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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生入死”的潮商 从澄海走向世界

    从汕头市出发向东,不到10公里的路程就到了澄海。 澄海与中国其他的小县城没有什么不同,破旧的街道和崭新的大楼交相辉映。2009年10月,做玩具起家的奥飞动漫以58倍的高市盈率登陆深圳中小板,人们这才注意到这个叫澄海的小县城——这里居然是中国最大的玩具生产基地。 澄海位于粤东韩江下游出海口,濒临南海。如果翻开中国的商业史,澄海应该是一个被铭记的地方。中国最著名的商帮——潮商,正是从澄海走向世界的。 与所有商帮最大的不同是,潮商的影响是国际性的。东南亚、欧美各地华人首富几乎全部是潮汕人。在泰国,潮汕人达到500多万,甚至掌控着泰国的主要经济命脉,并在政治上发挥着巨大作用。 潮汕区域三面高山环抱,一面向海,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陆路的迁移十分困难。 而对于潮汕先人们,海洋成为他们的出路。著名学者黄赞发说,要研究潮商,一定要从海洋文化着眼。中原的农耕文化向来“重农抑商”,晋商和徽商始终处于正统文化的边缘,由商而仕则是他们的追求;而在潮汕,商业一直是被推崇的对象。潮汕地处边陲,交通不便,正统文化对这块土地的影响有限。 在明朝严厉的海禁管制下,潮汕曾经出现过强大的海商武装集团,与官府抗衡。早在500年前的明朝正德年间,潮汕的海上贸易已经相当发达。这些亦盗亦商的武装集团正是早期的海外潮籍商帮。在大海上与风浪搏击的胆魄,长期边陲意识形成的叛逆性格,这种气魄和狼性,是中国其他商帮所没有的。 潮汕人创业几乎都是从底层做起。李嘉诚做过学徒,林百欣做过苦力,这样的故事在潮汕民间口口相传,极富榜样的力量。深圳街头那些挑箩筐的、摆地摊的,很多都是潮汕人。大多数潮汕人都从零售业开始艰苦创业。走在深圳的大街上,潮汕人开的餐馆、米店、茶叶店、便利店随处可见。深圳主要的批发专业市场,如通信市场、电脑市场、海鲜市场,当地小店的主要进货地——湖贝路批发市场等,大都是潮汕人在经营把持。潮汕人掌握着深圳大部分的零售渠道。 “一般都是爷爷出来卖茶鸡蛋,爸爸开个小铺子,儿子可能就能做大生意。”北京潮星文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宋美遐说。这样一代一代积累的商业经验和强大的商业网络,使得潮汕人在商业零售领域取得的成就,没有任何一个商帮或者团体能够超越。泰国谢国民的易初莲花,李嘉诚旗下的屈臣氏和百佳超市以及通过并购到手的法国最大的香水零售连锁商店,黄茂如的茂业百货,马来西亚钟廷森的百胜集团,这些在零售行业处于领导地位的企业,大多都是潮汕人的。甚至在欧美,潮汕人在商业零售行业也举足轻重。汕头籍的陈才孝在美国的顺发行公司经营的大型超市,年营业额超过200亿美元;郑辉经营的巴黎士多有限公司旗下16家连锁超市几乎覆盖了法国各地。 至今,潮汕地区仍保留有非常浓厚的宗族观念。 由于内部激烈的生存竞争压力,在潮汕有“出生入死”的说法,即走出潮汕反而能生,留在潮汕没有出路。潮汕人在商业上的成就主要是在走出潮汕之后取得的。一旦走出潮汕,潮汕人的团结也是空前的。 斯特林·西格雷夫在《龙行天下》一书中说:“潮州人在文化上十分独特。他们操纵着地球上最有钱、最强大的地下网络,是世界上最早的跨国公司之一。组织严密且向心力强。”  

    06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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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岁畅游公司CEO王滔:“玩”出来的亿万富翁

    王滔(畅游公司CEO)       1997年 毕业于杭州工业电子学院工程学专业,在福州开发红白机游戏。    1998年 加入目标软件,担任项目经理,主持单机游戏研发。    2001年 出任游戏代理商天人互动的游戏副总经理、CTO,负责《无冬之夜》、《文明III》等50余款游戏的汉化、移植工作。    2003年 主持新浪iGame的立项研发和运营工作。    2004年 加入搜狐公司任搜狐游戏运营总监。    2007年5月 带领团队自主研发出《天龙八部》。    2008年 晋升为搜狐公司副总裁。    2009年4月 任搜狐畅游董事兼首席执行官。 27岁 辞别新浪 独闯江湖    2002年,刚刚抓住“短信”这根救命稻草的中国互联网产业还远不像如今这样丰富多彩。市场上最大的两家公司新浪和搜狐针尖对麦芒,不放过任何一次竞争的机会。那时候网络游戏刚刚在国内开始流行,盛大陈天桥初露锋芒后,新浪和搜狐也几乎在同一时间一头扎了进去。 “坦白说那时候有点盲目,很大程度上是感觉别的公司做了,我们要是不做就会抬不起头。”一位熟悉那段历史的当事人回忆说,“新浪从韩国代理了天堂,搜狐也从韩国弄来了骑士,两款游戏本身其实都是挺不错的,但运营都做得烂到家了。那时候双方都没有明确自己在网络游戏领域里的定位和战略,项目上得太盲目草率,什么都想做,又什么都做不好,以至于干扰了公司正常的战略部署。” 王滔当时所在的新浪iGame团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遇到尴尬。虽然不能说是被“打入冷宫”,但无论是在资源分配还是战略重视的层面上,王滔和他的同事们时常感到捉襟见肘。 习惯了写代码,甚至有点痴迷于此的王滔最终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继续忍受这种天天“打酱油”一样的生活方式,2003年他决定自己创业,所有的资本是自己在游戏行业里积累的一点点资源、一点点江湖名气,几个朋友,和一腔热血。 那一年,王滔27岁。 几乎在同一时刻,当时主管搜狐游戏事业部的资深副总裁何劲梅也处于一种空前的焦虑状态当中。作为搜狐的“第一个员工”,她对搜狐公司的感情不比张朝阳浅。 “我其实根本就不懂游戏。可Charles(张朝阳)要把精力放在思考公司技术转型的战略上,VKOO(时任搜狐COO的古永锵)还有太多运营的事情要做,我只能硬着头皮顶上。”何劲梅说,“我就想,应该找个懂行的人来建团队,管这摊子事情。” 何劲梅这番话的潜台词是,当时不只是她,整个搜狐高管团队,甚至整个中国互联网领域内都没几个人懂得网络游戏。因为那时懂游戏的人要么在盛大,要么就去了网易。 “必须得感谢何劲梅,她通过各种关系找了9个人打听,他们都直指王滔。”4月8日,张朝阳对记者说,“于是她找到王滔,聊了好多次,等到我见王滔的时候,都已经基本上定下来了。” 2004年底,何劲梅离开搜狐,远赴美国做专职太太。离开的时候她对王滔说,你比我懂,搜狐游戏由你去做,我有信心。28岁 十五分钟 投身搜狐    张朝阳第一次见到王滔的时候是2004年夏天,搜狐还在长安街上的光华长安大厦办公。为了方便,他约王滔在公司对面中粮广场的星巴克喝咖啡。 “他当时对我说,你把搜狐游戏让我做,我就能给它做大。”张朝阳说,“我问他,真的?他就拍胸脯保证,然后说第一步应该怎么怎么做,第二步又该怎么怎么做,到同时在线人数多少多少之后又该怎么做。说了15分钟,我说行,这事咱们干了。” 在那个时候,福建人特有的精明决定了如今王滔的身价。在说服张朝阳之后,王滔问:如果做到我说的那个程度,公司能给我多大比例的奖励? “那不是一次风险投资,是搜狐的一项业务。”张朝阳说,“回报这种东西是大家无法回避的。当时和王滔谈的时候就是这样定下来的,是一种承诺。搜狐给了王滔各种各样的支持,资金、带宽、服务器等等,但是在王滔的激励方面已经不是一般性员工工资的级别,而是以整个游戏业务成败的级别。这次上市成功之后他变得很有钱,但这些都是基于当初那种无法回避的历史环境下,那样的承诺而来的。” 张朝阳所谓的“无法回避的历史环境”实际上就是指2004年前后搜狐游戏业务的状况。按照他自己的话说,那叫“不温不火”。事实上,2004年前后正是中国网络游戏高速增长的第一次爆发期。在广州,主攻网络游戏方向的网易股价冲破100美元,造就富翁无数;在上海,陈天桥家族的盛大网络凭借一款《传奇》已经隐隐显示出王者之气;唯独在北京,新浪和搜狐似乎都还没有找到方向。 对于王滔本人来说,短暂的创业期让他充分体会到“孤独”的无助感,当一次又一次面对不知如何沟通的风险投资商,当服务器、带宽、房租、员工工资这些包袱一个一个压到办公桌前,他也迫切地需要一棵足够坚强的大树为自己遮挡出一片空间。 另外的一个背景是,学物理的张朝阳那个时候正把自己90%的精力都集中到“搜狐技术转型”上,在那个时间节点上,如何用技术手段实现更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正好触动张朝阳的兴奋点。王滔深谙此道,两人在短短15分钟的沟通过程中“从客户端软件聊到服务器后台控制”,很快一拍即合。 2004年底,王滔以“Team leader”(团队带头人)的身份加盟搜狐,负责组建游戏研发团队。2007年,王滔晋升为高级总监,全面负责游戏事业部管理;2008年,升任搜狐副总裁。  

    06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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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化腾的企鹅帝国

    人物简介:   马化腾,腾讯公司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1971年生于广东汕头。他在13岁时随父母定居深圳,1993年毕业于深圳大学计算机专业,之后进入深圳润迅通信公司,从事寻呼软件开发。   身处深圳这个具有开放、创新气质的经济特区,他和许多同辈人一样,均对计算机技术非常痴迷,早早体会到网络的乐趣。   1998年11月,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在深圳成立,并于2004年在香港上市。作为主要创办人之一,马化腾全面负责腾讯集团的战略规划、定位和管理。 2009年岁末,巨人与腾讯宣布联合运营网络游戏,马化腾与史玉柱的合作,被看作是业内两位“巨人”的携手。   言论:   “过去十年,中国互联网利用本土优势成功抵御了国际巨头的进攻,取得了全面胜利,但真正决定中国互联网生死存亡的是接下来的十年。这十年中国企业不仅要和国际企业比拼服务,更要拼创新和核心技术能力。”   ——马化腾 “中国互联网在全球的发展中已经不仅仅是跟随者,在一些方面已经成为领导者。腾讯比较率先地在互联网增值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11月2日,腾讯控股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腾,在2009年互联网大会上如此为中国互联网行业及腾讯公司定位。   彼时,马化腾所创立的即时通讯软件QQ拥有超过4.8亿的活跃用户,仅仅在2009年第三季度就为其贡献了33.6亿元收入,超过网易、盛大、阿里巴巴3家的总和。   10年前,在开发这款即时聊天软件的时候,马化腾及其合作伙伴并不知道如何靠它挣钱。如今,马化腾执掌的腾讯公司已经围绕QQ创立了中国最大的三家综合门户网站之一、第二大C2C网站、最大的网上休闲游戏网站,拥有全球用户数最多、最活跃的互联网社区,其市值在世界互联网产业内仅次于Google和Amazon。   “腾讯品牌的发展,这十年完成了数量上、流量上的积累,现在要开始在影响力方面发力。”马化腾说,下个十年,均衡发展将成为腾讯战略的重点,要培养人才,“我们并不希望把利润放在账面上,而是更希望把利润投入到长远发展里去。” 打造在线生活   因为与西方资本市场相连,腾讯需要遵照其规则行事,而这种示范作用无疑将改变传统的商业理念。比如,对公司高层的权力制衡安排等,这些规则经由互联网从西方引入中国并影响着中国的商界,它们哺育出来的企业也正在成为中国商业主流。   马化腾对自己的定位始终是产品经理。“每天我都会体验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我也爱给产品部门挑错,我一看到成品,就知道写代码的人有没有偷懒。” 马化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任何产品的核心功能,其宗旨就是能帮助到用户,解决用户某一方面的需求,如节省时间、解决问题、提升效率等。而产品经理就是要将这种核心能力做到极致,通过技术实现差异化。”他认为,软件开发的意义在于实用,而不是写作者的自娱自乐,“许多软件技术人员往往对自己的智力非常自信,写软件只是互相攀比的一种方式,而我希望自己写出的东西被更多的人应用,也愿意扮演一个将技术推向市场的小角色。”   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腾讯开始尝试推出多元化产品。不经意间,腾讯完成了互联网产业几乎全业务的布局。从无线增值业务,发展到涵盖游戏、门户、电子商务、第三方支付、搜索引擎等多种业务在内的互联网在线生活平台,马化腾为此用了10年。他有理由为此骄傲,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内,横跨多个业务线的企业并不是腾讯一家,但只有腾讯能够在两条以上的业务线同时做到领先,几乎所有的业务都在赚钱。而马化腾的野心是要把一代人的传统生活全都搬到网络上,打造一代人在线的生活方式,满足人们在信息获取、信息沟通、休闲娱乐和交易这四个方面的需求,让网络产品及服务就像阳光和空气一样渗透到普通人的生活里。   “腾讯一直把创新能力看作是公司竞争力的一个最核心的元素。”马化腾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这种创新不仅仅局限于技术、产品等,更重要的是商业模式、用户体验的创新,“由于我们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是直接面向用户,因此员工的一项简单的创新或者改进,就能让亿级用户受益,这种巨大的成就感和使命感也是其他企业的员工无法比拟的。”   马化腾曾表示:“不管企业做到什么程度,都要保持一种诚惶诚恐的心态。”如今,腾讯越做越大,财富越来越多,马化腾觉得责任也在不断增加。“十年间,腾讯获得并奉行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可持续发展秘诀:绝不追求单向经济效益最大化,而是以用户价值与社会价值最大化协调统一发展为方向。”他总结,中国互联网行业历经多年的社会企业公民实践后,正开始引领积极的社会主流价值,并产生了广泛的公众影响。   2006年,腾讯发起成立了中国互联网首家公益慈善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到目前为止,腾讯公司及腾讯员工的累计捐赠已经超过1.22亿元,用于开展教育发展、救灾扶贫等公益项目,并建立了腾讯公益网,倡导“人人可公益,大家齐参与”。在去年的汶川地震中,腾讯利用QQ这个强大的平台,在地震发生的一周后,腾讯网友在线捐赠突破2000万元,创下互联网公益慈善史上最高捐赠纪录。而结合当前十分热门的SNS游戏“QQ农场”,腾讯公益网特别推出了“爱心果”项目,成为业内首个基于SNS平台的公益网游产品。   马化腾说:“对于财富,一直也没有特别看重。”

    06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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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富人移民潮”是国家和穷人的损失吗

    据《成都商报》报道,中国又掀移民潮。这一次是“富人”,被称为“投资移民”。去年前往美国的投资移民人数,比前年翻了倍。去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增加比例更大。奔富国强国去,可以说是去过好日子。但是一些小学地理课本都没讲到过的小国也有人去,似乎说明他们“只是为了移民”。或者这么说,除了俄罗斯、古巴、越南、朝鲜这些跟我国有着传统友谊的国家只是去做做生意或走一走,仿佛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是中国富人未来的家园。   而“国际主流社会”对中国移民是啥态度呢?照理说任何接收移民的国家,都会考虑移民的生活能力。可实际上接收国往往只有一个指标:钱。你带着足够的钱去,就意味着你有足够的生活能力。哪怕你母国语言都说不利落,外文一字不识,或者年事已高,等着去彼国养老,它也很高兴。这真是一次“国际势利主义”的大展示。而做这单买卖的,主要是国际社会最有钱的东家。新加坡比较有意思,前年取消了遗产税,不知道是不是针对华人投资移民设计的国策,但实际上肯定起到了这样的效果。   既然走的是钱和人两样,先把两样分开看一下。如果仅仅从钱的角度,资金外逃对中国来说不是新闻。连留学都是资金外逃的方式之一。每年被追逃的贪腐官员带出去多少资金,都是一个令舆论哗然的数字。但是,中国不是经济上升速度最快,国外热钱争相进入的国家吗,怎么国内的钱要拼命外出呢?这是一个“反经济”的现象:如果是外国人,他就拿着钱来投资赚钱;如果是中国人,他就拿着钱往外国去“投资”———实际上主要是去“生活”吧?   这是为什么呢?就富人的生活来说,神州大地也有“天上人间”。但据分析,富人有富人的忧虑。他们担心“原罪”终于会受到追究,下一代青年成长起来,可能对前辈的“无规则游戏”一律不认可,甚至有“均贫富”的冲动。对此,我基本无话可说。任何人出于对未来的不确实性的判断,都可以采取自己认为最好的应对方式。但是,如果你仅仅是担心“原罪”,我还是想劝告他们,这种担忧可能有点过虑,一般说来,多少年过去了,大多数原罪已经被时间赦免了。   另外,我觉得,现在以“投资移民”名义出国的同胞,不见得都是最富有的人,而首先是“最想出去”的人。我见过一些大学生,而且应该说是很有才华的大学生,他们现在还没有钱,但已经有一个将来一定要移民的“理想”。在这个越来越开放的世界,你必须尊重这样的选择。   目前国内舆论一律视“富人移民潮”为一件坏事。他们带着钱走,国家人财两空,这是“国家和穷人的损失”。有人用恶毒的语言去“挽留”他们。境外的评论也认为,“富人移民海外影响中国发展”。但是,事情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假如反过来想,如果这些要移民的人不走,国家经济就更加活跃,或者说更有秩序吗?穷人就有更多机会吗?或许不见得!并且,真正藏有巨额财富的人出去了,说不定是为了曲线报国,再以外籍华人的名义回来投资,“国家和穷人”并没有失去他们呢。

    06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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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美两国的富人有什么不同

     哪一个国家都有富人,也都有穷人,人有穷富不可怕,怕的是一个社会财富不是公平、合理地分配,也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果对比或是观察中美两国的财富分配状况,有一个现象倒是很有趣,近20年来,美国富有的人群人数上升,中国则是富豪级的人数猛增。所以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按照基尼系数衡量,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的标准,美国的基尼系数是0.466,而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5。美国财富分配不均已成为严重问题,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按照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财富分配不均已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在世界上只有29个国家财富分配不均的基尼系数超过中国,其中27个国家是位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国家,2个是在亚洲,即马拉西亚和菲律宾。财富分配是一个大话题,本文暂不说财富为何分配不均的问题,单刀直入,就看看中美两国的富人有什么区别吧。虽然都可以被称作是富人,但中美富人之间的差别老鼻子大了,列多了看着眼晕还心烦,下面就例出三条看看是不是那回事。   第一,美国富人能赚钱,中国富人能捞钱。穷人富人有什么区别,谁都知道,穷人和富人最大的区别就是穷人没钱,富人有钱,而关键的问题是富人比穷人拥有更多的财富不可怕,穷人钱少也不怕,但最起码穷人赚得钱得能养家糊口才行,否则就可怕了。   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08年,美国家庭年收入13.8万美元以上的家庭约占美国家庭总数的10%,他们被称作是美国最富有的家庭。而接近或低于贫困线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为12000美元,两者相差11.4倍。美国最富有的前5%家庭平均年收入在18万美元以上,是美国家庭中位收入的2.58倍。2007年,美国1%最富有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占美国家庭财富总额的34.6%。接下来富有的19%家庭拥有的财富占美国家庭拥有财富总额的50.5%,这也就是说,美国20%富有家庭拥有的财富达到美国家庭总财富的85%。而余下80%美国家庭所拥有的财富是美国家庭财富的15%。      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报告显示,2008年美国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是50303美元,在财富分配上,美国的家庭有着一个明显的分水岭,一半的家庭收入处于中低收入水平状况,一半的家庭处于中等以上收入水平状况,而这个家庭收入的分水岭就是年收入5万美元。另一方面,美国的“穷人”标准要远远高于联合国所定下的国际贫困线标准,其贫困线标准是一个人一年的收入为10991美元以下,两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4051美元以下,三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7163美元以下,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在22025美元以下。也就是说美国的穷人标准比联合国所定的穷人标准,从收入上看就要高出30倍。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07年底,中国总人口是132129万人。2007年中国有41.5万位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占总人口的0.03%。拥有的财富共计2116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4.82万亿元。这些富人的财富相当于全国GDP的60.1%,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2.895倍。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4140元。而按照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的数据,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国民财富。中国目前的贫困线标准是人均年收入1196元,如果按这个标准中国的穷人数还真不是太多,但如果按照国际上贫困线每天1美元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大约又会有1.2亿至1.3亿人。   到美国这么多年,还很少听说有几个富人是因为赚钱多出事的,钱能赚得理直气壮、赚得明白,这就是本事。中国人暴富的多,咋赚钱已是公开的秘密,只是钱赚到黄光裕那份上,赚来赚去把自己鼓捣到监狱里,这赚钱还有味道吗。当然像这样赚钱的人不会只有黄光裕一个独苗,都是叫钱给忽悠的。   第二,美国富人纳税多,中国富人炫富多。按理说赚得多就得多缴税,但中美富人在这一点上差别却很大。再一点是,美国的富人走在马路上你看不出来就是富人,中国的富人在公共场合,要不表明自己是富人,就没威风了。   根据美国国税局发布的统计数据,2007年,美国收入最高1%的人所交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占联邦政府所征收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总额40.4%。也就是说,美国联邦政府一年征收的个人收入所得税中四成是由美国高收入的1%纳税人提供。相比之下,美国95%的纳税人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占政府征收的个人收入所得税39.4%。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有多少人呢,140万人。他们交的税比1亿3400万中低收入人缴税的总合还要多。   2007年美国年收入41万零96美元以上的富人占美国纳税人总额的1%,他们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占联邦征收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总额40.42%,年收入16万零41美元以上的高收入者占美国纳税人的5%,他们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占联邦征收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总额60.63%。年收入11万3018美元以上的纳税人者占美国纳税人的10%,他们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占联邦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总额的71.22%。年收入6万6532美元以上的纳税人者占美国纳税人的25%,他们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占联邦征收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总额86.59%。年收入3万2879美元以上的纳税人者占美国纳税人的50%,他们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占联邦征收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总额的97.11%。年收入3万2879美元以下的纳税人者占美国纳税人的50%,他们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占联邦征收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总额的2.89%。   中国富人纳税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资料不太全,只能凑合着对比。早前中国有一份报告显示,在中国占总人口约20%的富裕人口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全国个人所得税收人的10%。这说明,富人虽然拥有财富多,却不是缴税的大户,相反在中国实际承担个人所得税税负的是广大的工薪阶层。想想看,这是否有点不对劲。说也奇怪,中国富人缴税不多,但富人却能把中国荣升到世界上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大国。中国富人出手之豪放现在全世界闻名,啥贵买什么,啥名牌买什么,但对待自己国家却可谓吝啬的不得了,否则普通老百姓就不用缴那么多税了。   第三,美国富人捐款多,中国富人移民多。美国富人乐于行善、赚得钱多回馈社会也多,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就不详谈。   中国富人也不乏有善心之心,但是比例不高也是事实。别以为有了钱就能睡上个好觉,据北京经济观察保报道,现在不少富人最担心的是怕均贫富,所以纷纷为自己找后路,而最好的办法就是移民海外。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等国都是一些富人最想移民的国家,有的富人不移民也想法搞个外国绿卡,以便有个风吹草动,便可把异国他乡当故土了。   2009年,美国投资移民的申请量创下自1990年设立这一移民项目后的高峰。中国投资者的资金前仆后继的涌入美国,中国人投资移民美国申请人数量较2008年翻了好几倍。投资移民的基本要求是在美国的投资额要在100万美元,落后地区投资额在50万美元,这点钱对于中国富人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2009年获得批准的投资移民人数为4218人,其中7成左右来自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而来自中国的富人就达到1000人。        

    06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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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怎样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领袖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无穷无尽,竞争极其激烈──这就是新兴市场的特点。要想在这种环境中获得成功,企业管理者必须具备一定的领导力,而不幸的是新兴市场恰恰缺乏这样的领导者。   结果就是,新兴市场的许多企业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潜力,甚至直接败走麦城。那么,新兴市场的企业该如何培养出它们急需的领导者呢?   为研究这一课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领导行为实验中心”(Leadership Behavioral Laboratory)与美国“创新领导力中心”(Center for Creative Leadership)合作,访谈了来自中国各行各业100位成功的中高层管理者,向他们询问在职业生涯发展道路上,有哪三件重要的事情促使其成长为一名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他们的回答揭示出新兴市场领导力培养的几个关键要素:   1. 以身作则,做出表率。   高层管理者的言行、性格、个人魅力以及所设立的标准都会对下属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在新兴市场,企业需要努力适应日新月异的市场变化,管理者们也需要向一个强大稳定的企业领袖寻求指导和灵感,这一点尤其重要。三分之一以上的受访者提到,他们所敬仰的领导者对其职业生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企业高管不能只是发号施令,而是要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中,为公司的价值观做出表率。   2. 永不停息的教育。   许多高管都强调,贯穿于职业生涯的持续学习非常重要,不仅包括对自身业务的学习,也有对整体商业运作的学习。新兴市场的企业和各个行业都以一个加速度在成长和发展,因此要把终生学习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对很多企业来说,学习一般指的是把具有领导潜质的人送去商学院深造,在那里学习管理学理论和实践。毫无疑问,这类培训是很有价值的,但不应成为培养领导者的唯一形式,或是唯一关注的焦点。与其把大量金钱花在企业外部的领导力培训课程上,不如加强企业自身的领导者培养机制。   这种培养机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比如说,那些有经验、有专长、并对公司文化有深入理解的企业管理者,可以帮助较年轻的管理者找到一些实际有效的解决方案,协助其克服工作上面临的现实挑战。这一互动不应该是撞大运型的,而要建立一种“传帮带”制度,确保每一个年轻管理者都能得到恰当的指导。   企业还应该建立一种系统有效的轮岗制度,让有才华的员工在公司多个部门和岗位上工作锻炼,扩大他们对公司业务的了解。   企业还要把年轻管理者纳入到从事重要项目的团队之中,让他们在处理重大问题的过程中逐步积累第一手的经验和体会。接受我们访谈的管理者们经常提到一点,即参与重要项目对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如新产品开发、新市场开拓、新商业计划的实施以及新分支机构的设立等。企业重组、并购、上市和公关危机处理也是培养领导者的极好机会,这类经历不但能教会管理者适应各种变化,还能培养他们从危机中找到机遇的能力。   3. 允许年轻管理者经历失败。   许多管理者在访谈中说,他们职业生涯早期所经历的失败、挫折和艰难险阻对其个人发展和职业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经历过挫折失败的管理者往往意志力更顽强,对生活的看法更乐观,也更具同情心。资深管理者不应一味呵护年轻管理者免受新兴市场的动荡影响,而应给予他们锻炼机会,负责具体的项目,做出自己的决策,并承担决策失误的后果。   同样,年轻管理者也应该经历一些与他人之间的个人冲突和意见不一,因为这在任何商业环境中都不可避免,尤其是在快速变化的新兴市场环境中。未来的领导者需要学会在冲突中开展工作,无论是与上级、下级、同事、客户、政府,还是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4. 确保从成功和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   如果年轻管理者遭遇到挫折,应确保有人来引导和教育他们面对自己的错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有才华的员工可能因失败而自暴自弃,也可能从失败中获得成长,因此,他们需要正面的引导。   当然,一个成功的领导者能从各种经历中学到东西,但这种持续学习、不断进步的内省能力并非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企业应该在培训课程中加入这类内容,帮助管理者系统培养反思的能力和习惯。管理者要定期召开小组会议,不但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同时也从别人的经历中学到东西。   5. 变危机为机遇。   即使在最好的年景里,不成熟的市场也会给许多企业及其员工带来各种挑战。我们要充份利用这些机会,让年轻管理者参与到难题的解决过程中来──这将给他们带来宝贵的经验,有助于在今后遇到更大困难时有所准备。比如说,可以让他们参与公司裁员和重组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我们访谈的许多管理者说,处理危机是他们获得成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此外,企业应尽可能地寻找机会,招纳那些被其他公司忽略掉的具有领导潜质的年轻人才。  

    06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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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后成楼市新军 60后70后80后投资房产各有一套

    “像我这种‘80后’有几套房子在上海一点也不奇怪,特别是温州人,有资金后盾的‘富二代’买别墅、厂房,我们就买公寓、小户型”,周步恩是一名来自温州的“80后”新上海人,自2004年起,24岁的周步恩就开始踏足上海的房地产市场,至今已经拥有5套物业,总市值为750万元左右。   不过周步恩并不认为自己很特殊,在他的身边,来自温州的“80后”们在楼市中的投入极为普遍。虽然近期房地产新政影响上海楼市,但周步恩却信心十足表示:“我还是看好楼市,还会再入市。”     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上海)统计,在上海楼市中,至少有80%的买家为本地人,包括温州、全国其他各地和外籍买家不到20%。温州买家所占比例在个别典型楼盘极为显著,比如浦东不少档次较高的楼盘业主就以温州人为多。一名刚到上海的大学毕业生在租房时发现,房东就是温州人,在该楼盘中至少买下了4、5层楼的同一个单位。   不过,中原地产研究中心(上海)研究人员瞿安新表示,统计比例中,上海本地人中也包括了不少近几年落户上海的“新上海人”,均因人才引进方式而来,在买家中的比例达1/3左右。虽然大多数均为首次置业,但是较早落户的在过去两年中都陆续购买了第二套房。   “现在的‘80后’与‘60后’、‘70后’都不一样了,都有投资眼光,不会把钱放银行了”,瞿安新表示,“80后”中只有小资金的,就会选择门槛较低的投机项目如股票;有10余万元资金的,可能选择周边城市的楼市;而如果有数十万元,很可能就会考虑购买上海的小户型单位了。  

    06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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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亿万富豪最多的十大城市

    1.俄罗斯莫斯科 亿万富豪数:74人 平均财富额:59亿美元(资料图) 在伦敦和纽约还在争亿万富豪最多城市的桂冠时,莫斯科悄悄的坐到了排名的头把交椅。的确,莫斯科亿万富豪数目不可思议的跳到了世界第一位,而2002年莫斯科只有五位亿万富豪上榜。个中原因,应该得益于石油及钢铁业的发展。莫斯科现有74名亿万富豪,但相比其他入选城市,莫斯科的物价的确很便宜。  2.美国纽约 亿万富豪数:71人 平均财富额:33亿美元 (资料图) 十年来纽约一直高居亿万富翁城市排行榜的首位,但2007年降至第二。但这座城市71名亿万富翁中许多都是商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媒体巨头罗伯特.默多克,房产巨擘Donald Trump。这座城市甚至还有一位亿万富豪市长。   3.英国伦敦 亿万富豪数:36人 平均财富额:41亿美元 (资料图) 得益于英镑的坚挺,英国伦敦充斥着亿万富翁,其中包括航空与媒体巨头Richard Branson、平价服装商人Philip Green以及欧洲首富Lakshmi Mittal男爵。 4.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亿万富豪数:34人 平均财富额:17亿美元 (资料图) 海滨城市的位置使这座土耳其城市成为游客及富豪们心中的圣地,土耳其的35位亿万富豪,几乎全来自伊斯坦布尔。富豪们聚敛财富的方式从手机业到银行业不一而足,但他们不用花费太多就可以尽情享受财富带来的舒适与安逸。在该市繁华地段租一套公寓的月租金仅仅5000美元,女仆及保姆每天花50美元就可以雇佣到。成为常驻居民自有他的好处,对外地游客来说旅游费用可能花费更多。在土耳其著名的齐拉宫凯宾斯基酒店呆上两晚上,你要付出10000美元。   5.香港 亿万富豪数:30人 平均财富额:50亿美元 (资料图) 香港是亿万富豪数目最多的亚洲城市,免交资本收益税使他成为一个繁荣的商业中心,富豪们也由此获利。香港首富李嘉诚是亚洲电信巨头和记黄埔[48.30 -1.33%]的董事局主席,个人财富265亿美元,其子李泽楷极力想从父亲的光芒中走出来,现在在房地产业豪赌,他于2006年以17亿美元的天价售出了东京一块地皮,创下了最贵地皮的记录。   6.美国洛杉矶市 亿万富豪数:24人 平均财富额:30亿美元 (资料图) 洛杉矶是浮华与魔力的写照,该城市的富豪基本都多多少少与娱乐界结缘——从奥斯卡获奖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到Viacom总裁萨姆纳.雷德斯通都是如此。但近来加利福尼亚最富有的人Kirk Kerkorian却是一个例外,他投资通用、克莱斯勒、福特,也染指旅馆业,不过对米高梅的投资却占他财富的大部分。   7.印度孟买 亿万富豪数:20人 平均财富额:76亿美元 (资料图) 作为印度的商业和文化中心,孟买有20名亿万富豪,平均财富76亿美元,这一数字超过莫斯科的59亿美元。虽然印度首富Lakshmi Mittal移居伦敦,其他还有两位富豪常驻孟买,他们是Mukesh和Anil Ambani。值得一提的是Mukesh,他三月份的财富已经达到了430亿美元,为了让世人都知道他的富有,他正在建造一座27层的私人住宅,据称花费20亿美元。 8.美国旧金山 亿万富豪数:19人 平均财富额:31亿美元 (资料图) 尽管数年前互联网泡沫破裂了,但这座北部加州城市仍然顽强的存留住几位著名的IT大亨,其中包括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他和谷歌另一位创始人塞吉.布林一起成为海湾地区最富有的人)、PayPal创始人及早期Facebook投资人Peter Thiel、Dolby实验室领袖及音频巨子Ray Dolby,还有几位IT大佬,比如网络风投大师约翰.杜尔(John Doerr)、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现在也活跃在硅谷。   9.美国达拉斯 亿万富豪数:15人 平均财富额:26亿美元 (资料图) 这座美国南部的城市里游弋着几个石油巨头,比如T. Boone Pickens(T. 布恩.小皮肯斯) 以及Ray Lee Hunt,该市的亿万富翁也来自各行各业。达拉斯小牛队的老板Mark Cuban不仅以他的技术背景闻名,而且在球队管理上更是蜚声海内。1992年度的美国总统候选人H. Ross Perot,更是靠数据提供商Perot Systems公司积累了财富。世界级厨师Tom Colicchio及Nobu Matsuhisa也在此地。   10.日本东京 亿万富豪数:15人 平均财富额:28亿美元 (资料图) 1987年,日本地产大亨堤义明(Yoshiaki Tsutsumi)曾经以200亿美元的财富位居富豪榜首。2002年,东京在世界富豪最多城市中位列第三。但最近几年随着日本经济下滑,日本富豪的财富也大大缩水,今年仅仅排在富豪城市榜的第十位。这些富豪包括软银孙正义、饮料巨头佐治信忠(Nobutada Saji)等。  

    06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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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吴南生:秉承“杀出一条血路”勇气 继续当好改革探

    吴南生   1922年生于汕头市,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延安赴东北,1949年随军南下,曾历任江西省南昌市副市长,中共汕头市委副书记兼汕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海南区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1956年至1960年,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1960年至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农办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至1985年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   1979年,负责筹办广东省3个经济特区,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5年起,历任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主席。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   在经济特区建立30年之际,想采访吴南生的记者实在太多了。因为,他是当年经济特区的重要倡导者之一,也是经济特区的实践者和见证者。是他,主动向省委请缨办特区,发出“要杀头就杀我”的豪言;是他,在中央和省的大力支持下,带领深圳经济特区大胆突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勇闯一条以“引进外资、实行市场经济为主”的新的发展道路。   吴老毕竟已年近九旬,他的秘书婉言谢绝了许多媒体的采访要求。非常幸运的是,本报记者获得了难得的采访机会。满头银发的吴老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锐,平缓的语调掩不住久经历练而成的犀利话锋,举手投足间仍可见当年运筹帷幄的闯将风采。    谈特区贡献   特区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全国率先冲破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框架,成为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开路先锋   记者: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省委书记汪洋给深圳出了三道题。第一道是:过去30年深圳立起了什么?靠什么实现了“三十而立”?作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和创办经济特区的主要领导者和见证人,您认为深圳经济特区最成功、最值得总结的经验是什么?最值得传承的精神是什么?   吴老:转眼间30年过去了,看到深圳今天的变化,我当然十分高兴。改革开放是大家共同的心愿,是全国人民的心愿。要改革,就必须从体制上进行改革。深圳就是大胆地从旧体制中冲破出来,才有今天的发展。   关于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经济特区,很多人写了很多文章,我读过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写得好的。但有一点,许多文章都说不清楚经济特区为什么能办成?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是什么?现在回过头看,特区最大的功劳就是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引进市场经济,应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建立经济特区开始的,从深圳、珠海、汕头开始,到珠江三角洲,到全国。我说过市场经济是个没有腿的巨人,“他”走到哪里,谁都顶不住的。引进了市场经济,我认为这是经济特区对全国最大的贡献,也是经济特区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   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从中央到地方,对试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疑虑很多,阻力很大。要知道,当时全中国都还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就等于搞资本主义复辟,罪大恶极啊!小平同志说,深圳的精神就是“敢闯”。从创办经济特区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要从事这项伟大的改革开放工程,在实际工作上要有勇气,在理论思想探索上也要有勇气。没有两方面的勇气是“闯”不成的。   “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绝对不是一句轻松的口号。必须破除陈旧思想观念,打破条条框框,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把市场经济引进来。改革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革命,需要冒风险,需要奉献精神,需要解放思想。   谈特区使命   如果深圳不去争第一、率先、示范,等人家做了才去做,那就没有很好地尽到经济特区的历史职责。特区的使命远没有终结,未来30年,深圳依然任重道远   记者:您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对特区事业发展仍然十分关注。未来30年深圳如何改革发展,靠什么去实现?对此您有何期望和建议?有人说特区杀出一条血路的使命已经终结,不应再“特”,您怎么看?   吴老:特区之“特”,精髓在于探索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办特区,把国外资本引进来,让人家赚取利润,这是否符合马列主义路线?这是当时意识形态激烈交锋的一个焦点。   我看到新华社在对外报道中,把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按照我的理解,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从来都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绝缘的。按照马克思原来的设想,社会主义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一个不断规范、不断完善的问题。对它的研究,还要不断地细化、深化,不是给它戴上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就能解决得了的。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蹴而就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从经济秩序到社会管理到廉政建设,都要做到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还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人们的道德观念等,才能算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我们不能看到已经取得成绩,就以为自己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起来,搞规范化的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它需要几代人的实践和努力。   所以我认为,要回答小平同志提出的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去建设社会主义,还要我们去努力实践和思考,仍然要继续以“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精神去探索。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经济特区可以把特区建立以来的资料收集一下,作一些科学分析,为后人留下一段历史,提供一点借鉴。在建立3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上,做这些事情就更加有必要了。体制改革还要继续进行,特区还要继续扮演探路先锋的角色。特区的使命远没有终结。如果深圳不去争第一、率先、示范,等人家做了才去做,那就没有特区的意义了,就没有很好地尽到特区的历史责任。未来30年,深圳依然任重道远。    谈民主政治建设   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成就,这决不能满足。党中央强调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我认为,在这方面也要积极探索   记者:“老当益壮,于挥毫中凝神改革之进路,老而弥坚,于直言中力陈政改之切要。”这是人们对您当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位风云人物的致敬辞,您能跟我们谈谈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思考吗?   吴老:1980年8月改革开放起步初期,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是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小平同志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   讲话的时间是1980年8月18日,政治局讨论通过这一讲话时间是1980年8月31日。最巧合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和公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时间是1980年8月26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大启动的时间啊!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小平的三条要求实现得怎样?这三条要求的本质又是什么?   第一,“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应该说,我们在经济领域中的改革工作是有成效的。当然要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但我们已形成了新的生产力,它正在迅速发展,为了适应这一新发展,它正向我们提出强烈的要求,这要求就是小平所说的第二条要求:“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至于第三——“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这也是正在发展中的生产力的要求。   我是个积极主张改革的汉子,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这场改革,一直改革到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未来的社会那一崇高的目标,也就是改革到自己也消亡了的时候,没有这种勇气和决心,就不是共产主义者!   我认为,民主政治建设内容很多,现在应该强调进一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这在中国目前法治待完善的情况下尤为必要;更重要的是通过公民表达权的有序释放,可以开启民智,开启官智,通过心平气和的理性讨论和意见交换,就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目标、程序等种种具体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以达成基本共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就可望避免不良势力的扰乱,事半功倍,以较小的代价争取最大的成效。   谈造就人才   大学校长是“厅级”,大学教授是“处级”,是永远也培养不出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的   记者:您刚才提到,小平同志的三条要求中,第三条是造就更多更优秀的人才。省委书记汪洋提出,未来30年,深圳要再领中国风骚,就要在人才集聚上再领中国风骚。深圳人才工作如何才能继续走在前列,您能讲点意见吗?   吴老:刚办特区的时候,在深圳很难找到技术人才。来了外宾,要英语翻译,还要向海关借人。当年《深圳特区报》出版,也全靠香港《文汇报》支持印刷。前几年,我到深圳参观了几家企业,令人特别高兴的是:今天的深圳竟然聚集了那么多优秀人才,这些人才又大多是改革开放后培养出来的。据我所知,在全国,尤其是各个大、中城市,也大多是如此。而全国的人才,又不少汇集到深圳。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距离小平所说的要达到“造就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这个要求,还很远很远。在教育、培养、引进、造就人才领域中,还要做许多改革工作。我相信,大学校长是“厅级”,大学教授是“处级”,是永远也培养不出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的。   所以,汪洋同志说,未来30年,深圳要再领中国的风骚,就必须在人才上领中国的风骚,必须创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人才成长环境,而不是靠人情、批条子。这些意见,说得好极了!我很赞成汪洋同志的讲话。

    06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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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富二代“接班论”不符社会发展方向

    从“飙车炫富”到“接班创业”,“富二代”一直以来都是社会争议的焦点,尽管原江苏省副省长吴瑞林认为,中国90%的家族创始人希望子女接班,但95%的子女却不愿意接班。然而相关媒体近期的披露却指出,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家认为子承父业是天经地义,“富二代”从一出生就被打上了“继承”的烙印。并且他们接班之后每年至少要保证创造20万亿元的财富。 如果中国的“富二代”都能像白手起家的父辈一样艰苦创业、稳健发展,甚至在父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建立类似韩国三星这样的国际知名品牌,那么无论是对家族企业,还是中国经济来说,无疑都是重大的利好。 然而,这一希望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富二代”的人生理想和目标与其父辈和社会所期待的方向一致上面。如果果真如《民企二代生存现状调研报告》显示,72%的“富二代”认为现在和父辈时代的成功模式有很大不同,49%的“富二代”不赞同父辈的经营理念,那么至少半数以上的“富二代”人生理想和价值观与父辈存在较大的差异,甚至其中相当部分在未来是其父辈们无法通过训练熏陶所改变的。 试想如果强制这些“富二代”接过父辈的枪,那么他们也无法承担起家族企业与社会共同进步的历史重任。并且按常理推断,奥运冠军的儿子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成为奥运冠军,更何况智慧与阅历的增长与个体不可复制的人生经历和磨难密切相关。纵然二代能够勉为其难接班,其实现二次创业和奋斗的能力很可能远逊于父辈,背负的殷切期望很可能成为其人生旅途中的艰难重负。 更何况绝大多数情况下,人都是有惰性的,“富二代”天生具备了常人需要极其艰难努力才能获得的巨额财富积累,而这些财富足以使其过上“穷二代”难以想象的奢华生活。因而一旦父辈的压力减弱,逃避或者变卖家族财产,去过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将成为他们自然而然的选择,父辈和社会纵然有万千期待亦不可能时刻强迫其做出违背自己本性的事情。 从西方发达国家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市场是相伴而行的,然而对于大多数大型家族企业而言,家族股份掌握控股投票权、职业经理人负责日常管理已经成为当前主流模式。因而“富二代”退出直接经营管理已经成为历史性趋势,对于“富二代”接班无需过多强制或胁迫。 从尊重“富二代”个人发展的角度来看,自己感兴趣的人生目标和理想应该是其未来主要发展的方向。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科技和文艺出现了巨大的发展,其中为数众多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均可算得上是“富二代”,父辈积累的财富通过信托基金等模式,使其有充分的时间和自由去钻研自己的兴趣。这些“富二代”所取得的社会和历史贡献,甚至远胜于其原始财富积累的父辈。这也是中国未来“富二代”实现自我价值与回馈社会的最佳趋向,此前社会出现的集体培训“富二代接班”绝非顺应其本意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很多“富一代”往往就是贫寒低微,但这并不影响他对社会进步的贡献。而一旦社会片面强调“富二代”接班,忽视了为普通公众提供起点的公平和安全,那么社会财富和阶层自由流动的通道就会关闭,社会矛盾和贫富差距就会激化,届时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来实现社会的再平衡。(作者系金融学博士)  

    06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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