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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看大富豪们小时候都做什么(图)

    股神巴菲特:5岁开始做生意,11岁开始炒股   沃伦巴菲特1930年出生在美国西部一个叫做奥马哈的小城。他出生的时候,正是家里最困难的几年。父亲霍华德巴菲特投资股票血本无归,家里生活非常拮据,为了省下一点咖啡钱,母亲甚至不去参加她教堂朋友的聚会。   巴菲特自小就觉得数字是非常有趣的东西,并显示了超常的数字记忆能力。他能整个下午和小伙伴拉塞尔一起,记录街道上来来往往的汽车牌照号码。到了晚上,他们又开始重复自认为有趣的游戏:拉塞尔在一本大书上读出一大堆城市名称,而巴菲特就迅速地逐个报出城市的人口数量。   巴菲特的一个朋友回忆说,5岁时,巴菲特在家外面的过道上摆了个小摊,向过往的人兜售口香糖。后来,他改为在繁华市区卖柠檬汁。 李彦宏:自由的童年   生于山西阳泉的李彦宏并不觉得自己小时候有多么大志向,像所有心都玩野了的孩子一样,每天看上去也都是忙忙碌碌的,但都不过是在“随大流”罢了。李彦宏的父母在晋东化工厂工作,家境很普通,李彦宏有3个姐姐1个妹妹,他的腼腆温和或许与姐姐们的宠爱有关。   父亲常常带李彦宏去看戏曲电影,为此他还一度迷上了戏曲。他的舞台很小,只是家里的那张床。他常常把床单围在腰里做战裙,拿一根棍子当枪耍,一个人不断亮相。山西阳泉晋剧团招收学员时,他去了,剧院老师从一招一式中看到了一种灵气,决定录取他。   但李彦宏对戏曲的兴趣很快就淡了。李彦宏的大姐在刚刚恢复高考的那年就考上了大学,引得四邻艳羡。相比于学戏,上学因为正统而更具有吸引力。对于李彦宏学戏曲,还可以做一种解读,他其实真正喜欢的不是戏曲,而是那个舞台。只有在舞台上,才能一招一式展示自己的才华,感染更多的人。这与现在百度坚持的“用技术改变生活”的理念一脉相承。 从2块巧克力饼干赚起维珍集团创始人: 从2块巧克力饼干赚起    英国维珍集团--一个拥有350家分公司的商业帝国,涉及航空、电信、火车、信用卡等多个领域,其创始人及ceo理查德布兰森,全家都充满冒险精神,特别是布兰森的母亲,常会故意给子女制造挑战。   布兰森的父母从小就很注重培养孩子们的独立精神。布兰森4岁时的一天,母亲开车带他回家,在离家几公里远的地方,突然停下车来,要求小布兰森自己走路回家。面对一望无际的田野,小布兰森迷路了。   布兰森从小就具有商业头脑。一次,父母送给他一部玩具电动小火车,他自己动手改装小火车,提高车速,并定下每人2块巧克力饼干作为门票价格,请小朋友观看。结果,一连半个月,布兰森都不愁没有饼干吃。   17岁时,布兰森终于离开学校,拿着老妈给的4英镑赞助在一个狭窄的地下室里创建了《学生》杂志。布兰森负责杂志的商业运作。当合作伙伴们还在热衷于政治时,他就在考虑如何充分利用学生这个品牌进行多种经营了。拉广告时,他对可口可乐公司假称百事可乐已经预定了杂志的广告版面;他在来访的记者面前伪装忙碌;他找来甲壳虫乐队的成员约翰列侬等名人做专访,还派出记者去世界各地的热点地区进行采访,自己出人和品牌,由别人出钱--所有这一切,让《学生》的发行量一度激增到20万份。   钢铁大王:转让兔子的命名权养兔子   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很小就表现出商业天赋。有一次,他养的母兔生了一窝小兔子,他没有足够的食物喂这些小兔子,又没钱买。卡内基心生一计,他对邻居小孩子们说,如果谁能弄来金花菜、车前草喂养他的小兔子,将来他就用谁的名字来称呼这些小兔子作为报答。这一计策果然产生了奇效,整个暑假,小朋友们都心甘情愿地帮他采集金花菜和车前草。   卡内基早年曾做过一份负责递送电报的工作,每天的工资只有五角钱。那时他渴望自己能成为一位接线员,因此他晚上自学电报,每天早晨提前跑到公司,找机子练习。   一天早晨,公司忽然收到了一份从费城发来的电报。电报异常紧急,但是当时接线员都还没有上班,于是卡内基代为收了下来,并赶紧将其送到了收报人的手中。之后,他就被提升为接线员,薪水也增加了一倍。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卡内基走上了致富之路。有一次,他坐火车去某地的途中,一位发明家坐在他的身边,拿出了自己发明的新卧车模型给他看。卡内基特有的机警和远见,使他看到了这项发明的远大前途。于是,他借钱购买了拥有那项发明的那个公司的股票。当卡内基25岁时,他每年从这笔投资中所拿到的分红就达5000美元。 比尔盖茨:童年也不修边幅   童年时期——即使成了了大人——比尔也不修边幅。据说为了改此习惯,玛丽为他制定了一周着装计划。周一上学他穿蓝色装,周二绿色,周三棕色,周四黑色,等等。周末用餐时间也布置得细致入微。每件事都要井井有条。比尔盖茨讨厌浪费时间,无论是在工作中或闲暇时。   在比尔家中的餐桌上讨论总是既生动又富有教育意义 。“那是个内容丰富的学习环境,”比尔回忆道。   比尔的同代人,即使是在那个年龄,都能看出他的与众不同。每年,他和朋友们都要去夏令营。比尔特别喜爱游泳运动等。他的一位在夏令营的朋友回忆道,“他绝不会是个不足挂齿或无足轻重之人。我们都晓得比尔比我们聪颖。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当他九、十岁时,言谈就如同成人一般他说的话有时我们感到高深莫测。   在数学和自然方面比尔比同班同学也更胜一筹。他需要上一所对他充满挑战的学校。随即父母决定送他去湖畔中学—一所专门招收超常男生的学校。这是西雅图一所限制最严的学校,它以严格的课程要求而著称,是个“连哑童都聪明的”地方。 霍英东:苦难的童年   霍英东原籍广东省番禺县,1923年5月10日,出生于香港一个水上人家。祖父霍达潮,曾拥有大风帆船,来往于省港澳之间,从事货运生意。但当霍英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家境已相当困难,全靠父亲租船驳运货物维持生活,入息不多,生活艰辛,他们全家穷得连鞋都穿不上,无论寒冬酷暑,都是赤脚行走。有一次过旧历年,他父亲第一次穿双新鞋上街,在小摊档把鞋脱了,蹲在凳上吃粉,吃完双脚落地便走。回到船上,才发现竟然没有把鞋穿回来,因为向来没有穿鞋的习惯。   那时没有天气预报,水上人家生命毫无保障。霍英东的两个哥哥就在一次台风中沉船丧生,一个5岁,一个7岁。他的母亲幸被叔父救起,但不久他的叔父也在风浪中翻船淹死。大约是在霍英东7岁那年,父亲患病不幸去世,年仅40多岁。因为染病时间很长,天天用中草药治疗,把本来就很有限的一点钱都花光了,死后只草草地埋在青衣岛上。   父亲去世以后,霍英东一家生活更加困难了。那时,他还有一个9岁的姐姐,一个5岁的妹妹,生活的重担全落在他母亲身上。   母亲是一位顽强、刻苦、勤奋的人,在那多灾多难的日子里,她没有被生活的重压折服,而是挺直腰杆,辛苦操劳,把丈夫遗留下来的驳运生意继续经营下去。这驳运生意就是与外海的货轮接洽,代它们把货物用小舢舨运到岸上来。当时接运的主要货物是煤炭。霍家自己没有驳船,从轮船货主那儿把生意接下来,然后分给舢舨客驳运,从中赚取微薄的佣金。因为霍英东父亲在世时人缘很好,母亲又豁达得体,多数的货主和舢舨客都颇为同情这一家孤儿寡母,日子倒也还能勉强维持下去。   霍英东的母亲虽然自己目不识丁,但希望自己的儿女知书识墨。大约在霍英东6岁那年,便由别人背着去拜师启蒙。接着在帆船同业义学就读,那是免费的,他家住在船上,随处漂泊,上课很不正常,有时放学后连船也不易寻找。到第三班时,转入敦梅小学。这间小学是要收费的,其中有一个免费班,但仅招收30人。学生要作一篇文章应考,霍英东还是考上了,而且在录取的名字中,第一个便是他。后来,他又转读皇仁书院。书院的学制是倒过来从第八班开始的,相当于初中一年级。那时,书院的第八班,共招三个班,每班30人,但大多数是经过老师、家长及各种关系介绍入学的,真正通过考试录取的不足10人。应考时也要求作一篇文章,霍英东也是第一个被录取了。 李嘉诚:辛酸的童年   1939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开始践踏这片宁静的土地。整日整夜,日本的飞机对潮州地区狂轰滥炸,宁和而美丽的潮州城成了一片废墟。李氏一家冒着随时可能被杀的危险,躲着不时而来的流弹,爬过一道道封锁线,步行十几天,一路风餐露宿,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到香港。一家人寄居在舅父庄静庵的家里。祸不单行,这时候李嘉诚的父亲李云经因劳累过度不幸染上肺病。身为长子的李嘉诚一边照顾父亲,一边拼命地温习功课。他知道父亲是给累病的,因此,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以取得好成绩,让生病的父亲能获得一份精神上的慰藉。   为了给父亲治病,李嘉诚一家的生活过得相当清贫。两顿稀粥,再加上母亲去集贸市场收集的菜叶子便是一天的"美食"。全家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李嘉诚的父亲身上,希望他能尽快把病养好,让全家能度过这一难关。父亲没能熬过那年冬天,还是撒手归西了。作为长子,李嘉诚从此不得不眼含热泪,无奈地结束他的学业出来打工,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父亲死后,14岁的李嘉诚被迫离开了心爱的学校用他还很稚嫩的肩膀,毅然挑起赡养慈母、抚育弟妹的重担。   李嘉诚先在舅父庄静庵的中南钟表公司当泡茶扫地的小学徒。李嘉诚到这里之后,学到的第一个功夫就是察言观色,见机行事。他每天总是一个到达公司和最后一个离开公司。   辛苦而困难的3年过去了,当年那个14岁的少年已经长成精瘦但结实、英气十足的小伙子了。17岁的李嘉诚在一家五金制造厂以及塑胶带制造公司当推销员,开始了香港人称之为"行街仔"的推销生涯。 马云:头脑简单的孩子   马云从小就是一个傻孩子。小时候爱打架,打了无数次的架“没有一次为自己,全是为了朋友”。“义气,最讲义气”。打得缝过13针,挨过处分。被迫转学杭州八中。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家庭压力大,父亲脾气火爆。马云在父亲拳脚下长大,呆不住家却特别爱交朋友。   他说:“我大愚若智,其实很笨,脑子这么小,只能一个一个想问题,你连提三个问题,我就消化不了。”从小,马云功课就不好,数学考过1分。只有英语特别好,原因竟然是:“爸爸骂我,我就用英语还口,他听不懂,挺过瘾,就学上了,越学越带劲。”从13岁起,马云就骑着自行车带着老外满杭州跑。   从小到大,马云不仅没有上过一流的大学,而且连小学、中学都是三四流的。初中考高中考了两次。数学31分。高考数学21分。高考失败,弱小的马云做起踩三轮车的工作。   直到有一天在金华火车站捡到—本书,路遥的《人生》,这本书改变了这个傻孩子:“我要上大学。”   1984年马云几番辛苦考入杭州师范大学外语系——是专科分数,离本科差5分,但本科没招满人,马云幸运地上了本科。 史玉柱:不爬山太另类   从初中开始,到18岁离开故乡,史玉柱不为了什么,就为几个要好的同学都去爬山,大家都爬山,“我不去爬山,觉得好像太另类,就养成爬山的习惯。”   1962年,史玉柱出生在安徽北部怀远县城。“爸爸是怀远公安局的,我妈妈是一个工厂的工人。”   初二之前,史玉柱成绩不好,贪玩,爱看小人书,经常被妈妈训。1977年恢复高考,让史玉柱开始认真学习,因为“学习可以考大学了。”此前,高中毕业,就'下放’了。   18岁之前,史玉柱随父亲两次见识过大上海的繁华。基本印象是“太大了。”最深印象是南京路上24层的国际饭店。“还有外滩。”“外滩的楼和怀远的楼是不一样的。非常洋气。”此刻,尽管走在南京路上,史玉柱依然觉得他离大上海很遥远。   1980年,史玉柱以全县总分第一,数学119(差1分满分)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但在浙江大学数学系刚过了一学期,史玉柱就放弃了成为陈景润的理想。   “从图书馆借到《数论》,看了之后,我才了解到数学是那么得难。”和周围同学比聪明,也让史玉柱压力很大。“尤其是长江以南的,成绩好的并不想上清华、北大,都去上了浙大,所以,我们那个班里聪明人太多,学习好的也太多了。”   知道1+1不可能突破之后,史玉柱的数学理想破灭了。“我很想做成一件事情。”但是很早地,“我又意识到我做不成这件事情。”这是“我理想破灭的主要原因。”   理想破灭后的史玉柱开始跑步,培养各种爱好。他每天从浙大跑到灵隐寺,18里,然后,再跑回来,坚持了四年。 丁磊:第十名现象   我们在浙江省奉化中学找到了丁磊的足迹。1986年9月,丁磊考入奉中学习,成为当时高一(2)班56位同学中的一份子。江鸿跟他是同班同学。   在江鸿老师的记忆里,10多年前的丁磊学业平平,入学时在班内的排名只有四、五十位,跟当下“首富”名号很不对称。“可喜的是,每次考试,他的排名总有进步。不过最好也只在第十至二十位之间,从来没有杀进班级前十名,更别提在年级内的排名了。”   3年后的高考,丁磊交出的成绩同样貌不惊人:他以高出重点分数线1分的成绩有幸被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录取。只不过,这是丁磊喜欢的大学,他很早就被西部这所藏着大量电子类书籍的高等学府迷住了。   “教育界现在正热衷探讨'第十名现象’,说的是,在一个班级里,学习成绩排在第十位上下的那几个,有望成为日后最出人头地的一个。我现在想想,丁磊这个个例也是符合'第十名现象’的。”江鸿老师这么评价他的老同学。  

    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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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产真正标志是平和理性的心态

      中产阶级是近年来学界、公众甚至官方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各机构不时公布自己的调查数据。最新一份数据出自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近日联合发布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该报告称,目前北京中产阶层约540万人,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超过40%。  由这一数字似乎可以确定一点,北京的社会结构依然没有达到相对合理的状态。随着中产阶层概念传入中国、引起关注,人们已经确信:稳定的现代社会结构应当是“枣核”形,中产阶层家庭应当占据人口多数。但是,北京中产阶层比例尚未过半,另外一大半非中产阶层家庭,大多是比中产更低的阶层。  即便如此,此数字一经公布,就引起舆论的争议:这个中产阶层的标准是否太低了。《报告》调查的中产阶层就业者平均月收入为5923.18元,不大合乎人们对中产阶层的想象。报告作者特意解释说,中产阶层更多地是依据职业特征来定义的,中产阶层就是指从事现代兴起的专业工作的人员,或从事中小规模生产经营的企业家群体,他们拥有的经济、组织资源处于社会中间位置,因而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中间位置,而成为中间阶层。  这样的解释是站得住脚的,但还不够。这个中间阶层之所以被深入研究,在中国也被人们所渴望,主要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位置让他们的精神比较理性,心态比较平和,心理比较保守。他们高度认同主流道德、伦理观念和社会、文化秩序,也高度认同政治、法律秩序。因此,他们普遍希望社会保持稳定,即便看到了不合理的现象,也希望渐进地、和平地改变,而不喜欢激进地、剧烈的变动。正因为此,当中产阶层家庭构成一个社会的人口主流,通常意味着这个社会能够保持稳定,进入相对成熟的现代国家状态。  因此,谁属于中产阶层,固然与其收入没有太强关联,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也没有太强关联,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心态,他们看待自己、社会、法律等的心智。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或许要理性审视北京中产。该报告显示还有近70%中产处于中下层,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在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拥有方面处于相对劣势位置。他们消费需求旺盛,收入却并不高,纷纷变成“房奴”、“车奴”。由于经济压力过大,社会保障水平不高,其心理长期处于焦虑不安状态。这样的中产阶层,很难让人“放心”。  过去十年间,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比:一方面,随着房屋价格的急剧膨胀,中产阶层家庭的财产快速增加,似乎个个是百万富翁,中产阶层的规模也迅速扩大。另一方面,他们的负担也急剧增加,中产阶层陷入普遍的焦虑、不安状态,他们曾经具有的乐观、向上的精神似乎逐渐消散。  由这一反差似乎可以看出,培育中产阶层,提高他们的财富固然重要,但除此之外可能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中产阶层的真正标志是他们具有平和、理性、保守的心态,而社会、法律、政府的制度安排,以及伦理、道德与社会秩序,对人们心态的影响程度,可能不下于个人的财富占有量。欲为社会结构构筑稳定的基石,社会和政府得做很多事情。至关重要的是,政府要跳出财富、经济的单一维度,在优良治理的方向上多用力。  

    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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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地80后法官赴港取经 体验不同司法制度差别

    来自江西省高院的谢涵(左)及湖北荆州市中院的 熊艳(右)都认为赴海外学习交流获益良多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城大中国法官法学硕士课程步入第二届,这些来自全国各地、多数还是“八十后”的青年法官在香港学习之余,还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取经”,体验各国司法制度及价值取向差异,作为他们日后司法工作的借鉴,为促进司法公正作贡献。   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兼助理审判员熊艳表示,他们共三十个学员,五月底动身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美国民事诉讼法、侵权法、合同法三门课程,还有幸与华盛顿特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之一、女法官Ginsberg会谈。   此行让学员们深深体验不同司法制度的差别,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办秘书助理审判员谢涵说,印象最深的是一宗侵权法案例。案情透露,一个患有罕见疾病的货车司机,因发病而四肢失控,开车冲进了一家路边的商店,造成店主重伤和财物损失。美国法院结果判决是司机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谢涵说:“我们觉得很难理解。”   熊艳解释,内地法律是用一个公平原则,损害发生但双方都不存在过错,由一方对另一方损失承担一部分责任。这个店主无任何过错,人身财产损失却无主张权利,中国法律在此会有不同处理。   但谢涵表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际司法协作的逐步加强,目前英美法系和中国内地法系有互相靠近的趋势,美国开始重视制定法例的作用,中国高院也归纳案例作为指导意见,双方有很多可以互相借鉴的地方。   谢涵和熊艳都表示,了解不同法系和文化,有助于工作中去思考对方价值体系中,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的部分,尤其是处理一些涉外案件中。谢涵说,“法律文化像棵大树,有自己的根”;两个法系表现形式肯定不同,但有益促进司法公正、社会和谐的终极目的就是好的司法体系,“适用才是最好的”。   这批中国新法官很多还是“八十后”,而在香港法制环境,法官普遍年龄偏大。熊艳说,中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律依据源于法律明文规定,而香港是判例法,用过去生效判例中原则作为法理判案,需要法官非常资深才做到。美国之行结束后,他们还会前往韩国高丽大学法学院学习交流。  

    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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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岛能分能合!盘点全球九大离奇古怪岛屿

    NO.1 旋转岛   据说有一艘希腊货轮在一次远航途中,发现离船1000米远的海面上,有个不断旋转的庞然大物。起初,他们以为是遇上了超级海兽,吓得船长和水手们束手无策。后来驶近了才看清楚,原来是个小岛。据测算,这个小岛旋转速度很快,最快时每分钟转一周,最慢时12分钟转一圈。这个大洋中的一个孤岛,何以会旋转?一些研究者多次前往考察,但时至今日,还没有得出一个满意的结果。 NO.2 能分能合的岛   在浩瀚的太平洋,有一个非常奇异的小岛。有时小岛自行分离成两个小岛,有时又会自动合成一个小岛。分开和合拢的时间没有规律,少则1至2天,多则3至4天。分开时,两部分相距4米左右,合并时又成为一个整体。 NO.3 世百尔岛   在加拿大东岸,有一个不毛孤岛叫世百尔岛。岛上,草不生长,鸟不歇脚,没有任何和植物,光秃秃的,只有坚硬无比的青石头。奇怪的是每当海轮驶近小岛附近,船上的针便会突然失灵,整只船就像着了魔似的被小岛吸引过去,使船只触礁沉没,好像有死神在操纵。许多航海家“望岛生畏”,叫它“死神岛”。 NO.4 会啼哭的岛   在太平洋中,有一个方圆不过几公里的荒漠小岛,无论白天黑夜,都会发出哭哭啼啼的声音,那声音有时像众人嚎啕,有时像鸟兽悲鸣,好不凄凉。过往船只途经此地,无不感到奇怪、恐慌,甚至伤心落泪。究竟小岛为什么会昼夜啼哭,至今没有人能解释清楚。 NO.5 会“旅行”的岛   在加拿大东南的大西洋中,有个叫塞布尔的岛。这个岛十分古怪,会移动位置,而且移得很快,仿佛有脚在走。每当洋面刮大风时,它会像帆船一样被吹离原地,作一段海上“旅行”。该岛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1.6公里,面积约80平方公里,呈月牙形。由于海风日夜吹送,近200年来,小岛已经向东“旅行”了20公里,平均每年移动100米。塞布尔岛还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沉船之岛”,在这里沉没的海船,先后达500多艘,丧生的人计5000多名。因此,这一带海域,被人们称为“大西洋墓地”、“毁船的屠刀”、“魔影的鬼岛”等。   在南半球的南极海域,也有一个会“旅行”的岛,叫布维岛。在不受风浪的影响下,它会自动行走。1793年,法国探险家布维第一个发现此岛,并测定了它的准确位置。谁知,经过100多年,当挪威考察队登上该岛时,这个面积为58平方公里的海岛,位置竟西移了2.5公里,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它“离家”旅行的,至今仍是个谜。 NO.6 幽灵岛   1831 年7月10日,在南太平洋汤加王国西部海域中,由于海底火山爆发而突然冒出一个小岛来,随着火山的不断喷发,它逐渐形成一座高60多米、方圆近5公里的岛屿。然而,当人们还在谈论它并有所打算时,它却像幽灵一样消失在洋面上。过了几年,当人们对它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时,它又像幽灵一样从海中露了出来。据史料载,1890年,它高出海面49米,1898年时,它又沉没在水下7米。1967年12月,它再一次冒出海面,可到了1968年,它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这样,这个岛多次出现,多次消失,变幻无常。1979年6月,该岛又从海上长了出来。据科学家预测,如果今后火山不再喷发,该岛仍有可能沉没、消失。由于小岛像幽灵一样在海上时隐时现,所以人们把它称为“幽灵岛”。   在日本宫古岛西北20公里的海面上,也有一个幽灵似的小岛,面积150平方公里。可惜一年当中只有潮水变化最大的一天才肯露出海面,而且仅仅3个小时,其他时间则一概看不到它。 NO.7 沙尘积成的岛   在20 多万个海岛中,主要由尘土堆积成的海岛就是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岛。提出这个推论的是以马里兰大学威廉斯 佐勒博士为首的一些科学家,他们通过对夏威夷岛的土质分析和气象研究,发表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论点,夏威夷岛的大部分是由中国吹来的沙尘所形成。这位博士解释说,在中国,每年春天是沙尘暴频繁的季节,大量的尘埃被驱出中国大沙漠,它们在空中形成宽达数百英里的浓云,这个巨大的云层被劲风吹越过北太平洋到达阿拉斯加海湾,尔后向南移动,最后落到夏威夷附近,年复一年形成了这个岛屿。   NO.8 天然美容岛   意大利南部有个巴尔卡洛岛,很早以前,由于岛上火山爆发,熔岩流到山下形成泥浆,积在十几个池子里。这些泥浆能洁白和滋润肌肤,使之嫩滑雪白,而且还能治疗妇女的腰痛并具有减肥作用,因此获得天然美容岛之称。   由于巴尔卡洛岛的美容功能,因此,吸引了国内外成千上万个爱美的游客。每当夏日,岛上十几个泥浆池里,挤满了世界各地来的人,数不清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泥浆里滚来爬去,往身上、脸上涂沫,以使自己的皮肤更白嫩,更细腻。 NO.9 企鹅岛   离南极洲不远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由于英阿之争而闻名环宇。许多人也许不知道,这个岛还是企鹅的天堂,最多时曾聚居过上千万只企鹅。世界上17个不同品种的企鹅,在该岛栖息的就有5种。  

    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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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产阶层社会远未到来

    即使540万北京工作人群的收入相对较高,按硬性收入指标可以冠之以“中产阶层”的头衔,也不能说中产阶层时代已然或正在到来。有效界定中产阶层的标准,消费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远比货币或实物收入更准确。 北京市有多少人属于中产阶层?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日前联合发布的分析报告称:目前北京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40%,约540万人。这个数字,相信许多人的直觉是不同意。 数据本身可能没错,许多人的直觉也没错。但是,即使540万北京工作人群的收入相对较高,按硬性收入指标可以冠之以“中产阶层”的头衔,也不能说中产阶层时代已然或正在到来。有效界定中产阶层的标准,消费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远比货币或实物收入更准确。但在这两个指标上,所谓中产阶层并不活跃。 一方面,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没有提升,反而停顿或者下降。受高房价之限,多数中等收入者将收入的相当比例用于供养房屋,日常消费能力下降。同样,受公共交通等“都市病”所限,许多中等收入人群被迫购车,由此产生的经济和时间成本也束缚了这一群体的消费能力。当一个人被刚性的物质需求困扰时,不仅很难在想象中的中产阶层生活中进行投入,而且会限制其社会观感和意识。 由此带来的第二个方面问题就是,中等收入人群参与社会活动的意识淡漠。社会出现多元化形态、越发细化的时候,许多事务不再能为政府或政府+企业的组合可包办解决,这一必然趋势要求中等收入人群参与进来,补充社会事务环节的缺失。但是,无论是公共服务产品价格听证、保护消费者还是环保爱心活动,中等收入者的身影极其少见。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来自生活无虞之后的利他情怀,在生活有虞、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城市的中等收入者的这种情怀尚难培植。 了解社会管理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通常是中产阶层主导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下一级低收入阶层的利益不会被忽略,上一级高收入阶层的声音不会被扩大。“橄榄型”社会的中部越大,受益者越均匀,社会资源分配越公平,和谐越可能实现。从此意义上说,中产阶层的利益与政府利益的吻合度最高。 而建设“橄榄型”社会,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比如,像关注低收入群体一样关注中等收入者的利益,鼓励并扩大对中产阶层参与社会事务的授权,对于其关注的房子、养老等问题转换为民生问题的一部分加快解决进程等。只有扩大中等收入者的利益空间,中产阶层作为一个阶层才叫完整,才能焕发更大的活力,为整个社会带来收益。  

    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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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称2020年中国中产阶层将达7亿 年收入8万

    全球领先的市场信息公司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称,随着中国经济大踏步地向前,中国的中产阶层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到了2020年,在经济的强大驱动下,这一数字将达到7亿。 而哈佛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主任德怀特帕金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目前,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少于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一比例将会持续增加,这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 2020年将有7亿中产 中国中产收入标准:11800-17700美元/年(腾讯编辑注:约合人民币79 945-119 918元/年) 23% 目前中产阶层占全国人口的比例 1978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翻天覆地一番之余,带来的是一代人身份的变迁。在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农民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层,或者说出现了中等收入群体。 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曾大胆地预测,20世纪末,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达到100万人。但尽管是大胆预测,却仍然没有预见中国的奇迹。2002年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已经达到8000万人以上。 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原社会学所所长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一书指出,2001年以来,以中产阶层加速崛起为标志,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在进一步形成。 据该书介绍,在2000年之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已经出现了中产阶层崛起的趋势。2001年的全国调查表明中产阶层的规模已经达到15%左右。而在2000年之后,中产阶层崛起的速度在加快。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GSS)的综合分析,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为23%左右。 短短几年间,中国中产阶层规模比例提高了8个百分点,这远远快于2000年之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速度。难怪英国路透社称,从世界级的基础设施到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中国都令人瞠目结舌。 但不得不提,在发达国家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中产阶层占了总人口的80%,中国的这一数字仍显得差之千里。 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的研究显示,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将达到7亿人。而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称,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5亿。那么,再过十年我国的中产阶层人数将占到总人口的48%以上,到时候中国人近半成为中产阶层。美国 中产已占总人口八成 美国中产收入标准:30000-200000美元/年 80% 目前中产阶层占全国人口的比例 今年年初,资深新闻记者闾丘露薇曾通过朋友的经历描绘了一番美国的中产阶层。她写道,夫妻两个人加起来年收入十万美元左右,一工作就买了一辆日本车,工作了两年之后,开始供一套二十万美元左右的房子,一百多平方米,在波士顿的市区,足够一家三口居住。 老牌大国美国,早已是一个中产阶层的市民社会,年收入三万到二十万美元的就属于中产阶层。而这一阶层达到了总人口的80%左右。同时他们也是美国的社会中坚,也向来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受益者。 这其中,美国上层中产阶层(受到过高等教育的高端职业人士或高级管理人员),家庭年收入大多在8-15万美元之间,占人口的10%。而美国下层中产阶层(半职业的高级技术工人或者工匠或者自雇人士),家庭年收入通常在3-8万美元之间,达到了人口30%。 印度 印度中产收入标准:4280-21400美元/年 30% 中产阶层占全国人口的比例 中产阶层很年轻 世界银行曾发布报告称,未来20多年,全球化将把8亿多人“推入”中产阶层。到了2030年,中产阶层的人口将增加到12亿,占全球人口的15%。而英国媒体就指出,新兴中产阶层将主要集中在中国和印度。 而麦肯锡指出,2007年,随着消费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印度将见证中产阶级的迅速成长。印度的中产阶层大约有50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5%。 而德意志银行今年2月研究称,中产阶层还不是印度整体人口的“中流砥柱”,大概为3000万人到3亿人之间,大胆估计,最多占到总人口的30%。 2007年,《亚洲时报》发表文章称,自从20世纪90年代走上自由化道路,印度中产阶层的数字也成了个谜。随着印度开放的脚步,商家也开始在印度中产阶层中“寻宝”,当初估计印度的中产将达到3亿人。 而今年,有“末日博士”称号的麦嘉华发表了题为“印度的中产阶层队伍不久就将比美国的要壮大”,文章称,印度的中产阶层估计达到了1.7亿人(美国人口的一半),而印度却还是个“年轻”国家,拥有大量年轻人,11亿人口中一半都在25岁以下,相比之下,巴西只占到42%,中国为36%,发达国家更是少于30%。而印度人口将继续大幅增加,到2030年,有望超过中国,成为第一人口大国。 根据麦肯锡的估计到2025年,印度的中产阶层将增加到6亿人,或者说占到人口40%还要多。 文章称,下个十年,中国会续写繁荣的故事,印度同样也会大踏步地前进。 巴西 中产比重引领金砖四国 巴西中产收入标准:7032-30360美元/年 49.22% 中产阶层占全国人口的比例 如今的金砖四国,经济似乎同样“平步青云”,而且速度不相上下。据巴西媒体今年2月报道称,从2003年开始,巴西的中产阶层的发展就已经开始迈开步子,到了今年,已经将近一半的人口跨入了中产阶层的大门。 报道称,巴西的中产将近9100万人,占总人口的49.22%,他们拿着每月586-2530美元的工资,吸收了国家了46%的国民收入。而2003年,巴西的中产阶层为6410万人,占到总人口的37.56%。 而俄罗斯,2004年11月,国家经济发展部给多重定义的中产也划出了具体的线,那就是工资是最低工资6倍的人,这也就是月薪超过332美元。而根据报道,到了2009年8月,俄罗斯的中产阶级达到了20-25%。2010年有望达到50-60%。 效仿日本 我国中产扩军还要闯三关 中产者曾被赋予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形象,他们拥有光明无比的未来,被誉为稳定社会的超级力量。 日本神户大学石原享一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就传授了一下日本这个“模范”的经验。他讲道,日本的中产阶层占很大比例的原因有如下两点,首先就是,用最高为75%的累进个人所得税制将收入进行了再分配。因为这是完善教育和社会保障的财源。 其次,日本企业的经营干部和普通员工之间的工资差并不大。1960年时,工资差仅为3倍左右。而这就不得不提,日本式经营是有3个特征的,即终身雇用、年功序列型工资、形成了员工在各企业工会的组织下,齐心协力帮助企业发展的企业文化。 “现在中国应该努力实现的经济发展计划不是总数量的扩大,而是质量的发展。要使中产阶层增加,缩小收入差距的话,还面临着如下三个重要的课题”,石原教授称,“首当其冲的就是通过累进税制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其次还要完善教育和社会保障。最后就是培养社会责任为第一位的企业文化。” 石原教授进一步说道,中国现在考虑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似乎是以增加个人所得或者提高工资为目标的。这个构想本身比至今为止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宏观目标近了一步。但是,仅凭经济增长是实现不了这个构想的。前面提及的收入再分配构想和企业文化的普及是必要的。此外,现在中国比较担心泡沫经济膨胀和地域差距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对此,而乔根森也说道,随着中国的中产阶层的增加,中国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建造100个伟大的城市以此来满足这一人群的需要。而这一建设要花费一代人的时间。而最终也将导致中国最后一个“新的工业国家”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而这正是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所走的路子。而在未来25年内,中国的收入在这一进程中将会5次翻倍。

    0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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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首富柳井正:永不停歇地寻找下一个"第一名"

    “你该有一条宽松牛仔裤,修身、紧身牛仔裤已经不流行了”。“羊绒连衣裙?这可能会是今年秋冬最流行的单品,我建议你最好去买一件。”     已过花甲的日本首富柳井正接受记者采访时,正儿八经地为对方当起了时尚顾问。几十年的卖衣生涯,让柳井正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只要上下一打量,就可一眼判断出对方穿哪一个尺寸的衣服,腰身大概多少。     这位61岁的高龄“潮男”对巴黎、伦敦、纽约最新的潮流资讯了如指掌,能判断出下一季的流向趋势;他也能用一件简单的夹克或内衣掀起时尚热潮,并在世界各地制造出优衣库风潮;他还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独立音乐厂商、设计师、艺术家合作,使最普通的T恤成为每一季最值得期待、每个人都能买得起的艺术收藏品。在《福布斯》最新公布的“日本富豪榜”上,身为日本休闲服饰连锁店优衣库(UNIQLO)的迅销公司董事长兼社长柳井正再次荣登榜首。如果说2009年他的摘冠是受金融危机摆布的一次数字游戏,那么二次蝉联,已充分证明了这位传统行业企业家的实力。 少东家的路     柳井正出身于日本一个传统的“服装世家”,和前首相安倍晋三是老乡,家族中不少亲戚都在九州岛或山口县经营服装店。1949年柳井正出生的这一年,他的父亲柳井等开了一家男装店“小郡商事”,主要卖的是西装,客户多为希望穿得体面的银行或证券业人士。     这是个恪守日本传统的保守家庭,柳井正是家中唯一的儿子,因而受到父亲特别严格的要求和期望。晚上父亲常常要应酬到很晚,就算再晚回家,一旦见到柳井正,也总能揪出一些细碎的小事严厉责骂他。他的印象中,只有在考上高中和大学的时候,爸爸曾经夸奖过他。     从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毕业后,柳井正在日本著名的零售企业JUSCO工作9个月。因为找不到明确的人生方向,他随后回老家准备结婚。经历了一段无所事事的时光后,一贯强势的父亲突患脑溢血,柳井正不得不接手了这爿小小的西服零售店。     年轻气盛的柳井正开始用自己的方式管理西服店,这场变革遭到抵制。“我父亲雇佣的8名员工,在两年后,只有一个留了下来,其他人都认为我只是没有经验、鲁莽的年轻人。我不得不一个人做从采购到销售的所有工作。”这场危机迫使柳井正熟悉掌握了服装从设计、制造到销售的全部流程,     1984年,柳井正正式从父亲手里接任社长一职。由于受到“青山洋服”等男士西服大型专门店的扩张冲击,小郡商事经营上日渐困难。柳井正开始把目光瞄向了更有大众市场的休闲服饰。他取“Unique Clothing Warehouse”之意,创建“UNIQLO”品牌,采用从设计、生产到零售一体化运营的模式。     这是柳井正人生中的第一次大冒险--1984年6月,这家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乡镇企业”首次走进大城市,把第一家店开到了广岛市。因为担心场面冷清,在开幕前通过电视、广播、发传单等方式宣传,结果当天早上6点就有人排队等候。     优衣库最初的主要购买群体是青年学生。为了照顾这些白天上课或在打工的顾客,柳井正把开店时间调整为清晨6时半至深夜10点,之后生意一直兴隆。     柳井正很快就遇上了企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80年代末,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国民收入大幅减少,人们不得不开始减少在服装上的开支,价廉物美的优衣库很快成了他们经常的去处。     历史一再重演。2008年,一场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富商巨贾和平头百姓的钱包都缩了水。凭借着平民的价格和不掉价的时尚定位,已在全球有800多家连锁店的优衣库销售额逆势攀升,公司股价共上升63%,在日本惨淡的证券市场一枝独秀。 九败一胜     “我认为自己是个冒险家,所有的商业行为其实都是冒险,只有承受越大的风险,才有可能获得越多的利益。”这是柳井正对自己成功的解读。     90年代初,一心扩张的“优衣库”遇到了资金难题。1991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从前一年的6%降到2.2%,平常往来较多的银行也渐渐犹豫着是否给柳井正融资。摆在柳井正面前的,似乎只有上市一条路了。     为上市冲刺,柳井正给员工设定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的目标:每3年成长为原来的3倍。这意味着每年新增30家分店,3年后总店数破百。     这种激进而冒险的举动让与他相熟的银行人士越来越不安,他们开始拒绝他的贷款,甚至劝他不要再盲目开新店,以稳健的经营方式来管理公司。     柳井正已隐约意识到自己可能创造了一个“商业上的奇迹”。短短几年间,无处不在的优衣库在价格昂贵的日本服装市场刮起了一阵旋风,销量持续创下新高,光1998一年就卖出200万件摇粒绒外套。统计数字表明,平均3个日本人就有一件优衣库的摇粒绒外套。这似乎印证了柳井正鼓吹的“优衣库就是日本的国民服”。     1994年7月,迅销株式会社如愿在广岛证券交易所上市,5年后再转到东京证券交易所主板。     和日本企业家普遍爱面子不同,柳井正是个非常勇于承认失败的人。2003年,他写了一本名为《一胜九败》的书。在他看来,“创业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资质。我认为几乎所有人都能创业,重要的是自己做做看。不论失败几次都不气馁地持续挑战,在这样的过程中,就能培养出一位经营者。”     优衣库在2002年后曾一度进入停滞期。此时,柳井正意识到需要为“优衣库”融入品牌元素。设计部门在第一时间收集来自东京、纽约、巴黎和米兰的前沿风尚,加入到自家产品的开发和设计的环节。     在调整和摸索中,优衣库逐渐形成一种关于时尚美学的“零件理念”:衣服是配角,穿衣服的人才是主角,所以,优衣库服装风格务必简洁,能与其他品牌甚至Prada、Armani这样的世界顶级奢侈品牌自由搭配出谐调的风格。     柳井正说服大牌设计师服吉尔·桑重新出山,担任“优衣库”的创意总监。这位以洁简著称的设计女王,因为与PRADA意见不和,愤而离开时尚界。此消息一出,迅销株式会社的股价大涨8.6%。     经过品牌重新定位的优衣库稳定了营业收入的增长势头,开始了海外扩张之路。     2001年,优衣库在英国开设了第一家海外门店。第二年,优衣库就被欧洲业界杂志《零售周刊》评为“2002年度英国市场最具影响力的企业”。     2006年11月,在纽约百老汇对面,年轻人的时尚中心SOHO,优衣库第一个全球旗舰店开业了。2007年11月,优衣库在伦敦最繁华的商业区牛津街开设了欧洲首家全球旗舰店。这家店址设在公共汽车站的延长线上,柳井正希望人们可以把这里作为与朋友相约的地标。不久之后,法国巴黎歌剧院附近斯克里布街开设了全球第三家旗舰店。  下一个“第一名”     童年的时候,父亲告诉柳井正,“当第一名,什么第一都可以”。这几乎决定他一生对人生和事业的态度--总在一路奔跑,一次又一次为自己寻找下一个“第一名”的目标。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媒体亮相时,柳井正频频强调的一个词是“国际化”。     2009年12月,柳井正在他第二本商业著作《做真正的全世界零售商》中写道:“随着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巴西、东欧和俄罗斯的加入,新的世界经济正在成型。全世界零售业的战斗才真正起头。”     拥有最大市场的中国,就是柳井正和这些服装销售商争夺“第一名”的主战场。     早在2002年,优衣库就踏上中国的土地,却因为定位偏差,在和班尼路、佐丹奴这些中国国内中低端品牌狭路相争中频频失手。     现在是卷土重来的最好时机:当H&M、C&A、ZARA等品牌相继进入中国,“快时尚”概念开始被大都市的白领阶层接受。另一方面,优衣库的国际化战略也开始适时显效--巴黎、纽约的时尚升级,带动了亚洲市场发展。     柳井正加快了在中国的开店速度,突进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华南、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西南以及香港等地区,逐步扩大影响。     这位连续两年的日本首富正在越来越看重优衣库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他对外宣称:未来10年中国市场的销售额达到1万亿日元,超过日本本土的销售额。以其打造服装零售连锁店界的“亚洲第一”。     要实现这个“第一”的目标并非易事:相比竞争对手H&M、ZARA,优衣库在华开店的速度称得上缓慢;此外,“快时尚”的商业模式正在中国市场被复制,一批更加熟悉本土市场的中国竞争者们也在迅速地学习和成长。     柳井正找到了马云。柳井正和马云都是软银的董事,在董事会会议上两人经常碰面。2009年4月,优衣库在上海宣布与淘宝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同时在淘宝商城开辟官方旗舰店。开店不到两周,销售量突破3万件。     当年11月2日,开业尚不足半年的优衣库淘宝商城旗舰店单日交易额创纪录地达到了55万元人民币,成为淘宝网第一服装店。     曾有人问这位日本首富:拥有这么多的财富,准备怎么花?     这个自谦为“卖衣人”的日本老人野心勃勃地回答说:“在今后,我们的资金都会用于优衣库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我们不追求成为‘日本最大’的企业,但是我们会孜孜不倦地努力成为‘世界最大’的休闲服生产销售商。”     这个61岁的日本老人身形不高,但是精力旺盛,健步如飞,随行的人得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好像总在百米冲刺。他一生最大的竞争对手已经在另一个世界--1999年,柳井正的父亲去世。     在葬礼上,他泪如泉涌。他至今都不知道,那个叫柳井等的男人是否最终对他感到满意。     现在,他已经停不下来了。

    0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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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中产阶层约540万人 近70%成为房奴、车奴

    《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发布 北京中产阶层约540万人   目前北京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40%,约540万人。这是昨天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公布的数据。该报告从社会事业、社会管理、社会结构三个方面对2009年至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中的热点问题进行剖析。   关键词·中产阶层   月均收入6000元成中产   根据《报告》对北京社会结构的分析,目前北京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40%,约540万人,这一比例高于23%左右的全国平均水平(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这一点与北京作为大都市的经济、文化等优势密切相关。   从收入状况来看,北京市统计局7月16日公布的2009年北京职工月平均工资为4037元,《报告》调查的中产阶层平均月收入为5923.18元,中产阶层家庭平均月收入为10007.96元(家庭人均月收入为3692.97元),而北京城市居民家庭平均年收入水平22417元。鉴于调查中发现中产阶层低报收入的情况十分普遍,因此,中产阶层实际收入应高于调查结果。   北京中产阶层收入的内部分化程度要高于社会总体水平。其中最高收入群体是中小企业主群体,月平均收入达到9666.67元,最低的则是办事人员等群体,为2947.76元。调查结果表明,中产阶层20%最低收入组与20%最高收入组的收入差距为9.09倍。 多数成“房奴”“车奴”   《报告》指出,当前中国中产阶层主要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的中层领导干部、中小私营企业主、企业部门经理人员、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以及部分个体工商户。在中产阶层内部,只有170万人,即30%左右处于中上层,还有近70%处于中下层,面对着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   从内部分层来看,处于中产阶层最上层位置的主要是领导干部,此外还包括大部分中小企业主和部分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掌握一定的权力,拥有高收入,消费能力强,普遍拥有房产、私家车以及其他高档消费品,在文化资源、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拥有方面处于优势。   办事人员、大多数个体工商户以及中初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处于中产阶层的中下层位置。规模大约在308万人左右,占中产阶层总人数的68.5%。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在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拥有方面处于相对劣势位置。消费需要旺盛,用并不高的收入水平面对高房价、汽车等大宗消费,成为“房奴”、“车奴”。   吃住等实物消费比重大   中产阶层被冠以“消费前卫”的头衔,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一群体住大房子,开好车、生活方式丰富多彩,而实际上中产阶层却由于经济压力过大,社会保障水平不高,倾向于财富的积蓄,消费受到抑制。   这表现在,基本耐用消费品普及,住房、食品等实物消费在中产阶层家庭消费结构中占有突出的位置,服务消费没有得到充分的成长。他们的消费支出占收入比重远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如家庭月均消费4600元左右,人均消费1700元左右,消费支出不到家庭收入的一半。  

    0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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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后离婚面面观:富二代忙保财产 贫二代忙推孩子

    “80后”的婚姻,在法律专家眼里成了“易碎品”。这样的情形,更多地发生在“贫二代”和“富二代”两个人群中——不同的是,“贫二代”在离异时往往相互“推孩子”,“富二代”在散伙时则忙着“保财产”。这个被众多长辈“捧大”的群体,在“离婚大战”中也阵容强大。在不少案件中,双方的父母及七大姑八大姨卷入其中。    三段“富二代”的破碎姻缘   男财女貌   郭黎明和徐朝兰是北京某名牌大学同学。1993年,阳光帅气的郭黎明在大学新生报到处遇到了高挑漂亮的徐朝兰,两人一见钟情,成了学校里公认的金童玉女。从18岁到22岁,两人携手走过了大学时代,从激情如火到平淡温馨,两人都笃定对方是彼此生命中唯一的伴侣。   郭黎明家住北京市密云区,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富二代”。他的父亲经营一家建材公司,资产近千万元。也因此,郭黎明具备了一个富家子弟的“素质”:名牌服饰、谈吐幽默、举止适宜、一掷千金。在父亲的刻意栽培下,郭黎明比同龄人有更宽阔的眼界、更敏锐的思维。过于出众的郭黎明吸引的,不仅只有徐朝兰的目光。从相恋初期,徐朝兰就从优雅的美女变身成了警惕的刺猬,随时准备折断其他女性向郭黎明抛来的橄榄枝,好在郭黎明对徐朝兰的爱情一直固若金汤,才让徐朝兰慢慢放松了防备。   1997年6月,毕业后的两人在郭黎明父亲的安排下进入了北京市区一家大型建筑公司,徐朝兰任销售、郭黎明为总经理助理。当年的圣诞节,郭黎明和徐朝兰的爱情修成了正果。次年10月,两人的女儿囡囡出世。此后,徐朝兰一直是个幸福的小女人,有个温柔体贴的丈夫、一个可爱懂事的女儿,在公婆的帮助下,完全没有经济压力。   徐朝兰以为,这样的幸福会持续到天长地久……   如果一切顺利,郭黎明未来的路就是“子承父业”并将之发扬光大。可在2008年,郭黎明遇到了李兰。李兰与徐朝兰同在销售部。在李兰的示好下,两人很快成了“闺蜜”,郭黎明就是在陪同徐朝兰参加“闺蜜话谈”时,在一次次接触中,拜倒在了老婆好友李兰的石榴裙下的。公司的一次聚会后,郭黎明奉徐朝兰的命令,护送醉酒的李兰回家,当晚,郭黎明完成了精神出轨向肉体出轨的转变。   女人的直觉告诉徐朝兰,她遇到了“小三”:郭黎明的手机永远在静音状态、对她近乎无理的要求也会过分地迁就……起初,徐朝兰以为郭黎明只是犯了一个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并相信这“小三”在郭黎明心里只是冲动后的露水情缘。在等待丈夫回归家庭的时间里,徐朝兰开始猜忌多疑、坐立不安,只要郭黎明不在视线范围内,徐朝兰脑子里就会闪现丈夫与年轻女孩亲密的画面,每晚郭黎明熟睡后,徐朝兰都会仔细检查丈夫的外套上是否留有其他女人的痕迹,她的精神几近崩溃。   隐忍并没有换来幸福。两个月后,徐朝兰等来了郭黎明的坦白和离婚的要求。   得知丈夫的心挂在了好友身上,徐朝兰的幸福被背叛击打得支离破碎。哭闹、哀求,徐朝兰用尽了一切能想到的办法,依然没能阻止郭黎明想要离开的决心。在绝望后,她选择了玉石俱焚。一次公司例会上,徐朝兰抢过主持人的话筒,将丈夫和好友的地下情公之于众,畅快淋漓地痛斥了这对“狗男女”,结果是三人均于次日离职。郭黎明的父亲觉得儿子儿媳让自己丢尽了脸面,放出了“老死不相往来”的狠话。在父母的压力下,郭黎明有了些收敛。   为了缓和矛盾,徐朝兰开始回避郭黎明婚外情的事情,并凭着以往销售的业绩,很快找到了理想的工作,郭黎明却因为失去父亲的支持,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落魄。在失业、跌面儿以及父母怒骂的多重压力下,郭黎明开始酗酒。徐朝兰以为,失去光环的丈夫会让李兰却步并最终保全婚姻,没想到郭黎明认为自己落魄的根源在于徐朝兰的“不识大体”,并公开与李兰约会。 2009年5月26日晚10点,郭黎明满身酒气地回到家里,徐朝兰再也按耐不住,与郭黎明大吵了起来。郭黎明在将徐朝兰推倒在地后,甩门而去。   徐朝兰坐在地上痛哭,丈夫的铁石心肠让她伤心欲绝。她以为她最擅长的就是等待,可以等到郭黎明回心转意,却没想到一切都是徒劳。已经到夜里11点了,郭黎明肯定又去找李兰了。一股恨意油然而生,她要报复,要把这个男人加给她的伤害一丝不差地还回去。她决定,以出轨报复出轨。   徐朝兰相信,即使已经相看两厌,一顶绿帽子也同样会让郭黎明受到重挫。果然,得知妻子与网友发生一夜情,郭黎明像一头暴怒的雄狮,将徐朝兰打成重伤。   2009年12月4日,密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郭黎明有期徒刑3年,与此同时,在医院疗伤的徐朝兰被查出患有性病。一对曾经让众人羡慕的“神仙眷侣”,落得一个身陷囹圄,一个身染重病的结局。对婚姻极度失望的徐朝兰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很快,法院判决两人离婚。因两人的车、房均是由郭黎明的父母于两人婚前购置,婚姻期间的积蓄也在两人失业时挥霍一空,徐朝兰离婚后并未分到多少财产。徐朝兰过了1 1年“少奶奶”的生活,最终又回到了起点,留下了一些或幸福或哀伤的记忆,还有一颗被伤得千疮百孔的心。   门当户对   张美与李强的婚姻,最能够诠释什么叫门当户对和家族联姻。幸运的是,他们还是有过自由恋爱的美好时光的。   张美与李强是一个镇的同乡,张美的父亲在本地开了一家服装加工厂,家庭条件非常优越。2002年,张美大学毕业后,在当地的一家银行工作。李强的父亲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在当地与人合作做建筑工程,随着工程越做越大,业务也遍及了全国各地。李强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了父亲的公司工作,经过几年的磨练,李强已经能够独当一面,因为父亲的身体不好,就将公司全部交给李强,自己退居幕后了。   200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美认识了李强,两个年轻人很快就恋爱了。这桩门当户对的亲事,得到了双方父母的认可。在恋爱6个月后,两人按照当地的风俗,办理了订婚仪式。2003年年底,李强和张美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2005年年初,张美生下了女儿李玉。 生下女儿之后,张美开始觉得婆婆的眼神不对,后来得知,婆婆对自己生了一个女儿并不满意。日子虽然在继续,但却变了味,李强仿佛也越来越忙,经常几个月不回家,就算回家,也很少和张美说话。   2008年4月,张美的婆婆过60岁生日,李强给母亲大办了酒席。张美因有事耽搁,回到家的时候,婆婆的生日酒席已经快结束了。李强见到张美,脸色阴沉,说:“你还知道过来,你把我妈当什么人?”不等张美解释,他上去就扇了张美一巴掌,随即一把推开张美。张美一踉跄,扑倒在地上。   长时间的积怨终于爆发,与李强大吵了一架后,张美哭着抱着女儿回到了娘家。   几个月过去了,李强一直没有到张美家接她。刚开始,张美还心存希望,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张美彻底死心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张美与李强的事很多人都知道了。在镇上的人看来,张美在娘家已经住了大半年,两人已经不可能在一起了,离婚似乎也是早晚的事情。   同时,李强在外面与一个女孩子十分亲密,还经常把女孩子带回家。张美听说后,终于下定决心和李强离婚。张美找到了律师。   律师经过调查发现,张美与李强结婚之前,李强的父亲已经把公司都给了李强经营,公司的建筑工程遍布了全国各地,加上房地产发展迅速,李强婚后的资产也有近四亿元。   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夫妻一方婚后取得的财产、经营的收益应为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张美结婚后并不过问家里的经济情况,因此,对公司和李强婚后财产的具体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加上双方的关系恶化也有几个月时间了,李强很有可能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张美发现,自己面临的处境,很不乐观。   果然,律师的调查结果证实了张美的猜测。 根据工商档案的记载,建筑公司原来是李强的父亲李忠与他人共同投资成立,李忠占股份73%,2004年2月,李忠将自己名下的股份全部转给了李强,李强成为建筑公司最大的股东。但是在2009年1月,李强将自己名下所有的公司的73%股份以一比一的价格全部转让给了母亲许娟。另外一家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也是在2004年成立,李强是股东之一,占45%的股份,而在2009年1月,李强将自己名下所有的公司45%的股份也是以一比一的价格全部转让给了许娟。   “他就是这样的人,做事绝对不考虑后果。现在把公司都转让给他母亲,就是怕我提出离婚之后要分他的财产。”张美得知结果之后,伤心气愤,“他做工程的时候,我也帮了他很多,每次需要资金周转的时候,都是我爸爸帮忙的。”而更令张美心寒的是,在2008年12月份,李强将婚后购买的一辆奔驰汽车也转到其母亲名下,并且更换了车牌号码,而根据档案显示,2006年李强购买该奔驰汽车时,价格是130万元人民币,李强以买卖的方式将奔驰汽车过户给自己的母亲许娟,买卖价格为1.5万元人民币,其用心昭然若揭。   “模范”夫妻   吴兴隆与王美兰是南方某名牌大学的同班同学,大学时两人一见钟情,在结束了5年的恋爱长跑后,双方在2000年8月喜结良缘。婚后,小两口成了当地人人称羡的模范夫妻,与各自父母的关系也非常融洽,生活非常幸福。   吴兴隆是当地有名的“富二代”,父母在老家浙江购买了一套300多平方米的别墅。吴兴隆的父亲早年承包了一家农业食品公司,退休后就交给了儿子,另外,吴兴隆还投资了一家汽车修理公司。2003年,随着儿子辉辉的出生,这个本就幸福的家庭增添了更多的欢乐,俨然成了亲朋邻里间的一段佳话。   但是,生活并不是童话,再幸福的生活总会出现一些磕磕碰碰的情况。日子久了,婚姻就像蒙尘的镜子,即便没有裂痕,也光鲜不再。   之后,王美兰提出要去上海拓展自己的事业,虽然吴兴隆有万般的不舍,可还是尊重了妻子的决定,不但独自承担起抚养幼小孩子的责任,还给了妻子一大笔资金,全力支持妻子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在妻子只身前往上海以后,由于长期分居两地,夫妻关系也逐渐疏远,乃至产生了信任危机。在一次回家探亲时,王美兰悄悄打开了丈夫的手机,发现了一条内容暧昧的短信。从这条短信入手,王美兰坚持认为丈夫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情,而吴兴隆也怀疑,妻子一反常态,在子虚乌有的事情上大动干戈,似乎有先下手为强的嫌疑。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然后是冷战,一个完美的家庭终究还是走向了分裂的结局。   虽然吴兴隆表态自己很珍惜夫妻双方的感情,强烈表明不愿与妻子离婚,但王美兰的态度却十分强硬,坚决要离,并要求除了婚后财产平分,吴兴隆必须支付给她500万元的赡养费。   就在双方为离婚的问题争执不下时,王美兰请了当地有名的律师,并向法院申请冻结了农业食品公司的股权,并屡次拒绝吴兴隆坐下来一起协商的请求。   吴兴隆非常气愤,昔日温柔体贴的妻子,如今竟然变得如此陌生。   无奈之下,吴兴隆走进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如果婚非离不可,孩子的抚养权及财产如何分割无疑是双方争议最大的焦点。   关于孩子的抚养权,吴兴隆并不是很担心,这些年夫妻分居,孩子一直由自己和退休的父母抚养,妻子并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并且,在家庭经济条件上,吴兴隆也占有明显优势,要争得孩子的抚养权,困难并不大。   而在吴兴隆的财产中,最重要的就是父亲交给他的农业食品公司以及他自己投资的汽车修理公司。虽然吴兴隆家庭条件优渥,也算是别人眼中的“富二代”,但是这些财富都是父亲一手打拼出来的,再加上自己后天的努力,才创造出了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现在,眼看着绝情的妻子,要通过离婚来获得自己一半的心血,吴兴隆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   然而,事情随着律师的介入调查,发生了转机。 律师发现,当年吴兴隆的父亲在将公司交给吴兴隆经营时,特别留了个心眼,父子俩签订了一份《投资人转让协议》,但当时吴兴隆不可能将转让款支付给自己的父亲。如今,这个“漏洞”让吴兴隆看到了一线希望,吴兴隆的父亲依律师的建议,以吴兴隆没有支付转让款为由,立刻申请仲裁解除转让协议,很快仲裁结果就出来了,转让协议被解除,原本的转让行为失去效力,最关键的公司股权部分解决了。   另外一部分就是吴兴隆自己投资的汽车修理公司了。说来也凑巧,该修理公司成立时,正值吴兴隆经营农业公司的瓶颈期,公司的流动资金全被卡住了,无奈之下,吴兴隆向自己最好的兄弟借了一笔钱,并给对方打了张借据。现在,这张借据就成了否定该投资款系夫妻共同财产的关键证据。   王美兰原本以为离婚后可以从“富二代”老公那取得些许好处,但当她面对着吴兴隆毫无瑕疵的证据链时,第一次发现,自己不但得不到任何的好处,还有可能要承担债务,原本坚决态度发生了180度的逆转。   最终,两人通过协商,吴兴隆向王美兰支付了一笔合理的财产,一段模范婚姻虽难免以分手落幕,但总算没有兵戈相向。 “富二代”婚姻是个易碎品   掌握资源较多的人,征服欲和占有欲也越强。而夫妻间掌握资源不均衡的时候,同a样容易产生问题。这是“富二代”离婚率较同龄人高的原因之一。   致命吸引力   如今,一个事件中如果有“富二代”作为关键词,它无疑具备了产生新闻效应的初步元素。   一方面,越来越多白手起家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经过改革开放后二三十年的打拼,逐渐开始面对企业的传承问题,与此同时,那些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或在海外接受过精英化教育的民营企业家子女陆续学成归队父辈企业,在未来的10年里,随着父辈老去,他们将陆续接班,成为这个商业社会的主流“玩家”,仅此一点,就足以夺取公众的视线。   而另一方面,他们是一个物质极其富足、生活轨迹相对神秘的群体,公众对他们的了解多半来自偶发的事件与媒体的捕风捉影。一系列的宝马撞人案与随之而来的人肉搜索,让人们将“富二代”的整体形象妖魔化;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中砸钱的“富二代”刘云超又让人们给这个群体贴上了诸如“张狂”、“玩世不恭”的标签。   在公众或羡慕或妒嫉的评价中,这是一群口含金汤匙而生的人,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坐拥财富,面对父辈的产业,干得好是应该的,干不好就是纨绔子弟。   但与公众评价相左的现象是,随着曝光率的骤增,“富二代”显然在同龄适婚男女中拥有致命的吸引力。   2010年4月,由广州市妇联主办的广州地区首届女大学生论坛首次发布《广州女大学生价值观调查红皮书》,在婚姻观方面,59.2%的女大学生愿意嫁给“富二代”,超过总数的一半。   而早在2006年年底,一条“宗庆后为女儿选女婿”的新闻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当时的杭州街头,一个20岁出头的眼镜男扛着“我愿娶宗庆后女儿”的求爱信公开示爱。   故事最后被演绎成了一场闹剧。然而,在民营企业发达的江浙地区,老板们通过为女儿挑选青年才俊以确保家业得到传承,早是公开的秘密,以至于一些名牌大学里年轻有为的博士群中流传着“干得好,不如娶得好,人生少奋斗20年”的玩笑。 不久前,律师贾明军曾受聘担任上海东方卫视一个关于“‘富二代’面向女大学生征婚”评论节目的法律顾问。他对节目组建议,“我们或许不应当过多地探讨女大学生应不应该嫁有钱人,而是可以附加一个条件,如果对方要求与你签婚前财产协议,你还嫁不嫁?另外,我们是否可以在节目中报道一下‘富二代’的离婚率,事实是,他们的离婚率要明显高于普通‘80后’。”   曾出版过《富人离婚的36个计策》、擅打婚姻继承官司的贾明军对“富二代”这个群体并不陌生。在他看来,这是一群与同龄人并无太大差别的年轻人,老百姓对他们的关注更多是出于对财富的神秘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好奇心。“他们中确实有浪荡子弟,多是因为父辈早年创业艰辛,背井离乡,对孩子缺乏管教所致,但这绝对是少数。”   更多人的成长过程与一般同龄人无异。他们与本地普通孩子接受同样的教育,素质也与当地人没有太大差别。当然,精英型的人也在增多,随着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富二代”被父母早早送到海外接受良好的教育,回国后带回先进的经营理念,对家族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贾明军看来,愿嫁“富二代”是一个伪命题,愿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很大,“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女孩子也并不是真的嫁给了‘富二代’,她们也不会非要追求这样的结果,对她们来说,是选择潜力股还是现实股,期权还是现权,这都是因人而异的。”   一位媒体资深人士指出,如今的女大学生愿嫁“富二代”与上世纪80年代女青年偏爱高干子弟的心理极其类似,生活的压力与艰难使得这些女孩子认为,财富和权力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这恰恰体现了她们对未来的焦虑。 穿上水晶鞋,就是公主了吗   小唯横下一条心,让闺蜜在网上贴出自己的故事,真是到了一筹莫展的地步了。   小唯的“选择”是一个“富二代”,比她大一岁,帅气潇洒,桀骜不驯。   他们于2006年相识,小唯的甜美、聪明和才气,一下子抓住了“富二代”的心。两人经过热恋的甜蜜、磨合,然后一切归于平淡,但那时,“富二代”还是声称爱她的。只是,随着了解的加深,小唯发现,他的兴趣从来没有从女人转到过事业上,家族的生意一直靠父亲打理。   结婚,是在小唯一次忍无可忍的爆发下,他对父母最后通牒的妥协,同时,为了能拘住他那颗永远无法消停的心,他的父亲决定将小部分生意全权交由他打理。   婚礼在2009年举行,隆重而唯美,人人都嗟叹这对灰姑娘和白马王子的完美组合。   小唯曾是一个很上进的女孩,工作几年后,还开始做了一些自己的小生意,而这些他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   婚后没几天,新郎重蹈覆辙。他每天过得都非常“充实”,上开心网找那些妖娆的美眉,长达20页的好友名单全属此列;白天大部分时间泡在私人健身会所,他懂得要有一个好身体;夜晚,流连在银泰、双子、工体周边的夜店……   对他越来越明目张胆、堂而皇之的行为,她找过黑客拿到他所有的电脑资料,找过公安的朋友查到他所有的开房纪录。哭过,闹过,抓狂过,崩溃过,他收敛过,但又反复了,如此,两人永远在玩这样的游戏。   终于,她对他死心了。慢慢地,她放弃了追求,开始了享乐。   最初,每次刷卡都能抚平心里的不忿。渐渐地,这样的挥霍也没有了兴致……   最终,他们达成了一致,拟好了离婚协议,双方都已谈妥,并定了办理手续的日期。  

    0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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