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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八旬翁身陷沙漠 独撑五日终获救

    美国一名八旬老汉驾车误入沙漠,汽车陷入壕沟,无奈被困。没有水,没有食物,白天热,晚上冷……经过5天坚持和等待,老汉终于获救。   经历这次事件后,老汉得到教训:驾车出门一定要携带饮用水。   老汉名叫亨利·莫雷洛,现年84岁,家住芝加哥。他15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忆这段经历说,7日那天,他从亚利桑那一家餐馆驾车回家,中途拐错弯,驶入沙漠。当他意识到错误掉头往回走的时候,汽车陷入壕沟,无法动弹。     莫雷洛爬出汽车,步行一段后返回车内,随后拨打求救电话。没过多久,汽车电池和手机电池都消耗殆尽。他从车上拿出一块铬合金板,放在车顶,希望有人能够发现反射光线。   等待救援的时间显得特别漫长,无聊时读读汽车使用说明书;未带饮用水,渴了喝点儿玻璃水;没有保暖衣物,只能依靠汽车坐垫抵御寒冷。美国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莫雷洛身陷沙漠这些天,沙漠夜间气温为4摄氏度至7摄氏度。   支撑整整5天后,莫雷洛听到敲车窗声,原来是一名徒步旅行者。“我情不自禁亲吻他,”美联社16日援引他的话报道,“对我而言,他看起来就像天使。”   不过,莫雷洛并未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这名徒步旅行者的姓名。   事实上,在莫雷洛被困期间,搜救工作一直在进行。政府搜救部门官员吉姆·希恩说,相关机构获知莫雷洛失踪后派遣飞机实施空中搜寻工作,另有大约100名志愿者发放宣传单,在地面寻找莫雷洛。   希恩说,搜救持续了4天多,“没有人放弃”。当接到电话得知莫雷洛获救时,希恩正在一架搜寻飞机上。   获救后,莫雷洛被送入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约翰·C·林肯医院。医生说,莫雷洛入院时身体状况良好。   由于身患糖尿病,莫雷洛将留院观察数天。同时,医生将治疗他的肾脏损伤。   目前尚不清楚饮用雨刷清洗液是否对他的身体造成损害。凯文·维尔医生说,初步检查报告显示,莫雷洛还摄入了一些防冻剂,这比雨刷清洗液有害得多。   经历这次漫长又痛苦的被困事件后,莫雷洛决心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再独自驾车。   他还得到一个教训:“不带水,不开车。”  

    0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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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埃及:贫穷中产者革命

    他,曾是埃及人眼中的护国英雄;他屡次躲过暗杀,也成功维护了埃及的长期稳定。但在他执政的30年,吏治腐败、失业率高企,亦使他失去了民众对他一贯的信任。2月11日,在历经民众18天抗议的压力之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最终宣布辞职,震动了整个世界。 突尼斯社会动乱,无疑只是引发埃及这场“倒穆运动”的导火索。在埃及这个有着6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过去和现在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力量导致了这场历史性剧变?   电视画面被切换了,随即,荧屏上出现了身着西服的埃及副总统苏莱曼的身影。“在国家目前正在经历的困难时期,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决定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并已授权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掌管国家事务。”开罗时间2月11日18时,通过埃及国家电视台,苏莱曼平静地宣布了这一消息,神情肃穆。   经由各大媒体、网络和手机,这一爆炸性的消息被迅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继2011年1月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结束之后,人们再次清楚地意识到阿拉伯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埃及,这个有着8000万人口的阿拉伯世界第一大国出现了历史性转折;与此同时,新一轮的抗议热潮,在埃及近邻也门、阿尔及利亚、约旦等国蔓延开来。   身处漩涡中心的多数埃及人在这天晚上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街道上车灯如龙,亮如白昼;开罗解放广场(Tahirir Square)上灯火通明,人民雀跃着、狂欢着。整整18天—始于2011年1月24日,止于2月11日,出于对政府腐败、通胀和失业高企的不满,愤怒但未失理性的埃及人终于通过和平手段将“倒穆运动”进行到底,⒂戳讼M械谋渚帧?/P>   一场跨阶层的运动   2月11日这一天,31岁的埃及女作家Marwa Elnaggar并不在广场上。身体不适的她如往常一样打开电脑,收看半岛电视台的新闻,并在第一时间看到了穆巴拉克辞职的消息。   尽管早已预见到此事,但Marwa并未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他作了好几次声明表示不会辞职,我相信他会离开,但总觉得要再过一段时间。”   对亲历了“倒穆运动”的Marwa而言,穆巴拉克的辞职,无疑是她个人及其同龄者的一次胜利。Marwa出生于埃塞俄比亚,父亲是医生,母亲是工程师。她在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度过了童年,在国际学校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17年前,Marwa回到埃及,成为自由撰稿人和专栏作家。   “在(动荡)开始时,参加者都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甚至还有一些富裕群体的下层人士。大部分是中年人,很多人在30岁以上;然后到了中间阶段,各地的穷人广泛地加入进来,最后工人开始罢工,甚至警察也开始支持。”Marwa回顾着18天运动中出现的变化。显然对她而言,参与者阶层的扩大,已足够显示穆巴拉克政权的民意基础是如何地脆弱。   社会活动家Heba Morayef女士也全程参与了“倒穆运动”。30岁的她先在埃及接受教育,后在著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取得了硕士学位。和Marwa一样,Morayef也属于埃及比较西化的青年一代,英文流利。   尼罗河畔的历史总是让人炫目。92年前,开罗的知识分子们也在做着同样的事,只不过当时的对象是英国殖民者及其代理人—法鲁克王朝的官僚和买办们,史称“华夫托(阿拉伯语‘代表团’的音译)运动”。   不过,埃及人的这场“倒穆运动”,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政治系学者、伊朗裔的Laleh Khalili博士眼里,似乎更像是一场“贫穷中产阶级”运动。“运动最早的冲击力来自于对政府不满的年轻人,也就是Asef Bayat(著名伊朗裔政治学者)所认为的‘贫穷中产阶级’,不过随着运动的继续,其基础迅速扩大。”他说道。   根据英国剑桥大学中东系博士生廉超群的分析,成为运动主体的这群年轻人,主要是埃及的80后和90后。“青年人一边饱受失业、半失业以及低收入的困扰,一边对埃及的未来抱有理想化的憧憬。他们数量众多,熟悉新技术,渴望参与政治,国家摆脱外部势力的影响,实现真正的独立与崛起。”廉超群说。   历时18天的“倒穆运动”中也随处可见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的身影。无论是1919年还是1952年,知识分子都和穆斯林群众并肩战斗,反抗殖民者和封建统治者。但1952年革命胜利后,埃及总统纳赛尔和穆斯林兄弟会决裂,拉开了世俗政权和穆斯林兄弟会几十年的血腥斗争。在外界看来,尽管成立于1928年的穆斯林兄弟会神秘又有些吓人,但埃及人,包括有西方教育背景的Marwa和Morayef,显然都不愿意把他们看做恐怖分子。“他们非常有组织,克制、低调、挺友好的。”说起这些同盟者,Marwa笑了。   “这是一场跨阶层的运动,没有一个政党或者政治组织起了统合作用。可以这么说,穆斯林兄弟会是唯一有组织的政治团体。但在这次舞台上,他们并无能力连贯起整个运动,即使想这么做也做不到。”同样来自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政治系的Arshin Adib-Moghaddam博士如此认为。一直观察着埃及局势的Moghaddam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和纳赛尔革命不同,这次运动更多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变革,或者说,“从社会到政府”。   网络的力量   在18天的运动中,Marwa时不时会暂离广场,因为她需要写博客和发推特。开罗大学政治系教师Hisham Soliman也不例外,时常要回大学参加局势研讨会。   Marwa拥有自己的网站、博客、Facebook和推特,这些是她传播和交流信息的重要工具。依靠出色的英语能力,她能够无障碍地与世界各国网民交流意见。“互联网自1990年代进入埃及以来,普及速度非常快,埃及年轻人即使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也能娴熟使用。许多人注册了Facebook和推特,这有助于大家交流信息,交换思想。”她说。 在埃及,类似Marwa的活跃网民比比皆是。Aziza Sami是一位母亲和一名记者,她说,Facebook和推特对他们获取信息至关重要。   作为澳大利亚的知名媒体人和中东问题研究者,Antony Loewenstein的观察和评论也经常被Marwa和其他埃及网友转载。“并没有一个人、一个组织振臂一呼策划了这次事件。突尼斯不是这样,埃及也不是这样,只是突尼斯的事情,引发了积聚在埃及人心中长期的不满而已。如果要说什么纽带的话,那就是网络。”Loewenstein说。   “穷人们缺乏电脑,可能也没有怎么接触过网络,所以未必能第一时间参与到以互联网为媒介的运动中,当然青年人是一个例外,”Loewenstein说道,“埃及人的教育水平和英语水平其实参差不齐,中产阶级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甚至到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留学。当然要指出的是,半岛电视台在埃及人的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成立于1996年的半岛电视台目前已发展成为拥有5000多万观众的伊斯兰世界最大现代化传媒集团,即使不懂英语,通过该电视台的阿拉伯语节目,普通埃及人可以享受到和BBC、CNN同等水平的咨询服务。”在这次运动中,埃及网民上传和分享了大量关于埃及局势的视频,其中很多来自半岛电视台。   信念源自贫穷和不公   “其实埃及的内部矛盾已经孕育了很久,突尼斯的政权更迭只不过点燃了火种。在过去几年,各种抗议在“Kifaya”(意为“受够了”)这个口号下,早已蓬勃开展。”Moghaddam博士说道。   在短短18天里,世界不但目睹了埃及运动广泛的社会参与性,也感受到了那种沸腾的民怨——民怨背后,埃及贫穷和社会不公的现状再次清晰地呈现在公众面前,这事实上也成为“倒穆运动”坚持下去的信念和希望之源。   埃及从不缺少青年才俊。“埃及人写书,黎巴嫩出书,伊拉克人读书。”博联社总裁、前新华社驻中东资深记者马晓霖用这句话形容埃及在阿拉伯文明中的位置,“埃及是产生大思想家的国家,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也一直是非洲文明的前沿。”   然而,现实令人残酷。法新社报道显示,2010年埃及失业人口近1000万,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失业率竟是仅受过小学教育者的10倍。   Marwa的表弟就是其中一员,他2009年毕业,学的是会计。这本该是一门好找工作的专业,但直到2011年,他依旧失业且毫无进展。   作为一位大学教师,26岁的Soliman年轻得让人吃惊。然而,即便是大学教师这样一个不错的工作,Soliman的生活也不宽裕。事实上,大学教师的实际收入一直在持续下降。   2007年和2009年,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Allen曾两次到埃及旅游。尽管对这个文明古国了解不深,但每一次,街上为数众多游荡着的埃及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从一大早开始就看到很多人出现在街上,他们不干活,只是闲坐着。如果和游客搭讪,十有八九都是希望能带你买个‘特色商品’或‘特色服务’,大部分是青壮年。”   派驻中东多年的经历,已使马晓霖成为中东问题专家。“这些年埃及经济始终不好,相当高的人口比例都集中在开罗,慢慢沦为贫苦阶层。我1980年第一次去埃及,1994年和2001年又分别去了一次,基本没有太多变化,开罗的贫民窟让人触目惊心。虽然埃及得到了许多外国援助,也给了居民一些补贴,但受益者很少。这种贫穷让人非常失望,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倒向穆斯林兄弟会,另一方面,世俗政权同样令人失望,官员腐败非常普遍。”马晓霖说。   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埃及人对停电早已习以为常。但在Marwa看来,即便是这样的细小问题,显然也能从国家腐败上面找到根源。而根据“透明国际”颁布的清廉指数,2010年,埃及得分仅为3.1分,虽较往年有较大上升,但仍然属于腐败严重国家之列。   因种种原因,最能贡献就业率的工业在埃及发展得始终不理想。目前埃及在国外打工人口高达650万,占总人口的8%,但这些人除了寄回外汇,对自己的国民经济影响有限。41岁的埃及人瓦利德在中国呆了8年。这位如今的“中国女婿”在电话中诉说着作为一名普通埃及人的感受:“贫富差距太大,富裕的人越来越富裕,穷人越来越贫穷。老百姓负担不起教育、医疗、养老等等。年轻人找工作很难。社会不公平是导致大家不满的主要原因。”   “如果考虑到严重的失业率和财富分配不公的话,这其实是一场为了‘面包和黄油’的斗争。穆巴拉克及其家人、密友暴发致富,而大部分埃及人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18亿美元的美国援助,基本都用于军备而没有使社会受益。尽管过去几年经济增长的数据看起来还可以,但社会主体未从目前的经济系统中得到好处。”Moghaddam博士说道。     护国英雄不再   埃及经济的种种不振和政府令人失望的表现,侵蚀了总统穆巴拉克的个人威望。   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被暗杀以后,穆巴拉克掌握了埃及。在位30年的穆巴拉克,其统治时间几乎相当于前两位总统纳赛尔和萨达特之和。从埃及的历史地位来说,穆巴拉克足可与古埃及的拉美西斯五世、中世纪阿尤布王朝的苏丹萨拉丁、带领埃及脱离土耳其帝国统治的穆罕默德·阿里及现代埃及国父纳赛尔媲美。 在埃及人心目中,穆巴拉克是曾经的国民英雄。临危受命的他曾重组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几乎被毁灭殆尽的埃及空军,在他的指挥下,埃及空军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表现优异,洗刷了耻辱。   “在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诞生了很多国家英雄,穆巴拉克也是其中一员。人民把鲜花和荣誉给予了他。但最终,贫困、痛苦和贪污消耗了人民长期以来对他的信任。”Marwa说。   马晓霖曾经多次采访过穆巴拉克。在他看来,没有历史包袱的埃及年轻一代与其父执,对穆巴拉克的感情截然不同。“穆巴拉克这种护国英雄在青年人眼里没有地位。在父辈眼里,纵使穆巴拉克有100个不好,但当年毕竟于国有功。而青年人更关注自己的生存环境。”   “说老实话,我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但对我来说,穆巴拉克带给埃及的记忆大部分和专制有关。我很难把他视为一个国家英雄。”Morayef说道。   “我把这次叫做阿拉伯革命,是1950年代阿拉伯人民反帝反殖民,追求民族独立以后最大的革命浪潮。上世纪进入五六十年代后,冷战导致阿拉伯世界成为大国棋子,数次对以色列战争的战败,使得阿拉伯人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另外9·11事件亦使全世界阿拉伯人形象一落千丈,2亿多阿拉伯人充满了委屈和屈辱。阿拉伯世界没有享受到全球化的福利,上层的腐败使得阿拉伯人感受到必须要变革,阿拉伯人把问题都归咎于腐败、独裁和大佬们,这是一个重要原因。”马晓霖感慨。   狂欢过后   2月11日,埃及军方接管了国家。两天后,军方宣布暂时中止现行宪法并解散议会,并将在6个月后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喜欢摄影、诗歌创作和品味巧克力的Marwa不知道埃及接下来会出现什么变化,但军方的一举一动,无疑已成为她最为关注的事情之一。   在穆巴拉克辞职之后,许多人纷纷猜测,埃及会不会被穆斯林兄弟会带往原教旨主义之路,对此,曾在广场上与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并肩作战的Morayef并不担心。“他们的表现值得尊重。尽管我不能赞同他们的所有主张,但是我清楚,他们不会把埃及带回中世纪。”她说。   “我们渴望独立,渴望建立现代化的国家。我们并不是为了美国才这么做,现代、独立和自由是我们唯一的诉求,独立是我们的重要目标,我们希望不要再依靠外国才能生存。”Morayef说。   Marwa的感觉也如出一辙。“埃及不缺乏现代文明,很多如我一般的女性活跃在社会各个层面。你也许不知道,即使是穆斯林兄弟会,也有大量的女性成员,尽管我不能预知接下来的走向,但我对埃及的未来有信心。”   无论是Marwa、Morayef,还是Soliman,眼下都积极投入了新的生活。“不好意思,我现在不能和你多说,因为我们要去清扫解放广场。”2月12日,Marwa Elnaggar匆匆挂断了记者的电话。这一天,无数开罗人自发加入了清扫解放广场垃圾的行列,修复被破坏的道路。   新的一页开始了。   (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金璐对此文亦有贡献)  

    0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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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美控股权之争:公司赢了

       公司赢了!   狭义的江湖道义已不再重要,黄、陈之间输赢或也无关宏旨。最重要的是——公司赢了!   2010年11月10日晚11点,国美电器发布公告称,双方已达成谅解备忘录,国美董事会同意大股东黄光裕提名的邹晓春和黄燕虹两名代表进入,前者担任国美电器执行董事,后者担任非执行董事,董事会成员将从11人扩至13人。国美分拆警报也由此解除。   这场旷日持久的国美股权之争已经鼓瑟渐稀,虽然仍未尘埃落定,但是已经发生的足以令现今的商业环境进行一次“猛回头”式的反思。在情、理、法之间的斗争中,国美最终摆脱了以往的“灰色”操作手段,尽管大股东和管理层公开决裂,从公关战、间谍战、心理战,到真刀实枪、欲擒故纵的拉票战、攻心战,但这一过程却是在阳光下进行的。   抛却简单的江湖义气之辨,专注于“看门道”的《首席财务官》杂志通过对多名企业创始人、深谙公司治理之道的CFO、投资人、法律专家等第三方专业人士的集体访问,希望能把黄、陈之争幕后隐匿于公司治理结构下的公司人格进行系统性的梳理。而在此役之后,公司作为“法律人”在中国法制环境下责、权、利的人格丰满已是箭在弦上。   长久以来,中国民营企业的存亡,总是与其创始人的个人命运息息相关。早年因为创始人意外获罪,企业随之垮台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牟其中之于南德、胡志标之于爱多、唐万新之于德隆等等。其中的一大原因,是由于企业正处在高速扩张阶段没有理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而造成的。而另一大原因,是我国法律环境尚不健全,有时难以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权。一旦创始人锒铛入狱之后,公司随即成为无人驾驶的“鬼船”,类似创维创始人黄宏生入狱后,王殿甫、张学斌临危受命使企业业绩稳定增长的案例少之又少。   黄光裕之于国美则是一个典型案例。就像万通地产(5.99,-0.02,-0.33%)董事长冯仑所说的那样,10年以前民营企业出现了此类挫折,基本上属于机毁人亡模式;五年以前,情况发生好转,演进为人机分离模式;而这一次更进一步,不仅人机分离,且民事权利受到保护,还能积极争取自己的权利。“与其说是两个当事人的输赢,不如说是民企在未来道路和财产制度上的进步。”   黄光裕有句名言——“一件事只要有三分把握,我就去做,”但是国美电器公众公司的地位已经使得他不能随心所欲。黄光裕作为国美电器的大股东已经不是唯一的股东。在民营家族企业向现代管理企业转变的过程中,“以股东价值为指引实行专业治理”与“尊重并约束大股东利益”的最佳结合点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黄、陈之争可被视为中国民营家族企业治理的教科书,这既是对国美的洗礼,也是对所有民营企业的洗礼。   真正的赢家   2010年9月28日,国美股东在亿万国人的“观礼”之下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公司董事会无权增发,大股东股权被摊薄的危险被消除;陈晓继续担任董事会主席,保持了现有管理团队的稳定——黄、陈之间既无全赢也无全输。但是毫无置疑的是:身为法人的公司赢了!   这是因为在黄、陈的对决中,我们看到了利益攸关者的理性与守法,看到了不该参与主体(如政府)的开明开放、冷静得体地置身事外。在国美大战正酣之时,当有关媒体询问商务部各可能相关的司局时,他们表示对黄光裕案件都不太清楚,没有特别关注,国美案件应当由法律部门来判决,商务部是具体业务部门,一般不负责此事。   与此同时,在基于法律与规则进行直接商业利益争夺的同时,这场争斗还挑战了中国商界各方人士心中的某些潜规则、潜观念。   著名民法学家、《公司法》起草专家组组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点评国美事件时表示,此事件应引起法学界的关注和探讨,特别是股东和董事会之间在公司治理之间的矛盾、内部人事控制、公司高管的忠诚义务等问题,都能在本案中找到实证。     黄光裕的权利被还原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美国法学家铂尔曼的这句名言,至今仍是关于法治精神的最佳诠释。   2009年5月11日,在国美电器股东周年大会上,作为第一大股东、且已经深陷囹圄的黄光裕接连投出多次反对票:首先,否决外资股东贝恩资本的三名代表进入董事会;其次,否决董事会对董事薪酬的厘定,显示出对董事会的整体不信任;最后,还否决了董事会“以所购回之股份数目扩大”所授出有关配发、发行及处置股份的一般授权,这直接关乎黄光裕的股权是否还会被稀释。   黄光裕在狱中仍可对国美电器发号施令,遥控国美,确实不同于之前的案例:一旦企业家涉案入狱,其民事权利的行使几乎不可能。尽管谁都无法否认,理论上受刑事追究的犯罪嫌疑人的民事权利并未被剥夺,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具体的制度安排,实践中能实现这一点的少之又少。不应否认,黄光裕作为国美电器大股东的法律地位和法定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并不因刑事犯罪而降低,也不因其“政治生命结束”而改变。   大成律师事务所的钱卫清表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我们都应当肯定这一过去让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它足以作为法治进步的标志。民营企业家在狱中行使相关民事权利,黄光裕可以说是首开先例。据知情人士透露,黄光裕除通过国美公司法律顾问代为传声,警方还开辟一条特殊通道,便于黄光裕参与国美等公司的事务。   为此,黄光裕在向外发表的《我的道歉和感谢》中也提及,“感谢国家和政府,在我接受刑事调查后,尽最大的可能,保护了国美,帮助企业恢复了正常运转,这是对我本人和国美最大的关怀!”   阳光下的斗争   一位资深法律人士认为,这场博弈的意义,是阳光下的博弈。无论控制权争夺双方如何标榜自己,言辞如何激烈,最终遵从的都是股东大会中的选票。博弈始终遵循规则的框架,最大程度地争取战略联盟,尤其是机构投资者的表决权。在没有有关部门介入的前提下,国美权利争战一直都遵循了公司法相关法规的轨迹。这本身即标志着市场经济和现代公司理念的进步。   国美案例的特别之处在于,以往类似的斗争,往往暗中较劲,私下借用各种力量寻求胜出或者调停,而国美的这场争斗,则是在相对公开的环境下以近似直播的过程展开,各家排兵布阵,你来我往,每一个重要举动都以函件、公告的方式晓示公众。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国美电器是一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众公司,借壳于中国鹏润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为百慕大),受注册地百慕大法律和上市地香港法律的双重监管,存在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和2006年,凭借其“绝对控股”地位,黄光裕多次修改公司章程。2006年国美股东大会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一次最为重大的修改:无需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可以随时调整董事会结构,包括随时任免、增减董事,且不受人数限制;董事会还获得了大幅度扩大股本的“一般授权”,包括供股(老股东同比例认购)、定向增发(向特定股东发行新股)以及对管理层、员工实施各种期权、股权激励等;董事会还可以订立各种与董事会成员“有重大利益相关”的合同。而当时赋予董事会的“超限”权利也最终导致黄光裕自己受固于此,其中董事会大幅度扩大股本的“一般授权”也正是黄光裕要在今年9月28日收回的授权。   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认为,今后企业内部关于控制权的争夺将会越来越多,而此次国美争夺战中黄光裕方面的一些做法会起到不好的带头作用。黄光裕在发家的过程中有一些不太光明的做法,因此黄光裕方面在事件发生后采取了争取舆论支持、洗刷自身灰色形象的做法。但其在争取舆论的手法上却有些过头。陈晓在接受采访时曾透露手机、邮箱都充塞了威胁信息。易居中国CFO程立澜指出,整个过程中黄光裕最大的扣分点就在于黄光裕致员工的公开信——《为了我们国美更好的明天》,过度煽情和错位。其实就像陈晓说的那样当黄家再度将370多家非上市门店作为筹码时,实际上是在把上市公司“工具化”。   就像有关专家所说的那样,如果黄光裕与陈晓以及国美都能“反思”“觉醒”,都能意识到什么才是利益最大化,在黄光裕“老大权威”与陈晓“内部人控制”之后接受治理模式的科学化、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将是最佳的多赢结局,也将是国美的胜利。     家族企业VS公众公司   上市的背面   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一大批家族企业迅速崛起,并引入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甚至最终上市成为公众公司,这一过程虽然为企业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与业绩提升,但由此而带来的诸多转变也开始让人应接不暇。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白手起家的企业家难以接受企业股权与实际控制权的被“侵蚀”,国美无疑将这一问题赤裸裸地摆在广大民众面前。   国美之所以会引发股权之争,在于从家族式民营企业向现代公众公司转变过程中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阵痛。国美之争对于诸多跃跃欲试于资本市场的家族式民营企业而言,感同身受。 许多企业家坦言,国美再次给他们上了一课:“上市之前请仔细斟酌,由私人企业变为公众公司,创始人准备好了吗?”   事实上,虽然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上取得了较大进步,但离真正规范的公司治理还有较大的差距。管理方式落后、创始人大股东忽略中小投资者利益、信息不公开等问题依然是困扰目前A股市场几百家家族上市企业的顽症。   国美争权事件的根源在于利益之争与经营理念之争,并非单纯的董事会管理层与大股东之争,包括贝恩资本等机构投资者也都在国美控制权之争的博弈之中。也就是说,国美控制权之争的本质是国美所有股东、董事会及管理层在公司股权结构与治理结构层面的争夺与重置,是国美从家族化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的必经之路。   曾在网上多次参与论战的程立澜表示,其实无论是黄光裕方还是陈晓方都没有想清楚——到底是采取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还是股权分散的管理模式。包括广大的民营企业也是如此。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只有捋顺这个问题才有后面问题的延伸。“当然这并不是说家族企业就一定不好,美国很多家族企业都发展得很好,甚至成为百年老店。”   对此,圣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郭辉非常赞同,“我不认为公众公司的治理结构一定好于家族企业,这是没道理的。在德国、韩国很多著名公司都是家族企业,经营得很好。在中国现阶段,上市公司在治理上相对于白手起家的家族企业,确实更规范一些。而且公司上市变身公众公司,本身就走向了一个更大平台,可以调动更多资源,所以关键在于公司自身目标的取舍:你为什么要上市?想清楚了吗?”   去黄成为定局   实际上,黄光裕也已经意识到公司治理的问题。在几年之前,国美电器还是一个权力极为集中、家族特色极为明显的企业。黄光裕身兼董事长、董事、总裁三职,妻子杜鹃也是公司执行董事兼CFO。2005年,黄光裕曾开始试图主推“去家族化”的职业化运营进程,将两位胞妹逐步边缘化,其中黄秀虹出任上海大区总经理,负责地区业务。   然而据接近国美的人士称,这在家族内部也有完全不同的声音,更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而这种异议在黄光裕入狱后被放大了。当黄光裕身陷囹圄之后,此前部分已日渐远离决策圈的黄氏家族的成员希望再次进入董事会,这让国美管理层非常紧张,他们担心黄光裕家族成员再次介入国美的实际运营,会破坏既定的职业经理人维持日常运作的架构。这种担心成为国美管理层集体倒向陈晓为首的董事会的一个重要诱因。一定意义上突如其来的囹圄之灾加速了“国美去黄”这一过程。   应该说,陈晓是国美电器治理水平提升的功臣。作为一家上市公司,陈晓及其领衔的管理层应对董事会负责,董事会要对全体股东负责。陈晓作为职业经理人,在法律上不是对黄光裕忠诚,而是应该对国美董事会及国美的所有股东负责。且不论陈晓有阴谋与否,最起码的一点是他找准了自己的位置。这场争夺战表面上是黄、陈之争,但实际上国美既不姓陈,也不姓黄,更不姓什么外资。作为上市公司,国美是所有股东及员工的利益载体,根本不存在黄、陈之争——不存在陈晓夺黄光裕的权。因此正如陈晓所强调的那样,“国美根本不应该有姓氏。”    学会做股东   相比较之下,创业家族关注企业的长远利益,普通股东和机构投资人更关注企业的一时股票价值,而职业经理人可能由于相关激励机制不到位,更关注企业的短期价值和利益。基于此,创业家族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对公司一定的合理控制权是必要的。   当然当一个家族企业开始逐步成为公众公司,掌舵的家族就需要将自己对于企业的部分控制权让渡给董事会,从“一姓之天下”的企业掌控者向企业大股东的角色转变。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大股东拥有董事的提名权,但经选举程序产生的董事却要首先服从于“公司利益”,代表整个股东乃至所有利益相关方,而非控股股东。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企业的创始家族就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定位。据清华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宁向东教授介绍,在美国判定家族企业与否的标准是30%的股权比例,低于30%就被认为是公众公司。   对于绝大多数家族企业而言,其创业一代无法逃脱自然的法则,不得不将控制权移交出去。唯一不同的是,国美是因为黄光裕深陷牢狱之灾而发生剧情突变。   那么,家族企业持续的生命力何在?宁向东给出了解答——“主要是对于家族品牌的忠诚,而家族成员之间的经验、知识传递也是无保留的。”然而,能够带领企业走向新高度的接班人个人素质要求很高。宁向东将一个成功的接班者的品质归结为四大要素:判断力、组织驾驭能力、商业机会以及政商关系,“但是判断力和组织驾驭能力的承袭非常困难,依赖个人素质与长期培养。”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内地的独生子女政策,家族企业希望传承控制权的时候,接棒的选择面很狭窄。更为遗憾的是目前随着更多富二代放弃第一代创始人的生意,这个问题已经逐渐产生。   在宁向东看来,如果中国的家族企业不能顺利将控制权传承,可以有两个选择,要么变现资产走人,要么学习如何做股东。前者的案例很多,比如国美之前并购的大中电器,即由于创始人张大中的女儿不愿意承袭生意而出售。但如果选择成为股东,就不得不精心去设计、维系一个“立宪”体系,处理好与职业经理人微妙的关系。     甩手掌柜不好当   恩纳斯托·J·珀扎在《家族企业》一书中,采用“家族、管理和所有权”三个维度将家族企业分为三种类型导向:家族优先、管理优先和所有者优先。在家族优先的企业中,家族成员在企业中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先权力,这样的企业往往脱离不了裙带关系,事业心强的职业经理人通常也不愿意进入这样的企业工作;在管理优先的企业中,家族领导人会主动劝告家族成员或者不要在企业中工作,或者要求其具有在本企业外的工作经历,同时被聘用的家族成员需要接受和非家族成员一样的绩效考评;而所有权优先的企业中,则会更为注重作为股东的利益,企业优先考虑的是在适当风险条件下的经济效益或者所有者收益的最大化。   对于更多的中国家族企业而言,他们未来必然要遭遇到这样的艰难抉择:更强的竞争压力将驱动其从家族优先向管理优先的转型,企业将吸纳更为专业、精明强干的非家族成员,甚至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的特殊政策环境,大量企业的主导权可能不得不托付给经理层,如何应对这种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防止经理层出现败德行为、家族资产被侵吞,将成为一个重要考虑事项。   “为什么欧美发达国家创始家族可安心做甩手掌柜,因为他们法制环境更为成熟,股东中往往以长期投资的机构投资者为主,能缓解创始家族在这方面的压力。”宁向东分析说。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很多中国家族企业而言,国美控制权的争夺只暴露了冰山一角,而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对于准备或者已经踏上企业向“两权分离”、“公开化”转轨的道路的家族而言,一个现实的焦虑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保持家族对于企业的合理控制。   据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邓峰介绍,事实上,在欧美,在相关法律制度的设计上也有相应的安排,如分类股份,将公司股份分成AB股,向外部投资人公开发行的A类股,对内部管理者持有的则为B类股票,这可以使得家族在公司的股权或者表决权不被稀释,对其创始家族,有一种制度保障。对此程立澜举例表示,在美国福特公司中,福特家族只有2%的股份,但是有70%的投票权。包括Google也是如此。这一点在国内也可以找到相关案例。2010年9月17日登陆纽约交易所的搜房网其股权结构是:澳大利亚电讯持股50.5%,搜房网创始人莫天全持股29.3%,其余为IDG、Media Partner、Next Decade等投资机构持有。但是莫天全拥有70%的投票权。而欧尚公司则是在家族内部建立了一个股票交易机制,并严禁家族股票外流。   但是相形之下,更多的中国公司目前是采取高度规制的方式,同股同权、一股一权等。所以家族企业创始人或者创始家族在企业转轨、公开化的过程中也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相应的“焦虑感”。   如何解决这种焦虑,首先公司法应当放松规制,允许公司自行探索一些制度创新,在法律的框架下形成一些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做法和制度安排,以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具体到控制措施,实际上有很多选择,如防止股份被稀释条款、股权激励之“金手铐”计划实施、重大事项一票否决权等等,只要是在法律规定的范畴都是可以采取的,当然需要兼顾公司效率和控制的双重目的。中欧商学院教授丁远指出,由于国美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事实上是可以通过设计优先股、普通股的区别来保障黄光裕家族对公司的投票权的控制。     股权激励与职业经理人授信   在黄光裕家族与国美电器管理层之间,基本已失去信任感。国美控制权的争夺,是创始家族与强势职业经理人的利益争夺。一个需要正视的现实是,未来不少创始家族都将不得不学习如何与职业经理人打交道。   在黄光裕以往强势的作风下,仰人鼻息的职业经理人团队,自然不太敢于表现自己,在事关个人利益上,也只能忍气吞声。国美电器2004年上市后,许多跟随他近10年的老将,却没有因此获得多少股权激励。   2005年4月15日,国美电器曾经在临时股东大会上通过了国美电器股票期权计划的决议,但是一直迟迟没有实施,这给公司高层的稳定性带来了致命的风险。在逐渐帮助国美摆脱危机后,陈晓于2009年7月7日晚间公告了其首次股权激励方案的细节。公告显示,方案涉及总计3.83亿股股份,约占现有已发行股本的3%,股权激励覆盖了分公司总经理、大区总经理,以及集团总部各中心总监、副总监以上级别,共惠及105人。这在一定程度上笼络了人心,使得高管层“集体倒戈”。   职业经理人是中国企业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不能够仅仅凭借“感情信任”来维系,而是应该通过“机制信任”来确立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实股权激励只是其中的一举,使得职业经理人最大贡献自己力量的更为关键的因素是管理制度的建设,使他们能在明确的范围内,充分施展所长,并获得足够的经济和非经济回报。这种基于制度的“信任”,是每个健康企业必须建立的,绝非可以“开倒车”那样简单。   日裔美国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说,中国家族企业的“信任”主要存在于同一血亲关系中,“现代中国企业结构的根源在于中国文化中家庭独一无二的地位,经济生活的基本模式在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都是相同的。”他认为,低信任度局面下,中国企业很少得以真正壮大,一旦规模有所提升,常常面临分裂风险。   中国的家族企业中,职业经理人“忘恩负义”者有之。上世纪末,杨纪强为使自己创建的黄河集团上市,聘请王雁元担任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由后者组建了公司首届董事会。之后,王雁元开始转移黄河集团的资产到自己注册的公司,直到1999年事发被捕。可以说,国美股权之争使中国职业经理人群体再度面临信任危机。国内民营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之间原本就缺乏信任,在企业创始人与职业经理人的共存模式中,国内民营企业完全将管理权交给职业经理人来打理的模式所占比重较小,且以失败告终的居多。   对此,很多企业都采取了保持大股东绝对控股、同时掌控董事会的做法,若发生大股东与管理层矛盾时,大股东随时可以更换管理层。美国的公司章程中也加入了创始人保护条款:即不管创始人股权被稀释到何种程度,其本身或经由其提名的董事都要占据董事会的多数席位,这种制度性安排值得国内企业借鉴。此外,国内现有的一些特别表决权、毒丸计划等先例或许将为保障大股东,尤其是创始人对企业控制权提供一定的参考。   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维护小股东权益   黄光裕非常清楚自己的成功具有偶然性。宁向东之前曾与黄光裕本人有过接触,“我们曾经问过他,如果他重新去南城开电器铺,有没有可能做到国美今天的规模?黄的回答是不会了,他很明白自己的成功具有偶然性。很多企业家其实看不到这点,这妨碍了他们规范化运营公司的视野。”   易凯资本CEO王冉提出一个具有更加深远的公司治理寓意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只有100股的小的不能再小的“小不点儿”股东,大股东黄光裕和以陈晓为代表的管理层,你会选谁?     “如果我是小股东,我会这么考虑:黄总和陈总都是很有能力的人,但也各自都有让人揪心的地方:正如我有可能担心陈总作为职业经理人可能会用短期利益取代长远布局,我同样也会担心黄总可能因为一手创立了国美而把其当作实现个人理想和满足个人控制欲的工具。”因此王冉得出的结论是,除非有非常明确的结论谁更有可能在未来为国美的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否则宁愿选一个万一被证明不能为股东创造价值还可以随时被董事会拿下的人,而不是一个永远扳不倒的“太上皇”。   但有人质疑难道百分之零点零零零几的“小不点儿”股东的利益难道会比黄光裕百分之三十几的利益更重要吗?这就涉及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核心问题——保护小股东和少数者是整个现代企业制度和资本市场,甚至也是整个文明社会的一块基石。王冉表示,“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尊重和保护小股东,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大股东的权力滥用。可以确认的是对小股东好的事,对大股东至少不会更坏。   “‘一家公司如果连大股东的利益都保证不了,它又如何保护小股东?’这本身即是一个伪命题,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大股东利益一定会损害小股东的利益,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我们首先要保护小股东,而不是大股东。”   在此次投票过程中,独立股东发挥了重大作用,大部分的独立股东都选择了支持陈晓为代表的现任管理层,根据国美方面透露的数据显示,有83%的独立股东选择了支持现任管理层,只有8%的独立股东选择了支持黄光裕。这对于以后上市公司的独立股东制约大股东起到了示范作用。王冉认为关于人事的决议在股东大会上均获通过,这是股东意识的觉醒。“支持或反对并不代表投票者对陈晓或黄光裕个人的喜恶,在对陈晓本人并无好感的情况下投出支持票,说明股东关心的是管理层的竞争力和行业领导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国美大战,真正获胜的并不是陈晓个人,而是中国进步的现代公司制度。”   我的企业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国美?在“黄、陈之战”的大戏迭宕正酣之际,相信很多企业家都暗中有此一问,尤其是那些热衷引入外来资本和职业经理人、雄心勃勃向公众公司挺进的企业们。   黄、陈之争,也导致了草根民意与企业界的巨大分野。其中折射的,恰是人们之前的天真、混沌,乃至迷茫。而在企业家之间,也有一个明显分野,即年轻代、新生代、海归派的企业家倾向支持陈晓,他们觉得黄光裕的控制欲太强,不符合现代公司治理规则;但第一代企业家则更容易支持黄光裕。而职业经理人们则是压倒性的支持以陈晓为首的现任管理团队。,   或正向,或反向,中国企业必须经历这样一轮洗礼。在这个集中“情、理、法”矛盾冲突的复杂事件中,每个阶层的人都可以读出他想要的东西。民营企业的创业者,可以将国美事件当成一面镜子,反躬企业自身成长中的隐忧。无论怎样这个已经告一段落的精彩博弈都标志着中国民营企业公司治理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经典案例提醒了广大民营企业家,在企业公众化的过程中,应该学会自我保护,但在公司治理时不应过分看重如何把控权力、而应当关注如何制衡权力,正如万科董事长王石所说的那样,“企业家的心胸决定了企业的高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让职业经理人更加谨慎地选择可以靠岸的公司,或许俏江南总裁魏巍更符合当下的局面——“作为职业经理人,我们要发挥主人翁的精神和拥有绿叶的心态。”   国美之争全回放   2008年11月23日,黄光裕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调查,陈晓任国美董事局代理主席。2009年1月16日,黄光裕正式辞职,陈晓出任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同时兼任总裁。2009年6月22日,国美引入贝恩资本,融资不少于32.36亿港元,黄光裕股权被稀释。2010年5月11日,黄光裕夫妇在国美电器股东周年大会上连投5项否决票,导致委任贝恩事总经理竺稼等3名前任董事为非执行董事的议案未能通过。黄、陈矛盾公开化。8月4日,黄光裕发函要求陈晓“下课”,国美在香港起诉黄光裕,双方关系彻底决裂。8月7日,国美内部召开紧急会议,要求管理团队无条件支持董事会。8月18日,黄光裕在狱中向国美员工发出公开信《为了我们国美更好的明天》,措词激烈地指责陈晓意图控制国美,将“国美电器”变成“美国电器”。8月19日,陈晓为首的国美董事局发出公开信,呼吁国美员工团结起来。8月23日,国美在香港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半年度业绩报告,交出了净利润同比增长逾六成的答卷,还公布了2014年底新开700家门店的规划,并称黄光裕想控制国美。而黄光裕方面却不以为然,认为与主要竞争对手相比,国美增长速度趋缓,市场份额大幅下降,领先优势即将丧失。8月25日,黄光裕方面通过公开市场增持国美电器股票1.2亿多股,黄光裕夫妇占国美股份35.98%。8月30日,黄光裕二审维持原判,其妻杜鹃改判缓刑,当庭释放。黄光裕称将建议董事会优化和延展股权激励方案,让更多国美员工分享发展成果。9月,陈晓密集拜会香港、新加坡、美国、英国等地的机构投资者。9月5日,黄光裕在狱中发表《我的道歉和感谢》,“感谢政府感谢国美”。9月15日,黄光裕方发出了《致国美股东同仁公开函》,称“创始股东很高兴能有机会与贝恩合作”,并发布了国美电器发展的“新五年”计划,与8月23日国美电器董事会公布的计划相去甚远。9月15日,贝恩资本实施了15.9亿元“债转股”,正式成为国美电器的第二大股东,黄光裕夫妇持股比例被稀释至32.47%。之后贝恩资本宣布支持陈晓方。9月28日,国美电器控制权争夺战结果揭晓,黄光裕提出的5项议案中,除了撤销配发、发行和买卖国美股份的一般授权获得通过外,另外撤销陈晓、孙一丁的董事职务,及委任邹晓春和黄燕虹为执行董事的提案均未能通过。11月10日,国美董事会同意大股东黄光裕提名的邹晓春和黄燕虹两名代表进入,前者担任国美电器执行董事,后者担任非执行董事,董事会成员将从11人扩至13人。   民企创始人六种退位模式 垂帘听政型。自己不握权,背后帮助接班人。共同创业型。一边带,一边帮,共同创立团队。独立创业型。给接班人另外的新项目去历练他,等他成熟后再把企业交给他打理。底层培养型。让接班人从底层做起,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去帮助他成长。委托代培型。把接班人委托到同类企业去代培,回公司后观察一段时间再交班给他。国外深造型。让接班人出国深造。但海归后,大多都接不了班,还需在国内学习过渡。

    0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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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0地产领袖排行榜:长江基建李泽钜

    李泽钜(1964年-),广东省潮安县人,香港出生。香港商人李嘉诚之长子,李泽楷的哥哥,加拿大国籍。1985年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结构工程硕士学位,同年起加入长江实业。曾分拆长江基建上市,并担任长江基建主席。李泽钜的总资产值达7.3亿加元。获选时代杂志“2003年度全球商界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 。 李泽钜,1964年8月1日生,1989年任长江实业集团副主席,1991年任长江实业集团副董事总经理,1994年任长江实业集团副主席。并身兼长江集团系内多家上市公司的重要职位,包括长江基建集团及长江生命科技集团主席、和记黄埔副主席、香港电灯集团执行董事及赫斯基能源公司联席主席。是香港电灯执行董事、汇丰银行董事、香港策略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区政府营商咨询小组成员、中美洲巴巴多斯名誉驻港领事、港事顾问、总督商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等。 李泽钜 美国《时代》杂志(TIME)和美国世界新闻网最近评出“2003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企业家”,共有来自全球电信、汽车、媒体、食品及金融等行业的20位企业家入围。其中,长江实业副主席李泽钜和万向集团总裁鲁伟鼎成为仅有的两名杀进龙虎榜的中国面孔。2009年45岁的长江实业副主席李泽钜被认为,很可能子承父业,接手李氏家族的企业王朝。李泽钜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工程系,他运营的和记黄埔除了在传统项目房地产上有颇多建树外,同时控制着欧洲第三代移动电话网和世界最大的港口运营业。和记黄埔在香港的业务涉及电讯传播网、超市和药店等。2009年10月,李泽钜下注加拿大航空公司,成为加航的最大单一股东。 香港长江实业副主席李泽钜(Victor T.K. Li)的名字最近频繁见诸报端。这位香港首富李嘉诚的大儿子向来行事低调,最近为何成为传媒关注的焦点?事件源于加拿大航空公司(Air Canada) 11月9日在总部蒙特利尔发表的一份声明:李泽钜通过一家私人控股公司,以38亿港元成功取得加航31%的股权,成为加航最大单一股东。这是李泽钜首次以私人名义投资,也是李氏家族首次大规模涉足航空业。    

    0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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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万庆良:发挥平台交流作用促进亚太经济合作

    万庆良在会上致欢迎辞。 记者莫伟浓摄   2月14日,广州市市长万庆良会见了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主席、宝洁亚洲私人有限公司亚太区总裁戴碧涵为首的ABAC嘉宾代表一行。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等话题交换了意见。中国贸促会副会长于平,广州市副市长陈明德,市政府秘书长谢晓丹以及客方代表ABAC副主席、三井物产集团高级顾问相原元八郎,ABAC副主席、俄罗斯SUMMA资本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马格麦多夫等参加了会见。   万庆良首先代表市政府对戴碧涵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万庆良说,广州是历史悠久的综合性门户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千年商都”,是中国最早对外且唯一从未关闭过的通商口岸,商贸氛围浓郁。广州还是中国唯一一个GDP超万亿元的省会城市,去年亚运会、亚残运会的成功举办使广州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大幅提升,被评为“福布斯2010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600306)市”。近年来,广州全力推进亚洲物流中心、世界会展之都、亚太总部城市和区域金融中心等建设,现代物流、金融保险、商务会展、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新兴服务业年均增速超过15%,初步形成了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与先进制造业有机融合、互动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一直以来,亚太经合组织与广州合作情况良好,其成员企业积极在穗投资发展,并取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希望ABAC进一步发挥平台作用,促进广州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取得更大发展。   戴碧涵高度评价了广州的发展成绩和投资环境。她表示,ABAC今年除继续关注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的繁荣共进外,还将大力促进中小企业成长,鼓励自主创业行为,支持环保、能源、食品安全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ABAC将致力于架起工商业界与政府间的沟通桥梁,为双方提供更加丰富优质的合作机会。  

    0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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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化腾超级豪宅聚财风水阵让人惊叹(图)

    腾讯CEO马化腾先生在香水湾1号别墅的超级豪宅终于现身了,占地2400平米,东南面海且有超过1公里长的私属天然海滩,终年可嬉水游泳。别墅建筑面积700平方米。主体为二层建筑,拥有三个室内的会客空间、四间带有独立卫浴卧室以及多个室外会客空间。马化腾邀请自国际顶级设计师出手为其打造,从照片可以看到,别墅其既有中式风格也有南亚风情。据知情人士透露,马化腾别墅所在的香水湾1号是当前国内高端豪宅中应用奢侈品最多的项目。特别是其中中式风格的部分蕴含着聚财生气的风水格局,包括家具、装修、雕刻、灯具都是恰到好处。不知道马化腾先生能领取政府给低收入人员发放的住房补贴,是不是和他家聚财风水有关系,聚了大财小钱也不放过。从马化腾豪宅就可看到2011最流行聚财家居风水。 马化腾超级豪宅聚财风水阵让人惊叹(图)   马化腾超级豪宅聚财风水阵让人惊叹(图) 马化腾超级豪宅聚财风水阵让人惊叹(图)   马化腾超级豪宅聚财风水阵让人惊叹(图)   马化腾超级豪宅聚财风水阵让人惊叹(图)  

    0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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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硝烟中寻找将来:马化腾的低调与凶猛

    腾讯总裁马化腾     出现在媒体前的马化腾,依然是一张娃娃脸、简单秀气的发型和细边框眼镜。但早年面对媒体的那种青涩已经很难寻觅,已然一副侃侃而谈的派头。     相比于其他互联网的公司领头人,马化腾的媒体曝光率很低。公司内外对他的一致评价为“低调”。更多时候,他喜欢窝在位于深圳高新科技园南区飞亚达大厦的腾讯总部里,测试公司的产品。     这是一个被《时代》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100人之一的年轻人,他将一个业界公认不能赚钱的IM创造出了新的商业模式,是一个具有传奇一般经历的人。     在不确定中等待未来     1998年2月,马化腾和张志东开发了中文ICQ。而在此之前的1996年,4位以色列人发明了IM的鼻祖——ICQ。     1999年11月,OICQ推出的第10个月,注册人数已经超过100万,那时候马化腾和他的团队一直贴钱在做QQ,同时做一些看不上眼的小活,赚来的钱立马花到QQ上。他们如此辛劳,只是为了让大多数网民把QQ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下来,然后再免费地使用它;为此腾讯公司还要给通讯局交上一笔数目不小的服务器托管费。     随着用户数量的攀升,马化腾想把QQ卖掉。谈了几家,因为价格问题,没谈拢。软件卖不掉,用户增长却很快,运营QQ成本越来越大,马化腾只好四处去筹钱。找银行,银行说没听说过凭“注册用户数量”可以办抵押贷款的。     没有盈利模式,只能提供免费服务。在当时的业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在互联网领域,你确实很难看得清。这个领域新到连价值规律、商业规律都是全新的甚至反传统的。”     《时代》周刊的主编沃尔特对亚马逊老板杰夫·贝索斯的评价,似乎可以拿来做一个诠释:“他(贝索斯)试图依靠增长速度,而不是利润来建构一个公司。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这种理念无论是好是坏,无疑都已经改变了1999年的整个经济模式。”     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所有经营互联网的公司,包括鼎鼎大名的Yahoo、亚马逊等等都好像比赛似地比着亏钱了。     那一年,新浪的王志东、搜狐的张朝阳、网易的丁磊和马化腾一样,在一种不确定中,他们坚信着未来的美好。     那时候,互联网的飓风从大洋彼岸的美国强劲地刮了过来,纳斯达克指数从1991年的500点,一路飙升,到1999年12月的时候,已经逼近5000点,市场的繁荣点燃了风险投资商的热情。     2000年,马化腾拿着改了6个版本、20多页的商业计划书,凭着“用户数量”, 从IDG和盈科数码那里,拿到了220万美元,他们分别占腾讯20%的股份。找到盈利模式     腾讯是第一家有胆量提出要和电信运营商共同运营的.COM公司。2000年底中国移动推出“移动梦网”,当时,腾讯拥有逼近亿级的互联网注册用户量,但马化腾却苦于没有收费的渠道。移动梦网通过手机代收费的“二八分账”协议(运营商分二成、SP分八成),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马化腾醍醐灌顶。到2001年7月,腾讯就实现了正现金流,到2001年年底,腾讯实现了1022万人民币的纯利润。而在这一年,三大门户也因为与移动的分成业务从互联网的冬天中缓过神来。     之后,马化腾开始推出QQ秀、QQ行等一些新业务。比如,偶然一次,他发现韩国推出了一种给虚拟形象穿衣服的服务,觉很有意思,就把这套东西搬到QQ上尝试。     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学习,比如学新浪推短信和铃声服务、学网易推出交友业务——QQ男女、学盛大发展网络游戏等。2002年,腾讯净利润是1.44亿,比上一年增长10倍之多;2003年,腾讯净利润为3.38亿,比2002年又翻了近一倍。     “马化腾其实就是腾讯最大的产品经理,他经常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腾讯的产品总设计师,他会试用腾讯所有的产品或服务,然后提出问题,他这方面的感觉很好,是个天才。”腾讯内部人士如此说。     2004年,腾讯奔赴香港上市。当时马化腾的账面财富是9亿多。     互联网资深人士王峻涛说:“毫无争辩的压倒性市场份额,拥有活跃用户最多的中文网上社区,做到这一切,只用了6年。这是腾讯的光荣,也是中国网络用户的光荣。”     企鹅凶猛     至少看上去,马化腾是个非常沉稳,甚至有些沉闷的人,但他掌控的公司却表现得非常具有攻击性。腾讯的多元化历史,就是马化腾不断地给自己宣布对手的历史。     2003年,腾讯开始做门户,与新浪搜狐为敌;后来做休闲游戏和大型网游,跟陈天桥和丁磊狭路相逢;2005年年中,腾讯又在网络拍卖和在线支付上出手,追赶马云;此后,腾讯更冲入搜索市场,为自己宣布了一个新的敌人:李彦宏。     马化腾成为行业“战争”的发起者。结果是:马化腾创立了中国三家最大的综合门户网站之一、第二大C2C网站、最大的网上休闲游戏网站。其社区服务QQ空间的活跃用户数甚至超过了Facebook。     其实在中国互联网业中,横跨多个业务线的企业不在少数,但没有一家互联网公司能在两条以上的业务线同时做到领先,腾讯是唯一的一家。     马化腾喜欢打游戏,据说还相当有天赋,是个策略玩家,即便对手拼命想阻击他,都很难奏效。酷爱武侠小说、怪招不断的马云如此形容马化腾所向披靡的攻击性,“QQ的攻击永远是悄悄的。”     当然,不管马化腾愿不愿意,几乎所有互联网公司曾向他宣战。     第一个动手的是网易。2003年,网易大力推广研发多时的IM工具网易泡泡。此后不久,新浪与搜狐也进入IM领域。接下来,网络游戏盟主陈天桥、阿里巴巴的马云、百度的李彦宏也都相继推出了自己的IM工具。     事实上,互联网巨头彼此入侵对方领地的战争从未停止过。因此,马化腾和他的帝企鹅,还要在硝烟中寻找将来。

    0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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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化腾5000万元超级豪宅大解密(组图)

    腾讯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图片来源:中国企业家网) 马化腾此次新购置的豪宅名叫香水湾1号,位于海南三亚往东65公里的著名热带滨海旅游度假圣地—珍珠海岸,背靠牛岭山脉,面向浩瀚的中国南海,雄踞中国最美海岸线。其遵循国人数千年隐逸情结,将居住梦想演绎得淋漓尽致。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来全面解密这座海上的私家庭院吧。 Part1:外观篇 东面朝海气势恢宏 马化腾超级豪宅解密(图片来源:新浪家居) 区内具有良好的生态景观,东南面海的方向有超过1公里长的私属天然海滩,沙滩平坦洁净,海水清澈,温度适宜,终年可嬉水游泳。  马化腾超级豪宅解密(图片来源:新浪家居) 这座别墅占地四亩多,其中建筑面积700平方米。主体为二层建筑,拥有三个室内的会客空间、四间带有独立卫浴卧室以及多个室外会客空间。 马化腾豪宅客厅(图片来源:新浪家居) 一层主客厅采用了四面的通透设计,采光极好。主体选择天然木材搭配白色石材装饰,处处彰显了简洁沉稳的中式风格。  马化腾超级豪宅客厅(图片来源:新浪家居) 难得一见的整块木料做成的茶几,高挑的客厅吊顶,拉伸了整个客厅的高度,显得通透开放。 Part3:餐厨篇 商周风格现代演绎 马化腾超级豪宅(图片来源:新浪家居) 位于空间一角的餐区,有八个餐位,木制的餐桌餐椅为独家定制,镂空的花纹源自商周时代的风格。 马化腾超级豪宅(图片来源:新浪家居) 白色的一字型餐岛分割了餐区与厨房操作区,兼具了吧台的功能。   马化腾超级豪宅(图片来源:新浪家居) 沿用了白色搭配天然木材的装饰,床头的蜂窝隔断设计独特,仿若商周时期大家族的富贵典雅情怀。  马化腾超级豪宅(图片来源:新浪家居) 白色幔帐的运用将热带海滨度假风展现的淋漓尽致。 Part5:客卧篇 中式基调怀旧气息 进门先映入眼帘的是独特的木质装饰,也是商周时期的经典家具代表作,洋溢着浓浓的怀旧气息。 马化腾超级豪宅(图片来源:新浪家居) 依旧是多面采光的设计,装饰也沿用了整个中式基调,比主卧更加简洁一些。 马化腾超级豪宅(图片来源:新浪家居) 独立的开放式卫浴空间,优雅的壁灯设计,白与黑的极致搭配,营造出非凡的开放式空间。 马化腾超级豪宅(图片来源:新浪家居)

    0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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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受惠内地自由行 郭少明杨受成新入香港富豪榜

    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6日公布2011年度香港富豪榜,最新上榜的有莎莎国际的郭少明和罗桂珍夫妇、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联邦制药主席蔡金乐以及美藉企业家威廉.E。康奈尔二世。   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6日公布2011年度香港富豪榜,受惠于资产市场的劲升,本港40大富豪身家总共高达163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80亿美元或20.74%,但仍不及2008年最高峰时的1780亿美元水平。长和系主席李嘉诚再度蝉联榜首,身家约为240亿美元,较去年增长12.67%。排名第二、三位的分别是新地郭氏家族和恒地“四叔”李兆基。40大富豪中,地产商共占逾三分之一,其中前四位均由地产商包揽。   今年的40大富豪名单与过往大致相同,其中有37人均是去年榜上有名的“老面孔”,由于冯国伦、冯国经兄弟今年被合并统计,令到今年有3人跌出榜,但就有4个新入榜名单。最新上榜的有莎莎国际的郭少明和罗桂珍夫妇、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联邦制药主席蔡金乐以及美藉企业家威廉.E。康奈尔二世。   《福布斯》指出,今年的四位新上榜富豪,其中有三位均是由“中国巨浪”推动的,依靠的是购买力日渐增强的内地消费者。比如联邦制药,近年来一直是内地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商。随着内地民众对医疗产品需求大幅上涨,公司的前景被多家大行看好。主席蔡金乐也成为富豪榜的新成员。   从事化妆品销售的莎莎国际亦是如此,自内地开放自由行后,公司生意额不断增多,去年11月公布的半年业绩录得纯利1.76亿元,按年升42%,该月股价曾一度抽升23%至8.81元,创1999年上市以来新高。执掌莎莎的郭少明和罗桂珍夫妇亦从中受益,今年首度进入富豪榜。   至于杨受成,当前名下有6家上市公司,经营范围涉及珠宝、餐饮、娱乐、传媒、证券、地产、酒店等多个行业。去年英皇国际及英皇娱乐酒店宣布系内重组,令两间公司分别专注于物业投资和博彩相关酒店业务,股价双双应声大涨。尤其是英皇娱乐酒店,股价单日一度涨逾4成。杨受成的身家亦随之暴涨,今年的财富水平达到13亿美元。   而美国企业家威廉.E。康奈尔二世,《福布斯》未有披露更多信息,只知他是总部设在香港的美藉港商。据网上资料显示,他主要从事全球性供应链管理业务,集团经营的采购网络遍布全球,客户超过60间公司,包括知名品牌及连锁百货企业等。  

    0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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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富安娜董事长林国芳:中国设计需要摆脱单打独斗

    近日,中国纺织创新年会在京召开。深圳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获颁“中国纺织工业产品开发贡献奖”,这是国内唯一获此殊荣的家纺企业。富安娜产品也是国内唯一入选《中国家纺文化典藏》的企业。昨日,记者采访了富安娜董事长林国芳。说起产品开发创新、品牌形象提升,林国芳体会颇多。他说,中国家纺企业不缺钱,但缺乏软实力,金钱可以买到世界顶级的设备,但买不来软实力。   产品设计更需要团队合作   记者:林总听说你每年都要两次赴欧洲,一是9月参加法兰克福博览会;二是1月参加比利时博览会,今年参展时还专门考察了欧洲多间设计公司,您觉得中国家纺业的产品设计与国外差距在拉大吗?   林国芳:我们进步很快。经过这么几年的发展,国内家纺企业的花型设计已有长足进步,有些地方我们甚至超过他们。我们不缺花色品种,但是我们的东西总体感觉与他们还是有差距。比如说在流行色把握上。在意大利、法国都有专门的流行色预测发布公司。把握流行色需要做大量的客户消费心理分析和市场消费动态调研。国内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设计公司。家纺行业在掌握国际流行色风向时还要考虑文化差异。   记者:国外设计公司最让你触动的是什么?   林国芳:国外的设计公司运作与我们很不同,这一点我感受很深。他们的任何一个项目都是依靠团队来完成,很少单打独斗。他们把团队创作当作项目来运作。他们设计床上用品一开始就是从家居氛围整体格调着手。一旦确立主题和流行色,设计团队会设计出一系列产品组合,包括床品、桌布、毛巾、睡衣、拖鞋、沙发及座椅等,能完整营造出一个家居环境的格调,而且一推就是几组,方便顾客选择和搭配,也使店面陈列风格统一、更有品位。我们的企业更多是依靠某一个设计师或企业负责人,通过他自己的感觉拍板,没有系统考虑品牌阵容、流行色、产品结构等。如果领导没有把握品牌格调的天赋,换一个设计师,同一个品牌出来的会是另一个风格,久而久之品牌形象就乱了。另外,西方的设计团队,不仅设计很内行,而且还非常了解制造设备及工艺流程,这样设计与制造很容易结合。我们设计师都很年轻,缺乏整体把握的能力。   富安娜与意大利设计公司深度合作   记者:听说富安娜已经决定与一家意大利设计公司合作?   林国芳:不久前,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会长杨兆华带队,我们十几位家纺企业老总专门考察了法国、意大利的设计公司,花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我在意大利的四家设计公司中选择了一家叫做Concept style的设计公司。Concept style是集时装设计、家纺设计、平面设计和人文交流为一体的专业设计集团,业务遍及全球的纺织工业、服装服饰及文化交流领域。“意大利时装”的缔造者Micol Fontana夫人是集团总顾问。   记者:你们打算怎么合作?西方的设计公司愿意与中国企业合作吗?   林国芳:我打算把旗下维莎品牌交给他们去设计,一年给我设计两季产品。我觉得国内企业要提高软实力,必须通过与国外设计公司的深度合作,才能零距离接触欧洲市场和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才能深入了解、切身发现国内与国外企业的不同和不足,从设计上、管理上革新现状。   钱买不来“软实力”   记者:中国的企业由于利润薄,许多公司不愿意在研发上多投入。我想同样的问题家纺业也存在。   林国芳:家纺业包括服装行业,设计研发不是投入多少钱就可以做到的,特别是人才不光是投入钱的问题。人才的成长需要时间、品位的提升、审美能力提高需要积累和沉淀。   这次我在意大利与Concept style设计公司的负责人聊了一上午,她讲了意大利殿堂级服装大师瓦伦蒂诺,当年来中国寻找艺术灵感的故事。瓦伦蒂诺那时候在欧洲仿佛一棵大树已经摇摇欲坠、快撑不住了,而中国之行后,他回去举办了一场服装发布会,一下子东山再起。让他重燃艺术创作之火的源泉,正是来自中国的文化。简单的花、鸟、笼这些中国元素经过大师的创新组合,作品就有了灵魂,产品因此有了艺术价值。   品牌的价值在于文化。从形象设计、到物质结构的设计、再到材料组成的设计,原创能力和创意在这一过程中处处体现着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力和表现力,时尚则是这一理解力和表现力的具有前瞻性的表达。家纺产品和服装一样需要个性,讲究时尚。我们的设计师还不懂得如何体现品牌的文化内涵。我们与意大利设计公司合作,实际上是找一种世界的视觉,让世界的眼光去探索中国的文化,学习他们运用、提炼文化素材创造艺术产品的方法。   缺乏创新是国内人才短板   记者:国内设计人才最主要的短板是什么?   林国芳:创新不够。目前学校、企业存在缺乏鼓励设计人员独立创新的机制。在学校上色彩研发课,学生只会画色立体,很少创新。在企业里,很多设计师长期以来养成了不爱用脑的习惯,交给我的任务,我去执行,做完我交差了,好不好我不管。因为设计师没有独立创造的意识和激励的创新环境,缺乏当家做主的感觉。这一点跟国外的设计公司、服装企业的设计师概念不一样。欧洲人只要拿到工作,会非常努力珍惜,觉得这是他应该做好的。他不会去想别的,想方设法一定要做好,因为他觉得这就是他的事。    吸引全球设计人才时机正好   记者:如何改变呢?   林国芳:要改变现状学校、企业都要努力。富安娜近期与东华大学联手,成立了“东华大学研究生纺织技术与艺术研究实践基地”,就是探索产学研结合的一种模式。另外,除了与国外设计机构深度合作外,富安娜还必须通过营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吸引全球的设计师。我们希望通过合作改变我们员工的理念,从而影响带动全行业发展。   记者:外国设计师愿意到中国工作吗? 林国芳:他们很愿意呀。我们今年在上海购买了写字楼,设立了富安娜研发设计中心与华南营销中心。现在我们已与美国、日本、韩国的设计师接触,他们都很愿意来。中国市场大,对他们很有吸引力。   做品牌要懂“舍得”   记者:同质化竞争是中国企业发展的通病,家纺业也不例外。中国企业惯用价格竞争,低价取悦消费者,像家电曾出现过全行业亏损,您觉得将来家纺行业能逃出这一怪圈吗?   林国芳:我觉得真正做品牌的企业,做到一定程度就要懂“舍得”的道理。   记者:您的意思是“有舍才有得”。   林国芳:是。我去看外国的品牌,一进店铺细看每一种产品,品位都很高,与品牌定位都很一致,我们的就不行。最近我们准备改变策略。不符合富安娜品牌定位的产品不再出货,宁可失掉一些市场和订单。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品牌价值引导消费,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想一味地迎合市场。这样反而可以提升我们的品牌气质,从而提升产品附加值。比如同样是真丝围巾,我们开发的丝巾花型色调与爱马仕差不多,但爱马仕的丝巾可以卖4000元一条。这就是品牌附加值的差别。   家纺行业在中国起步晚,市场机会相对多,早期投身家纺行业的很多企业都赚到钱。中国家纺企业不缺钱,世界上最先进的家纺设备就在中国,有钱可以从瑞士、德国进最好的设备,但钱买不来软实力。比如品牌的个性、引领时尚的影响力、创新能力等。要跳出同质化竞争这个怪圈,需要领军企业从提升“软实力”着手,先行一步。   家纺业离世界纺织名牌很近   记者:中国是纺织大国,我们渴望有一天诞生一个世界级的纺织名牌,家纺业会不会是中国纺织离全球知名品牌最近的一个行业?   林国芳:可以这么说。家纺企业与服装、家电行业很不同。一是我们一开始就搞直营店、加盟店,牢牢抓住了自己的命运,不会像家电那样被终端逼得价格一降再降;第二,我们一直重视自我攻关研发。现在国内家纺的面料印染和后整理技术一点不弱于国外,甚至比他们还好。这么多年来,凡和我们合作的上游印染企业,都必须和我们一起攻关技术。无锡有一家和我们合作的企业,嫌我们对面料的要求太高,开始的时候一开口就说我们做不了。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攻关,他说好做的单都做不过来。现在我们一个花型就可以订20万米的布,他们不得不专门跑上门来找我们,商量如何按我们的要求攻关技术。   国内家纺企业硬件技术没问题,但要想成为国际知名品牌还有很长的路。特别是要积聚一批自己的世界一流的设计人才,需要更长的时间。这里还有一个国力的影响力问题。比如一提中国制造,给人的印象就是低端。另外,我们缺少国外渠道。现在国外的纺织都在衰退,但他们还是要保护市场。现在法兰克福展上,纺织展馆空出三分之一以上的展位,但也不给中国企业扩大展区面积,中国展区还被安排在地下层。   家纺企业该两条腿走路了   记者:我们需要先在国内做好,继续提升品牌价值。   林国芳:今后市场逐渐全球化,你不走出去,别人就会走进来。不管出去还是进来,都面临一个问题:中国本土品牌与国际品牌始终要面对面竞争。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个国际品牌,那你在中国也一定无法成为本土品牌。要有全球化的战略做品牌,这样才不会被市场淘汰。我觉得是到了两条腿走路的时候了。中国家纺市场的确很大,但我们不能等市场空间没了才走出去。我们会先从东南亚这片“蓝海市场”开始。明年我们就要在印度、越南设立办事处。西方成熟市场我们可以通过收购他们的品牌,来带动我们的品牌销售,就像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收购小护士、神州热水器的策略一样。   在这里我要举意大利那些著名品牌的发展案例:上世纪60年代,它们是美国与英国的低成本制造商;上世纪70年代,由于成本增加(劳动力、能源、原料)引起一系列的发展危机;上世纪80年代,他们在工业与表达创意的设计者之间形成了强有力的伙伴关系;现在,他们都成为全球著名品牌比如GUCCI、GIORGIO ARMANI等。中国的服装、家纺行业通过十多年的发展,在设计和营销方面都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逐渐形成了品牌化、时尚化和个性化,相信将来中国一定能够像意大利那样出世界名牌。 

    0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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