如以掷茭抔判定吉凶以做决定；在公务活动中介入风水中的非科学观念等等，都应该尽力摒弃。     其三，沉重的家族观念。潮汕的许多村落仍然是同一个姓氏的人聚族而居。在这样的大家族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几乎掌握着所有的话语权，甚至谁当书记、谁当村长，实际上都是“族长”说了算。虽然表面上并没有族长的称呼，但村镇建设的事，多是“老人组”议事的结果。如果这个掌握大权的领导人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党员，那么这个村就一定是个事事先进的模范村。反之，则会以各种封建信条阻碍发展。在家族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家族企业，一旦壮大起来，几乎要负担全村公私事务的运转，以至不堪重负。最后为了自保，往往采取分家经营，导致潮人在家乡办企业，小富则安，大富则分，较难适合大企业的形成。还有在企业与事业发展中，家族与亲戚过多地介入非理性影响，而决策人往往难于冲破家族影响的藩篱而因此影响客观、公正的决策。这些也是要逐渐克服的。     海洋文化是汕头文化的重要特征，华侨文化、侨批文化、特区文化都属于这个范畴。它是汕头文化新的增长点，但它同样具有两面性，尤其在初期自发的野蛮阶段的经验，对现代海洋文化的负面影响更为致命。     其一是不守规矩的天性。古代的海上生产活动富流动性，既没有行政地域概念，也缺乏国家归属观念。由此达致对大陆文化法制与规定的陌生与疏离，尤其对那些非道德犯罪的制度犯罪（如走私、漏税）以及商品交换中的各种规则。这些与现代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其二是崇尚体力、武力、实力，忽视智力、文化与其它非物质力量。这种初期海洋文化的特性一旦进入现代海洋文化时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势必会成为新时代的堂·吉诃德。     其三是不忠诚地履行契约。这是现代海洋文化商品经济中的大忌。不管自己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哪怕是天灾人祸，也不能改变契约的履行，更不能以“杨白劳”式的阶级斗争理论去强辩。否则一旦触犯了这个铁律，就会被市场所抛弃。     这些都对汕头的发展形成了负面影响，是我们在强调文化强市时所要克服的。      

  1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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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中企跻身全球能源250强

  据新华社电2010年“普氏能源资讯全球能源企业250强”2日晚在新加坡国际能源周期间发布,本年度排名中国能源企业表现抢眼。 　　在本年度排名中,跻身排行榜的亚洲企业数量由去年的55家增加到今年的68家,其中12家来自中国,比2009年多出4家。在这12家上榜中国能源企业中,一半以上为电力企业。中国石油(601857,)的排名上升两位,升至全球第7位,位居环亚太地区榜首,中国石化(600028,)紧随其后,排名跃至全球第8位,而中国神华(601088,)能源全球排名跃升21位,名列第19位,成为排名上升最快的中国企业。      

  1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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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润发布服装富豪榜

  昨天，胡润发布了其最新的“胡润服装富豪榜”。被业内称为“服装大王”的美特斯·邦威的周成建家族以财富216亿元连续3年蝉联首富；安踏的丁世忠家族以财富190亿元位居第二；波司登羽绒服的高德康家族以财富120亿元重返第三位。 据介绍，今年“胡润服装富豪榜”平均财富创下历年之最，比两年前提高了75%，比2007年的最高峰也高出14%；上榜门槛和首富财富也分别创下历年最高，分别为16亿元和216亿元；服装榜企业家的平均年龄是51岁。该榜单显示，由周耀庭家族领导的红豆荣登正装榜首、丁世忠家族的安踏位居体育用品之首、王振滔引领奥康成为鞋业大王、高德康的波司登则成为羽绒服大王。  

  1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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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视"家族式腐败"：成本低 手段越来越隐蔽

      核心提示：很多贪官受查处后，受影响最大的，往往不是别人，而是其家族。这种夫妻、父子、婆媳、女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且有很强隐蔽性的家族式腐败，又该如何遏制？ 　　日前，杭州市江干区城建综合开发办公室原主任乔志东因受贿227万余元等，被杭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长达28页的判决书显示：乔志东不光自己捞钱，还帮着自己的家人和3个情妇一起捞钱。侄女读高中的钱有人帮着出；母亲常收到老板们孝敬的“过节费”；妹妹的养老保险有人缴纳；弟弟的车是老板送的；妻子的车也是别人送的…… 　　毫无疑问，这是一起家族式腐败的典型案例。事实表明，它渐已成为当前贪官腐败的一种普遍现象。 　　戴的手铐，有家人一半 　　家族式腐败的案例，可谓举不胜举。 　　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高达649万元的受贿簿上，最多的一笔来自我省某制药公司：1997年至2006年，郑筱萸通过妻子刘耐雪、儿子郑海榕，收受该公司负责人李某以顾问费、股份收益等名义给予的财物共计292万余元。早在1997年6月，该公司就开始“聘请”刘耐雪为顾问，月薪2000元。该公司的中层干部投资成立针头车间，刘耐雪只凭一张“借款5.2万元”的借条，以儿子郑海榕的名义入了股，每月分红2800元。 　　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纵容儿子程慕阳非法经商，江西省检察院原检察长丁鑫发利用职权为儿子开办公司牟利，江苏省苏州市原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姜人杰利用职权为儿子经商提供便利…… 　　因收受巨额贿赂落马的贪官、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曾有一个腐败的“宏伟目标”：2000万给儿子、2000万给女儿女婿、2000万给自己安度晚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叶树养在尽可能多的领域贪污受贿，过一个年，就收受一两百万元“礼钱”。 　　河南省某集团公司原总经理秦某也是十分典型的一例。他在任期间，收受贿赂144万元，470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死缓。而在他的包庇和影响下，他的妻、儿、女婿等9人，也先后因涉嫌贪污、受贿、窝赃等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受封建观念的影响，有的人一旦获得权力，便把家庭甚至家族利益放在首位，认为自己有为家庭或家族牟取利益的“义务”。于是，家庭或家族成了亲情捆绑下的谋利共同体。正是这种变味的“小家庭”观念，成为很多贪官走向堕落的重要动因和推手。 　　烟台市原副市长矫智仁受贿的160多万元中，由他妻子钟福卿直接经手的就达43万元，难怪他在受审时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我戴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妻子的一半。”     曲线腐败，越来越隐蔽 　　有专家根据牟利形式，把家族式腐败分为3种类型：第一类是“高官丈夫前台扮黑脸，妻子儿女幕后收黑钱”。第二类是利用权力给妻子、儿女或其他家族成员开公司、接项目提供各种便利，家族成员从中渔利。还有一类是贪官施惠于商人、下级，希望“照顾”自己儿女，间接捞钱；甚至等自己不掌握权力时，再“回收”利益。 　　专家指出，上述3种腐败类型，都反映一点，那就是贪官的腐败手段，越来越隐蔽。 　　据反贪部门透露，从当前查处的大要案来看，贪官全家齐上阵的现象较为普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腐败分子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不满足简单的权钱交易，而是要对权力进行深层次挖潜，形成权力产业链，提高权力的附加值。 　　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对腐败分子打击力度的加大，一些腐败分子认为赤裸裸的权钱交易风险太大，就想利用自己的家人、亲属当“二传手”，进行曲线腐败，以逃避法律的打击。 　　专家指出，家族式腐败较一般的腐败形式危害更为巨大： 　　首先，它具有掠夺财富的疯狂性。其次，“家族式腐败”成本低。 　　还有，侦破“家族式腐败”难度更大。犯罪分子往往订立攻守同盟，采取伪证、串供、转移赃款赃物等行为，给侦查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阳光照射，最好防腐剂 　　如何遏制“全家腐”现象？ 　　各地在努力将反腐的防线前移，从领导干部的“身边人”抓起，积极培养“廉内助”和营造“廉洁家庭”。 　　一些纪检干部表示，这么做有利于让领导干部的配偶吹好“枕边风”，做好“监督官”，当好“守门员”，筑牢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家庭防线。 　　当然，反腐败最为直接有效的手段是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去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严格要求自己和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依纪依法查处和整治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便利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问题。完善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目前，我省继慈溪、平湖等地出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之后，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在全国各地已陆续试行。 　　有纪委人士指出，有效防范“全家腐”，还要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和加大惩戒力度。当一些领导干部的“家里人”、“身边人”利用其特殊的身份或者地位从事腐败活动时，一旦事发，必须严格追究领导干部的相应责任。同时，一旦出现“全家腐”现象，一定要加大惩治力度，使之“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本文系本报记者采访和综合人民日报、民主与法制等媒体有关报道而成）  

  1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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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马官员自述堕落历程:缺席廉政会议赴赌局

      缺席廉政会议，赴老板“贿赂赌局” 　　海门教育局原副局长王思飞受贿24万多元获刑6年半 　  一名早在22年前就是南大研究生的高级人才，却在47岁时从自己的副局岗位上“栽”了下来。因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且多次收受贿赂达24万多元人民币，海门市原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王思飞，近日被海门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半，并没收财产12万元和非法所得。他在忏悔书中说：“自己是80年代的研究生，高知学历，跟那些低学历但又腰缠万贯的人相比，觉得自己太不值了。没那个条件怎么办？就只有用别人的钱过自己的安逸日子……但现在自己真是愧对父母，愧对家庭，愧对儿子。” 　　他一步步陷入贪腐深渊 　　买了房后 开始笑纳老板礼金 　　生于1963年的王思飞，是个农民的儿子，1981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1988年研究生毕业。回到老家后，作为少有的高级人才，被引进到海门市政府办工作。1997年，刚满30岁的他，就被提拔为海门市教育局副局长。 　　作为局领导，他先后分管教育装备、勤工俭学、成教等，虽然刚开始也有人向他行贿，却都被王思飞一概回绝。考虑到未来儿子的升学、成家，母亲的养老等现实问题后，王思飞超前购买了房子，一度造成了他的资金窟窿。 　　2004年春节前，海门一校办工厂厂长黄某为了“拜年”，送给王思飞装有1万元现金的贺年卡信封，王思飞推辞了一下，拿着钱就走了。 　　王思飞说，拿了这第一笔钱后，最初自己很恐慌，但很快发现风平浪静，自己就心安理得“笑纳”了。 　　当年8月的一天，知道王思飞买了新房并准备搬家，黄某又送给王思飞1万元，祝贺他乔迁新居，这一次，王思飞很爽快地收下了。而黄某之意，则是希望在王思飞的关照下，他的企业能成为教育局的定点企业。钱的效应是明显的，2005年春节前，黄某如愿以偿，这一次，为表示感谢，黄某又一次向王思飞送5000元拜年费。     开廉政会议没空 和老板们赌博“更重要” 　　从第一次收钱的恐慌到以后的心安理得，王思飞不管是平时还是过节、不管是朋友还是陌生人、不管是人民币还是港币，也不管是在局里还是在家中，只要别人送，他几乎就照单全收。 　　张家港一针织厂负责人徐某为了拿到海门学生校服面料的生意，先后3次送给王思飞1万元；老板赵某为了给海门学校统一提供某指定用品，送给王思飞1.5万元；上海一家公司为了在教育现代化装备采购招标中中标，4次送给王思飞5.3万元；南京一家公司为了承接软件业务，5次送给王思飞4.8万元；深圳一家电脑公司老板张某为了承接海门教育系统的电脑主板业务，送给王思飞2万港币……记者发现，王思飞的单次受贿数额从3000元到4万元不等。 　　收人钱财，替人“谋财”，有些他分管范围内的事，自己还能摆平，但有些事需要集体决定，王思飞即使收了别人的钱，事情却没有办成。受贿成瘾、逐渐变质的王思飞，渐渐被金钱冲昏了头脑。今年3月22日上午，海门市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市委书记曹斌同志号召干部要树形象、正风气，要清廉从政。但当天的会议，王思飞不仅无故缺席，还去和老板赌钱，来的是“一元钱”长牌“笃子胡”。 　　据说，这种规格的赌钱，“一场胡”输赢要在两三万元左右。而王思飞赌钱，成了一些供应商、企业老板和局长联络感情的“纽带”。     案发获刑 　　受贿24万  获刑6年半 　　为了掩饰亦或是假装清廉，王思飞也曾向当地廉政账户退过钱，只不过，收得多退的少。在收取黄某的25000元后，在2005年上半年，据王思飞说，他将其中的5000元上缴到了廉政账户。 　　检察机关指控，王思飞于2004年至2010年期间，利用担任海门市教育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他人所送人民币共计225000元、港币20000元（折合人民币17308元），共折合人民币24万多元。 　　虽然在被刑拘前，王思飞也陆续向行贿人退还了赃款，但却为时已晚。今年5月27日，因涉嫌犯受贿罪，经海门市人民检察院决定，海门市公安局对王思飞执行刑事拘留；6月10日被执行逮捕。今年9月6日，海门市人民法院对王思飞开庭审理，认定了检察机关的指控。近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王思飞有期徒刑六年半，没收财产12万元，并对其非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1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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