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家族成新富来源之一 普通人创富途径渐窄
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近日刊文《中国新富家族崛起真相》，文章称红色家族是富豪三大来源之一，并提出要防止家族势力垄断，须限制政商结盟。这篇署名为“罗天昊”的文章刊发后经多家网媒转载，引起了广泛讨论。 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富豪家族主要有三大来源。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 草根富豪 草根崛起的富豪中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他们多数白手起家，几乎没有任何背景，一步步在激烈竞争中壮大，最后经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浸润，造就财富家族。 在浙商中，茅氏商业家庭的茅理翔最初以生产打火机起家，后来其子茅忠群开始进军厨具行业，最后成为行业龙头;其女儿女婿则成为外协厂商，另起炉灶。 在广东商人中，卢氏兄弟历经十多年奋斗，遂造就万和在热水器行业的国内龙头地位，成就了兄弟型的商人大家庭。而在内地，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几兄弟，也有类似创业经历，不同的是，刘氏兄弟后来分家，形成了泛商业家族。 这类商人，多集中在竞争性产业领域，其从事的行业，多为中国市场化最彻底的行业。 “出政入商”富豪 这一类富豪有的就在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最典型的为苏南商人。其特点是，创始人最开始在体制内谋得执掌一家企业的机会，后来通过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实际掌控人。 TCL的李东生是典型范例。李东生本为惠州市政府委派到企业的体制内管理人员，通过增量式改革，最后获得了企业控制权，李氏家族逐渐在中国大陆富豪群中显现。而在青岛，双星总裁汪海也是通过改制终于从体制内的经营者，转变为独立的商人。 红色家族 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资本，故起点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半月谈》这篇文章没有对中国红色家族进行点名。但是文章提到在日韩有类似家族。文章称，日本和韩国的商业豪门，在近几年中，频频出现危机，足可为中国新富家族所鉴。现代集团的崛起，离不开政治势力的扶持，但是，“政治献金”事件，也正是由于介入政治过深引起。在日本亦如此，而被称为“新时代首相”的鸠山，其使命之一，就是铲除政商铁三角。 文章最后指出，要防止商业大族事实上的世袭与垄断，可借鉴国外通行做法，其一是征收高额的遗产税，其二是限制政治与商业的结盟。 新富来源造就不公 当前，中国新富豪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现象，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亿。进入总榜单的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 事实上，中国的新贵阶层并非独特的经济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权贵财阀经济基本上是常态。秦汉时期的豪强地主、魏晋时期门阀大家族、隋唐时期的贵族、五代之后的官僚经济，都是财阀的典型状态，朝代越是往后，依靠政治权力获得财富的特征越明显。明朝的宦官刘瑾、清朝的和珅，都是权力集聚财富的典型，现在在世界富豪榜上都赫赫有名。这些都是红色家族的异化代表。 华东师大教授项继权表示，从短期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族在一些地方有复活之势，但是，传统家族组织的权能已一去不复返了。确实，传统家族势力已经成为历史的笑柄，但是，家族延展自己的触角的精神并没有终结，反而以各种隐秘的形式在生长。 专家同时表示，不合理的新富来源的存在，还造就某种意义上的不公——有无政治背景，而非有无经营才能，成为进入某些领域的衡量标准，客观上阻挡了大众创造财富的机会，使普通公民创造财富的途径越来越狭窄。
0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