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80后大学毕业生的蚁族聚居生活剪影
6月中旬到7月初，又是高校毕业生的离校时节。 王晓军总会想起三年前毕业的时候。他在广州的第一个“家”在江南西，两个人住。一年多前，他搬到了西关，如今三个大男孩挤在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 在外来人口密集的广州，这个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眼下开始渗入西关、河南等老城区租屋。 “他们的存在将是长期现象。”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称，这将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群体”。 傍晚，荔湾区逢源社区的一条小巷。两旁的西关大屋把巷里的天空并成一条窄窄长长的深蓝。越往深处走，一幢高楼就愈加清晰，那是新开发的楼盘，均价两万元以上。 巷子深处有幢四层小楼。王晓军和另外两个大男孩的小屋藏在三楼，楼道狭窄，梯级高陡。敲开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间乍现。 听到有客人来访，同住的男孩感到羞赧，迅速躲进洗手间。屋内不是一般的凌乱，一张小床占了客厅的一半，其余空间塞满了各种杂物。 客厅一端的左边，在床头处用简易木板隔出了一个不到1平方米的空间，算是厨房；右边是同样大小、转身都困难的洗手间。客厅的另一端归王晓军和另一个男孩唐宋共同“享有”。一张小小的双层床挤在墙边，几乎没有可以下脚之处。 26岁的王晓军来自广东开平，三年前毕业于广东教育学院，现在荔湾区一所民办小学任教，“每个月到手有2500元左右。” 每个月房租1100元，加上水电费，每人分摊400元。每天他都和同事步行上下班，省下了交通费。 三个男孩相依过着集体生活，白天学校管早饭和午饭，每个月交100元的伙食费；晚上他们会约着在附近吃盒饭，“八块五，定价”。盒饭实在吃腻了，三个人会轮流做东，花个几十元在小饭馆里叫几个小菜。“严格控制，每个月只能两三次。” 老西关的生活成本显然更让晓军感到满意。除去房租、伙食费、手机费、上网费等，他每个月会寄500元回家，最后能留到手里花费的不过数百元。最近，晓军恋爱了，女朋友是他的同事。“用来拍拖的钱，最多600元。” 每天傍晚，穿行于那些横街窄巷，晓军偶尔也会想想，在广州扎根的梦想到底离自己有多远。“白云区有楼梯房，36平方米，27万元。”这让晓军茫然的心忽然有了盼头。“但房价会等我吗？”他笑着摇摇头。 晓军第一个人生期望是在两年后转入公办学校，“每个月有5000元”。 小胖子唐宋和晓军一样，是同一所民办小学的体育教师。他睡在晓军的下铺，壮硕的身躯每天都要蜷缩在那张小小的双层床里。 在晓军眼里，唐宋的生活太“宅”。课余，除了躲在过于狭小的房子里上网，他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和晓军不同，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的唐宋在本地基本上没有任何朋友。“只认识学校的同事，其他人我不想也没机会打交道。”刚来工作的时候，学校里的男孩们还会相约着打打球，工作时间长了后，各种压力纷至沓来，大家连打球都没有时间。 这让唐宋感到很失落。于是小伙子只能天天待在小房子里，打打游戏，上上网，打发过于寂寞的时光。 在同住的人眼里，唐宋的家庭算是比较“有钱”。小伙子老家在株洲，父母都是城里的职工，即使将来退休也有保障，因此他没有太大的养家压力。 来广州工作是唐宋自己坚持的，他也不觉得目前这种生活状况很委屈自己。“在大城市工作和在小地方就是不一样”，唐宋的直观感受就是，“在这里干出成绩，可以迅速被体现，反响会大。” “宅”在小屋里时，唐宋也不总是在上网玩。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方向，“我最希望自己能亲手带出一支学生篮球队来，但目前在民办学校，学校也明确表示暂时还没有资金组建。” 唐宋深信，如果这个理想还有实现的希望，那么在广州一定比在老家更能接近目标。 “我想给自己几年时间，等到30~35岁左右吧，如果还不能实现理想，我就放弃回老家。” 回乡，意味着有父母的照顾和陪伴，也意味着能迅速摆脱这种群居生活，也许还意味着与“成家”更短的距离。但是在唐宋心目中，这一切都暂时比不上一个仍在远方的理想。 卢建东一家住在王晓军的楼上。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是这座小楼的生活核心。每天下班后，小楼里的单身人士们都喜欢到顶楼的卢家坐坐。 三口之家的房间是个小套间，夏天十分闷热，房东照顾他给了每个月650元的价格。这是一个让人羡慕的价钱。 卢建东和妻子田树蓉都在小学任教，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6000元。但生活水准要比单身汉们高一点——至少有条件自己买菜做饭。 不过，家庭的生活成本也与日俱增。孩子要上幼儿园了，每个月600多元的费用。 田树蓉常常会想起自家在湖南益阳的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对自己将来要回湖南老家这一点，田树蓉颇为明确。“攒够了钱，我们就会在长沙买房子。生活，还是在长沙更舒服。” 卢建东是70后，毕业后，他和妻子先后在长沙、东莞、广州等地任教，一直没有安定下来。“我们想趁着年轻多走些地方，为将来的生活早作准备。” 卢建东居住着的这座小楼是附近有名的“教师楼”。整条巷子里，大部分房子都被隔成一个个二三十平方米的小房间，租给从各个方向赶来，从事各行各业的低收入的80后大学毕业生。街坊们乐于把房子租给大学生们，因为他们文明、安静，社会关系简单。 “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里，"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会是长期存在的现象。”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说，一个城市对居民生活的解决能力，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而这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一步一步来。 “我早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并且观察已久。”郑梓桢认为，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迹象。“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高校扩招潮，凸显了这个问题。” “扩招使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大学毕业生本身的社会角色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前程不再如父辈般通畅。和父辈相比，同样是大学毕业生，但现在每个个体都觉得自己的前程忽然变窄了，就业的机会少，适合的岗位少，通路少，而工资低了，住房价格却又升高。新一代的大学毕业生，往往看不到自己的发展前途，再也不是为发展而奋斗，而首先要为生存而奋斗。” 在郑梓桢看来，如今的大学毕业生的定位早已被改变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因为扩招，过去可能不能进入高校的青少年现在可以了。现在受高等教育的人多了，你的价值自然就发生了改变，要面对社会上各个阶层的角色，而不再是过去的优质就业机会。” “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自然产生的一种调节”，郑梓桢认为，大学生就业同样要有明确的市场竞争意识。“用市场行为来选择，你有能力，毕业后就去做公务员，不够就做老师，再不够就做工人。市场的选择是公平的，不接受也要接受，这是种客观的变化。”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是好事也是趋势。各个城市提供必要的基本公共服务，剩下的就需要人才自己参与市场竞争。你在这场战役中打胜，你就能在城市里留下来，成为这个城市的人才；而你要是能力不够，或者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我们也鼓励你转战二三线城市。广州深圳不行，你能不能考虑去中山，再不行，能不能去韶关、清远？国家也可以采取一些经济手段，吸引人才往边远地区流动。” “总之，如果你能力不够又坚决不愿离开，那么你就必须对你自己的生活质量作出选择——去工资稍低的岗位，向下流动。”他说。 “交给市场去决定，对于个人来说难免会有阵痛，但是对于国家的发展来说，这是正路。事实上，如果把眼光放开，哪个行业不存在低收入群体？我们教授可能也有低收入群体，你能力不够就只能在比较差的高校任教。要看到的一点是，市场竞争只会排斥个体，而不会对整个群体进行排斥。如果是对整个群体的排斥，那就是一种歧视。” “比如一个城市就不能排斥农民工群体，而是用种种手段让他们有通过努力而进入的条件。”郑梓桢认为，推动社会流动的最好手段就是教育，这是在给所有人提供参与竞争的可能和基础。 “对于大学生而言，必须培养市场竞争意识，如果过去没有，就现在开始培养。国外也没有大学生一毕业就能买房子的，过去的时代已经过去，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这种社会角色的调整。调整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困难，生活会变得不如意，但不能指望马上被解决，我们只能说朝着改革的方向努力。”郑梓桢认为，对于当今的中国而言，这是必须经历的阵痛。 “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有许多特点：高智、弱小、群居。他们主要聚居地是国内各大城市。 他们拥有较高的智商和知识水平，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乡接合部。
0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