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烈文：廖氏家族第二代掌门
廖烈文11岁时，被父亲廖宝珊从家乡带至香港。 1961年，对于廖氏家族来说，的确是个多事之年。挤提风潮虽然没有挤垮廖氏家族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廖创兴银行，但最终还是把正值壮年的廖创兴银行创建人和掌舵人廖宝珊带走了，给廖家兄弟姐妹留下一份庞大却千疮百孔的家业。 廖宝珊突然撒手人寰，留下诸多后事，最关键的一件，是家族企业必须要有人能顶上去。一系列危机必须及早处理，否则可能发生雪崩效应。银行企业和别的企业不同，刚刚经历了一次挤提事件，如果对手借此机会再次发起进攻，廖氏将无任何还手之力。 好在廖宝珊在去世前一个月，急电召回在英国读书的长子烈文，在家族事业危急关头，31岁的廖烈文仓促上任，接替父亲，收拾残局。 廖家共有七兄弟二姐妹。 廖宝珊一走，廖氏兄弟立即召开紧急家庭会议，迅速进行了分工。长子廖烈文担任廖氏企业董事会主席，次子烈科担任廖创兴银行董事会主席，三子烈武担任廖氏企业董事总经理，七个兄弟皆为廖氏企业董事，并且独当一面。从此时开始，廖烈文便成了这支商业舰队的总指挥。 此后，在廖烈文的带领下，廖家的第二代又开始了新的创业。 挤提风潮过后，为还清债务，廖氏兄弟变卖了大批物业土地，总算避免了家族事业的倒闭。经过这番动荡，廖家元气大伤，但这也促使廖烈文从接任开始，便形成了谨慎从事的风格。 廖烈文后来说，父亲既重视他和兄弟们的学业，同时更重视他们的实践知识。因此，从很小的时候起，他便已经介入了家族企业的诸多商业活动。最初，他从基础的柜面营业员做起，后来又做出纳员、押汇员，逐渐熟悉了银行的整个业务。除了参与银行的每一个职位之外，父亲还让他参与保险、货仓、地产等经营业务。待成为企业掌舵人时，他个人的优势就是熟悉了整个企业的运作，企业的优势则是发展已经进入良性。 当然，他也是受命于危难，至少，眼前的危机一定要想办法度过。 那次决定家族企业命运的接班会上，廖烈文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企业的现状大家都是清楚的，不需要多说。现在需要解决的，就是怎样度过这次危机。他个人认为，对于一个运转良好的企业来说，他们几兄弟要做的，不是要赚取几千万或者几个亿的利润，而是要想办法对付恶劣环境，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任何问题。所以，目前工作的重点，他认为是八个字：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他甚至认为，在今后企业的发展上，最高决策层，也就是董事会，也应该秉承这八字原则。也就是说，董事会的主要职责，就是把握企业发展的方向，防范危险。 这次危境，看起来凶险无比，可一旦处理方法得当，事后看来，倒也显得波澜不惊。 教训变成了经验，几年后香港再度爆发挤提风潮，多家银行受重创或倒闭，而廖创兴银行却安然度过风潮。 1972年,在廖烈文主持下，廖创兴企业有限公司成为一家上市公司，实现了家族企业多元化。廖企除控股廖银之外，地产是第二大业务，包括地产投资和地产发展两方面。 1973年，廖企进行了多项收购：一是发行新股收购廖创兴货仓公司;二是全面收购万象企业公司，拥有该公司23层的万象工业大厦;三是以廖银大厦向家族换取股权，将廖银收归旗下。从此奠定廖企以廖银为骨干兼营地产、货仓、保险的综合企业基础。 同年，廖创兴银行与世界著名的日本三菱银行联营(日资参股25%)，又使廖创兴银行国际化。当年，廖银盈利1230万港元;1988年，合作15周年和建行40周年之时，廖银盈利已增至6500万港元。1979年，廖银率先电脑化，又在海外华人街增设分行为乡亲服务，在内地设上海办事处，分行机构已达30多家，大非昔比。 2003年4月，廖创兴银行大厦开始重建。2006年，这幢28层高、总建筑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建筑成本达1.5亿港元的现代化写字楼落成。 2007年，总投资成本10亿港元的上海廖创兴金融中心建成，廖银进军内地的势头可见一斑。 廖烈文气量很大，对廖创兴集团的发展仍觉得有向外发展的必要。当看到泰国方面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方兴未艾，投资气候极佳时，为掌握时机，廖烈文果断地在泰国进行投资，除分别参与多项大型地产计划外，同时还参与开发面积庞大的麻石矿山，经营麻石厂。据悉，目前廖创兴集团属下的麻石产品除供应泰国市场外，更远销世界各地，市场潜力十分看好。 廖烈文又一次高瞻远瞩，促进廖创兴集团进一步走向国际化，为集团带来更丰盛的收获前景。1966-1971年，廖烈文连任三届香港潮州商会会长，至今还无人刷新该记录。而且，他在任期内创建了香港潮州会馆大厦。 提起香港潮州商会，知情人都会称道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届会长廖烈文的巨大贡献。因为现址位于德辅道西的潮州会馆得以筹建完成，都缘自廖烈文对“承先启后”的坚持。 香港潮州会馆大厦的倡建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 潮人在香港总人口中约占1/5，他们以血缘、地缘、业缘以及文化宗教为纽带组成的宗亲会、同乡会、商会、文教联谊会等各种团体非常之多，经香港政府注册登记的就有80多个，香港潮州商会则成立于1921年。 尽管潮州商会各届会董以及广大乡亲早在抗日战争前，就多次议及建立潮州会馆大厦一事，但由于战乱等原因，建立会馆迟迟未能实现。 至1966年，第二十五届潮州商会新任会长廖烈文、副会长林继振、吕高文等再次倡议筹建潮州会馆，他们明白，建馆已是当务之急。 廖烈文在他上任香港潮州商会第二十六届会长时，落实了为潮州商会设立永久会址的计划。其时，香港潮州商会已经成立近50年，却一直租用文咸西街旧址，没有自置物业。 廖烈文说：“当时商会一个固定办公的会址也没有，而在以前我的父亲就一直希望这一方面能做得更好。”所以廖烈文便希望可以“承先启后”，完成他父亲这个遗愿。潮州会馆10楼的大堂也因此以廖宝珊的名字命名。 1971年，耗资200多万港币的潮州会馆大厦终于建成，并于4月29日邀请香港总督戴麟趾主持开幕。廖烈文说，当时建筑经费除香港乡耆硕彦、工商领袖踊跃捐资外，南洋各地乡亲也纷纷解囊赠款，大力襄助，方促成大厦竣工。 廖烈文表示，潮州会馆大厦的落成，标志着当时香港数十万潮人终于建立起自己统一的同乡机构，象征着香港潮人与桑梓父老声气相通的团结互助精神，令许多海外潮人特别是香港潮人感慨万千，欣喜异常。 从此，潮人在香港不但有了自己固定的会址，还拥有把空余楼房出租后的大笔可观收入。这些收入除了支付会务费用外，每年均有盈余用于支持社会公益事业。 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建立与廖烈文有直接的关系。香港媒体这样评论：“这也正反映了廖氏对潮州人事务影响力之大。” 1979年至1980年间，旅居港澳及东南亚的潮籍热心知名人士多次聚会，希望借着常规活动以加强潮团间的沟通。经多方联系酝酿，创办了国际潮团联谊年会。 众所周知，国际潮团联谊年会虽发祥于马来西亚云顶高原，但第一届年会却是于1981年11月在香港举行的。时任香港潮州总会主席的廖烈文被推选为大会主席。 在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筹备过程中，廖烈文就出钱出力，非常热心，以至实现每两年举办一次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设想。 1981年11月19日，来自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加拿大、英国、美国、以及香港的600余名潮人同乡代表，云集在九龙香格里拉酒店，出席由香港潮州总会主办的第一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当日整个会场车水马龙，群豪毕至，实为海外潮人史无前例的盛会。 在这之后的连续4届年会——1983年第二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泰国举行)、1985年第三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马来西亚举行)、1987年第四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新加坡举行)、1989年第五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澳门举行)，香港代表团团长均由廖烈文出任，这又成了海内外潮人圈中的一段佳话。 廖烈文向来热心公益，真诚实干。德高望重的他兼任香港很多社会职务：曾任东华三院总理、香港潮州商会会长(现任该会永远名誉会长)、香港潮州会馆永远名誉主席、国际潮团联谊年会首届主席(现任该会永远名誉主席)、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名誉会长。并为廖宝珊纪念书院创办人兼校董、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校董、潮州会馆中学创办人兼校董。1975年获委任为太平绅士及国际银行家协会资深会士，曾于1985-1990年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及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组成之首届选举委员会委员，于 2001年7月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金紫荆星章。 廖烈文旅居香港数十年仍念念不忘家乡。在家乡，他捐资兴建司马浦宝晖中学，规模很大，为众乡亲所称颂。 廖烈文在用人上不反对家族成员担任要职，因为他认为关键还在“才”字上，只要有才，都可以一视同仁。廖烈文说，认识和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向来敬重学者，重视教育的，无论亲戚，或是朋友、职员的子女，他都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也乐于帮助贫穷而学习刻苦的人完成学业。他特别强调：“出钱办教育是对社会最好的投资。”这是这位极富远见的企业家的肺腑之言。 廖烈文遵循父亲的遗教，将廖氏创办的中英文书院改名为廖宝珊纪念书院，选聘学有成就的教师任教，扩充学校设备及校舍，使就学人数增至2000余人，并设奖 (助)学金，奖励家境贫寒而品学兼优的学生，这为社会培育人才创造了另一种途径。廖烈文亲任廖宝珊纪念书院督监。 廖烈文从企业管理、用人到出巨资办学，设奖学金为社会培育众多人才，这说明他懂得商人虽取之于社会，但也应该用之于社会，为社会服务这个道理。他虽经商，却也为社会培育人才。对他自己来说，他自己5个子女，4个是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幼女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系。大儿子学法律，曾在英国当4年律师，后任美国著名摩根投资银行驻港总经理。次儿是名会计师，在英国服务于毕马域会计师行。长女服务于香港一个国际性麦坚士律师行，为执业律师。次女也学法律，服务于英国伦敦律师行。5个子女都能事业有成，令人可敬。这是廖烈文良好家教的成果，也说明他对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有其独到之处。
09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