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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郑利平:从哈佛到亚洲开发银行的发展之路

        郑利平简历     郑利平,男,汉族,1961年9月生,广东揭阳人。1978年9月在华南理工大学机械制造专业读书,1982年8月参加工作,1989年9月入党。学历研究生、博士。     ●1993年8月任深圳市南山区副区长,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区政府党组副书记     ●1997年1月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森管理学院访问学者     ●1997年7月为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     ●1999年4月任云浮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     ●1999年6月任云浮市委副书记、市长(2000年1月,获南开大学博士学位)     ●2004年6月任云浮市委书记,2004年7月任云浮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郑利平要离开云浮了!      8月初的一天,记者听到这个在当地引起震惊的消息。放着市委书记不做,去做首席专家,不少人都觉得不理解。     “通知来得十分急,我正在单位收拾行李,然后马上回家带上家属,明天中午前启程前往菲律宾马尼拉赴任!”     “是上级对我的信任,也是我个人选择转型的结果!”他同时明确,这次是到亚洲开发银行中西亚局任首席城市发展专家。     7日下午,在广州花园酒店的咖啡茶座里,郑利平再次与记者侃侃而谈。他刚从菲律宾飞回国内,等着第二天与新任市委书记王蒙徽交接工作。    入职前经过全球公开竞争     记者:据我们查证,你可能是我们国内首位获得亚洲开发银行高级职位的地方官员?     郑利平: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中,中国籍职员很少,从国内直接出去担任高级职位的就更少。目前我尚未获知国内有地方党政官员到这些机构任职。到这些国际机构任高级职位,除了国家推荐外,很重要一个环节就是必须参加全球公开竞争。     这次,亚行这个职位有多少竞争者我也不清楚,但在参加亚行竞争的同时,国家也推荐我参加世行一个高级职位的竞争,仅一个职位就有来自全球的300多人参加竞争,仅有百分之一的竞争者能够进入第一轮面试,第二轮面试又在参加第一轮面试的4位候选人中筛选产生。     今年7月被亚行录取之后,我正式发函给世行宣布撤回申请,以免出现被录取后不覆新的情况。     记者:你所任职的中西亚局的职能是什么?     郑利平:亚行通过金融手段、技术援助,以及与发展中成员国的政策对话,促成其改革,促进区域一体化,扶持其金融部门、私营领域、中小企业发展,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及共享式发展。中西亚局主要负责中西亚国家地区的相关业务,首席专家是亚行的最高技术级职员,但不是领导,所以我现在是“一不做、二不休”(即一不做官、二不退休)。     入职国际机构事关国家利益     记者:出任亚行要职与当地方官有何区别?     郑利平: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在该机构的高级职员少,这与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及大国地位不相适应。在这些机构上多争取一些高级职位,是国家利益所在。亚行作为亚洲太平洋地区最大、最重要的发展机构,天地很大,和地方官的角色当然有很大区别。在这些机构,国际职员来自世界各地,五湖四海,如果有本事,还是有施展机会的。     我在云浮山区近十年的发展经历,亚行领导是很重视的,这次申请亚行职位一举成功的重要一招,是事先我应邀到亚行总部作了一次题为“通过体制创新寻求发展———中国一个遥远山区市云浮的发展例子”的讲座。     他们当然希望所有亚太区的贫困地区都能像云浮一样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应该说,云浮的工作经历,加上本人的经济学、公共管理、企业管理和原先工程技术的学术背景(四个不同学科的学位),以及对国际机构运作程序和工作语言(英语、德语等)的熟悉,对我今后在亚行工作将是重要的技术支持。 官员要熟悉国际规则     记者:你的转型,发出了一些重要信号。     郑利平:我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国、一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借鉴国际的成功经验,所以,国际视野当然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前提,将自己封闭起来,夜郎自大,是没有出路的。记得2000年中央四号文就曾对干部提出过“战略思维、国际眼光”的要求。     记者:那你认为中国的官员应该如何走向世界,熟悉国际经济游戏规则,为中国的发展趋利避害?     郑利平:包括我个人在内,我们都面临着一个如何以更加务实的作风在实践中探索、学习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应有长远的眼光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我们不但要熟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更要了解国情,了解世界。     在学习这个问题上,汪洋书记是我们的榜样,不仅他自己坚持广角度地看书学习,这几年,也曾向部属推荐过若干部十分前沿的书。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十分有利的学习和提高自身的环境。当然,要熟悉国际上的东西,对外开放的大环境也十分重要。    “我的组织关系还在广东省委”     记者:你到亚洲开发银行上班有一个月了,很多人还在议论你的选择。有的说是“海归”下海,有的说是看破仕途。到底是为什么?     郑利平:是的,不少人不理解我的选择。包括我在亚行的新同事,他们问我:你在中国的地级市是最高长官,为什么要来亚行当雇员?是不是想积累一些国际经验,再回去升官?     我告诉他们:升官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多一些经历很重要。我已经在地级市当了10年党政一把手,我需要国际经验。这样的人生才丰富。我可以将自己在云浮工作的经验进行归纳提升,用中国人的智慧促进亚太地区发展。     记者:那你是完全离开广东了?     郑利平:我还要澄清一下,亚行虽名银行,但不是商业机构,是一个国际组织,致力于消除亚太地区的贫困,促进该地区的改革与发展。中国是亚行的重要股东。     我其实是亚行的高级雇员,先是国家推荐,然后层层选拔。广东省委对我参与选拔非常重视,大力支持,我非常感谢。我的组织关系目前还放在广东省委。     亚行上班,特别要求国际眼光     记者:上了一个月的班,感觉如何?     郑利平:这一个月,我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主要做了三件事,帮助亚美尼亚、乌兹别克和巴基斯坦规划污水处理工程、城市快速干线等重大设施。感觉与国内完全不同。     记者:有什么不同?     郑利平:就是眼光不一样。我在云浮工作,立足点、出发点都是这个地区,开口就是“我们云浮……”,但在亚行工作,思维定势是国际上怎么样,亚太地区怎么样,也就是要习惯用国际眼光考虑问题。在国际机构工作,感觉是一个不断学习充电的过程,也就是说,你做一份工作,放一份电,可能会充两份电,人觉得很充实。     记者:你的家人也跟着出去了?         郑利平:是的。我爱人在深圳大学教书,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支持我的工作,亚行按规定发一份薪水给她。我的女儿上小学五年级,一过去就参加了学校游泳队。     记者:你同时还是一位画家。怎么看待官员的书法与绘画?     郑利平:现在不少官员喜欢书画(喜欢绘画的可能少些)。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官员身份,其书画作品会大掉价。不排除一些人水平一般,但也确实有的功底深厚,造诣很深。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许多书画大家就是官员。我说这话的意思,不是说现在的官员与古代文人士大夫等同起来。我只希望大家客观地评价所有人的书画作品,包括官员的。     记者:您现在还作画吗?     郑利平:当然,画画于我是一个很好的调节,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互补。       能在云浮推改革,我很幸福     记者:那么,你怎么评价自己在云浮工作的10年?最遗憾与最得意的是什么?如果打分,你会给自己打多少分?     郑利平:先说遗憾吧,就是要离开云浮,许多工作也没有时间作进一步完善。最得意的,就是可以结合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与全国相比,云浮推行农民医疗保险早2年,建设生态文明村早3年,农村小学“一机两语”教育早3年。     云浮的财税体制改革、“活力民主、阳光村务”、发展乡镇群团组织等都是全国首创。     我数过,一共有10项改革走在全国前头。能在一亩三分地上做实验、推改革,我感到很幸福。如果打分,我愿给自己打98分。     多学习有助于转型     记者:可不可以说,你的选择为官员和公务员队伍转型增加了一种可能?     郑利平:2000年,党中央发布第4号文,要求公务员队伍具备战略思维和国际眼光,实在太英明了。转眼8年过去了,应该说我们的公务员队伍离党中央要求仍有一段距离。     汪洋同志一到广东工作,倡导思想大解放,强调战略思维与国际眼光,可以说抓住了要害。人才是制约广东科学发展的瓶颈,只要你素质高,具备战略思维和国际眼光,不管转不转型,或者说不管怎么转,总会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平台。     公务员除了晋升,还要有多一些道路可以选择。这就要多学习,掌握多一些知识,既适应做好本职工作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转型。     首席专家是亚行的最高技术级职员,但不是领导,所以我现在是“一不做、二不休”(即一不做官、二不退休)。  

    0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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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十而立的深圳 80后城市的中国梦

     每个周末,“二线关”巡逻路总会迎来休闲的年轻人,同深圳的闹市区相比,这里空气清新、芳草萋萋。长长的石板路顺着山坡蜿蜒,路边,绿油油的杂草和盛开的野花遮掩着锈红色的铁丝网。 如果不仔细看,大多数年轻人不会去注意那些和他们差不多年纪的铁丝网。1985年,一条长84.6公里、高2.8米的铁丝网从深圳中部横穿而过,沿途戒备森严,岗哨林立,从那时起,深圳被分为“关内”和“关外”。从“关外”进入“关内”,需要出示边防证和深圳身份证,而这条被人们称为“二线关”的特区管理线,在建成之初甚至被一些国外媒体称为“中国柏林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张铁丝网很好地平衡了不同的政治力量以及对待市场经济的不同观念,对于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它就像是一道难以抹去的胎记。 如今,在深圳迎来特区成立三十年的时候,随着特区扩容,“关内”和“关外”的称呼将成为历史,铁丝网早已生锈并且长满青苔,那些围绕着“二线关”或者阴暗或者委屈或者得意的故事都将逐渐被历史尘封,覆盖其上的,毫无争议将是更多的荣耀和更新的蓝图。 今天,当人们来到莲花山公园眺望时,可以看到一幅高楼林立的城市画卷,你很难想象,三十年前这里的模样。人们已经习惯用“当年的小渔村”来反衬现在成为“现代大都市”的深圳。喜欢考据历史的人说,深圳因村边的一条深水沟而得名,水沟在移民南迁的客家人方言中俗称“圳”。按照这种说法,这座城市从一开始就被烙上了移民色彩,多年过后,它成了中国少有的移民城市。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认为,深圳和其他城市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城市文化的包容、创新和多元,这是城市生命力的源泉,而深圳的市民来自五湖四海,这是中国其他城市所没有的。 改革是这座城市最引以为傲的基因 提起深圳,人们总绕不过蛇口。一车泥土加四分钱的故事已经被人们说得有点滥了,但在那个年代,这是少有的对计划经济发起的挑战,从那时起,一个体制的缺口被打开了。以蛇口为起点,依仗着特区所带来的政策优势和思想解绑,人才、资本和技术等各种资源开始向这个刚刚出生的城市聚集。有媒体这样评论那个理想的年代:“一列列从北往南的列车装载着饱满的青春之躯,抵达深圳时,梦想也同时抵达。深圳对于现代化中国的符号意义,就是用这些或平凡或传奇的个人梦想,装饰了一座城市30年的记忆。” 数据显示,2009年深圳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200亿元人民币,超过1978年中国经济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从1979年到2009年,深圳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979倍。在美国 《商业周刊》公布的2010年度全球“科技100强”企业中,来自深圳的比亚迪高居第一、同样来自深圳的互联网企业腾讯位居第三。而在深圳这个梦想大舞台上,人们还能看到一份长长的令当地人引以为傲的名单:招商银行、平安集团、万科、华为、中兴…… 在深圳三十年的历史进程中,许多人还会记得2003年流行于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深圳,你被谁抛弃?》。那时的深圳遭遇了成长的烦恼,而人们早已习惯了政策和区位优势所带来的深圳速度,却难以接受当一座城市由试验场转变为需要为一个庞大国家指引航向时,将难以避免地趋向保守。 改革进入深水区,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更多的掣肘和风险,但事实上,从出生的那一天起,改革就是这座城市最引以为傲的基因。三十而立,依然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年纪 在步入三十年的关口,深圳重新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2009年5月,国务院批复《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当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重中之重; 2009年6月,深圳光明新区和坪山新区相继启动,深圳开始扁平化管理改革的实质步伐; 2009年7月31日,深圳大部制改革方案揭开面纱,决策、执行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权三分”探索备受世人关注; 2010年7月1日,深圳扩容正式实施,总面积为原来的五倍,深圳从此进入“大特区时代”; 2010年8月,酝酿已久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被舆论普遍认为将获得正式批复。媒体认为,这块由深圳和香港共建的两地融合及体制创新的试验基地,将引领深圳续写下一个三十年的传奇。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钟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特区的改革,已经走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变成涉及社会改革方方面面的总体配套改革,侧重于制度建设和体制机制的创新。 三十而立。三十年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样板,深圳为一个庞大的国家源源不断地提供着观念价值和制度价值的探索,立起的是改革的坚定信念。 8月9日,《深圳2040城市发展策略》编制工作启动,开始谋划未来三十年的深圳发展策略。深圳市常务副市长吕锐锋认为,这是深圳从关注城市转向关注民生、从关注发展速度转向关注发展质量、从政府决策转向全民参与,并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超前的思维探索城市发展前沿性课题的一次重要尝试。 回顾历史,人们会看到,1978年年底的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为年度人物。在48页的系列文章中,开篇是《新中国的梦想家》。那时候,没人知道深圳的未来会怎样——现实中,未来也往往只是个梦而已——后来,就像我们所知道的,深圳成就了这位伟大梦想家的梦想。 而今天,这个中国式梦想依然在不断延伸。

    0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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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族品牌被黑五宗最:王老吉最无奈霸王最要命

        品牌不仅是企业的立身之本,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惊喜地看到,有不少优秀民族品牌的崛起,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是,民族品牌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回顾民族品牌不平稳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品牌的发展道路充满了艰辛,虽然每一次传言或中伤都能得到最终的澄清,但是,对品牌价值本身的影响是巨大的,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在民族品牌屡屡“被黑”的情形之下,如何保护我们的民族品牌?   最要命的“二恶烷”——霸王   沸沸扬扬的霸王洗发液“二恶烷”致癌事件终于渐渐平息。虽然国家食品药监局、香港化妆品技术资源中心一致表明霸王产品二噁烷含量并未超过国际标准,但对于秉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精神的消费者来说,霸王洗发水“致癌”的阴影恐怕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消除的。   7月14日香港《壹周刊》刊发一则报道。该报导宣称,经有一位陈姓消费者投诉,霸王旗下洗发水含有致癌物二噁烷,《壹周刊》更指出,陈某认定所检测的到的二噁烷含量是“27PPM”,而壹周刊所公开自行去检验的数据是“10ppm”。 在公众对“二噁烷”还未有任何概念的时候,“致癌”这个触目惊心的名字,足以抢占了消费者的心智。   近年来,食品安全、日用品安全问题频遭曝光,不断刺激着公众敏感的神经。霸王洗发水含“致癌物”二噁烷消息一出,新闻铺天盖地,迅速覆盖了所有的网络主流媒体,进而延伸到平面、电视、手机等媒体。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两次发表声明,为此事件澄清,在舆论没有及时转向之下,未能完全消除消费者的恐慌。   霸王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14日在其官方网站刊载《霸王致消费者的一封信》,文中提到:霸王产品中所发现的二噁烷也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自然残留,其量是一般食品、水和空气的微含量,这种残留是目前技术上无法避免的。   专家指出,在化妆品中,含聚乙二醇结构的原料使用比较广泛,所应用的产品涉及香波、浴液、洗手液、洁面乳等清洁类产品以及部分膏霜、乳液等护理类产品。不过,由于添加量与使用原料品种上的差异,一般来说,香波、浴液、洗手液、洁面乳等清洁类产品中残留二噁烷的几率与数量,要高于其他品类。   8月5日,香港化妆品技术资源中心公布了对市场上33款知名洗发水及护理产品二恶烷含量的检测数据。检测结果表明: 所有被检测的产品均含二恶烷,但均未超过二恶烷最高含量国际标准。专家更是指出:二恶烷微量存在于饮用水、空气、水果及部分食品中,合格洗发水“致癌”说纯属无稽之谈。这个检测结果似乎终于为饱受“二恶烷”困扰的霸王洗刷了清白。   在这场风波上霸王很冤,二噁烷已经由国家权威机构、行内专业表态、各种国外标准资料可以佐证为是:广泛存在,几乎很难避免,微量含量不会危害人体健康。原本是一件可以简单澄清的事件,却被越描越黑。全行业共有的情况,在媒体选择性忽略的共同努力之下,外资大鳄却鲜有遭质疑,而霸王却被反复被追问,或许,这就是俗话说的“枪打出头鸟”。   霸王,作为近几年来崛起较快的民族品牌,因为这场无妄之灾,品牌形象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对于整个本土日化行业来说,也是一件可悲可叹的事件。    最无奈的“夏枯草”——王老吉   2010年3月15日,卫生部发布2010年第三批新资源食品目录,其中包括夏枯草、布渣叶、鸡蛋花三种凉茶原料。这意味着加多宝集团、广药集团等凉茶生产企业可以合法地使用以上原料。标志着自2009年年中曾喧嚣一时的王老吉夏枯草添加门终于落下了帷幕。      去年4月13日,杭州消费者叶征潮在他的博客上公布了对王老吉的诉状,包括侵犯自己的健康权以及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认为自己的胃溃疡是由于饮用王老吉所致。此外,重庆有消费者称饮用王老吉后头晕,也计划起诉王老吉,并声称是为了“全体市民的身体健康而打官司”。   此文立刻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新华社记者周婷玉随后撰文指出,王老吉虽然在报备和安全评估方面依法合规,但它没有对饮品中的成分可能存在的危害进行警示和说明,存在误导嫌疑。这在媒体上被称之为王老吉的“添加门”事件。一把夏枯草,将原本用来降火的王老吉,置于水深火热之中。   时隔接近一个月,即5月11日,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常务副所长严卫星表示,关于王老吉茶的问题,因为食品安全法已经规定,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名单是卫生部公布的,卫生部过去也发布过这样的名单,的确王老吉中的有些成分和原料不包括在内。新闻发布会之后,王老吉经销商请求退货每时都在发生,部分市场逐步下架,情况非常严峻,已到生死关头。   其实,作为凉茶业的领头羊,王老吉已经不止一次遭遇到类似的麻烦。而与往常几次不同的是,这次卫生部开始表态。   2003年,被传可预防SARS的凉茶业大为振兴,王老吉也借此良机突飞猛进,年销售额以接近一倍的增幅上涨,在2005年前后,更达到130%的增幅。就在王老吉市场飞速扩大时,来自消费者的投诉也开始陆续出现。   2005年4月,职业打假人刘殿林以王老吉凉茶含夏枯草为由提起诉讼,法院以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夏枯草有毒副作用等理由驳回。   2007年,重庆市民况力彬饮用王老吉凉茶后出现头晕,也以添加夏枯草违反《食品卫生法》为由将王老吉告上法庭,此次起诉,法院以“夏枯草能否作为凉茶配料不属于审查范围”予以驳回。   问此次发生风波的次日,广东食品协会会长张俊修便以行业协会的官方身份力挺,之后卫生部也在网站上发布说明,称王老吉是依法备案和销售的产品。   幸运的是, 5月14日,卫生部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关于王老吉凉茶有关情况的说明》,认定王老吉添加“夏枯草”是经过备案的。时隔三日,卫生部的再一次表态认定夏枯草为合法添加物,不啻于给了王老吉一块免死牌,使其起死回生。   由于王老吉饮料巨头加多宝澄清及时,王老吉销量并未受到大的影响。但毕竟三原料并未正式列入目录难免给人以口实。直到2010年3月15日,卫生部发布的公告为夏枯草正名,也意味着加多宝、广药等凉茶生产企业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使用上述原料,一场关于夏枯草的风波终于止息。 最惊骇的“砒霜”——农夫山泉   农夫山泉“砒霜门”始于2009年11月24日。        当天,海南省海口市工商局例行发布了“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09第8号商品质量监督消费警示”,指出海口工商局发布2009第8号消费警示,包括部分批次的农夫山泉30%混合果蔬、农夫山泉水溶C100西柚汁饮料、统一蜜桃多汁等品牌饮料在内的9种食品总砷或二氧化硫超标,不能食用。并指出砷:俗称“砒霜”,砷的毒性很大。    该消息一经曝出,媒体、公众对统一和农夫山泉的质疑声铺天盖地般袭来,这些声音的背后,是消费者购买意愿的降低。有一知名门户网站的调查显示,有4成的网民认为统一和农夫山泉的饮料不安全,超过6成的网民表示“不会购买这两家企业的产品”。   在三聚氰胺事件过去14个月后,由“砒霜门”引发的食品安全之忧,令公众的神经再度紧绷。   11月27日下午,农夫山泉紧急召开电话新闻发布会,就其旗下两款产品被海口工商局通报不合格一事做出严正声明。   11月30日下午,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回应轰轰烈烈的“砒霜门”称:11月24日海口市工商局发布的商品质量监督消费警示,称农夫山泉广东万绿湖生产的6月27日批次30%混合果蔬汁及8月16日批次水溶C100西柚汁饮料总砷含量超标、不能食用“是一极端错误”。    同时,农夫山泉出示了河源质量计量检测所和国家加工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分别于11月26日与11月28日出具的最新检验报告,以及近3年来具备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总计142份检测报告,所有检测报告均显示其总砷含量合格。   当时,农夫山泉新闻发言人周力称,农夫果园和水溶C100在最近的国家、上海和广东等地组织的产品监督抽查中均为合格。农夫山泉律师叶志坚则表示,发布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信息,属卫生行政部门的职权。工商局是无权发布砷是否超标这样的信息,也无权发布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信息。而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晱更是一再表示,这一事件是继前段时间农夫山泉“水源门”、“假捐门”之后,又一起“经过蓄意策划和操纵的恶性事件”,“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背后有人在推动!”   进入12月,备受关注的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有了谜一般的进展。   1日深夜,南海网报道,被抽检的农夫山泉及统一饮料合格;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农夫山泉 统一产品复检全部合格”的消息。   复检结果出来后,海口市工商局连夜向相关企业进行通报,同时向所属工商分局及工商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立即停止下架行为。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是国家权威检测机构。海口市工商局认为,这一复检结果是最终检验结论,以上产品敬请广大消费者放心饮用。   继“水源门”、“假捐门”之后,农夫山泉的“砒霜门”冤案得到了昭雪。    最可悲的“100%”——汇源     自2008年传出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的消息开始,人们对汇源的质疑就没有停止过,从产品的纯度到品牌的民族性始终争论不断。好在时至今日,汇源已经基本走出收购的争论之声,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张发展之路。  当收购风波刮起时,汇源果汁的100%浓度就备受质疑,世间本无绝对纯度的东西,汇源的不纯之风又偏在此时扫过中国消费市场。汇源的产品严重冲到冲击,使其在整个饮料市场本来就是不很高的市场占有率进一步下滑。   在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的这场风波中,民族品牌也成为关键词汇反复被提及,民族色彩在这场收购案中被放大,最终这场收购案终止的理由也是“保护民族品牌”。   沉寂一年多后,汇源又成焦点。艰苦调整的汇源终于找到赛富这一新股东。7月28日,中国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第二大股东达能已将约3.37亿股(相当于22.98%)股权出售给赛富基金,交易价格为每股6港元,比汇源前一日收盘价溢价11%,交易总价20.24亿港元,可谓食品行业最大一笔交易。   不过收购的风波并未因此平息,对民族品牌的争论从收购伊始也就始终存在。幸运的是,虽然产品也曾受质疑,但汇源的发展仍在继续,仍在探寻业务上的前进,这才是一个企业最应该做的事情。无论处境如何,身陷何种波折,始终坚持找寻上升的道路。   北京汇源饮料食品集团(以下简称“汇源集团”)的知情人士此前透露,尚未纳入汇源果汁的浓缩汁加工业务,目前正在筹备赴A股独立上市一事。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这部分筹谋上市的业务,而是,早在商务部宣布否决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案之,汇源集团就对公司架构做了调整,汇源的业务被分为两大部分:上市公司的果汁灌装、销售,以及集团的浓缩原料汁业务。   随后,汇源方面确认了公司对管理架构的调整。但汇源集团新闻发言人曲冰以“浓缩汁业务并未纳入上市公司范畴,没有义务对外披露任何信息”为由,对浓缩汁业务独立上市一事没有做出明确答复。   业内人士认为,浓缩汁业务盈利能力较强,独立上市不仅可补充公司资金缺口,还可提高汇源集团的整体产业链纯利。     最离奇的“米诺地尔”——章光101   “始于1974年的中国品牌……”打开北京章光101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主页,这句广告语赫然入目。点击进入网站,“中国中医药的荣耀”、“始于1974年的中国品牌”这两句话,更是在网页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但是,这次章光101却跟西药米诺地尔(MINOXIDIL)扯上了关系。    今年8月1日,新加坡卫生科学局称在例行检查时,发现章光101金装101高级生发灵及章光101D发宝两款产品含有未列明的西药成分米诺地尔,因此下令将这两种产品在新加坡下架。   8月2日,香港特区卫生署呼吁市民不要购买或使用名为“章光101”金装101高级生发灵(香港注册编号:HKP-08408),以及“章光”章光101D发宝(香港注册编号:HKP-07223)的头发护理产品,因为该两款产品均为注册中成药产品,被发现含有西药成分“米诺地尔”。   澳门特区政府也呼吁市民不要购买及停止使用上述产品。   一时间,公众对其产生了质疑:一向以“纯天然中药生发”的章光101,怎么会含西药米诺地尔成分?米诺地尔从何而来?   米诺地尔是何方神圣?有业内专家指出。米诺地尔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对脱发有明显疗效的外用化学药。这个药内服是用来降血压的。如果外部大剂量使用,该药会经皮肤吸收渗透到体内,可能会导致头痛、低血压。如果不慎滴到脸上,可能会引起所滴之处汗毛生长过剩。   该专家同时表示,在医院里使用米诺地尔往往浓度要达到2%以上才有效果。“要么不添加,要么达到2%以上,否则加了也没用。”   而此次在新加坡销售的D-2653-B和 E-0583-D产品被检出含有MINOXIDIL(米诺地尔)成分,检出含量为0.26%。   这从公司发布的情况通报中得到印证。   2010年7月30日,公司发布了新加坡101产品的情况通报,称公司接新加坡有关部门通报,在新加坡销售的D-2653-B和 E-0583-D产品被检出含有MINOXIDIL(米诺地尔)成分,检出含量为0.26%。公司在获知这一消息后,已在全公司范围内对产品组织自检。可以肯定的是以上产品为新加坡市场专供,在国内没有销售。   对于米诺地尔,公司在实验中也用它作为阳性对照品,该成分本身不影响健康,外用无明显毒副作用。   公司同时称,章光101产品,根据中医原理组方,配方中不含有MINOXIDIL成分。从新加坡有关部门的检测结果看,MINOXIDIL成分在被检测产品中的含量远低于足以影响或改善相关产品功效所需的浓度。相关产品中为何混有MINOXIDIL成分,还有待公司自查自检的最终结果。   2010年8月4日,公司再次看调查结果进行了通报。   经查,此次在新加坡和香港被检出含米诺地尔成分的产品分别为:新加坡Hair Growth Formula D-2653-B 、Hair Growth Tonic E-0583-D,批号均为20091201,检出浓度约为0.26%;香港101金装高级生发灵,批号为20091010,101D发宝,批号为20100101。以上产品均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注册为中成药,品名、配方、包装和规格均与国内不同,属于定制产品,由公司委托下属浙江章光101有限公司生产。以上产品在国内均无销售。   经公司初步核查,此次浙江工厂生产的出口产品中含有微量米诺地尔成分的事件,系因浙江工厂厂房整体搬迁,含有米诺地尔阳性对照品的酒精溶液被当作原料酒精不慎流入出口产品的提取车间所致。新加坡检出浓度为0.26%,但正常的生发浓度为2-5%,0.26%的浓度对生发没有意义,这也能说明公司没有刻意添加。我们还会对此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看似问题已经水落石出,但有人与此与霸王的“二恶烷”事件进行了对比,并提出质疑:霸王的“二恶烷”是从原料中带入的杂质,“二恶烷”广泛存在于自然界,而“米诺地尔”是化学物质,自然界不存在,要合成,“在厂房中被当作原料酒精不慎流入出口产品”这样的说法难令人信服,尤其“米诺地尔”作为目前得到认可治疗脱发的有效化学药物的身份,是无意带入产品还是有意添加,更令人怀疑。何况洗发水添加“二恶烷”根本没啥好处,脱发产品要加上“米诺地尔”,效果可是显而易见。   章光101生发系列号称100%纯植物产品,要真是添加了“米诺地尔”,那可是明知故犯,30多年的金字招牌或将毁于一旦。   希望这只是企业发展中的一个美丽的误会。

    0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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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族品牌被黑五宗最:王老吉最无奈霸王最要命

        品牌不仅是企业的立身之本,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惊喜地看到,有不少优秀民族品牌的崛起,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是,民族品牌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回顾民族品牌不平稳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品牌的发展道路充满了艰辛,虽然每一次传言或中伤都能得到最终的澄清,但是,对品牌价值本身的影响是巨大的,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在民族品牌屡屡“被黑”的情形之下,如何保护我们的民族品牌?   最要命的“二恶烷”——霸王   沸沸扬扬的霸王洗发液“二恶烷”致癌事件终于渐渐平息。虽然国家食品药监局、香港化妆品技术资源中心一致表明霸王产品二噁烷含量并未超过国际标准,但对于秉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精神的消费者来说,霸王洗发水“致癌”的阴影恐怕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消除的。   7月14日香港《壹周刊》刊发一则报道。该报导宣称,经有一位陈姓消费者投诉,霸王旗下洗发水含有致癌物二噁烷,《壹周刊》更指出,陈某认定所检测的到的二噁烷含量是“27PPM”,而壹周刊所公开自行去检验的数据是“10ppm”。 在公众对“二噁烷”还未有任何概念的时候,“致癌”这个触目惊心的名字,足以抢占了消费者的心智。   近年来,食品安全、日用品安全问题频遭曝光,不断刺激着公众敏感的神经。霸王洗发水含“致癌物”二噁烷消息一出,新闻铺天盖地,迅速覆盖了所有的网络主流媒体,进而延伸到平面、电视、手机等媒体。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两次发表声明,为此事件澄清,在舆论没有及时转向之下,未能完全消除消费者的恐慌。   霸王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14日在其官方网站刊载《霸王致消费者的一封信》,文中提到:霸王产品中所发现的二噁烷也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自然残留,其量是一般食品、水和空气的微含量,这种残留是目前技术上无法避免的。   专家指出,在化妆品中,含聚乙二醇结构的原料使用比较广泛,所应用的产品涉及香波、浴液、洗手液、洁面乳等清洁类产品以及部分膏霜、乳液等护理类产品。不过,由于添加量与使用原料品种上的差异,一般来说,香波、浴液、洗手液、洁面乳等清洁类产品中残留二噁烷的几率与数量,要高于其他品类。   8月5日,香港化妆品技术资源中心公布了对市场上33款知名洗发水及护理产品二恶烷含量的检测数据。检测结果表明: 所有被检测的产品均含二恶烷,但均未超过二恶烷最高含量国际标准。专家更是指出:二恶烷微量存在于饮用水、空气、水果及部分食品中,合格洗发水“致癌”说纯属无稽之谈。这个检测结果似乎终于为饱受“二恶烷”困扰的霸王洗刷了清白。   在这场风波上霸王很冤,二噁烷已经由国家权威机构、行内专业表态、各种国外标准资料可以佐证为是:广泛存在,几乎很难避免,微量含量不会危害人体健康。原本是一件可以简单澄清的事件,却被越描越黑。全行业共有的情况,在媒体选择性忽略的共同努力之下,外资大鳄却鲜有遭质疑,而霸王却被反复被追问,或许,这就是俗话说的“枪打出头鸟”。   霸王,作为近几年来崛起较快的民族品牌,因为这场无妄之灾,品牌形象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对于整个本土日化行业来说,也是一件可悲可叹的事件。

    0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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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后注定是中国五千年来最悲惨一代?

        80后注定是中国五千年来最悲惨一代   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有一句名言:人口就是命运。    现在中国六七十岁的夫妇通常有三个以上的孩子,三四个孩子赡养一两个老人相对容易。而经历计划生育的80后这代人则是一两个孩子要赡养两个老人,养老负担空前沉重。    辛苦工作了大半辈子,给老人送了终,是时候退休享享清福了吧?对不起,我们的“九九八十一难”还没结束!    我们安享晚年需要多少钱?1987年城镇居民认为维持自己晚年的消费有有3万元完全足够了。由于通货膨胀, 2007年退休的人认为自己需要30万养老金,完全可以想象,2027年退休的人很可能需要300万才能度过余生。 那80后等到2047年退休需要多少钱呢?有人测算,由于物价上涨,80后夫妻两人退休后光吃饭就得花200多万。    攒够这些养老钱看来我们靠自己是不行了,那我们能靠下一代吗?先来看看我们的下一代有多少。1979年,中国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三分之一.而到了2009 年,比例竟然不足五分之一 。这意味着几十年后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太少,创造的社会财富不够,中国没有能力养活这么多老年80后。    为了减轻下一代的负担,很多80后将被迫工作到70多岁。    中产梦对“80后”来说,几乎永远不能实现    绝大部分80后都有一个中产梦,培育中产阶级需要一个优良的教育体系,需要大量文化创意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工作岗位,需要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需要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我们一无所有!    成为“房奴”或者“孩奴”,至少是进入“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大部分80后要么没工作,要么低工资,连当“房奴”或 “孩奴”的资格都没有,整整一代人“想做奴隶而不可得”,在沦为高房价“看客”的同时,还要承担中国空前的养老压力,我们不得不感概80后真是新中国最悲惨的一代。    80后的幸福是个传说?    如今80后大多收入较低,但在欲望上,我们又被极大地刺激。    学者刘仰曾听到两个20多岁的女孩讨论这辈子挣多少钱足够花。她们先是说300万,有房子有车了,所以,中一个彩票大奖应该够了。后来又算了算说,100万才能买什么样的房子啊!8年淘汰一辆车,40年淘汰5辆车,一辆像样一点的车40万,再加上维护费、汽油费等等,这一辈子光化在车上至少就得 300万。宽松点算算,加上孩子的养育费用和自己的购物欲望,这一辈子2000万勉强够了!    欲望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最强大的动力,因此商品社会动用一切力量,来为我们的欲望推波助澜。在今天的中国,福布斯富豪排行榜教育我们金钱是成功人生的坐标;铺天盖地的楼盘广告、无孔不入的汽车广告和光鲜亮丽的服装广告涤荡着我们的视觉;鲜美可口的食物挑逗着我们的味蕾;富二代炫富的行为刺激着我们的神经……    在媒体的影响下,美国人提前消费的生活方式成为了一个标准样板,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应该像美国人一样住大房子、开好车、环球旅游……收入的低水准和欲望上的极大扩张,让我们的幸福感变得如此的渺小和渺茫!将来80后的收入肯定会增加,但当收入增加十倍的时候,欲望很可能已经增加了上百倍,那时的我们能有幸福可言吗?    成功的人都必须是优质的螺丝钉?    “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一架大机器,个人就是这架机器上一颗螺丝钉。”小时候看这句话觉得假大空,长大了方知以前混不好是因为没有读懂这句话。    劳动分工不断细化是生产力提高的第一途径,是时代的大势所趋,这就意味着我们一辈子只能选择一种产业的一个环节来干,也就是成为机器上的一刻螺丝钉,比如刘翔擅长短跑,姚明专门打中锋,他们都是体育界的优质螺丝钉。    有人说林志玲和李嘉欣没啥大本事,只是长得漂亮,充其量当个花瓶而已。这种歧视毫无道理,因为这个世界需要让人赏心悦目的花瓶,一辈子能够当好花瓶,这就完全足够了。这就像做企业,多元化发展往往吃力不讨好。中国和世界500强企业中,80%以上都是以一业为主。     80后的下半辈子靠4亿农民尽快进城?    80后不可能人人都当老板、当高官或成为大企业高管,因此成功学最多拯救20%的80后90后,还有80%的人需要高瞻远瞩的经济大战略来拯救。    目前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农村的3.3倍 ,如果新增4亿多农民转化为市民,在城市居住和工作,他们的收入是原先的3.3倍,中国创造的财富(GDP)就可以增长将近80%。按照中国2009年 33.5万亿GDP来算,一年就可以多创造26.8万亿财富,就能积累很多钱来赡养老人。因此农民成为市民是解决贫富差距和减轻80后养老负担的首要方法。    农民的生活基本可以自给自足,所以工业化主要是为城市人生产商品,目前中国的国情是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 所以内需严重不足,城市化也是中国经济拉动内需的最好出路。    城市化有利于中国80后、有利于中国农民,也有利于中国经济。因此,80后的利益就是中国的利益,80后的奋斗就是中国的奋斗。    什么都尝一点,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    康德说:“一切人对自身幸福的爱好都是最大最深的。”    追求幸福的一生,这是最彻底的功利主义的目标。用经济学可以证明,幸福就好比吃火锅或东北乱炖,什么都尝一点是它的精髓。    人饿的时候吃一个包子感觉很不错,吃第二个包子感觉很幸福,吃第三个包子饱了,吃第四个包子撑了,吃第五个包子想吐了。经济学上把这种现象叫做边际效用(可以把边际效用理解为新增的幸福感)先递增后递减。    金钱也是边际效用递减。达到小康生活水平之后,消费的继续增加不会明显提高人们的快乐 ,例如日本1958~1988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5倍还多,可是平均快乐人口比率还是维持在59%。    一样好东西太多之后带来的效用就减少,那么,幸福的游戏规则就是:什么都想要,不为某样东西而牺牲掉其他的一切,比如为了钱而牺牲闲暇、健康与爱情。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的社会恰恰是一个严重缺乏功利主义精神的社会。

    0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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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润百富:成都新贵族人群 先生消费比太太多

        2010年8月23日,胡润百富在中国会所“源·私人歌剧院发布《2010胡润新贵族消费门槛报告》。胡润研究院调查了全国多个城市的新贵族群体,以财富人士当前固定资产总值和消费总额来确定新贵族消费门槛。2010胡润新贵族消费门槛为1.1亿元,比去年提高了22%,并首次突破1亿元。目前全国有5.5万财富人士具备这样的消费能力,比去年增加了7.8%。   一年新增消费2,400万元,先生年消费最多   2010胡润新贵族消费门槛1.1亿元用于家庭消费、先生消费、太太消费和孩子消费,其中新增年消费2,400万元,主要用于购置新房、新车、收藏和慈善捐款。过去一年中国古代书画的价格提升很快,很多新贵族开始尝试收藏古代书画。今年我国各地灾害频发,新贵族也慷慨解囊,新增100万元慈善捐款。此外,今年新贵族在二代教育、旅游和健康上的花费也比往年更多。2,400万元新增消费中,先生新增消费最多,高达840万元,是太太新增消费的近8倍。 住宅和室内装饰的消费比例占门槛的60%   以一个新贵族为例,家庭消费中包括三套房产:一幢别墅、一套市区的公寓和一套度假房。在他的豪宅中收藏着古董、古代书画和当代艺术品。他会邀请熟悉或欣赏的设计师为自己的豪宅设计,选择彰显其品位的家具家饰精心装饰,女主人则会购置一些出类拔萃的意大利家具来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今年房屋和室内装饰的消费比例占新贵族消费门槛的60%,这一比例比去年又提高了10%。     先生消费   “2010胡润新贵族消费门槛”中的“他”年龄大约45岁(亿万富豪平均年龄43岁)。由于工作和生活的需要,他十分注重自己的形象,穿着高级定制西服,佩戴名表和配饰;他会购买一些高级烟酒来宴请朋友或是满足自己的喜好,同时也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开始喜欢品茶。此外,他会精心挑选礼物送给太太、父母和朋友来表达心意。新贵族家庭平均拥有4辆车,其中先生就占有2辆。   太太消费   “2010胡润新贵族消费门槛”中的“她”年龄大约40岁。她尊贵高雅,懂得宠爱自己和享受生活。她不仅拥有顶级SPA会所的年卡,还雇佣了私人瑜伽教练。香港是她最青睐的国内旅游目的地,日本是她最青睐的亚洲旅游目的地。她会定期参加一些慈善晚宴,积极主动的捐款以表示自己的爱心。   新贵族的格调与责任   胡润研究院认为:新贵族“贵”在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文化的传承,同时也具有生活格调和品质。他们做好自己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依法纳税、对员工负责、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同时他们也热爱生活,热爱家庭,崇尚“圈子”,从车友会、高尔夫俱乐部,到摄影圈、读书圈、登山圈、品酒圈、雪茄圈,再到马球圈、艺术收藏圈,现在,新贵族有了更新的选择:高雅的歌剧艺术欣赏圈。     都新贵族人群   目前全国已有87.5万个千万富豪,比去年增加了6.1%,其中还包括5.5万个亿万富豪,比去年增加7.8%。四川的千万富豪有22,100人,比去年增加4%;亿万富豪有1,520人,比去年增加13%;成都的千万富豪有13,500人,比去年增加10%;亿万富豪有730人,比去年增加12%。(根据《2010胡润财富报告》2010.4)   四川富豪普遍比较务实和低调,生活惬意,他们也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今年四川和重庆共有10位慈善家登上《2010胡润慈善榜》的地区子榜——《2010胡润川渝慈善榜》,其中四川6人,重庆4人。前5名入选“2010胡润慈善榜”。2005年至今,10位川渝慈善家共捐赠10.94亿元,人均捐赠额1.09亿元。上榜的10位川渝慈善家捐赠总额近两年来都以30%以上的速度快速增加,今年的捐赠总额较去年增长了35%。救灾和教育是川渝慈善家最为关注的两个方面。   今年4月,四川籍企业家王健林向西南受灾地区捐款4,000万元,成为此次西南地区救灾捐款最多的民营企业家。重庆企业家尹明善多年来一直十分关注孩子的教育问题,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由他捐资建设的希望小学数量已经达到100家。   川渝慈善家捐赠额约占个人财富2%。“2009胡润百富榜”共有45位川渝企业家上榜,他们平均财富为57亿元。

    0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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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抢险救灾中成长:舟曲灾区的“90后”士兵

     在舟曲灾区,雨淋日晒没有减慢他们矫捷的步伐,水险房危没有阻止他们果敢的行动,年轻稚嫩的他们,很多都是第一次这么接近灾区,第一次看见遇难者遗体。他们没有被困难、艰辛、恐惧击倒,而是勇敢地迎接任务,直面挑战,在抢险救援的队伍中挺直最年轻一代的脊梁,在与灾难的顽强斗争中默默成长。他们,就是“90后”士兵。 8月23日,在舟曲沙川坝受灾群众二次安置点,刚满20岁的兰州军区某部战士徐佳东(前)和比他还小的战友刘航,抬着帐篷支架走向搭建地点。最重的帐篷篷体达59公斤,沙川坝安置点总共要搭建1533个帐篷。 “90后”士兵、武警张掖市森林支队甘州大队二中队的闫永平,在白龙江岸边搬运巨石(8月20日拍摄)。 8月23日,在舟曲沙川坝受灾群众二次安置点,1992年出生的兰州军区某部湖北籍战士李康军(前),低着头用力挖掘排水沟渠。 8月23日,在舟曲沙川坝受灾群众二次安置点,1990年出生的周凯和战友们一起挖排水沟渠。作为甘肃白银陆军预备役防化团战士的周凯,之前每天要走12公里的山路,肩背20斤重的喷壶,进行杀毒作业。 武警甘南支队二中队90后战士王少飞在三眼峪参加救援(8月9日摄)。 武警甘南支队第四大队十一中队90后战士在罗家峪村救援(8月9日摄)。

    0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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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带“二奶”去办“包养公证”,公证处说没这项业务!

       8月19日下午刚上班,一辆豪华轿车停在新郑市公证处门前,车上下来一对男女,男人40多岁,而女的20多岁。看上去,女孩清秀漂亮。两人直接进了公证处办公室,但并没直接立即办理业务。见室内都有人在办理公证,两人就在一个人少的办公室里坐了下来,并开始耐心等待,看上去似乎有难言之隐。一直等到5点多钟,前来办事的人都走完了,两人才凑上去说明来意。   原来,男子周某是个建筑公司老板,45岁;女孩王雨(化名),22岁,自称是周某公司的一名下属,两人要签订一份“雇用协议”,希望通过公证的方式,来保障协议的效力和履行。   协议中要求:周老板应当助王雨的弟弟读完大学,还要以王雨的名义,在新郑市某繁华地段购买一套价值超30万元的房子,但王雨得为周老板“工作五年”。   而让公证员意外的是,周老板在协议中,没有为王雨规定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奖惩方式、纪律约束等权利义务。很明显,这是一份很不对等的协议。   “为钱所困”,女孩当了老板二奶   如此公证,且两人年龄悬殊,公证员感觉蹊跷。原来,这是一份经过包装的“爱情协议”。公证员以需要单独做询问笔录和核实男方身份证明为由,把周某支开,和王雨单独聊了起来。经公证员耐心开导,王雨最终道出她和周某之间的扭曲爱情。   原来,王雨刚大学毕业,家住农村,家里为供她上大学花光了积蓄。目前,弟弟也考上了大学,家里急需要她挣钱周济。而她求职却处处碰壁。半年前,她无意中认识了周某。已婚的周某正经历婚姻“七年之痒”。遇到刚毕业的王雨后,周当即对王雨产生了好感。在周某“糖衣炮弹”和甜言蜜语的诱惑下,自小家庭贫困、找工作又四处碰壁的王雨坠入“情网”。两人交往不久就同居了,周某答应帮助王雨的弟弟上大学,除给王雨丰厚的生活费外,还答应给王雨买套大房子。   “聪明”的周某在感慨王雨温柔可人的同时,又怕因突然失去她而“蛋打鸡飞”。而王雨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也迷失了自我,她担心周某说话不算话。两人经过商议后,欲签这份5年包养协议。   公证处拒绝办理   公证员了解情况后,告诉王雨,她的这份协议违背了社会道德,对别人家庭、对自己都是一种伤害和不负责任,也违反《婚姻法》的规定,公证部门不能为其办理公证。随后,公证员又积极开导王雨,希望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不要因为暂时的困难迷失了自我。当周某回到办公室时,公证员义正词严地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周某当场被批评得无语。   新郑市公证处主任赵红杰介绍,随着人们物质财富的增加和法律意识的提高,近年来,公证越来越多地为市民所接受,如果是真正的婚姻范围内的“爱情公证”,公证处可依法为其办理;而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违反法律的“另类公证”,则一概予以拒绝。  

    0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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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式“贫民富翁”为何难产?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到处流传着白手起家、一夜暴富的发财神话,这是中国的贫民富翁们的黄金时代。而如今底层公众创富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且更为狂热,但可以摆脱他们的底层身份的途径却越来越少。中国社会还能不能产出大量贫民富翁?从“贫民”到“富翁”的距离还有多远?   由于全能性资本过多地垄断、操控了社会资源,从而限制、剥夺了社会中下层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指出,法国的社会结构在过去十年中经历了一个从“金字塔”到“马拉松”的演变过程。这种“马拉松”式的社会结构构成相比于传统“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有两个根本性的特征:第一,在金字塔式的结构中,社会成员的地位虽然高低不同,但是都处在同一结构之中,而在马拉松赛中那些掉队而被甩出去的人,则已经不再是社会有机结构中的成分,而根本是处于社会结构之外;第二,在传统金字塔结构中处于底层的社会成员还有望改变自己的地位,但在“马拉松赛”中被淘汰出局的人则基本上无望东山再起。   为什么80年代底层崛起、草根创业的传奇今天再难出现   图海纳对法国社会结构变化情形的描绘,在今天也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的现实。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余年间,我们曾经见证了一个社会流动不断加大、社会阶层结构从刚性向弹性转变的过程,曾经见证了许多底层崛起、草根创业的传奇。但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传奇开始越来越少见到,新的社会分层结构开始重新凝固。   这表现在:第一,新的阶层边界开始形成,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居住区的分化;第二,阶层内部认同,特别是上等阶层的身份认同开始出现;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减少,以及与此响应的,阶层的自我再生产现象,即所谓的“富二代”“穷二代”现象的出现。在这种情形下,一方面是“龙生龙,凤生风”,一方面是“鸡窝里飞不出金凤凰”;在这种情形下,歌手声情并茂地唱给“下岗”工人的“只不过是重头再来”在失业者们听来就显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对于那些一无资本、二无学历、三无权力、四无“关系”的底层成员来说,从头再来谈何容易!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已成为在社会竞技场上被淘汰出局的一群,他们生活在一个与中上层阶层完全不同的社会世界中。这种现象,社会学者孙立平先生也曾将其称为“断裂”。   为什么社会结构会出现这种“断裂”?为什么当年那些底层崛起、草根创业的传奇今天再难出现?有两个原因特别值得重视。第一个原因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有关,即随着社会经济本身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并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人们进入市场、进入社会经济竞技场的门槛已变得越来越高。这种门槛的提高既表现在资本上,也表现在知识文化上。当年的鲁冠球们可以凭4000元钱的资金起家,甚至完全白手起家,这在今天听来就像是天方夜谈;当年的无知者可以凭无畏的精神打出一片天下,并且在打天下的过程中边干边学,从而变无知为有知,而今天那些无知者的无畏举动恐怕只能赢得头破血流,如若一开始没有必要的知识积累、文凭学历,社会根本就不给你所谓边干边学的机会。   第二个原因则与我国各类资本的集中化、垄断化趋势有关。正如笔者在一篇短论中引证孙立平的观点所指出的,在我们这里,由于经济资本(财富)、政治资本(权力)、文化资本(教育文凭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转化、交换乃至联姻,从而形成了一种总体性资本,或者说全能性资本。由于这种全能性资本过多地垄断、操控了社会资源,从而限制、剥夺了社会中下层、特别是底层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分享,由此造成了“赢家通吃”、“贫者通贫”的社会现象。这样,一方面是进入社会经济竞技场的各种资本门槛越来越高,一方面则是社会底层分享获得各类资本的机会越来越小,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一旦你落入了社会底层,你就成为很难翻身的“咸鱼”。   底层公众的困境最根本的在于政治权利的困境   种种现象表明,今天,在这个几乎被排斥在主流社会结构之外的、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上升希望的底层社会中,已积蓄起了能量巨大的负面情感。这种负面情感已成为我国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已构成了我国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重大风险因素。关键还在于强化公民权利。底层公众的困境最根本的在于政治权利的困境。   正是因为劳动者的谈判权利被搁置被压制,企业才可以尽量压低工资开支,有足够的空间去“求租”。权利的缺失,使得资本与政府的合谋变成可能。普通民众的权利体系,与其收入之间,与贫富差距无限扩大之间,存在着简单的映射,或复杂的函数关系。作为与在特定的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即公民身份相联系的权利,公民权利是现代社会平衡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弥合阶层裂隙、化解群际怨恨、维护个体尊严的基本手段。   就我们面前的论题而言,第一,通过强化超越阶层分化的公民身份意识,可以提升包括底层社会成员在内的全体公民的民族国家认同,从而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那种底层与中上层之间的“断裂”,当然,这种超阶层的认同,需要通过包括底层成员在内的全体公民的社会政治参与来加以培育。   第二,尽管由于门槛提升等原因,今天肯定会比以前难以出现底层崛起、草根创业的传奇,难以看到贫民窟中走出百万富翁、鸡窝里飞出金凤凰的佳话,但是,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政府来说,其主要责任不是要造就百万富翁,而是要减少贫困,不是要保证每一个公民的幸福,而是要尽可能地使其每一个公民都免于不幸,就此而言,落实、保护和强化各项公民权利,包括基本的人身自由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政治参与权利以及各项具体的社会权利(如获得足以维持生计的收入、健康服务、义务教育等),可以通过保障社会底层成员享有基本的人格尊严和获得与今天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活水准,从而化解他们各种可能的负面情感,进而遏止社会上层将自身在财富、权力等方面的优势转化为社会基本生活领域中的特权,这是缓解阶层矛盾、化解群际怨恨、维持社会平衡的重要途径。   最后,就文化资本的匮乏是当今许多人堕入社会底层的重要原因而言,强化作为基本的公民社会权利之一的义务教育,也是防止那些出生于底层的子弟在未来的“马拉松”中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再次被淘汰出局的一个基本手段。(作者: 王小章;作者为浙江大学社会建设研究所所长、教授)

    0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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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后大学生:带领外来青工寻梦音乐之路

    核心提示:三个学音乐和舞蹈的80后大学生,同在一个街道的业余艺术团工作,而且还干出了一番成就,这多少令人有些意想不到 李亮亮 李亮亮:   “在这里,有能力就有展示的机会”   从一个部队话剧团演员,到一个街道文体中心群文专干,与特区同龄的李亮亮坦言自己并没有很大的心理落差。他说自己现在每天都很忙,一方面要担任青工艺术团的语言表演类指导老师,另一方面还在20集电视连续剧《台商》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那就是男一号江翰仁在高雄工专的学弟蓝小君。   对于做电视演员,李亮亮并不陌生。他19岁毕业于山东艺校,然后特招入伍到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从事演员工作,后又推荐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深造。先后参与拍摄《辉煌的背后》、《生死托付》、《羊城暗哨》、《外地媳妇本地郎》等数十部影视剧。   2006年从部队转业时,经战友介绍,他来到了深圳,先在一家企业工作,尽管待遇不错,但他觉得离自己的专业相差太远。2007年3月,大浪街道组建羊台山艺术团,他毫不犹豫地报名,很快应聘到街道文体中心,担任了语言表演指导老师。从专业团体到街道文体中心,不仅要演好各个节目中的角色,还要负责组织街道、企业和社区等基层的各项文体活动,如老年人健身操、客家山歌、劳务工青工汇演等等。李亮亮说,专业的舞台变小了,但社会生活的舞台却扩大了。   三年下来,李亮亮不仅个人在全国、省、市各级文艺展演中获得了不少荣誉。面对累累硕果,李亮亮自信地告诉记者:“在深圳,只要有能力,肯付出,迟早就有展示的机会。” 唐琼花   唐琼花:“音乐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拿着每月不到2000元的工资,却花费4万多元、请假一个多月到中国音乐学院自费请名师指导自己。当记者问她为什么要这样时,唐琼花淡淡一笑道:“因为音乐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不管有多难,我相信自己总有成功的那一天。”   今年不到27岁的唐琼花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声乐表演系,大学毕业后,她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回老家湖南,在父母的关照下,从事一份平淡而稳定的工作,要么来深圳自己闯荡,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再三考虑后,她选择了后者。   “没想到这一决定的背后,是自己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回首自己来深圳工作的这几年,唐琼花淡淡一笑。2006年下半年,她先是应聘到宝安区一所私立小学当音乐老师。恰在这时,大浪街道举办“才艺之星比赛”,她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名参加了,没想到被街道文体中心的两个老师相中,通过他们的推荐成为羊台山青工艺术团的一员,代表大浪街道参加了深圳市外来青工歌手大奖赛,取得了宝安区民族唱法第一名的好成绩。比赛结束后,街道文体中心正式录用她为音乐指导老师。   在文体中心,唐琼花主要负责音乐基础知识的培训,带领演员下工厂、进社区开展文艺活动。此外,自己还要代表街道去参加市、区举办的各类比赛。后来,街道商会成立,她又选调到了商会工作。在这里,她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艺术追求。   2009年6月,唐琼花自费到中国音乐学院拜马淑明教授为师,在北京,租不起房子就住地下室,天气热得受不了,唐琼花就把衣服用凉水浸湿了再穿。虽然条件艰苦,但每次上完课回来她都是美滋滋的,因为知道自己的专业又有进步了。   “我的专业还是民族声乐,很想将来条件成熟后开个自己的工作室。”唐琼花告诉记者。 陈金龙 陈金龙: “深圳给了我展示自我的平台”   陈金龙生于1980年6月,是深圳特区的同龄人。面对记者采访,陈金龙侃侃而谈:“我从小就会唱《春天的故事》,总觉得这个与我同样年轻的城市应该与我有缘。在深大学习期间,我就利用各种机会勤工俭学。当时的确很辛苦,但收获也很大,我的妻子就是那时认识的,她是我同学,在学校我们并不熟,在外打工倒成了好朋友。所以我的勤工俭学还收获了爱情。”   2005年大学毕业,本来要分配到深圳一所重点中学担任音乐教师的陈金龙,把这一机会让给了自己心爱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做了一段兼职工作后,陈金龙应聘到大浪街道文体中心,同时兼任深圳中学学生艺术团舞蹈教师。   羊台山艺术团的演员大多是外来青工,白天上班,只有晚上抽时间来排练。“演出的节目全部都是由我们自己创作的,服装、道具等也是自己动手做的,有的外来工已经有了小孩,但他们不怕辛苦,有时还带着孩子来排练,这些都令我很感动。”   家里的获奖证书已有一大摞。今年玉树地震,他和妻子、好友共同创作了一首《雄起!我的兄弟》的歌曲,上传到网络,引起了很大反响。   人物档案:   陈金龙 生于1980年6月,毕业于深圳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舞蹈编导专业,大浪街道文体中心群文专干,现被借调到大运会开闭幕式部任文艺指导。   李亮亮 生于1980年1月,曾任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员,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大浪街道文体中心群文专干。   唐琼花 生于1983年8月,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声乐表演系,曾任羊台山艺术团指导老师,现在大浪街道商会工作。   作为一个基层街道组建的群众性业余文艺团体,大浪街道羊台山青工艺术团拥有团员60余人,大多为外来青工。艺术团成立后,不仅承担街道重大文艺演出,还经常深入社区、工厂奉献精彩的文化大餐,并多次在全市文艺比赛和文艺汇演中获得大奖。三个80后青年陈金龙、李亮亮和唐琼花是艺术团的指导老师。

    0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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